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留学大潮的不断涌起，对中国现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其英文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作为了解和研究容闳的最基本的第一手的史料，也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一些研究者开始将其翻译成中文，不同的译本也相继问世。目前，国内共有5种版本，优劣相见，各有特色，本文即对这5种译本略加比较分析。
一、容闳的英文自传和5种中译本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市）人，自称“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①。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与“西学东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西学东渐”，他穷其一生，全神贯注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②，至死不息。他积极推动、促成了1872年清代官派留学的开始，从而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公派留学的先河。同时他又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爱国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他无论是在留美回国后，还是被迫定居美国，其一生都在为改造旧中国，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奔走。他生前流传世间的文字，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没有结集出版的，例如刊载于戊戌时期梁启超主编《时务报》上有关银行、铁路的章程和条陈；美国康涅狄格州图书馆收藏的《1902年日记》英文手稿；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部分中英文手稿；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有关他的文字，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布思文书》中所存有关信函；二是其唯一的英文回忆录。这个回忆录他从1901年前后开始断断续续写，于1909年写成，并于同年11月，由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出版发行，题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包括自序、正文及附录美国友人吐依曲尔（一译杜吉尔）牧师的讲演词三部分组成。
该回忆录从他出生一直写到1902年为止，还有10年没有写进去。容闳在书中回忆了其70余年的生活与追求：先是童年的生活和学习，后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博士赴美留学8年，学成后毅然回国，为实现其教育救国计划游说曾国藩等朝廷大臣，历时18年最终促成清政府官派出美。这不仅成为容闳一生中最辉煌的业绩，也是后人至今念念不忘的事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于1881年被迫中止。其后容闳不改初衷，继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晚清的改革献言献策，提出修筑天津镇江铁路、建立国家银行等等，均无结果。但是，他并不气馁，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参与晚清的改革，与当时维新派保持密切的联系。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遭到通缉，不得不逃亡香港、台湾等地。本书至此戛然而止，这些即为容闳英文版回忆录的基本内容。实际上，他的爱国活动并没有停止，只不过由于他当时从事的反清活动不能公开，未能在回忆录中写出罢了。事实上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关注中国的时局，盼望中国能够尽快地独立富强。
从上个世纪早期，就有研究者开始翻译其英文自传；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相继出现了各种中文译本。目前，国内共有5种译本，它们分别是：
（1）1915年，由徐凤石、恽铁樵合译（节译）的《西学东渐记——容纯甫先生自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以下简称为1915年版；
（2）1981年，由著名学者、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钟叔河等人根据1915年版和英文原本修订重版，并补上自序及附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由湖南岳麓书社根据各种已刊本加以校订，并新编人名索引和译名简释后重订再版，仍用《西学东渐记》为书名，并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以下简称1985年版；
（3）1991年，由王蓁根据英文版，用白话文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取名《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以下称1991年版；
（4）1998年，由沈潜、杨增麟根据1915年版，附上译注重新出版，取名《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西学东渐记》，此书收入醒狮丛书，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1998年版；
（5）2003年，由石霓博士根据英文版，重新用白话文翻译此书，并取名《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由百家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2003年版。
从以上五种版本的译者情况来看，呈现出由新闻工作者向学者化、专家化转移的趋势。《西学东渐记》最初的译者徐风石、恽铁樵是上海《小说月报》的主编，与后来的译者的身份、职业都有所不同，钟叔河、沈潜等都是国内有影响的学者，而石霓博士则是学有专攻的容闳专家。明白五种译本的译者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比较这五个不同版本的特色。
二、中译本的比较
（一）文体方面
根据中文版本文体的不同，容闳的英文回忆录可分为文言文体和白话文体两类：
1、文言文版本
采用文言文的有3种版本，分别是（1）1915年版；（2）1985年版；（3）1998年版。其中1915年版本是中文版中最早的版本，也是最早的文言版本。但严格地说，它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晚清以前的文言文，而是梁启超开创的当时风行的“新民体”。由于它是第一个中译本，后来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它版本特别是1985年版和1998年版的蓝本。
1985年版在1915年版的基础上，对照英文本进行一些校订增补的工作，做到了史料的完整和真实，为其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以后的研究者多参考此版本进行学术研究。
1998年版则着眼于研究者的需要，对文中生疏的地名和人物加以注释，并对原文的一些错误进行改正。因此，可以说，1915年版是以后文言文版本的“鼻祖”，而其后两种文言版本则是1915年版本的修订和再注释。
2、白话文版本
容闳英文回忆录的白话文中文译本有2种，分别是（1）1991年版；（2）2003年版。
1991年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而成的第一本白话文版本，基本保持原貌，略显简单，可供初学者和一般对容闳生平事迹感兴趣的人阅读。相比较而言，2003年版本则是一本研究性的译著，作者不仅对原文进行了丰富而完备的翻译，而且加上了详细的注释和长篇附注，从而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背景史料。
至于文言文译本和白话文译本，谁优谁劣，目前似乎还未见到多少评论。笔者的看法是：文言的特点是简洁，白话文的特点在于通俗易懂。研究者可根据需要，或选择文言文版本或白话文版本，最好是把各种版本结合起来看。
（二）译文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衡量译文的价值其首要因素在于译文的准确与真实，从5个中文译本来看，基本上都忠实于原著，而且翻译水平在不断提高，对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容闳都很有帮助。
1915年版本由于是初译，译文比较简单，注释也比较少，对原著的差错之处仅略加说明，显得有点粗，而且该版本删去了容闳的自序及附录，显得不够完整。但是从总体上看，仍反映了容闳回忆录的基本内容。有些不足，不应苛求。
其后的各种版本，随着对容闳的了解不断加深和研究的深入，对原文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对原文因为记忆而导致的失实的纠正也比初译本多。
1985年版本比1915年版本有了较大的进步，它本着保持原貌的原则，不仅据1915年版本重点校勘修补，而且根据英文版补全自序及附录，从而完整地再现了原著的内容，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原著的史料价值。同时1985年版本还在1915年版本的基础上校勘补缺，对原文一些失实之处加以修订。例如容闳与曾国藩第一次相见时，曾国藩非花甲而实为52岁③；此线路为江南而非湖南④。又如1915年版在第17章中提到“丁抚旋荐陈兰彬于予，谓将来可副予为中国留学生监督”，这是不符合原文的，应为“决定由丁抚举荐陈兰彬，与予共同负责留学事务”⑤。因而，1985年版本比1915年版本更为准确。
1998年版本侧重注释难懂之处，在前两个版本的基本上进一步完善了注释，还在每一章节之后加上译注，对1915年版本的费解之处如地点、人物以及其它错误也予以纠正。
1991年白话文版本，译文简单，较为通顺，该版本补充了原文失实的一些地方，如第六章中，叶名琛升任两广总督的时间为1852年而非1854年⑥；文祥于1876年去世而非在离职居丧3个月后⑦；崇厚当时为北洋通商大臣而非直隶总督，并且从未担任过驻俄大臣⑧；曾国藩死时享年为61岁而非71岁⑨；容闳于1900年9月1日与孙中山同轮离沪，并非1899年⑩。
2003年白话文版本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对译文的注释甚为翔实，对文中错误之处则进一步补充说明。它是所有版本中注释最为详细的中译本，注释非常详细，不仅把以前版本中指出的原文及其后译文中的不失之处一一指出，而且新增加了注释，例如对第五章“我的大学生活，假如我愿意签订誓约，保证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这句话，译者特别加了这样一个注释：“1851年6月1日耶鲁大学基督教教堂记录‘容闳来信承认’（Wing admitted on letter），可为其入耶鲁大学以前曾受洗礼的文证；又据杜吉尔牧师1878年的演说，说容闳在孟松城读书时皈依基督教，这进一步证实容闳在入耶鲁大学之前即为已基督教教徒。”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三）特色与价值
由于译者的时代不同、职业不同、风格不同，5种中译本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同时又表现了共同的价值。
1915年版本，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拘泥于硬译，根据容闳的经历和贡献，创造性地把本应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译为《西学东渐记》，并且为中国的研究者和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其次它是最早的译本，也是最早的文言译本，此后的各种译本特别是文言译本，皆以它为蓝本。因此，可以说，1915年译本奠定了以后各种译本的基础，其首译之功必须充分肯定。
1985年版的特色与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完整与提高，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版发行，顺应了当时的研究形势，而1915年的译本在一般的图书馆已经很难见到，因此，它的传播范围相当广泛，事实上成为新时期研究容闳和《西学东渐记》的重要根据。在此意义上，它对推动新时期的容闳研究乃至整个留学生群体和留学运动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1年版本则本着通俗易懂的原则，直白地进行翻译，基本反映原文的大体内容，为阅读文言比较困难的青年读者提供了方便。由于它是英文版的第一个白话文中译本，因此它在文体的翻译上也有首创之功。
概括地说，前面三种版本的主要特点就是翻译，主要是根据原著和当时的时代所需，尽可能客观地通过不同文体的转换，以反映原著的内容和史料原貌，并加上适当的注释，再现历史人物的心理和社会活动。与前三种译本比较，后面的两个译本不仅在客观的文体的转换方面有所提高，还体现了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特点，特别是在研究性翻译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8年版本的特点有三点：
第一，该书在原文基础上，于每一章节必要处加上注释，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大意。例如第十三章《与曾文正之谈话》结尾就加了10个注释，不仅有对一般名词的解释，如“尺素”解释为指“书信”，还有对事实的辩误，如注释“（7）文正已年逾花甲——曾国藩生于1881年，1863年当为52岁。原文有误。”
第二，在译文前，作者根据对容闳及其《西学东渐记》的研究，特别加写了长达64页的《容闳与〈西学东渐记〉》论文，对容闳的生平、思想、《西学东渐记》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进行深入剖析，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容闳和《西学东渐记》的了解，对以后的研究者也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三，在译文之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国内外学术界对容闳及〈西学东渐记〉的研究综述》和〈《西学东渐记》出版后主要研究著作、论文举要〉，因而，这与第二点结合，就具备了容闳和《西学东渐记》研究时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2003年版本更有其鲜明的与众不同之处。
首先，区别以往任何一种译本的最大特点是译者投入了特殊的感情，也就是说与以往的译者不同的是，译者不仅是学有专攻的容闳研究者，而且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对容闳领悟得很深，而且产生了感情的研究者。从该译本的前言和其专著《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我们可以感觉到石霓无论是在撰写研究容闳的论著，还是在翻译《西学东渐记》时，都在为容闳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为他的经历和结局而感叹。因此，石霓博士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莫名的哀叹，对这种哀叹我理解为不仅是对容闳个人的哀叹，也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曲折历史的哀叹。所以，译文虽然不是原著，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可以感觉到译者一种特殊的感动、激动和哀叹之情。
第二，本书最出色的地方，即在于译者在每章译文之后加了附注。对此译者在本书前言中已经提及，说明本书的附注尤其是第16-19章“虽说是注释，但已有评注的倾向”（11）。由于译者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非常熟悉，特别是译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和严谨的学风，因此译者所加的附注非常详细丰富，其容量之大远远超过一般的注释和说明，例如在十七章译为之后就加了七个附注，其中第三个附注从该书第186页—197页，长达8000余字。因此，能够使读者对容闳和他所从事的事业了然于胸。
第三，本文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全书之后译者增加了五个附录，它们是1.《容观察闳请创办银行章程》、2.《容观察闳铁路条陈和津镇铁路条陈》、3.《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追忆——容揆·麻州春田耶鲁大学84届毕业生致Mary E.L.Burnham》、4.《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容尚谦（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non And Its Influence–By Yung Shang Him）、5.《生平大事件表》。正如译者所说这些附录“可作为容闳自述的补充内容”（12）对于加深对容闳理解、了解有极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以上的各种中译本，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或侧重史料或侧重研究或两者并重，并且在总体水平上呈现出上升、提高的趋势，从译者的构成上看，呈现出向学者化、专家化发展的趋势。它不仅表明中国人对容闳的了解和肯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到位，也反映了中国人在整体上对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认识水平的提高。在此意义上，容闳《西学东渐记》的不同译本和出版，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和走向世界的心灵历程。
注释：
①②③④⑤容闳：《西学东渐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1页，第62页，第109页，第154页，第126页。
⑥⑦⑧⑨⑩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蓁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4页，第99页，第101页，第105页，第136页。
（11）（12）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