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蒋囚胡于南京，由此引发国民党内的再次分裂。胡汉民旧属、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联合一致，并带动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在广州开府，成立“非常会议”，形成新一轮的宁粤对峙局面。后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宁粤双方被迫妥协。通过上海议和，双方决定：蒋介石下野，各自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再在南京召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期间，粤方又因内部矛盾，导致汪派自粤方分裂，并独自在上海召开另一个四全大会。此后一中全会虽然顺利在南京举行，并最终迫使蒋氏下野。但新上任的孙科内阁面对当时的内忧外患，不但得不到蒋氏的支持，而且还遭到原来共同反蒋各派的不满和抵制。此时，尽管蒋氏暂时交出政权，但蒋、汪、胡三人仍分别控制原有政治势力，孙科内阁根本无法处理党内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从而为蒋汪合流创造了条件，并最终形成蒋汪联合执政的新局面。此后国民党基本确立了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本文试图重新梳理自国民党四全大会后至蒋汪合流期间，国民党内的权力重组。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初，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和重组。
粤方四全大会闭幕后，宁粤对峙期间成立的“非常会议”自当取消。但蒋介石并未实践下野的诺言。12月5日，就在粤方四全大会闭幕当天，粤方历届及新选中央执监委员举行临时联席会议，“议决鱼（6）日结束非常会议，虞（7）日改组中央党部。”“在蒋未实行下野解除兵权以前，仍照常行使职权。”粤方同时决定选派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四人赴上海，同宁方接洽四届一中全会事宜，并致电在上海的汪精卫表示：“联席会议决定暂仍在粤成立中央党部。俟蒋中正实行下野解除兵柄，我方始北上，参加第四届中委第一次会议。”[1]
12月10日，孙科等人到沪，会同汪精卫、邹鲁同宁方代表陈铭枢会商。孙科明确表示召开一中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如蒋不下野，粤方中委不能赴京开会。陈铭枢当即表示：“蒋可牺牲地位，只求中枢负责有人，随时均可辞职。希望双方议定一过渡办法，俾蒋下野后，中央有人继续负责。”随后，双方商定代理人选必须为“粤方所同意者”。[2]
13日，粤方接孙科等电告后，开会讨论，决议两点：“（一）蒋下野后仍予以自新机会；（二）下野电到，各委即北上。”粤方并同在自南京获释后赴香港养病的胡汉民商妥，对双方拟议林森代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均不反对。[3]
此前一日，蒋介石同宁方要员商讨进退问题时，李石曾、吴稚晖、戴季陶、吴铁城等都不主张蒋下野，何应钦、陈铭枢则希望蒋尽快下野。蒋无奈地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此时救国，惟有余不退之一法，而欲余不退，唯有改为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皆受军事之支配，而听命余一人，则国始能救。否则，如现在情形，群言庞杂，筑室道谋，不许余主持一切，彼此互相牵制……利用领袖为傀儡，则国必愈乱而身败名裂，个人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救国于万一也。[4]
但蒋介石深知此时欲“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根本不可能的，自己如再不下野，一中全会万难召开。特别是自胡汉民南下后，粤方态度更转强硬。胡氏在一封密函中写道：“门与门系为中国致命一大毒疮，能请西医割去，是一治法，否则用中医拔毒（什么内托外消）、打消方剂，亦或见效。除却二者便无是处也。”[5]函中的“门”是指蒋介石，取自《水浒》中“武松醉打蒋门神”之义。从这封信中不难读出胡氏倒蒋的决心。为逼迫蒋氏下野，李烈钧也一度向粤方提议：“一，北方应再起倒蒋；二，须有组织；三，胡、阎须有联络。”[6]为此，胡汉民积极同北方联络，密电冯玉祥表示：“和平统一，改组政府，乃以下野为先决条件，既不践约，则一切当无从解决。”并“盼随时电示”。[7]冯氏对粤方的提议“极佩服之”[8]，并复电胡汉民表示：
和平统一之障碍不除，则健全政府永难实现。先生及粤中诸贤达主张正大，举国仰赖……弟虽不敏，当追随努力也。现华北各方鉴于蒋之种种乖谬，凛于外交之紧急，当从新团结，以安内而攘外，现正致力于此。[9]
冯玉祥在日记中还一度总结了以往反蒋运动的经验教训共16条，深感今后应注意：“使倒蒋派不分裂”，“须有我们的打算，不可盲目跟人家跑”，“对有实力者，有人望者，须发生密切关系”。[10]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12月15日，蒋介石致函中常会，略谓：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之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约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5）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中正……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另行选任贤能接替，以维团结而挽危亡。[11]
同日，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批准蒋介石辞职，并决定以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12]于是，粤方要求悉如愿以偿。
蒋介石在向中常会辞职前两小时，特意在行政院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分别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13]蒋介石此举，实际是为自己捲土重来，预先做好布置，其中多数省政府主席是军人，也是为了对抗粤方企图削弱蒋氏军权。
蒋介石辞职后，18日粤方中委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赴京。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大会召开前，因粤方不承认汪派在沪所选的十名中央委员资格，一度出现较大分歧。为此汪精卫曾信誓旦旦地表示：
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14]
对于汪精卫同粤方的分歧，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并极力拉汪。1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谈话会，谈及沪选十名中委问题时，因有蒋的支持，“故多数主张加以容纳，以免留一不良之因”。当晚，蒋介石邀宴到京的中委，特意将汪派十名中委邀请与宴，以暗示他事实上承认汪派中委的资格。[15]而汪精卫则借口糖尿病重，留在上海医院治疗，静候佳音。22日，蒋介石出席一中全会开幕式后，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能拆阅也。”[16]表面上蒋介石做出一副解甲归田的姿态；实际上却加紧了联汪制粤的步伐。蒋在离京前，特意召见汪派骨干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三人谈话，“大意谓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一得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请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17]
蒋介石启程返奉化后，同日一中全会讨论汪派中委资格时，“争论颇烈，石瑛主张应予出席，石青阳反对，吴敬恒、林森、褚民谊等愿让出中委缺为沪委依次递补。”[18]最后，由主席团提出折衷方案，沪选十名中委除张发奎由粤方同时选为中委外，其余九人全部承认，另增加中委名额九人，京方得五名，粤方得四名。中委名额由160人增至178人。[19]随后会议才得以继续进行。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全会依据该案修正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完全推翻了同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蒋介石拥有的一系列特权。比较半年内二次修正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异同：[20]
1931年6月通过
1931年12月通过
国民政府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
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主席不得兼其他官职。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无明确期限。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
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
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各院设正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主席依法署名行之。
国民政府所有命令处分以及关于军事动员之命令由主席署名行之，但须经关系院院长部长副署始生效力。
行政院各部、委员长之人选，由行政院院长推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由国民政府分别任免。
行政院各部长、委员长之人选由院长提请国府主席依法任免。
立法、监察两院委员由院长提出人选，由国府主席提请国府依法任免。
立法、监察两院委员由院长提请国府主席依法任免。
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会前胡汉民曾致电孙科、邹鲁等人表示：“主席一职应力持年高德劭之议，惟如此始免武力独裁，非仅为目前也；行政院长汪、孙二兄任属一人，弟均赞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为两兄之助，庶裨于党国。”[21]
而此时汪精卫已同蒋介石暗中联络成功，他相信蒋介石下野只是暂时问题，自然不愿在粤方逼蒋下野的时候出掌行政院，因此称病滞留上海。胡汉民、蒋介石也都不在南京，行政院长一职就非孙科莫属了。难怪邵元冲在日记中写道：“《中央政制改革案》其第一条所称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以年满六十岁充任之，标准完全为对介石而设；其第三条规定之行政院院长，等于责任内阁之国务总理，则为对哲生而设。”[22]
当时南京有人表示蒋介石愿专任监察院长，“但是广东方面没有同意”。[23]孙科等人还提议请胡汉民继续担任立法院长，胡立即致电孙科、伍朝枢、李文范婉辞立法院长，并对“政治分配”提出如下意见：
院部以粤人愈少愈好。而以弟复立法院亦有三不可：一、病躯不能任事；二、若弟入宁则违于分工合作之义；三、五院多半粤人，实示人以不广。故不如推觉生（居正）兄或慧生（谢持）兄，而海滨（邹鲁）副之。至于监察仍以于（右任）为宜，若某（指蒋介石）为之，则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不如易以考试，望注意。[24]
蒋介石自然不愿担当有名无权的考试院长。四届一中全会最后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25]，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全会并选任蒋介石、汪兆铭、胡汉民等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26]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但这并没有彻底撼动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叶楚伧兼秘书长。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中，原设有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当时称政治委员会，做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决策及指导机关，第二届中执会扩大了它的职权，并于1926年7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分裂时，武汉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继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1929年5月，第三届中执会制定《政治会议条例》，从此“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27]，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28]
为了进一步消弱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了新的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29]从此，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12月29日，四届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居正主席，孙科致闭幕词，于右任宣读大会宣言。冯玉祥和李济深亦先后发表演说。冯在演讲中讲道：“胡先生是总理信徒、政治大家……应请……来京。玉祥自己是混帐，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徐结金兰时，谓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李氏演讲中亦有“本人以为今后要救党国，第一要把公心拿出来。……如国家财政困难，不好的军队自然应裁，不应如前年编遣，自己军队非保存不可，如此不公心，国家无办法。第二要诚，为可各怀鬼胎，以为对人总有办法。如蒋先生到奉化去，留下军队有何布置，此皆可怀疑。以前之自相残杀，即是不诚。各自防备之结果。”[30]整个会议气氛就是强调“精诚团结”。当天下午召开第一次中政会，通过行政院院长孙科提出的新内阁名单。[31]
所谓“统一合作”政府，正式成立。
二短命的孙科内阁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汪、胡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他们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至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1932年元旦，刚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举行就职典礼，却是一派凄凉景象，“到者寥寥，本定九时行礼，乃迟至十二时半始得举行。”对此，新任国府委员邵元冲感慨道：“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32]蒋作宾也慨叹：“政府新而气象不新。”[33]
孙科政府既组成，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汤山被扣释出未久，积忿未泄，正欲抓住陈济棠以反蒋，胡亦无意于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难合，蒋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时仅陈铭枢愿以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作哲生之后盾，力挽哲生出面组阁。故哲生赴南京之际，形势极为不佳。”[34]尽管蒋宣布下野，但蒋对于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牢牢在握，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蒋对孙科此次协助胡汉民逼自己下野而获掌行政院，自然深感不满，耿耿于怀，曾在日记中写道：“与铁城谈哲生不肖。总理一生历史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追念总理，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35]蒋抱着这种心态，当然谈不上真心同孙科合作；相反，倒是有意给孙科设置种种障碍，准备看他无法维持下去而自行倒台。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辞职后的第六天（1931年12月21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即向行政院递送辞呈，称：“对财政部事务，声明维持至22日止，请政府另简贤能继任。”[36]宋子文辞职前还故意将所欠各军队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2000万元。[37]同时，在蒋、宋的暗中支持下，“财政全体简任人员十七人，二十三日提总辞职，全体科长二十余人亦总辞职，二十四日各署长已不到署办公，并未因事务官之故依然工作。张寿镛亦辞财次，铁道部长连声海则请长假。此外次要人员，莫不纷纷辞职，不等有人接替即不到部办公，实开‘革命政府’中未有之先例。”[38]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宋子文辞职后，孙科本意由孔祥熙出任财长。孔氏原本也有此意，但他静观事态后，深知如无蒋氏的支持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据此时已“随孙办事”的简又文回忆：
孔祥熙初欲任财长，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与孙科表示，即蒙答应。但就职之日清晨孔夫人又来英文专函，声言孔不干，此余在孙公馆所亲见者。孙氏急切难以物色适当人选，乃临时以铁道部次长黄汉梁署理。黄辞，自知不胜任，甚至痛哭陈辞。迨迫于无奈勉强就职。后只筹得少数现金，杯水车薪，不能维持下去。[39]
此时，原本在同一战壕的胡汉民，对孙科政权也并不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借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
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40]
胡汉民此时的愿望，就是希望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就在孙科政府成立的当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通电表示：“统一政府经本日成立于南京，本会及本政府，谨践前言，同日取消。”同时宣告“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41]
胡汉民此举，对新成立的孙科政权根本不是支持，“纵非变相独立，亦即形同割据”[42]，自然引起孙的不满。1月7日，南京中常会讨论粤方三机构问题时，明确表示：“应停止设立。”汪精卫此时正加紧同蒋介石联络合作，同样不愿粤方另组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机构，特派曾仲鸣赴粤，“请陈济棠取消三机关”。[43]孙科、汪精卫还致电萧佛成、邓泽如指责“粤设三机关，无异对于统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国又成分割局面。”但萧坚持称：“三机关为适应环境而设，不因汪孙反对而中止。”[44]
1月16日，萧佛成、林翼中、陈融、张惠长等粤方骨干赴港同胡汉民“密议三机关问题”，“商定结果，胡决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变更。”[45]然而支持孙科的粤方海、空军将领，在孙的授意下，第二天由张惠长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今后空军将领“誓不参加任何内战，再不为任何个人之工具”。同时海、空军方面还声称：“海、空军权应归中央，听命中央改组两总部。”以示不愿接受西南军事分会控制。[46]
19日，陈济棠、萧佛成等人被迫通电全国，表示：“军事分会，因中央未设军委会，故遵中央意旨，暂不成立。”但仍坚持遵照四全大会决议案，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在广州宴请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诚拥护新政府”，并表示以上两机关“纯处监督地位，无割据意”。[47]至此，粤方拟议组织同南京相抗衡的军事机关——军事分会，在孙科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的合作，又寻不到胡的支持，“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48]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便不得不又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
1月5日，孙科向新闻界谈大政近状时，无可奈何地表示：此次国府组织法修改后，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院由从前对国府主席负责，改为对中政会负责。在此制度下，中央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凡对内对外施政方针，必经讨论决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会“负最高指导责任”的三常委蒋、汪、胡均不在京，行政院更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为此，他向新闻界呼吁：扩大舆论宣传，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49]新任国府主席林森也特意致电胡汉民说：
哲生为总理单传之子，素为公所爱护者，今既然不避艰险，肯牺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辈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以援助。[50]
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处境，可谓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借此迫使孙科碰够钉子后知难而退，便于蒋自己东山再起。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如各省谋割据，必尽力反对。”[51]其实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着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特派唐生智亲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52]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精卫此时患的是“政治病”。[53]
1月8日，被逼到绝境的孙科在中委谈话会上表示：“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人力阻，称孙负行政院长重任不能离京。孙说：“短时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众人仍多方劝阻。当晚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居正得知后，立即赶往车站。此时火车已经开动，居正即命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仍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达到真正团结目的。”[54]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55]并公开发表谈话称：
中枢空虚，为今日国事最大之险象……余观此险象，不能不为党为国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诚恳请求，苟犹不获允许，则余已智尽能竭，惟有辞职，以免长此迁延时日，贻误党国。[56]
10日，孙科准备同吴铁城赴宁波求见蒋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吴铁城电，知哲生拟来甬（宁波）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复电以已入山辞之。”[57]孙科被迫中止成行，第二天改派张继、何应钦赴溪口求见蒋，“据云劝蒋出山无结果”。[58]而此时“粤方举动，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胡意志坚强，决不入京”。[59]11日，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国府纪念周演讲中，曾无奈地表示：
大家看孙院长谈话，就可明白政府内容环境与责任。孙先生说得很对，实在归结是要求领袖团结，没有领袖的领导，我们很空、很散，没有力量撑此危局。[60]
蒋、汪、胡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导致中政会不能开会。国难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针无法确定。11日晚，走投无路的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决定破釜沉舟，在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61]
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冯玉祥对此次会议结果，极表赞赏，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曾写道：
午后八时，参加特别会议，直讨论到夜两点始散会。于右任先生最初发言，引起了全会讨论的情绪，愈讨论情绪愈高，大家都很热烈的肯切发言，纵谈时局之紧张及民族之危机，要把救亡工作放在第一步。我极佩服。此次会议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象过去那样聚餐式的“清谈馆”，毫无一点革命的意义。……我很盼望这次特别会的作风能长久的保持下去。[62]
1月14日，中常会决议通过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63]其中的“但书”内容是出自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的意见。[64]至此，孙科政府虽似乎在法理上拥有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其实对“重要方针”依然无权处理。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浚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陆续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65]当时的财政窘况正如孙科所说：
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仍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须四百万，不敷数月达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外交、军事种种问题，即有良好办法，亦形格势禁，不能决定。[66]
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当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67]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还将财政部的所有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68]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原本是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该行虽也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员，但因为黄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69]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攻击过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仰感。
为了加强上海金融界对新政府的信仰，黄汉梁任命江浙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林康侯为财政部次长。黄氏上任后第一次赴上海筹款时曾向金融界保证：“竭尽一切努力来严格支持赔偿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偿还债券的责任。”[70]但黄的努力见效有限，他本计划先筹1000万，经多方奔走，只得300万。照中央军费核减后每月1800万计算，仅够五天开销。而当时各军代表40多人，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71]“但军政部的军需在一月前已宣告破产”，何应钦对亲自上门索饷的京沪卫戍部队蔡廷锴表示：“伙食问题尚无确实办法”，只好口头答应倘“军需稍有着落，即先给你部。”[72]
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当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为应付财政困扰，孙科、陈铭枢等人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六个月为期。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73]此提议尚未正式通过，第二天上海银行界代表就向孙科质询。“孙默然不加否认，大有回京后，即提出中政会通过实行之意。”[74]
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
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
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
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75]
这是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是给孙科内阁的致命一击。此举也彻底堵绝了黄汉梁的筹款之路。黄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被迫提出辞职。[76]孙科也跟着不辞而别，跑到上海。当时力主停付公债本息的陈铭枢闻讯后，立即飞往上海劝孙回京主持。据陈回忆：
见面后，我问：“你怎么又走了呢？”他说：“上海银行界不支持，财政无办法，黄汉梁又辞职了，没有人肯来当财政部长，我没有办法。”我说：“笑话！政权在我们手里，操刀必割，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吗？”他又说：“谁来当财政部长呢？”我说：“我早同你说过，我既被拉入了政府，你纵有任何苦难，我都愿意替你承当！财政部长没人当，就让我来好了。[77]
陈铭枢的慷慨陈词，暂时稳住了孙科。尽管特委会议决停付公债本息，但“未经中政会议定，尚不生效力”。[78]陈将出长财政部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在香港作寓公的梁士诒（北洋交通系领袖）得知后，立即致电陈铭枢表示：“陈将军，你是军人，千万不要在中国财政界开这一恶例。”这封电报半是忠告，半是恫吓，实际是暗示陈：军人不可做财政部长。[79]同时，在政府内部陈虽然得到冯玉祥等人的支持[80]，但却遭到亲蒋、汪的张静江、顾孟余的坚决反对，吴铁城、陈公博等人也不顾特委会决议，积极同金融界联络舒解办法。至此，陈铭枢因众人反对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81]
15日，吴铁城代表政府同银行界协商救济财政。“吴表示政府决减政费，月定二百万，军费月一千六百万，除沪税可提用之七百万外，余一千一百万须金融界设法。”[82]当晚，上海银行界会商办法。他们也深知如同政府彻底决裂，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自身利益也难保证。最后决定：“坚持须政府声明不动债金；借款不能如数担任，仅可募筹半数。”[83]
特委会议决停付的内债，大都是蒋介石当政时所借的款项，他当然不愿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彻底决裂，便命张群赴沪协助吴铁城同金融界会商。16日，张到沪后即向记者转达蒋氏旨意，称：
蒋认为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然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84]
蒋介石一出面，情况顿时改观。上海金融界得到蒋的明确答复后，立即改变态度。加之“各方纷往请求（蒋）回京主持大政，蒋亦表示援助，并嘱岳军（张群）在沪帮同筹款，约可得一千万元”。[85]
同日，张静江、张继力劝孙科“打消停付息金办法”，吴铁城也致电孙科表示：“与银行界谈判极为圆满。”事已至此，孙科只好以行政院名义致电上海金融界称：“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86]
1月20日，停业一周的上海交易所恢复营业，“政府筹款一事，自否认停付债券本息后，人心安定，金融转机，再以蒋、汪即将连袂晋京，中枢渐趋巩固，借款进行顺利。”
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终以孙科内阁认输告终。此事也显示出孙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会，离开蒋介石便毫无作用可言。财政无力解决，尚需“在野”的蒋介石“援助”；面对国难，孙科内阁急待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更是需要蒋的“支持”。眼见孙科内阁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摇摇欲坠，蒋介石复出的条件大致成熟，本来就不甘下野的蒋介石终于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也预示着孙科内阁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蒋汪合流，重掌中枢
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并于第二天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在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87]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将结束。
15日，蒋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当晚蒋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精卫。[88]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因衔蒋命同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陈铭枢见蒋汪合作即成，也不敢妄自出长财政部。特委会还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便已形同虚设。简又文对此时陈铭枢的作用和影响曾回忆道：
当是时，陈铭枢忽然软化了，冷冷的轻轻的声言：“究竟有兵力较多较强的，讲话较有力些。”陈铭枢的军队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是则大厦之支，全靠一木。如今即此一木已经动摇了，大厦不倾，其可得耶？当时，孙院长与其他一二人骤闻陈之声言，无异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浇背，无能为力。新政府随即解体。[89]
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沪。[90]这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已经成熟。
17日，蒋、汪会商“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91]会后蒋、汪共同致电孙科，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促驾。[92]同时，蒋、汪又致电胡汉民，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93]同日，胡复电汪，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阻止蒋汪合流，胡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94]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对孙科再讲什么客气了。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飞机到京，直接到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当日下午1时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95]参加者计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96]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97]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曾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98]
此时的冯玉祥，面对外辱也深感国民党内部需要统一，而暂时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反蒋主张。面对蒋介石的拉拢，他也于18日派人向黄郛表示：“蒋与汪合作，我即与蒋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们应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党派的。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即没有救亡的资格。[99]”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是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于19日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公开表示：“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成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100]
20日，汪、孙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21日，蒋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现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拍一合，俨似表演双簧。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已经唱完，难以恋栈，已“有引退之意”。[101]
22日，蒋、汪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开始时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
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102]
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
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103]
24日，召开特务委员会议，讨论国难问题。蒋、汪二人发言最多。最后多数与会者反对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会议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孙科随即也正式提出辞职。此后尽管中常会、中政会仍致电孙科，请其打消辞意，并派居正、张继、张静江赴沪挽留，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前往力劝。但谁都清楚，那不过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罢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104]孙科辞职据说是因为：“汪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对此蒋作宾曾评论道：“国难当头，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105]
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主席，决议取消中政会特务委员会。28日，召开中常会，蒋介石主席，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106]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任以前，由覃振代理。”[107]
至此，蒋汪联合执政的局面正式形成。就在当晚会议结束后数小时，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悍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在淞沪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序幕。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108]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
从蒋介石下野到蒋汪合流，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暂时从表面上结束了原本四分五裂的状态，蒋、汪、胡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伴随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此后国民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蒋介石用以退为进的手段，再一次巩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也容纳了以往历次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此后国民党基本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注释：
[1]<粤方致汪鱼电>（1931年12月6日），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下，
（编者1934年印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页505。
[2]<孙科等昨日到沪有重要聚会>，《时事新报》（上海），1931年12月11日，第
1张第2版。
[3]《反蒋运动史》下，页507。
[4]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页366。
[5]<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见杨天石《蒋氏秘
档与蒋介石真相》，页304。
[6]《冯玉祥日记》第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版），1931年12
月7日，页540。
[7]《胡汉民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12月11日，见《冯玉祥收电稿本》（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ΟΟ一·383）
[8]《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7日，页540。
[9]《冯玉祥致胡展堂电》，1931年12月15日，见《冯玉祥发电稿本》（南京：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冯玉祥个人档，全宗号三ΟΟ一·382）。
[10]《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1年12月16日，页548。
[11]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
员会印行，1978年10月版），页159——160。
[1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页159——160。
[13]《中央日报》（南京），1931年12月16日，第1张第4版。
[14]<汪精卫表示必争>，《国闻周报》（天津），第8卷第49期，1931年12月1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2；《反蒋运动史》，页503。
[15]<十九日谈话会>，《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2。
[16]<蒋委员遽呜高蹈>，《民国日报》（上海）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4版。
[17]<会后蒋返奉化>，《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7。
[18]<沪选十委问题>，《时事新报》，1931年12月23日，第1张第3版。
[19]<增加候补中央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第41期，1931年12月，页2622。
[20]全文见《国民政府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印筹局印行）第798号（1931年6月16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
[21]<胡汉民致孙科等电>（1931年12月15日），《民国档案》（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97年第4期，页69。
[22]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1931年12月24日，页810。
[23]邹鲁《回顾录》下（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10月版），页328。
[24]<胡汉民致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页72。
[25]按国民党四全大会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满两任任期，依法不能再行连任。此前因193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故临时决议将林森的第二任国府主席一职的任期延长至宪法颁布之日止。到193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又以国民大会选举事宜不克如期办理为由，决定将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延缓。此后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便被无限期延缓。故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一直连任至1943其病世时止。
[26]<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副院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页2630。
[27]<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页443。
[2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页17。
[29]<决定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并推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1期，页2624——2625。
[30]《反蒋运动史》，页522。
[31]《国民政府公报》第964号，1931年12月31日，页6——7。
[32]《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日，页817。
[33]《蒋作宾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版），1932年1月1日，页397。
[34]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3年2月版），页135。
[35]转引自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页367。
[36]<宋子文辞呈昨送达行政院>，《申报》（上海），1931年12月22日，第7版。
[37]<宋子文签发支付命令>，《申报》，1931年12月24日，第4版。
[38]<各部长纷辞职>，《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
页8。
[39]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初版），页350。
[40]<胡汉民致孙科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页70。
[41]<粤府取消通电>，《国闻周报》，第9卷第3期，1932年1月1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2。
[42]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年7月第5版），页143。
[43]<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页8。
[44]<汪孙阻粤多设机关>，《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第1张第2版。
[45]<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5。
[46]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在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页93；《民国日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47]<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6。
[48]<陈铭枢电促胡汪蒋>，《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第1张第4版。
[49]<孙院长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4版。
[50]《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版），页87。
[51]<汪精卫盼蒋胡入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
[52]《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2日，页821。
[53]《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0日，页559。
[54]<孙科迎汪于右任迎胡>，《大公报》，1932年1月10日，第1张第3版。
[55]<孙电胡汉民>，《申报》，1932年1月11日，第9版。
[56]<孙科重要谈话>，《申报》，1932年1月10日，第13版。
[57]《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0日，页820。
[58]<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页4。
[59]<胡仍无意入京>，《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6。
[60]《申报》，1932年1月12日，第9版。
[61]<上海会谈情形>，《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2。
[62]《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3日，页561。
[63]<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页39、53。
[64]《陈铭枢回忆录》，页89。
[65]<公债风潮记>，《大公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66]<孙科返京前谈话>，《申报》，1932年1月13日，第9版；《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页2。
[67]<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页8。
[68]ChangChin-sen，ThethirdforceinChina.（NewYork，BookmanAssociates，
1952），p101.
[69]郭廷以、林泉、张俊宏《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2年4月版），页163。
[70]黄汉梁<节约与改革>，见《民众论坛报》第1卷（1932年1月9日），转引自小科布尔著，杨希孟译《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版），页112。
[7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页9。
[72]《蔡廷锴回忆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页272。
[73]<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页8。
[74]<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页7。
[75]<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页7。
[76]<黄汉梁上国民政府呈>，《申报》，1932年1月14日，第13版。
[77]《陈铭枢回忆录》，页90——91。
[78]<停付息金议已打销>，《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第1张第3版。
[79]《陈铭枢回忆录》，页91。
[80]冯曾在日记中写道：“陈真如先生对于财政的办法，真有斩钉截铁之决心，为了国家，不辞任劳任怨，实可钦佩！”见《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4日，页561。
[81]<陈铭枢长财说作罢望银界推人>，《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82]<公债风潮有转圜>，《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83]<银界允协助办法尚未定>，《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第1张第3版。
[84]<张群谈话>，《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85]《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6日，页401。
[8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页9。
[8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页164。
[88]《陈铭枢回忆录》，页95。
[89]简又文《冯玉祥传》，页351。
[90]<汪精卫昨赴杭晤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91]《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7日，页401。
[92]<致孙哲生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93]<致胡展堂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94]<胡复汪铣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95]<孙何飞杭烟霞洞商谈大政>，《大公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96]《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页822。
[97]<孙科飞杭敦促汪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98]《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页822。
[99]《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8日，页563。
[100]《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编印，1934年9月版），页645。
[101]《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页163。
[102]<汪蒋到京后昨午开谈话会>，《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第1张第4版。
[10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页165。
[104]<中常会慰留孙科>，《中央日报》，1932年1月27日，第1张第3版。
[105]《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26日，页403——404。
[106]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张继为立法院长，张始终未就职，“主因以展堂去职，不愿为参加和议，而倖得立法院长也”。见《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页17——18。
[107]《陈铭枢回忆录》，页96——97。
[108]《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版，页14。
（文章来源：《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