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由于他积极参与扑灭太平天国运动的烈火，在对外问题上屈辱软弱，建国以来学术界一直把他当作反面人物，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近来有的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极为复杂，应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棍子打死。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新观点。
镇压太平天国应负何种罪责
有些论者提出，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一事，应作具体分析，不宜责之过苛。太平天国运动的前期，作为一场反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爆发的农民革命，无疑是正义的。但它的后期却发生了腐化蜕变，对广大人民的骚扰事件屡有发生，对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否定。而曾国藩正是打着“爱民”，以及全盘肯定孔子学说的旗号来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的。曾的立场与行动，与太平天国后期所出现的错误，多少有些关系。其次，曾国藩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借“夷兵”以“助剿”，这是事实。不过，太平军也曾试图以其教谊与外国势力联系，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曾国藩既然与太平军处于敌对状态，他的这一举动是不足为奇的。更何况，他在这个问题上，比清政府中的其他人，还是比较谨慎的。史籍中有这样的记载：“俄罗斯、美利坚皆请以兵来助。公议以为宜嘉其效顺。而缓其师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兰西又以为请，公又议为宜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集团，确实犯过一系列错误，表现出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但决不能作为开脱曾国藩罪责的依据。曾国藩千方百计镇压农民运动，手段残忍，有大量文献资料可以作证。论者们不去科学地加以揭示，反而为之辩白，其方向是错误的。
天津教案问题的是与非
一八七○年，因天津望海楼的法国教堂拐骗人口、虐杀婴孩、开枪伤害中国公民等，激起民愤，爆发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受命处理此事过程中，以中国的屈辱而告终。对此，有的论者认为，以天津教案指责曾国藩是汉奸、卖国贼，这是罪有过当的。首先，曾在处理时，虽有向法、英妥协的地方，但也作过有力的抗争。如：在他的执意坚持下，拒绝了法国提出的无理要求，使天津府县免作刀下之鬼。同当时其他教案相比，天津教案使清政府蒙受的屈辱是最小的；其次，天津教案作为一次屈辱外交，主要是由于清政府国力太弱，无法同法、英抗衡所致，并不是曾国藩甘心情愿这样干的。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叹过这样的苦经：“中国兵疲将寡，沿海沿江毫无准备”。再次，在天津教案中，一意妥协投隆的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廷，如：他们派出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为了取悦洋人，不听曾国藩的建议，将天津府县从重遣戍。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天津教案处理过程中，曾国藩的卖国行径和汉奸面目，暴露得是够充分的。据《曾国藩奏稿》和《曾国藩书札》等记载，当他受命处理教案之初，就认为“此次各国既伤多命，断难再认理屈”，表示出偏袒洋人的基本态度；当他一到天津，就定下了所谓“严拿凶手”，“以慰各国”的媚外卖国方针。他还不顾舆论的反对，将天津府县送刑部治罪，以讨好洋人。
洋务运动中的功与过
有的论者提出，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不应一笔抹煞。理由是，从他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看，主要是为了“富国强兵”，使清政府具有抵御列强侵略的能力。曾国藩说过：“使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从这场运动的实绩看，虽然并不辉煌，但毕竟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成第一个军械所、机器制造局，建立了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并使中国由闭关自守转向对外开放。
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对曾国藩办洋务，评价不宜过高。他的主要目的毕竟是为了“借师助剿”，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的腐朽封建统治。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1987年0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