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军政领袖。其特殊的经历使他集眷顾传统文化的旧式士子与热衷西学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于一身。与太平天国史研究整体趋冷的境遇不同，有关洪仁玕的经历及其思想特征的研究始终吸引着学者的目光。据笔者统计，迄今共发表有关洪仁玕的各类文章170余篇，出版著作、资料5部（注：郦纯：《洪仁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扬州师范学院编：《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沈谓滨：《洪仁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姜秉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蓝图——论洪仁玕新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夏春涛：《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些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及社会思潮的著作也对洪仁玕的思想多有论及。因而有必要对洪仁玕研究的历程作一回顾与展望，冀能有裨于日后的研究。这里仅将相对重要或曾引起较多争鸣的问题作一述评。
一
早在1865年，英文版的《华北先驱周报》就刊登了《洪仁玕供辞》。民国年间，简又文、萧一山、胡友棠等在《逸经》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有关洪仁玕的文章，主要涉及其供辞的回译、考证以及《资政新篇》等问题。这是洪仁玕研究的起步阶段。
较为系统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此后至“文革”前，出版了郦纯的《洪仁玕》一书，公开发表研究洪仁玕的文章有10余篇，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总体评价而展开争鸣。既有人将他视为“革命阵营中的改良主义反动思想家”，也有人认为《资政新篇》的提出表明洪仁玕是属于幻想性的人物。有的则将洪仁玕定性为“近代中国开始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注：侯外庐：《论洪秀全与洪仁玕》，载《新建设》1952年第4期；苏诚鉴：《试论洪仁玕》，载《光明日报》1955年9月1日；王永康：《论洪仁玕及其资本主义改革思想》，载《史学月刊》1957年第5期。），这是较为客观平实的观点。对于《资政新篇》，有人认为不能因其未涉及土地问题而否定那些进步性的要求；也有人指出，《资政新篇》虽未实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思想发展的新趋向，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力图使中国独立富强的改革方案。（注：路遥：《论洪仁玕》，载《文史哲》1956年第1期；李竞能：《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两种看法都基本肯定了《资政新篇》的历史地位。
这一时期的研究还对《贤政新篇》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未能实施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总体而言，视野不够开阔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是研究中的不足。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特定历史背景，以及学界对洋务运动总体否定的语境也对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文革”期间，洪仁玕被看成是洪秀全革命路线和尊法反儒的代表者，公开发表有关洪仁玕的文章约有10篇，美化和拔高成为主要趋向。唯一值得提及的是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发现了干王遗墨等新史料和出版了《洪仁玕选集》。此外，个别国外学者已将洪仁玕的研究同现代化联系起来，预示了研究的新趋向。
二
近20多年来，我国大陆共发表有关文章150余篇，出版著作、资料4部。此时的研究视野相对开阔，采取了多角度的审视，而且更多地转入微观研究，使研究逐渐趋于深入。
（一）洪仁玕的政治主张及实践。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以资本主义强国为模式，意在改革太平天国政治的主张。其中包括整顿吏治，“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设立“新闻馆”和“兴乡官”等。这一时期，学界从总体上肯定了洪仁玕政治主张的进步意义，不再以太平天国旧有的政治体制为标尺，而是以世界资本主义化潮流为参照系，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来评判。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学界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其一，就洪仁玕提出“禁朋党之弊”的目的引发了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洪仁玕在政治上提出的某些具有民主色彩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希望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而是为了巩固君权；洪仁玕作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农民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具有其阶级局限性，这是他无法突破封建君主制藩篱的内在因素。（注：林庆元：《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5期；何植靖：《论洪仁玕的改革》，载《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与之相左的意见是：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禁朋党之弊”是为了防止弱本强末，以避免“为君之权谋下夺”[1]；洪仁玕试图克服分散主义和加强中央集权，正切中了时弊。“禁朋党之弊就是针对洪仁达集团的，而能否消除这个腐朽集团是当时太平天国政治有无转机的关键”。[2]实际上，作为太平天国的忠实拥护者，洪仁玕竭力维护洪秀全的权势与尊严，以保持太平天国的政治稳定。这是其身居天国总理之职责所在，本无可厚非。在此意义上，上述争论双方都无异议，不同之处仅在于如何看待洪仁玕“拥君”的内涵和外延。前者将之视为维系封建君主专制的反民主举动，后者则以其有利于天国政治、军事的复兴而加以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观点的背后都暗含着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否定。
其二，洪仁玕的法制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也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有人系统地分析了洪仁玕的立法主张，认为它主要反映在“促进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国家政体的民主化”和“保护人权的刑律改革”等三个问题上。在此基础上，论者认为洪仁玕的法制主张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许多方面与“君民共主”的主张有相似之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出世以前最进步的主张。[3]有的则对洪氏各项法制主张条分缕析，指出其中涵盖了国家与法制、法制与时代、法制与生产方式、法制与遵行、立法与立人、法制与人权、人道主义、法制与教化等7个方面的关系。从中可体会到，洪仁玕的法制观不仅坚决扬弃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法律制度的流毒，也和日益严重封建化的太平天国法律制度相区别，其采行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4]还有的将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与古代法家的法治主张作了比较，认为法家法治的着眼点是刑，强调暴力镇压；而洪氏的着眼点是建立和健全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强调法的遵守，其中有不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因素。[5]一些论者也指出了洪仁玕法制思想中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并认为其法制主张未能实行的原因，一是客观环境的限制，二是天王洪秀全的反对，三是洪仁玕自身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把实行法制作为限制君主权力、反对封建专制的手段，而是提倡“奉行天法”、“权归于一”[6]，表明他的法制思想“还没有完全跳出封建专制主义的窠臼”。[5]
其三，关于洪仁玕的政治活动的评价，有人认为，“洪仁玕是先进的思想家，而不是杰出的农民革命领导者”。洪仁玕的政治活动同其先进思想并不相称，虽然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对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并无值得称道的建树。[7]有学者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论述了洪仁玕政治思想及实践所受的影响，认为“宗教神学和儒学的色彩占据了洪仁玕思想成份中的很大比重，以致先进思想的光辉往往通过宗教神学和传统文化的棱镜折射出来”。[8]《资政新篇》的整个计划并不完全是诉诸法律和政治的观念，而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种影响限制了他的思想，“堵住了他向西方学习的更大进步”。[9]
（二）《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我国最早的一套仿效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主张。学者对其主要内容的意义作了大同小异的论述，并无意见分歧。问题是如何评价它与太平天国前期出台的《天朝田亩制度》？为何属于异质的经济纲领会一同出自太平天国？有学者认为，洪仁玕还不可能理解他所拟定的方案在本质上与太平天国所要建设的农民国家有无矛盾，即“他还弄不清楚资本主义与小农经济在本质上的矛盾，才诚心诚意地将一套资本主义经济规划带到小农经济的王国去推行”。[10]这不失为较有见地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洪仁玕的近代理念与其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巨大反差。对于二者的区别，学界一般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所要实现的是一种生产力低下，没有商品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主义社会。这只是一个严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乌托邦”。《资政新篇》则抛弃了这种废止私人工商业和消灭私有制度的空想，而要实现一种“大利于商贾士民”，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学者通过比较后进一步指出：“《资政新篇》的资本主义理想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封建主义观念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标志着由中世纪理念到近代理念的飞跃。”[11]
众所周知，《资政新篇》中没有提到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学界就此出现了较大分歧。有人指出，不能因此而认定洪仁玕忽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资政新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需要摆脱封建束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意义上说，它与《天朝田亩制度》并不矛盾。从当时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中也能够看出洪仁玕对土地问题的态度。这一态度虽然不像《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对农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却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也是与他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相吻合的。[12]还有人认为，《资政新篇》的“新”是对旧有的《天朝田亩制度》而言的，是后者的续篇和补充。它没有再涉及土地问题就是肯定了“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因此没有必要要求洪仁玕再提出一个新的土地政策”。[2]
有些学者则认为，洪仁玕对于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真挚的同情。《资政新篇》忽略了横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封建主义土地制度问题。“这虽然不能推论出洪仁玕存在保留大地产，走改良地主经济道路的思想，但至少说明他对封建主义存在妥协态度”。[13]类似观点如：“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当时革命的中心问题，洪仁玕未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14]或者说，太平天国在土地问题上形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作为改革家和主要领导人，洪仁玕本应对此给予足够重视。他既要推行近代化，就应制定一套农业近代化的改革方案以与工商业近代化相适应，最少也应对《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土地政策做出适应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修补。[15]
（三）洪仁玕的文化观。
洪仁玕既深受儒学的熏陶，又广泛接触、学习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特殊的个人经历形成了他特殊的文化观。洪仁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同态度是学界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一种意见认为，“洪仁玕反对的只是儒家的祭祀仪式而并不否定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他改变了太平天国以往对儒家那种简单粗暴的态度”。[16]有学者指出，洪仁玕很重视儒学，只是反对以牲醴敬拜孔孟，对孔孟思想的核心忠义孝悌等不仅不反对，而且号召人们学习与遵行；其维护纲常的思想正是为他的政治观服务的。（注：何植靖：《洪仁玕的中西文化观》，载《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余明侠：《洪仁玕的政治思想探析——兼论太平天国革命如果胜利之后的政治走向问题》，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6期。）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文化观方面，洪仁玕主张打破传统的天道观、夷夏观、义利观、公平观、本末观、价值观和人治观，要求革故鼎新，主张中外平等，鼓励求利致富，提倡自由竞争，呼吁大办工商业，向往西方物质文明及强调资产阶级法治。他试图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文化来对中国的封建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建立起一种与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并以思想观念的更新来保证和促进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17]洪仁玕与中国士大夫中的改革派截然不同，他否定儒家正统礼教，肯定西方的精神道德。“他是在否定和抛弃了孔子的儒家道统之后再去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固守中国儒家道统的同时去批判接受西方意识形态”。[18]论者提出洪仁玕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观点，但缺乏确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还有论者认为，洪仁玕为强化上帝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影响，在阐发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将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掺合进去，这是在用理学家的说教为其神学思想的灌输服务。[19]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学界关于洪氏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还是有批判地接受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对西方文化的整体接受是洪仁玕西学观的特征，他是近代中国倡导全面学西方的第一人。他既不同于洋务派，也有别于维新派，其提倡学西方，一入手便体用并进，器道并学。[1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洪仁玕批判地接受外来文化，利用其对本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进行改革。其原则正如洪仁玕自己所说的：“凡涉时势之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15]有论者论述了洪仁玕文化观的特色，认为用迷信说明历史、具浓厚的宗教色彩，趋西恋中、附会中西文化，具开放性与前瞻性，自相矛盾与不成熟是其文化观的特色。[20]总的来看，对洪仁玕文化观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应该说，洪仁玕有对西方文化多方位接受的趋新意识，也有对传统文化的恋旧情结，但趋新是主要方面。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之一。
（四）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纵横向比较。
在洪仁玕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将洪仁玕与洪秀全及同时代或稍前稍后的思想家如魏源、冯桂芬、容闳、马建忠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洪氏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关于洪秀全与洪仁玕的宗教思想。有论者认为他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代表了两人在具体国策上的分歧。表明太平天国后期的第二代领导人对于起义之初的原始上帝教观念已不像第一代领导人那么注重，从而成为后期天朝政治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21]
2.关于洪仁玕与魏源的变革思想。相对于魏源的“器变道不变”的观点，洪仁玕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更具有广度和深度。他们推行各自主张的途径也不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重在依靠旧的封建制度来加以实施。而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的前提却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洪氏的西方文化观比魏源更全面、更深刻。[22]
3.关于《资政新篇》与《校邠庐抗议》。洪仁玕的经济方案意在建立一个近代化社会，而冯桂芬则试图通过建立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持满清政府的统治。关于二者的思维方式，他们具有同质性表现，都是政治伦理型的思维取向，且都具有直观与模仿型的思维特点。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又鲜明地呈现出理想与现实，宗教化与世俗化的差异。（注：章友德：《变革中的艰难探索——洪仁玕、冯桂芬的经济变革方案比较》，载《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章友德：《简论洪仁玕、冯桂芬思维方式的异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5期。）此外，《资政新篇》与《校邠庐抗议》的主要区别还体现在思想倾向与改革目标的不同，变革方案中的民主含量不同，政治方针的歧异，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和重心的明显差异。[23]
4.关于《资政新篇》与容闳向太平天国献策。容闳曾专程赴太平天国的天京会见洪仁玕，并提出了7项建策。有人认为，除个别条款外，两者的方案在基本宗旨上是一致的。“洪仁玕与容闳都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二者的区别是在由什么人来承担改良的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的看法”。[24]
5.关于洪仁玕与马建忠的近代理念。有人从经济、民主法制和文明观念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认为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但又各具特色，主要表现为空想性与可能性、角度与程度、侧重点与表达方式等三方面的差异。[25]
（五）洪仁玕的历史定位。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界对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历史定位也更加切合实际了。对于作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导人的洪仁玕，论者已不囿于太平天国的圈子，而是从社会发展和近代化等多角度进行透视，认为他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早期传播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的还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化的首倡者和设计师。[26]但就其思想属性问题，仍存有不同看法。针对有人用“改良主义”来定位洪仁玕的思想特征，有论者认为，《资政新篇》没有反映农民最集中的利益和要求，洪秀全也没有用它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因此不能称其为太平天国后期农民革命的思想纲领。同时，洪仁玕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也无法称其为“改良主义者”，《资政新篇》的内容也不能属于改良范畴。由此，“应根据时代特征，将那个时代主张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如实地用‘维新思想’的概念来代替‘改良主义’的概念”，因而“洪仁玕是近代中国维新思想的创始人”，而维新思想也与洋务思想有本质的区别。[27]也有人认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与维新派的变革主张具有一脉相承的特征”，“戊戌维新运动正是沿着洪仁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脉络发展的”。[28]另有论者针对上述提法，认为《资政新篇》体现了由封建主义思想向资本主义思想过渡的形态，这种过渡形态便是洋务思想。洋务思想与萌芽时期的维新思想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同属于洋务思潮。维新思想同洋务思想的区别是洋务运动后期才逐渐产生的。“洪仁玕的思想虽已孕育着维新思想的胚胎，但主要还是作为洋务思潮的先导”。“这并不否认洪仁玕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谋求国家富强的先进人物，正是肯定了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在思想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29]（p66——67）又有学者指出，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以前国人在探索近代化道路方面的最高水准。太平天国内部学习西方的代表性人物并不是洪秀全，而是洪仁玕。但他对西方的认识仍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还不能够既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和学习西方的必要，同时又能洞察列强在华的险恶用心。同时，“从香港奔赴天京后，环境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洪仁玕新旧观念的此消彼长，具体表现为其旧有的忠君思想和宗族意识的日益膨胀”。[30]
三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对洪仁玕的研究，学界逐渐排除了“左”的干扰，跳出了太平天国的圈子，拓宽了研究视野，发掘了许多新的、有价值的课题，使研究不断走向深入。除上已述及的论题外，有的利用中外文资料，对洪仁玕抵达天京前长达8年流亡期间的交游与经历作了具有说服力的考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一些不足。[31]有的对洪氏的伦理道德观进行了剖析，认为他将农民阶级朴素的伦理思想与进步的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基本上为农民阶级革命利益服务的伦理学说；他引进和吸取西方伦理道德，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反思与更新，创造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新伦理、新道德。（注：于云鹏：《洪仁玕伦理思想初探》，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陈国庆：《试论洪仁玕的道德观》，载《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有的对洪仁玕的军事思想作了探索，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借鉴了历史上的军事遗产，总结并发展了太平天国的军事经验，提出了具有相当价值的见解。[32]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研究尚存在一些缺憾，有待进一步深入。其一，在洪仁玕的宗教思想方面，仅有二三篇文章论述了洪仁玕的宗教观的泛神论倾向及其宗教改革。其宗教思想对他主持天国朝政的实践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帝教与基督教既相似又极不相同，洪仁玕主政后又是怎样处理二者关系的？这些都有待深入研究。其二，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抵达天京，无功而身居高位主持朝政，经历天京变乱后的太平天国，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他如何处理同洪秀全的关系，以及同洪仁发、洪仁达的关系，又如何处理与陈玉成、李秀成等功臣名将的关系？这些关系又如何影响着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军事？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显得很薄弱，除了有1篇论述洪仁玕与李秀成之间关系的文章外，其他尚乏专文论述。[33]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及经验教训很有意义。其三，对洪仁玕著作的研究还欠全面。论者大多对《资政新篇》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完全是必要的。但对于洪仁玕的其他重要著作如《英杰归真》、《军次实录》、《立法制喧谕》、《士阶条例》、《洪仁玕自述》等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且缺乏多视角的开掘。数年前王庆成先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发现幼天王、干王等人供词、自述共28件，其中多有尚未发掘的重要史料，涉及天国晚期政治、军事、人事生活等方面，对于研究天国晚期历史，包括对洪仁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34]因此，洪仁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还有待于不断的开掘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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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