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晚清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关于此次博览会的研究，学术界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在这次博览会中，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申报》所起的作用以及《申报》为什么给予此次博览会如此大力度的支持的问题，学术界的论述较少，本文试做探讨。
《申报》对南洋劝业会的报道特点
《申报》对南洋劝业会的报道特点是全面、丰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对劝业会报道的时间跨度长。南洋劝业会是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910年6月5日）在南京开幕的。而《申报》早在1910年1月3日“译论”中就开始为此次博览会宣传。当时翻译刊登了日本《太平洋》杂志的《论英德两国实业竞争之真相》一文。1月7日和9日，《申报》在“论说”一栏中刊登《劝业会与立宪》。文章将经济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作者认为：“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1910年1月7日）同天报纸报道了来参加南洋劝业会的物品要求火车减半价的事。南洋劝业会事物所开所仪式，3月9日的《申报》进行了报道。3月的《申报》还报道了南洋劝业会董事会禀报北京军机处，请求朝廷派“亲贵大臣”来参加开幕仪式一事。南洋劝业会原计划定于宣统二年四月初一（1910年5月9日）开幕，因运输不便，外省的参展物品还未完全到齐，故展期推迟。有意思的是，5月14日，《申报》刊登了一篇“论说”《论日英博览会与南洋劝业会》，文中提到，举行博览会有助于加强国际关系。6月3日，在南洋劝业会开幕前夕，《申报》刊登《预定南洋劝业会开幕秩序》，较详细地报道了开幕的预定过程，提请世人注意。6月5日，南洋劝业会开幕，《申报》除在“论说”一栏发表“南洋劝业会开幕贡言”外，还刊登了中国商业研究会的来稿《南洋劝业会开会祝辞》。随后几天的《申报》，相继报道了开幕时的盛大场面。6月10日，《申报》的报道是“开幕四志”。自6月11日起，《申报》在新闻中以《劝业会场之见闻录》为题，连续报道南洋博览会的展出情况。南洋劝业会举办了几个月，《申报》也基本上跟踪报道了几个月，而且在南洋劝业会结束后，《申报》还连篇累牍地刊登评论文章，总结这次博览会的得失。
2.几乎对南洋劝业会中所有展馆都有报道。这次会展，设计会场15处，另建有暨南馆供南洋华侨出品之陈列。设有三个参考馆供外国出品陈列，各省自建别馆14座，外加三个专门实业馆、三个特别文馆，总计有三十多处会场。（1910年7月31日）对此，《申报》都有报道。
3.细节问题也注意报道。7月10日的《申报》报道，为了进一步鼓励更多的人来参观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决定对入场券减价。所有门票均减少三分之一，以鼓动更多的人参观。劝业会期间，为方便顾客，修过一段轻轨，《申报》亦有刊载：“工程已于日前一律落成，异常安稳，二三日内即行售票搭客矣。”（1910年7月20日）劝业会举行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小火灾，不过有惊无险，《申报》提醒参展各方，火险重于泰山，一定要注意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7月29日《申报》报道，东京帝国大学农学系的三年级学生陶昌善，此次也归国参观，而且，他还打算以南洋劝业会为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
4.不仅对国内有关各方有报道，对国外参观团也同样报道周全。此次南洋劝业会，美、日两国都派出了一定规模的代表团来华观摩。较早来华的外国代表团是日本。《申报》4月23日的新闻中就报道了日本代表团方面由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率领，自马关出发，经满洲、北京、汉口等处，然后前赴南洋劝业会。5月30日，报道了日本实业观光团到达北京的消息。6月3日，代表团到达上海，上海报界设宴热情款待日人。美国代表团来华较迟。7月29日，《申报》报道，太平洋沿岸美国各商团预备来宁参观劝业会场。有意思的是，虽然美国代表团在南洋劝业会开展后一个多月才来，但是他们在中国受到的欢迎却远远超过日本代表团。这是因为一方面，甲午战争的影响在当时国民的心中还记忆犹新；另一方面，时人认为，中国能够禁烟，系美国首先发起。而且，美国率先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学生专用款。这些都赢得了国人的好感。当美国代表团远在日本横滨时，中国官方就派出电报局总办唐露园前往日本欢迎，并相陪到沪，还承诺美国代表团坐车免费。（1910年9月11日）9月16日，美国代表团抵沪。9月19日《申报》报道，中国报馆俱进会欢迎美国实业团。9月23日，美国代表团参观南洋劝业会。
时效性是新闻的重要特征之一。《申报》对南洋劝业会的报道是非常及时的。南洋劝业会1910年6月5日开幕，6月3日《申报》就刊登了劝业会的开幕秩序。当天，参加开幕仪式的人有四五千人，场面宏大。南洋劝业会的各大馆的开始展览并不是所有的展馆一齐开放的，而是有先有后。这一点，早在6月4日《申报》馆转发给其他报馆的公电中就有。公电称，劝业会计划先开教育、工艺、美术、农业、武备等六馆，过几天，再开通运、医药、参考、京畿等馆。而后是东三省、鄂湘、闽、豫、鲁、晋、甘、蜀、赣、皖及缎业等馆。以后，每到新馆开张，《申报》都尽可能地给以及时报道。由于中国当时交通不发达，边远地区的参展物品在开幕之后还在陆陆续续地朝南京运送，《申报》也都给予了及时的报道。
《申报》对南洋劝业会报道的影响和作用
《申报》对南洋劝业会的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劝业会的影响，深化了劝业会的举办效果，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劝业会的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功能。
《申报》在当时全国影响最大、销量最多，其销量达到3万多份。而且在如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还驻有分办事处。众所周知，南洋劝业会举办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时人展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让人们互相比较，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落后，好奋起直追。南洋劝业会是发生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事，不说时人读了《申报》就可以了解展览的情景，即使今天的人们读了《申报》的报道，也犹如身临其境。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南京人参观方便，可外地的人不一定人人都能参观，但是，一张《申报》却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申报》在当时的售价是“大洋两分”，只要能识字的，稍微有一点经济基础的，应该都买得起《申报》。
清朝末年兴起的阅报、讲报活动也为南洋劝业会宣传提供了园地。时人已经认识到，“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若阅报”。更为主要的是，1906年清政府在《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中，将组织阅报所、宣讲白话新闻作为任务之一。据统计，当时的阅报所大约有二百二十多家，以京师为中心，向周边散射。清朝末年的阅报讲报活动是“轰轰烈烈”，“阅报者联肩而至”，“往来之农工商贾，听讲者颇不乏人，观其唤立旁听，大有阅所未闻之状”，“下流社会已渐开通”。报纸具有自身的传播特性。一方面，是传播者社会身份的上升，另一方面是受传者层面的深入和扩大。二者以数量庞大的报刊为联结体，通过纵横交错的传播方式，把传播者和各个层面的受传者连接起来，增强了传播的效果和功能。（ 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7月，第24——31页） 笔者虽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当时的阅报讲报活动一定会用《申报》，但《申报》作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很难想像如此多的阅报、讲报所能不讲《申报》。
正所谓是“至关闾阎行事制器，或远隔重洋，或另在他国，信函相商，多劳往返，一登新闻纸内，则千里如同面谈”。（《申报》1873年7月20日） 南洋劝业会的主办方知道报纸的巨大宣传作用，因此，自始至终都欢迎媒体参与。6月6日，《申报》电文报道，南洋劝业会开幕之日，上海报界出席致祝，包括日本东京各报也“咸表祝意”。电文中还提到《申报》馆转发给上海其他报馆的南洋劝业会展出的秩序。南洋劝业会开展3个月后，即1910年9月7日，全国报业代表数十人在南京劝业会召开“俱进大会”，该会由“劝业会诸公发起”。会上有人提到，“报纸与国民教育之关系及其对报界希望甚具”，以前，报纸离社会太远，从此以后报纸应当与“国民接触，尤宜与实业团接触”。（同上，1910年9月7日） 会上，劝业会事务所非常感谢各大报纸“扶助劝业会之盛意”，以后，与会各报还要继续“维持鼓吹之责”。根据《申报》报道，当时参加俱进会的报馆有：时报馆、神州报馆、中外日报馆、申报馆、北京日报馆、中国报、帝国日报、劝业日报（福建）等一共四十多家。还有粤报公会和香港的各大报馆因有事未到，但发来电文，委托代表表示支持。由此可见，南洋劝业会通过报纸的大力宣传，尽量扩大此次会展的影响，达到了深化展出的效果。
南洋劝业会举办期间，参观者达到20万人，如果加上阅报讲报活动的宣传以及《申报》当时的销售面，说《申报》扩大了劝业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劝业会的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功能是不为过的。
《申报》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观察此次劝业会，更能总结得失，查漏补缺，扬长避短。
中国有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主办劝业会的诸公，无论怎么看待此次活动，都跳不出当局者的圈子。而作为《申报》就不一样了，它可以在局外尽量评头论足，给这次劝业会的评价提供一个不同的思维视角，这是毫无疑问的。
南洋劝业会接近尾声时，《申报》记者“醒”在1910年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2日、11月13日连续刊登论说文：《对于南洋劝业会之评论》。作者充分肯定这次会展的成就，“此会之开，大可惊动全国人民之观感而触发实业界诸君子”。作者认为，展出令人印象最深的当是刺绣、雕刻、书画等。作者还直言不讳地批评此次展出，“一望而知，我国尚未脱昔日闭关之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产多而人造少”，“供装饰无关实用者为多”。这是两个最大的弊病。具体说来，教育馆、工艺馆、美术馆“稍有可观”，水族观、武备馆“尚不十分竭蹶”，机械馆有一些北洋、上海、通州各局制造的小机器陈列。但是，通运馆则“空屋一所，陈列之屋寥寥数种。甚至帆船、小车亦备一格。竭蹶之状，昭然难掩”。“视近世界之大势论之，所谓实业者若以其有关国家财政人民生计者而言则以工艺为最要。而工艺之所藉以发达者，惟恃机械。则操源立论欲兴工艺又以多制机械为前提”。（《申报》，1910年11月7日） 作者意思是，通过这次展出可以知道，我国的生产资料的制造还很落后。展出中，精美的是一些装饰物品，中看不中用，而真正反映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机械制造业的东西却很少，即使有，也多是仿制品。此言不虚。即使有一些小新东西还是北洋生产的。至于各省的展览馆，除了“直隶、湖北、广东、浙江”还有些可观之物外，像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馆，“非特人造之物不多见，即天产者亦寥寥”。（同上，11月8日） 广东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但广东的东西也只是“颇多仿造之洋货”，自主开发的很少。即使是仿造，也多一些草帽这样的轻工产品。这是近一个世纪之前《申报》记者的看法，今天读来，也未尝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这正是报纸媒体参与其中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申报》的舆论导向，更能引起时人对实业的重视。
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观是“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工商位列于后，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申报》对劝业会大力报道的本身就说明时代变了，从事工商的人开始受到重视了。他们不再是四民之末，而是操着事关国计民生的人。对于商人不再是一贬再贬，对于工人，也不再是匠人，而是“大美术家”。《申报》曾经报道了湖南有一个“大实业家”展出的刺绣品。本来，刺绣是京苏广的特长，但在湖南在这方面实力也很强。因为十多年前，湖南一个叫关彩霞的，她的母亲成了寡妇后，派女儿和儿媳妇跟着一个苏州人学刺绣，“尽得其法”。学成归来，又把这些技术传授给亲戚朋友的子女。这是湖南人开始学习刺绣的时候。因为她们严格要求，再加上这些人家教极严，故教出的弟子人人出色。于是，就设了个“彩霞绣肆”，扩大规模，“又聘能图书画算者使各尽其长”。这样，刺绣日益进步，“湘绣之名噪于天下”，“竟有一日千里之势，最近统计，已达70人”。（1910年8月1日） 在近一百年前，拥有一个70人的小工厂，在今天看来，规模也算不小。因为中国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雇工超过8人，即可称之为私营企业，更何况当时了！
7月31日的《申报》报道了一位“大美术家”余沈寿女士的作品。余女士是清朝农工商部绣工科总教习，她当时绣了一幅意大利皇太后的一幅肖像，“俨然如生，最是惊人者其虚实浓淡处全用疏密刺绣法旋转而成，非绣后用笔描染者可比。故淡处不浮、浓处不滞”。这幅画，余女士花费了8个月的时间。据时人估价，值三千英镑。如果这次没有人购买，“明年将赴意国赛会”。（1910年7月31日） 此处流露出的商业意识、广告意识丝毫不亚于今天。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茅盾、叶圣陶三位名人，当年也参观过南洋劝业会。鲁迅当年29岁，在绍兴中学任监学，茅盾和叶圣陶分别是14岁和16岁，两人还是中学生。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提到，“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灯泡连串做成的。”茅盾在南京参观了三天半，受到很大的启发。临走，他还买了几个雨花石，送给母亲作为纪念。叶圣陶1934年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也提到他中学时期去参观南洋劝业会的事。（崔石岗：《鲁迅、茅盾、叶圣陶参观南洋劝业会》，《钟山风雨》，2003年第1期，第53——54页） 可见南洋劝业会在他们心目中印象之深。
《申报》支持南洋劝业会原因的一点透视
张友渔认为：“任何报纸的背后，都站着支配它的某一阶级，虽然有人说报纸要创造超阶级的批评和要求之模型的，但是不过限于和阶级利益没有冲突的时候，如果牵涉到阶级利害，报纸便不能不为它所属的阶级打算，而且经营报纸的人们本身不能跳出阶级关系之外。那么，他们所经营的报纸自亦不能不在有意无意之中显示着阶级的色彩。”（张友渔：《报人生涯三十年》，重庆出版社，转引自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申报》是由英国人安纳斯脱·美查（E·Mayor）创立的。美查兄弟两人来华，做生意亏了本，于是想改行准备办报纸。1872年4月，安纳斯脱·美查及其友人伍特华等人开始合伙办起了《申报》。因此，《申报》一开始就带有商业气息。从《申报》的创刊号来看，它的第七章内容是“广告”，第八章内容是“行情及船期”，创刊号中有不少与商业有关系的内容，而且所占的版面还比较大。后来，《申报》在“论本馆作报本意”中提到：“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本报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业所开者也。”（1875年10月11日） 虽然后来《申报》被美查转让给席子佩，但其办报的宗旨基本未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1910年的报纸的具体版面编排内容。笔者随机抽取了1910年1月1日和1910年11月1日的报纸编排，通过比较可以看出：1910年1月1日共36版，其中广告有20版，占当天《申报》的55.5％左右。11月1日的《申报》32版，广告有19版，占当天《申报》的59％左右。随机抽查的两份报纸，广告的内容都超过50％以上。可见，广告在《申报》的版面中的比重之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报纸如邸报是从来不登广告的，利用报刊等商业广告完全出于大规模的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也是中国报纸“近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标志之一。鸦片战争以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在外国人主办的报刊上随即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广告。《申报》的广告在整个报纸的篇幅中所占的比重，由70年代的1／3左右逐渐递增到1／2左右。广告费的收入在报纸的总收入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通过广告，也加大了企业对这些报纸的影响和控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使报纸的宣传更加注意维护企业的现实利益，更好地为它们鼓吹，充当它们的喉舌。（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8页） “到18世纪中叶，广告开始成为报纸收入的重要来源，但19世纪末期以前，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订户，19世纪以后，广告开始成为报纸收入的主要内容”，而且，“广告是商界给予私人报纸强有力的支持的一种途径”。（［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转引自朱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第377页） 既然如此，《申报》给予南洋劝业会的大力支持就可想而知了，报纸要生存，必然要有利润，而报纸的利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所有的订户，另一方面是广告的收入。广告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工商人士。那么，由工商界发起组织的南洋劝业会，《申报》自然是要给予大力支持的了。
换言之，经济利益的驱动，是《申报》支持南洋劝业会的主要内在原因。博览会和报纸的结合，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一拍即合。对于博览会来讲，中国近代的博览会都具有一定的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功能，尽管这种功能在近代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如社会负面意义上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官本位等结构特征而受到限制，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98页） 报纸的参与则使博览会的这种功能进一步放大。劝业会通过报纸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次活动，扩大了活动的影响，深化了举办的效果，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其实，博览会自己就办有报纸作为宣传工具。当年《东方杂志》的记者去采访南洋劝业会的有关情况时，恰逢博览会的编纂科科长彭君渊，他们了解到，当时博览会有“旬报”出版，有什么新闻，“均须藉通告旬报发表，以资鼓励”，而且“已发行通告三期，旬报四期”。（ 《东方杂志》第七年第二期）
博览会开幕之日，坐办陈兰薰在报告中提到，举办博览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补助社会教育”（同上，第六年第三期），进而“振兴实业，开通民智”（同上第四期）。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到博览会的情况，明白工商业的重要。报纸的舆论宣传作用恰好满足了博览会的这一需要。
总之，对于报纸来说，它要生存，必然要注重经济利益，必然要重视工商界的活动，那么对于像博览会这样的规模宏大的工商界盛会，报纸理所当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博览会本身就具有一定新闻报道价值也是报纸给予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见，流布四方。”（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79页） 另一方面，报纸通过对该活动的理性评价，提醒工商界人士认识到当时我国经济的长短优劣，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报纸本身的媒介特点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博览会的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功能。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