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韩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传统时代（近代以前）起就非常活跃，直至今日，韩国的中国学或中国史研究仍很受重视，就中国史研究而言，现在韩国的150所四年制大学中，每所大学至少有2至3名教授从事中国史研究，这样算来，全国就有400余名中国史教授。如果再加上比教授人数还要多的讲师、研究生以及分散在专科学校和初、高中学校的研究人员的话，那么，全国范围内，少说也有1000余名学者正在从事中国史研究。如果再算上比中国史研究者人数多得多的中国语文学和中国哲学等其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的话，其数字也必会明显增加。因而，就学者人数而言，韩国与中国史研究相对较为活跃的日本、美国相比并不逊色。
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成果也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冷战体制下，韩中两国因韩国战争而完全断绝外交往来，形成一种敌对关系。这之后，在韩国，如若对社会主义中国即现代中国过分关心的话，就有被视为赞同共产体制的危险。在严格的思想统治下，也无法从中国大陆获得从事研究所需的资料。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反文化运动也曾盛极一时，从而使得研究工作被迫中断。故而，在冷战体制解体，韩国国内思想统治得以缓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才正式展开。特别是1992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韩国学者开始对现代中国极为关心与重视。因此，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的人数也随之剧增。1992年初，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创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现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中有大约60余名博士研究生以上的专门研究人员，并计划开始出版其机关刊物《中国现代史研究》。
（二）
在韩国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大致可分成四组或者说四代。
第一代由元老级学者们组成，他们在日帝统治时期受到教育并亲身参与抗日战争，直接经历了现代史的发展过程，1945年后在大学执教。曾在高丽大学任教的金俊烨便是其中的代表。[1]虽然就他们研究的方法论而言，也并非没有任何问题，但可以说他们在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筹备阶段确实发挥了极积的作用。
第二代由五六十岁左右的指导级学者组成。他们有的在六七十年代极为困难的学术环境里，靠自学来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有的则是从台湾、美国受到专门培养后归国。这一代以汉城大学的闵斗基教授为代表。高丽大学的辛胜夏教授，梨花大学的金捻子教授，汉城大学的尹世哲教授，岭南大学的李炳柱教授等都属于这一组别。他们在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发起及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批学者担任学会的顾问或会长，指导学会的工作。闵斗基教授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将研究重点从曾一直作为自己研究方向的清末改革运动研究转向中华民国史，特别是20年代国民革命史，并主持了几次与青年学者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史研究活动[2]，从而奠定了现代史研究的基础。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尽管直到最近才对国民革命史予以重视，在这方面就已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可以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是闵斗基教授积极努力的结果。在这一代学者中，辛胜夏教授主要从事以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为中心的韩中关系史研究，最近出版了有关现代史与当代史的著述[3]。金稳子教授主要研究辛亥革命至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妇女史以及妇女政策。尹世哲教授主要研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政治史与思想史。李炳柱教授则主要从事南京政府时期的农业政策与乡村运动的研究。
第三代主要由40岁左右的比较年轻的学者组成。他们大多从上述的指导级研究者中接受了培养与指导，现在各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他们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实际的主导力量，在会中担任干事等职务，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已成书发表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尹惠英教授对于北伐前北京政权内部的崩溃过程的详细论述[4]；白永瑞教授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于20年代中国大学文化的研究，特别是2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与思想意识中哪一部分使得大学生转化为革命势力的研究[5]；裴京汉教授对于20年代蒋介石的军事政治的抬头过程的研究[6]。除此之外，研究工作已经完成，论文不久便会发表，或研究工作就要完成的专题有：20年代初期上海工商阶层的政治动向（李升辉），30年代山西省经济问题与阎锡山政权（姜明喜），20年代的西南军阀（金世昊），国民革命时期湖南省的农业问题与农民运动（罗弦沫），20年代前半期北京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林相范），20年代上海工人阶层的生活与劳工运动（田寅甲），二三十年代民族企业的经济实态（河世凤），20年代无政府主义及其政治特点（朴济均），20年代上海学生界的动态（郑文祥）等。
第四代是现在各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准备学位论文的年轻学者。他们的人数超过前面所说的任何一代，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更为广阔，他们的研究前景也最为乐观。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期，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主要还局限于20年代，这些第四代学者将研究的时期扩展到三四十年代。不仅如此，从前现代史研究范围主要停留在政治史与思想史领域，他们又将研究范畴扩大到经济史与社会史领域，研究视野更为广阔，这种进取与开拓确使学术界为之鼓舞，为之振奋。[7]
（三）
由此看来，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迅速成长起来的韩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年轻且大有希望的学术领域。当然，在这个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一部分少壮学者从共产主义革命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史，视野较为狭窄。还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社会经济史时资料的驾驭与论证都不很严谨。然而，尽管有这些问题，从总体上看，在这一领域里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氛围已经形成。
从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这一方面来讲，其前景也是颇为乐观的。从几年前开始，一部分大学就邀请中国的历史学者直接为学生们授课。有的大学还准许研究生到中国来搜集资料，并为之提供财政援助。以1991年6月于汉城大学主办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研讨会”[8]为契机，通过两国间学术会议而进行的交流日渐频繁。现在，韩、中、日三国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在商讨召集定期的学术会议，可见，将来学术交流的前景更为广阔。
笔者认为，这种两国（或三国）间的学术交流不仅对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对中国的现代史研究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在韩国，韩国人对韩国史的研究很容易丧失其客观性，同样道理，在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史也极有可能难以保持其客观性。这样看来，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研究中国现代史也便有了可以让其发挥作用的足够空间。笔者希望今后两国间能够更为积极地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
注释：
[1]金俊烨：《中国最近世史》，汉城思想界社1963年版。
[2]见闵斗基等著《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研究》，汉城知识产业社1988年版；闵斗基编《中国国民革命指导者的思想与行动》，汉城知识产业社1988年版；闵斗基编《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构造分析》，汉城知识产业社1990年版。
[3]辛胜夏：《中国现代史》，汉城大明出版社1992年版；辛胜夏：《中国当代40年史》，汉城高丽苑1993年版。
[4]尹惠英：《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伐前北京政权的内部崩坏过程1923-1925》》，汉城一潮阁1992年版。
[5]白永瑞：《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研究——20世纪20年代大学生的整体性危机与社会变革》，汉城一潮阁1994年版。
[6]拙著《蒋介石研究——国民革命时期军事政治的抬头过程》，汉城一潮阁1995年版。
[7]关子最近的研究动向参照拙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91-1993》及附录的《最近三年间主要论文目录》，《历史学报》第144辑，1994年12月。
[8]此次学术会议邀请了中国方面的章开沉（华中师范大学），张宪文（南京大学），骆宾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三人与韩国学者共同参加。这次学术会议所发表的论文及讨论要旨收在《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论集》》（15）。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