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1这是梁启超一生言行的真实写照。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从1895年涉足政界直至去世，30多年间。给黑暗混乱的中国点燃了民权思想的火花。这标志着，他正在冲破封建思想的樊蓠，逐步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方向迈进。
而有的专家认为，梁启超倡导的“民权”，“实际是‘绅权’，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之权，不是真正民权。”2本人力图从学术方面探讨梁启超民权思想的真谛。及其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贡献。
一、戊戌维新的精神动力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3这笔锋带感情的呐喊，征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使之挣脱科举制的束缚，投身于维新运动。深究根源，不仅是因为梁启超流畅、通俗文字的功力，而且是因为他引进了西方进化论的学说和民权思想，使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出于推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需要，梁启超敏锐地抓住了兴民权这一重要命题。他认为：“今日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4他把民权作为同专制者斗争的利器。
民权与民主均为西方的舶来品，源于democvacv一词。在西方，实际上两者为同义词。通译为民主。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学时，多使用民主一词。到了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突出地、频繁地宣传民权学说，对于批判君主专制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兴民权，成为戊戌维新的精神支柱。
民权，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产物。梁启超介绍说：“西方之言日：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5他借助天赋人权论，宣传权利是公有的，人人可以共享，这样国家就可以强盛。否则，全国政权由一人独专是行不通的，也是极其有害的。中国衰弱的根源就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神圣性和永恒性。他把西方民权论、进化论与中国春秋公羊学有机地揉合在一起，以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为蓝本，提出了“三世六别说”。6他认为社会由多君为政之世，发展为一君为政之世，再发展到民为政之世，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如同潮流，不可阻挡。由此，我们可以窥视到，社会越发展，民权体现得越充分。戊戌维新派试图建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就在上述“君民共主”的坐标上。照此推论，资产阶级的“君民共主世”取代“封建及世卿之世”，就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进步的。
梁启超关于“三世六别说”的划分层次和标准是否科学？大可商榷。不过，这种学说以民权为主旨，强调社会越发展，民权越充分，无疑是正确的。这样，梁启超巧妙地把民权与社会发展和改革联系在一起了。凡是期待社会进步的人们就比较容易地接受改革。另外，在民权基础上营造的君民共主的政治框架，给比较开明的光绪帝留有既顺应历史潮流又不失尊严的余地，这样利于光绪帝在关键时刻支持并亲自参与戊戌维新。
这种民权观对封建顽固派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本来，鸦片战争后，外敌入侵，中国已由独立自主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沦丧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国将不国。封建顽固派仍然拘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死教条。他们胡诌：“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究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7“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8他们断言，“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9封建顽固派惊恐万状、如丧考妣，从反面证实梁启超宣扬的民权击中了君主专制的要害。
梁启超的民权观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又有所突破。1901年，他写道：“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故尧舜禅让之事实与今日之新主义无甚影响。即使尧舜果有禅让，则其事与今日民主政体绝异。”10他反对把倡导民权与古代尧舜类比，开始从全新的资产阶级立场阐释民权，抛弃了中国古有民主制度的牵强附会的说法。不难看出，梁启超借助西方的民权说来启动戊戌维新，要比康有为托古改制科学得多、有效得多。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梁启超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年纪轻、人数少，而且带着致命的弱点。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11梁启超在理论上宣传民权，而在社会实践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民权，不敢放手发动民众，把维新运动局限于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帝党中间。造成维新派在阶级力量对比中的劣势，注定了维新运动最终的失败。
二、奠定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
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核心是“以群术治群。”他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阐述了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说：“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12至于君与臣，也就象铺子中“总管”与“掌柜”的关系同样是为民众办事。他们的地位平等，没有尊卑之别。只有分工的差异。在梁启超的笔下，君主专制的“独术”受到谴责。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君主的威严，也已经扫地。显然，这种民权思想已被悄悄地注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学说的精髓。
用资产阶级观点厘定国家概念。梁启超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13没有国民，就谈不上国家。如果为君相者压制民权，就是自弃其国；如果为民者不行使权利，就是自弃其身。国民既然有保卫国家、缴纳赋税等义务，也就相应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生存选举等权利。一旦权利被人夺去。就应全力夺回；放弃自己的权利，就等于自杀。这种资产阶级功利观，带有进取和竞争意识，与儒家所谓“君子言于义，小人言于利”的虚伪说教相比，是略胜一筹的。
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官僚制度，是国势衰弱、士气不振的根源。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国民不再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体，享有公民的权利。他敏锐地看到洋务运动的失误，“夫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彼无效，只增弊耳。”其病根是“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制其民，故不肯注意于内治，盖因欲兴内治，不能不稍伸民权也。”14洋务派只变器、不变道。不能不归于失败。
究竟哪种政体适合中国国情呢？简单地说。资产阶级国家政体不外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两大类型。针对当时国内一些人向往美国式共和政体的心态。梁启超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15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梁启超明确地回答：议院！他认为。设立议院的好处在于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16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下，君主世袭，终身任职。然而，君主的权力受到宪法和议会的限制，仅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象征性、礼仪性的作用，已经不掌握国家的实权。政府主要靠内阁首相来运作。如：英、日、比等国实行的就是君主立宪制。在梁启超看来，君主立宪制就是国民政治。要想限制君主的权力，只有用民权；要想限制官吏的权力，也得靠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分离，这是近代世界发展的经验。
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7形象地刻画了皇帝的专制独裁。在这种政体下，权威是单向地自上而下的幅射，对各级官僚权力加以制约，而不许自下而上的监督。与此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就多少体现出民权。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此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18梁启超提倡民权，并且百折不挠地为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奋斗，确实是想给中国提供一些新东西，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然而，梁启超提倡民权的同时，又不敢越雷池半步，尽量把它局限在君权的框架内，就等于作茧自缚，陷于两难的境地。由于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本来就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更加软弱，很难攻破封建阶级的顽固堡垒，无力建立并巩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三、促使走向人的近代化
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社会的变革中，人是原动力。总之，人，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兴民权与开民智是相辅相成的。人，不仅应有健康的体魄，而且应有丰富的知识和美好的心灵。梁启超敏锐地捕捉住这个关键问题。促使走向人的近代化。
近代中西国情的不同，形成精神风貌的反差很大。梁启超形象地说：“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19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扭曲了人的形象，并连带到国民素质低下，影响到行使民权。
要兴民权，必须去奴性。1900年，梁启超在给恩师康有为的信中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20沾染上奴性，就会失去独立的人格，也就不能正常地行使民权。近代人士要自我觉醒，认识自我，解放自我。
行使民权与智力高下密切相关。梁启超说：“幸福生于权利。权利生于智慧。……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数，则其享幸福者少数；其智慧者多数，则其享幸福者多数：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数，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数。”21权者生于智者，有几分智力，即有几分权利。应当说，梁启超的这种论述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颇有道理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地实行竞争，并且是在资本主义法制的轨道上竞争，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尔虞我诈来是比较公平、自由的。这种竞争多半靠实力，而不是象封建社会那样凭权势。因此，知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发挥更大的功效，受到更多的重视。
高素质的国民能加速社会的发展。梁启超充分强调道德和民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说：“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22他从戊戌维新失败中悟出一种道理：仅凭“圣主”，光绪帝“乾纲睿断”是不能取得改革成功的，应当重视作为国家主体的国民。他非常自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23他从传统的道德决定论，升华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可谓抓到了点子上。
提高国民素质的途径是，开发国民的智力。戊戌维新的当年，梁启超提出要办好三件大事，即：“一日开民智，二日开绅智，三日开官智。”24“开民智”的最好办法是遍设学堂，学习文化知识，培养人才。在梁启超任总教习的时务学堂的带动下，湖南学堂林立，开全国风气之先，培养了一批维新人士。“开绅智”的措施是广兴学会。梁启超认为，欲用绅士，必先设立学会，提高绅士的智慧。1898年2月，湖南成立的南学会，就体现了梁启超的宗旨。“开官智”，是从设立“课吏馆”为起点的。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官吏“胸中未曾有地球之形状，未曾有列国之国名，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25愚昧之极，不能胜任本职，必须接受再教育。国家是由国民聚集而成的。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犹如躯体与四肢五脏的关系：没有四肢五脏都坏了，而身体还能存在的；也没有国民愚昧怯弱，涣散糊涂，而国家还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要想迅速发展应于不败之地，必须把提高民族素质放在重要地位。
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强调培养资本主义化的“新民”。进行德、智、体群等方面全方位的训练，是当务之急。最终使国民具有公德、私德、自尊、政治能力、权利、义务、尚武、毅力、合群等优良品质。
经过深层次透视，可以发现：梁启超把开民智、兴民权与开绅智、兴绅权作了比较严格的界定，并没有把二者混淆，更没有用兴绅权取代兴民权。其次，梁启超把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原则，用以开启民智。他说：“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壤，此天演之公例也。”26启迪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被历史潮流所淘汰。再次。他主张借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如痴似狂地学习西方。梁启超描述说“迨明治十年前后，则国人之慕西风，若群蚁之趋膻也。”27他希望中国人以近代日本为榜样，步武泰西，学习世界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西方的诗人和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象在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28梁启超力图引进西方民权的火种。在中国人的灵魂里燃烧，尽管这是世人皆知非常艰辛的工作，然而，他仍然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做，扎扎实实地去做，争取促进中国人近代化。这是远见卓识的举止。这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用康德的话说：“启蒙运动标志着在人的发展中进入了成人的阶段，标志着人决心要丢掉幼稚的东西，独立地站起来，不再处于旁人的保护之下，而首先使用自己的理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运用思想。”29梁启超大力宣传民权，也标志着他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试图依照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改革和重塑中国社会。此后，中国志士仁人提倡改造国民性、教育救国论和科学救国论，与梁启超呼吁实现人的近代化不无关系。
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就近代中国而言，凡是热爱祖国，主张、支持或参与近代资本主义化者，毫无疑义地均属于人民。因此，梁启超主张的民权，不仅代表着广大劳动民众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和日趋资本主义化的士绅、知识分子等阶级、阶层的利益。郭沫若追忆少年时代时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0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具有极大的魅力，唤起了许多人的觉醒，给沉睡的中华雄狮注入了新的生机。朱执信、柳亚子、邹韬奋、陈独秀、胡适、鲁迅、吴玉章、郭沫若，乃至人民领袖毛泽东，均深受影响。
然而，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梁启超，毕竟代表的是软弱的、具有两面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渴望中国早日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轨道，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注定是失败的结局。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同样，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执掌全国政权的情况下。梁启超对民权宣传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更无法真正付诸实施。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过份地、单纯地强调民权的作用，而忽视了政权的反作用。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总之，我们没有理由说，梁启超所倡导的“不是真正的民权”：倒是有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证明，梁启超引进西方的民权学说。成为戊戌维新的精神动力，激起了改革的浪潮：奠定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基础，力图实现政治体制近代化：开民智、新民德，促进了人的近代化。成绩卓著。功不可没。
注释：
1、10、13、14、26、27、《饮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第11页；之三十五，第25页；之二，第4页；之五，第l6页；之一，第143页；之四，第lO页；之二十五（下），第6页。
2、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l984年版，第323页。
3、4、5、6、15、16、22、2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I984版，第72页，第72页，第3l页，第45页，第598页，第32页，第207页，第207页。
7、8、9、《翼教丛编））卷3，第l3页；卷5，第5页；卷4，第7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l991年版，第l479页。
17、《韩非子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l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l972年版。第l69页。
19、《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l985年版，第562页。
20、《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l983年版，第235页。
21、“最大多数最大幸福议”，《新民丛报））第l8期。
24、25、《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第6册，第l38页。
28、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9、引自宋惠昌：《现代人权论》，人民出版社l993年版。第35页。
30、郭沫若：《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I958年版，第ll2页。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l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