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关系
丁日昌，字禹生，或作雨生。道光三年生于广东省丰顺县之汤坑乡。与李鸿章同岁，比曾国藩小十二岁。其父丁贤拔，经营药肆。十三岁时其父病死，赖其母黄樵苏纺织勉维生计。有叔兄为诸生，设帐授徒，丁日昌随其课读，以秉性颖悟，博学强记，遂有“神童”之誉。弱冠中秀才，逾年补廪生。惠潮嘉道道员李璋煜见其文章，认为不世之才，延入幕府。后地方官吏争相罗致，遂屡游诸幕。公余之暇，考察山川形势，风土沿革。咸丰四年，吴忠恕率众起义，围攻潮州。丁日昌助惠潮嘉道道员进行对抗，击败起义者。咸丰七年，授琼州府学训导。又以潮州军功，授江西省万安知县。由于政绩优良，深得赣南道道员李瀚章的赏识。李瀚章既是曾国藩之幕僚，又是李鸿章之长兄。他正可充当日后丁日昌进入曾幕，再归李鸿章部属的桥梁。接着，广东大吏奏调丁日昌回籍办理洋务。为他后来从事洋务新政打下了基础。咸丰十年，以万安绅民之请，再行回任。不久，调摄庐陵知县（吉安府邑）。十一年三月，太平军李秀成部克吉安。太平军主力北上后，丁日昌遣人将城中火药局引爆，并乘机率勇入城，太平军撤去。报上，谕示失土应斩罪，姑念相距三日即迅速收复，从宽革职。丁日昌穷困潦倒，至东流投靠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之曾国藩。条陈进军策略，为曾氏延入幕府。他曾上书请求整饬吏治，拟具丁漕减价与州县摊捐应裁应留办法，均能深中时弊，为曾氏参酌施行。同治元年春，经曾国藩奏请，开复其原官。这时候，李鸿章正统兵开往上海，独当方面，曾国荃亦准备进围天京，图建奇功，均向曾国藩借调丁日昌充当幕僚，而曾国藩却将丁日昌派往广东为湘军筹集饷项。丁日昌抵粤后，又为广东大吏调至高州广东提督□寿营中，协助筹划战守并督办火器。迅速镇压了陈金缸起义军。并设计监制大小硼炮三十六尊，大小硼炮子二千余颗。声誉日隆。李鸿章急于制造洋枪、洋炮，于同治二年春，一面向香港购买机器，一面向广东咨调丁日昌来沪主持。广东不欲放行，又于八月间专折向朝廷奏调，清廷允准后，丁日昌即迅速交卸。抵沪后即建立一局，仿造短炸炮及各种炮弹（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7—14页。）。因随淮军攻陷无锡，升直隶知州。赏戴花翎。三年四月，陷常州，升知府。十一月，曾国藩续保“克复江宁员弁”，丁日昌以道员留江苏遇缺即补。四月正月，授江苏苏松太道。五月，李鸿章奏“援闽官军会克漳州府城，日昌筹济饷项军火不遗余力”，请准加三品顶戴。八月，升两淮盐运使。五年，扬州堤工合龙，赏加布政使衔。六年正月，升江苏布政使。十二月，升江苏巡抚。七年，奏准设局编刻牧令各书。酌定江苏钱漕科则。（《清史列传》卷55第17页。）九年五月，发生天津教案。奉命处理该案之直隶总督曾国藩旧疾复发，卧床不起。清廷命丁日昌星速赴津协同办理。命李鸿章率部由陕西回师直隶以备战。丁日昌在天津与曾国藩相处亲密，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丁雨生力劝余不看书，不写字，不多阅公牍以保将盲之左目。其言恳恻深至！余将遵而守之。”九月初三日，丁日昌离津返苏，曾国藩又送至河岸（《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九年九月初二日，初日。）。闰十月初，其母病死，循例丁忧。同治十二年冬服阕。十三年，日本武力侵略台湾，朝野深受刺激，海防之议再起。十月，丁日昌请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奏其前在江苏所拟之《海洋水师章程（别议）》。经李鸿章全力催促，丁日昌于光绪元年春到达北京。五月，往前奉旨天津帮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八月，奉命督理福州船政。十一月，兼署福建巡抚。次年三月，船政由吴赞诚接办，乃专任闽抚。至光绪三年请病假回籍（《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8页。）。五年特赏总督衔，命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水师弁兵统归节制。又派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均未就任。至光绪八年病死（《清史列传》卷55第21页。）。丁日昌的毕生经历，可以说均与曾国藩、李鸿章息息相关。他正是在曾国藩、李鸿章大力提携之下成了达官贵人。
二、曾国藩心目中的丁日昌
丁日昌与曾国藩的关系相当密切，而曾国藩心目中的丁日昌却颇不单纯。同治元年，李鸿章、曾国荃争相罗致丁日昌，曾国藩认为这只是“丁雨生笔下条畅”的缘故（《曾文正公家书》卷6第15页。）。同年五月初三日，曾国藩递上《派员办广东厘金片》，则称丁日昌等九人“类皆才知闳远，条理精详。”（《曾文正公奏稿》卷16第7页。）同治四年，老友莫友芝向曾国藩盛赞丁日昌，称“上海楼舶亘天，已成蜃市。向者门关、道路、祠庙、公馆一切制据于鬼，无敢谁何，丁道独能申明宪制，恢复一切典章，而尽驱鬼物于城外，海隅乃复见汉官威仪。其苦心孤诣，探鬼情以用刚柔操纵，今日理夷务者殆无其匹。友芝相知以来，徒爱其讲奇器，争奇书，何知之浅也。”（《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册第257页。）因此，同治五年三月丁日昌奉调驰赴广东协助办理潮州英领事进城问题之后，曾国藩即写信给他说：“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论略》者，逞辩寻衅，咄咄逼人。在沪，勒交吴淞炮台之地契，驱逐上海城内之洋兵，拔去浦东之电气线，停止内驶之小轮船，禁绝洋泾浜之赌桶租，裁革会防局之夫价杂费，一切已成之局，奋臂力争，著有明效，此次赴潮，当不难折冲樽俎，立解纠纷。”（《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64页。）同时还写信给李鸿章对丁日昌进行表彰，说“雨生办理盐务，无弊不剔，……自扬州来者，均言雨生操守甚好。尊处见闻想更确矣。”（《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24页。）在同治五、六年间，丁日昌自称受业弟子曾多次向曾国藩详细请示工作，报告工作（《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在复信中也予以高度评价，称“亩捐踊跃，良由开办得法，经理得人，闻漕务亦极踊跃，深以为慰。……承示以十字自勖，具见刻意砺行，位愈高而心愈下。窃意‘容’、‘和’、‘恕’三义即与‘浑’字相表里；‘定’、‘静’、‘恒’三义即与‘耐’字相表里。更加四者则体用俱备。以阁下宏才锐思而如此精进，何不可跻之谊，不可成之功？至佩至慰。”（《曾文正公书札》卷31第53页。）曾国藩对丁日昌之才干是承认的，但对他的资历则嫌其太浅，因此，当清朝政府欲以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时，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奉廷寄，欲以李少泉赴河洛，吴仲仙任两江及李雨亭、丁雨生等递升督抚。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十日。）接着，他就在《奉旨复陈近日军情折》中指出：“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荐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不官署理巡抚（《曾文正公奏稿》卷23第18页。）此折留中未发，又使曾国藩颇不自安。他在家信中说：“复奏少荃不宜入洛，李、丁不宜遽跻封疆一疏，奉旨留中，并无寄谕，颇不可解。”（《曾文正公家书》卷10第486页。）又在写给安徽巡抚乔松年的信中解释道：“十九日敝疏（案即《奉旨复陈近日军情折》）过承盛誉，此疏留中今已旬日，未奉续谕，岂立言未当，抑已成之局不宜妄为异同耶？责备吹求等语，即系代丁雨生预为虑及，若果署抚任，刘松岩必将桂冠先去，而物望民誉，丁亦较逊于刘。是以稍持正论以备采择。”至于丁日昌之德行，曾国藩与赵烈文屡次论及，颇多贬意。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余曰：‘新徐道高梯，外间言其人难共事，信乎？’师曰：‘诈人也，与丁日昌为同类。顾好名，能做事；诈为善，虽诈不能不取。’继而喟曰：‘安得有人乎1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若辈知好名，犹足为善。吾与李少荃在，若辈鳞甲不致全露；然亦极意笼络之，又不可使见痕迹。甚矣！用人之难也。’”同年同月之十七日又写道：“涤帅来久谈，言‘丁日昌在下游，官场无不忿怨，恐亦做不下去。’余曰：‘欲整吏风，先宜自治。丁以夤刺进，一旦在位，顿欲变所从来，而往时行止，久彰人目，其能尽人而欺之耶？’师曰：‘然。彼须砥砺二十年，或可托于清流。’余曰：‘师以为丁今日情形真能自好乎？以烈观之，志迷巡抚一席，欲立声望耳。若以为折节改行，适堕其术中耳。且饬吏宜不畏强御，上游之所贤从而贤之，不顾百姓之唾骂，烈末之前闻也。师恒言求吏治，使若辈在位，吏治不江河日下不已。’师盛叹曰：‘足下亦知吾苦心耶？丁之流皆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渠又暴露于外，方膺艰巨。丁虽宵人，而筹前敌财用无不精速，吾又何忍不少慰其意耶？’余曰：‘然。师苦心不独烈文知之，有识者皆识之。非欲师去之也，师第微示风采，彼自炫其操切则以正论裁之，斯可矣。’师曰：‘吾见亦如此’。余曰：‘李眉生异日到苏臬之任，必不能和衷。李在皖为幕府，丁一革职知县，为卡员，位望相去远甚。丁后随少荃宫保赴苏、沪，每发李眉生信，未尝无侑函，迨丁位日隆，始绝赠遗。四年在秣，烈闻眉生亲言之，且斥为市侩。今一旦位出其下，岂能甘心。’师曰：‘此必然之势。李才力却逊于丁，衿度则不可同日而语。’”（《曾国藩未刊信稿》第387、390页。）如此等等，可知曾国藩及其重要幕僚李鸿裔、赵烈文等均以丁日昌为“宵小”、“市侩”，在德行方面是不足道的。
三、李鸿章心目中的丁日昌
曾国藩赞丁日昌之才，浅丁日昌之资，忤丁日昌之德，颇不单纯。而李鸿章则与丁日昌臭味相投，结成死党，对丁日昌之才。资、德等各个方面完全加以肯定。同治二年即赞扬他“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李文忠公奏稿》卷4第44页。）同治四年，丁日昌因病请假，李鸿章认为“洋务、税务，应守（案即应宝时）仍可代理，惟采办军火，究非丁道不办。”（《朋僚函稿》卷6第32页。）清廷欲以丁日昌署江苏巡抚，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虽然也说丁“资望过浅”，但这是对曾的应酬，他的真心话仍然认为淮军饷源之根本在江苏，“必须确然可恃”，“松岩护抚以来，兵饷尚未掣肘，远久必难如常，雨生洋务既熟，与敝军息息相关，朝廷自有深意。”“或谓宜请调筱兄（案指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而以雨生为苏藩。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雨生兼苏抚通商。”“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朋僚函稿》卷6、第46页。）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之后，李鸿章更给丁写了一封“幸勿示人”的密信，认为“所亟需措置者大沽、长江，…今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朋僚函稿》卷10第22页。）当时，王家璧在奏章中称他前在江南即闻丁日昌有“鬼奴之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17页。）。李鸿章则认为王家璧党附于左宗棠，借此为左氏进行报复，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写道：“彼以院长数言事，先毁阁下，次纠省三（案即刘铭传），皆若有宿衅深怨，无他，为左帅报私歉。实在左公与鄙人晚更相亲。豪杰固异于庸鄙也。”（《朋僚函稿》卷12第26页。）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琅邪（案亦指太仆寺少卿王家璧）前奏，中外传为笑柄，虽快一时谗匿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识心力十倍庸众，岂终为山中人哉。此等毁誉，不过缘非科目翰林而起。今世乏才，岂乏翰林科目耶？”（《朋僚函稿》卷11第8页。）同时，也写信给潘鼎新说：“雨生来年亦当循例出山。此才究胜时革，乃憎多口，岂有真是非耶？”（《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88页。）同治十三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给清政府朝野以很大震动恭亲王奕□上奏检讨前此之因循，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事。请饬各将军、大臣、督抚等等议奏复。丁日昌虽闲居故乡，仍于是年秋、冬间，先后有《海洋水师章程》、《海防条议》上奏。（《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0页。）李鸿章对之十分激赏，除在奏议中予以充分支持外，还写信给丁日昌说：“惠示议复总署六条大稿，披读再四，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需停止实职捐输，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鄙论渐弃新疆，弛禁罂粟，扩充洋学各节颇为腐儒所凝诧实皆万不得已之谋。尊议略为发明，而不为过激之谈，足见执事洋学果进，揣摩时趋亦大有进境，直将优入圣域，岂徒四科十哲已哉。”（《朋僚函稿》卷15第6页。）同时，在写给王凯泰的信中也说“开矿则理大物博，果以西法行之，为利甚溥，惟官本商股先须重费，而徐图后效亦虑信从者寡。雨生谓须从公司、银行生根，深得洋人三昧。惜中土无人提倡之耳。”（《朋僚函稿》卷15第8页。）通政使于凌辰在奏折中说：“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奉旨会议海防事宜。臣连日奉内阁恭阅总理衙门、各督押所奏折片、清单共五十四件，……惟李鸿章、丁日昌胪列洋人造船、简器最详，而又推极言之，挟以必行之势。……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然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导之以可耻之事，而曰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事也。”（《洋务运动》、一、第121页。）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在奏片中也说“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马新贻一案至今议论未息，张之万之告养，郑敦谨之告病，皆以有疚于心。丁日昌平时议论，且谓延宋祚者秦桧也，岳飞、韩世忠皆不达时务之人！其好恶拂人之性，缪丑无忌惮可知矣。”（《洋务运动》、一、第130页。）如此一来，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评价反而愈来愈高了。他写信给沈葆祯说：“雨生到京后，病体未愈，闻将请假南旋。总署复奏时本拟请简雨生为帮办大臣。旋改为由外请简，因为意见相合，于事有益，亦因王孝凤（案即王家璧）少卿单衔复陈，指摘多端，恐局外或生异议耳。弟与雨生共事最久，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惟办事过于认真，应物每多疏略，动招忌怨。枢廷亦审知其才，未能设法挽留，又欲推至鄙处。北洋财力既窘，局面甚小，窃虑无地可容。雨生不过津，当再商办。”（《朋僚函稿》卷15第17页。）丁日昌于光绪元年五月，奉命前往天津帮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八月，奉命督理福州船务。李鸿章又写信给沈葆桢说：“船政不得已而求助雨帅，……来示以雨帅为丛镝所集，甘为分谤，足征卓识毅力。初不过王、于（案指王家璧、于凌辰）两京堂讥弹，枢廷皆不谓然。此处并无违言也。”（《朋僚函稿》卷15第29页。）十一月，福建巡抚王凯泰因病出缺，即由丁日昌署理福建巡抚。光绪二年三月，福州船政由吴赞诚接办，丁日昌即专任福建巡抚。李鸿章此时对丁日昌期望更高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俄与土耳其衅端已开，……日本萨峒马之乱尚无了期，乘此东西洋务事，无暇旁顾，中土厉兵练甲，事有可为，全赖阁下提纲挈领，振此颓风，不才老惫，引领企之。”（《朋僚函稿》卷17第4页。）而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俄土战争方始，日本内乱甚长，似台防目前必可无事。……专致力于铁路、电线、开矿、招垦等务，得尺得寸，亦可大可久之计也。”（《朋僚函稿》卷17第12页。）可是，不久之后，丁日昌已请假回籍养病。四年四月，正式退休，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了。
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丁日昌、李鸿章、曾国藩三人之中，李鸿章为曾国藩之部下，丁日昌则既是曾国藩之部下，又是李鸿章之部下。但是，从洋务新政的表现来看，则李胜于曾，丁更胜于李，呈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状态。郭嵩焘曾写信给李鸿章说：“往与宝相（案指宝□）论今时洋务，中堂（案指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案指沈葆桢）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0页。）其实，丁日昌才是“能见其大”，“能致其精”，“能尽其实”的佼佼者。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巨变，都认识了采取对策的紧迫性，但是丁之感觉尤为敏锐，态度更为积极。他表示：“天下大变之来，方如烈火燎原，毁室家，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各机器为奇技□巧，方且斋戒沐浴，罄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之。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在培养人才方面，丁也比曾、李突出。容闳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也是首先向丁提出，由丁促成的。在兵工制造方面，丁更具专长，非当时任何大吏所能及。在交通运输方面，建立轮航业之议，也由丁首先提出。铁路之建设，实在丁手中发轫。中国自营之第一条电线，中国自建之第一条电线，亦为丁一手建立。在外交方面，对于“力”与“理”互相为用之认识，亦较曾、李为深刻。丁请人翻译六大洲图说一百卷，翻译各国史事百家以及笔记从谈，翻译印度、安南、缅甸、暹罗之山川形势，风土物产等图说，均经成书（《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5页。）。如此等等，均可见丁日昌之才能。
至于丁日昌德行，昌实强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说丁日昌为“鬼奴”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吕先生的考证是有道理的。吕先生还对丁日昌徇私纳贿进行辩析，认为丁“应不至有徇私纳贿之事。”至于曾国藩对丁之微词，亦深值怀凝（《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62页。）。但是，刘体仁在其《异辞录》中也曾记载说：“苏城劫后，古书旧本悉归丁雨生中丞持静斋。……颇有言其取之其道者。”又记载说：“刘壮肃（案即刘铭传）将游惠山，是时大乱初平，女尼极盛之时也。中丞（案即丁日昌）闻之，正色曰：‘公以提镇大员乃有此行，毋乃为人所晒。’壮肃怒且笑呼其字曰：‘雨生汝胡忽作此言，汝初至军时，日以西洋春册赠吾偏裨猎取保案而忘之耶？胡忽作此言。’”（刘体仁：《异辞录》卷1第33页。）徐宗亮在其《归庐谈往录》中也认定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真正凶手正是丁日昌（徐宗亮：《归庐谈往录》卷2第6页。）。丁日昌在德行方面显然不是没有问题的。
曾国藩是著各的理学家，他对属员的取舍褒贬，即以宋明理学为标准，主张“以义理之学为先，”（《曾文正公杂著》卷4第6页。）也就是以封建的伦理道德为先。以“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相标榜（《曾文公正书札》卷30第52页。）。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念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现，以自旌异于人，好胜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虽才智有大小浅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 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见，而后可与言道”。（《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一日）。）李鸿章要丁日昌效法前江苏布政使王有龄，曾国藩也曾明白地告戒丁日昌说：“王雪轩（案即王有龄）虽长于催科，然好用轻锐少年，拜认师生，亦环苏省风气。阁下当法周、汤诸老，何必取法乎下！”（《曾文正公书札》卷31第16页）这也说明曾国藩对属下是重视德行，重视资历的。他虽然屡次称道丁日昌之才干，在私下议论时，却仍认为丁日昌是“诈人”，是“宵小”。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处处师法曾国藩，“每日昧爽起，案上有一宋榻兰亭，必临摹百字，案无留牍，门无留宾，饮食起居有恒。处事当危凝震撼，百折不回。”（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续编》卷1）但是却并未学到曾国藩的宋明理学。所以曾国藩在评论李鸿章时曾不无讥讽地指摘他“拼命做官”。（雷禄庆：《李鸿章新传》第261页）又说他“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赵烈文也说他“兴起太暴，其人赤心任事，忠厚有血性，然未能知道，于持盈守泰之境阙如。议者颇为之忧。”（《曾国藩未刊信稿》第377页。）李鸿章对于属下的取舍褒贬纯粹以地主阶级功利主义为标准。他与丁日昌的作风并无二致，例如王□运曾在其日记中写道：“余为薛、陈二君言湘营旧事。薛云：‘李少荃云：自鸿章出而幕府废。’人之无耻有如是耶？少荃首坏幕府之风，以媚福济者媚曾公，而幕府坏，军务坏，而曾公亦坏。乃为此言，故余不得不记之。……然一记，则少荃已服上刑，此春秋之义也。”（王□运：《湘绮楼日记》同治10年9月初3日。）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周馥也曾经记载说，李鸿章认为“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王□运：《湘绮楼日记》同治10年9月初3日。）文廷式亦记载说：“合肥（案指李鸿章）在津时以资财、保荐羁縻士人，为之用者亦复不少，卒之出死力以为之搏噬者仅仅儿女姻戚一二人。”（文廷式《芸阁偶记》第20页。）由于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人才观”方面的不同，所以曾国藩只重丁日昌之才，而轻其“德”，其“资”。李鸿章与丁日昌志同道合，对他全面肯定。李鸿章极力提拔丁日昌，曾国藩则相当冷淡。从兴办洋务新政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李鸿章的功利主义较曾国藩的“义理为先”更符合历史潮流，更适合历史需要。李鸿章在洋务新政方面超过曾国藩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不仅时间有长短的关系，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文章来源：《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