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创始人、思想指导者。他早期怎样从走功名仕进的道路转变为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再进一步成为武装起义的领袖，我在1979年发表的《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已作过分析和论述。英国学者柯文南赞成我的看法，除将该文译为英文介绍于海外以外，又鼓励我继续研究，分析论述洪秀全中期后期思想。但由于其它许多事情的牵缠，这件事至今未能做成。本文涉及洪秀全在1853年建都南京后在社会理想、意识形态、政策、对外关系、宗教观念、内部矛盾等方面的态度、思想，但远不能符合朋友和自己的期望，只是一些零散的初步论述。
（一）
对于理解洪秀全早期思想的发展，以至对于理解洪秀全的中后期思想，1847年春他曾到广州罗孝全教堂学习一事是不应忽略的。尽管洪仁玕述、韩山文撰、简又文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明确述及这件事，但仍然被有意、无意略过。这是与洪秀全的反清革命思想发轫於1843年甚至1837年之说相一致的。可能更是为了使太平天国与宗教脱钩的需要。但这一事实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1847年3月下旬（丁未年二月初）洪秀全到广州罗孝全的教堂。自此直到7月，除短期回乡外，洪秀全一直在罗孝全教堂学习。
罗孝全的教堂称为“粤东施蘸圣会”，成立于清政府对传教弛禁后的1845年7月。当时在粤的著名西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均任该圣会的教务评议员。参与创立教堂的，除主持一切的罗孝全外，还有五名中国人。
洪秀全在教堂参加了圣经班，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学习了旧约、新约圣经。罗孝全对洪秀全似乎是满意的，说“他学得了比较完备的知识”，“其行为举止无可指责”。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洗并加入教堂。于是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洪秀全家乡作调查考核；考查报告对洪秀全的加入是有利的。接着就在教堂进行口试。在口试中，就在要接纳他的时候，洪秀全对教堂没有薪金提出问题，这使罗孝全宣布无限期推迟洗礼（美国弗吉尼亚州列奇孟市“美国南部浸会差会部”所藏罗孝全档案和罗孝全1856年在美国发表的《太平王》一文。）。
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受洗不成，决定不回花县于7月21日去广西寻找冯云山。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又一次、也是最重要的转折。他在紫荆山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1851年1月实现了金田武装起义。
洪秀全从1843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甚或以为是互不相容的。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的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是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原道救世歌》。见《太平天国》第1册，90页。）。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那样主张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
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描绘洪秀全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
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平均的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它之不能实行，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一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在这个理想国里，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无疑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当时的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所以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农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农民的欢迎。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二十五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已有规模虽然很狭小但却久已存在的商品经济，回复到简单的自然经济不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也是当时的人民不可能接受的。由于这些根本性的原因，《天朝田亩制度》的这些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卷12，杂载。）。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卤获和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发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在1853—1854年间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所喜爱的理想社会。
（二）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
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原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持较缓和的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洪秀全初信上帝时所谓“砸烂”孔子牌位，实际上是出于反对偶象崇拜而“弃去”孔子牌位，这虽然也是有勇气的创举，但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儒学的意思。
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发动了大规模的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像，当时身居天京的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诏书盖玺颁行论》。见《太平天国》第1册，313页。）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古人，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发动这次运动的动机和目的是扑朔迷离的。或以为孔孟之道维护封建统治，洪秀全要革命，就要彻底否定孔孟。这样的解释太笼统，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洪秀全在酝酿起义和起义初始的两年间都没有彻底排斥孔孟，他的《太平诏书》和《天条书》广征博引孔孟经籍，刻印问世已经一年，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革命吸引人民，取得了建都天京的重大胜利。说在建都以后忽然发现只有焚禁孔孟才能革命，那是很难说通的。
或以为这是为了不与耶稣教义相抵触。但洪秀全的上帝信仰并不是西方基督教某个派别的翻版，他有自己的创造，而且越来越执着，后期还与西方传教士争吵。在西方传教士方面，为适应在中国传教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排斥孔孟。洪秀全排斥孔孟，不可能是为了要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符合的缘故。
洪秀全在排斥、删除一切孔孟和古人的姓名、事迹和典籍文句的同时，对著作中没有具体称引但实际上表达了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的内容并未加以删改。这说明，他的这一行动并不表明他在思想认识上清除了孔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看来，洪秀全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
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详见王庆成：《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太平天国学刊》第5辑）。）。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这样做，可能还有他特殊的个人动机。洪秀全早年病中升天受命本是一个虚幻的经验，他在起义前夕夸大这一经验是有意的，但起义后的巨大胜利却可能受到强烈的自我暗示，使他自己对此深信不疑。早年多次应试不第的冷酷事实，虽然久已沉淀，但很可能在心理上继续产生反常的影响。这种影响，或表现为一起事就急于自己开科取士，或表现为目空一切，摧折原先自己所响往之事物，以求得心理上之满足。他曾称赞汉皇明祖，表示要继承他们的事业。但另一方面，他又曾表示蔑视孙膑、吴起、诸葛亮，甚至称刘邦只是他的前部先锋。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在取得初步的巨大胜利以后，他就会企图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创造一个前无古人的局面——上帝的真传已迷失了几千年，现在的一切都要独得上帝最新最真启示的洪秀全从头开辟。
洪秀全暴烈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正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第101——103页。）。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改变。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系洪秀全亲自主持，但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出版删改后的四书五经，因而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太平天国实际规定的，仍然是“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陈庆甲：《金陵纪事诗》注。）。洪秀全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幼天王供词别录，据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一编。）。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各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文仍用八股体，诗仍用试帖体，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前往应考的虽然也不乏士子，但多有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就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次高的，或用为考官，或使为高级官员司笔墨，即用为高级“先生”，从未任以大事。建都天京后，安徽望江县的乡官保荐一名龙姓秀才有安邦定国之才，送到天京。龙秀才向洪秀全上书数万言，以周武王、汉高祖为比，而洪秀全却批示“周武、刘邦是朕前部先锋”，把龙秀才送去学习，并未授与官职（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科派；卷12，杂载。）。当时的读书人即使像这位龙秀才那样愿意靠拢太平天国，也很难适应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至于在洪秀全方面，他既然排斥古人，“自圣公共蔑古圣”，自然很不可能使用读书人在自己的周围起参谋顾问作用。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
（三）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向上发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和同人民的关系，基于洪秀全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衣食与共和安老怜幼恤孤的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这一切都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和为上帝争纲常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发生于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即1856年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江，使这种希望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经过领导集团内部的大动乱，太平天国受到极大的打击。实力损失，包括被石达开带走的，减员近十万人。领导骨干或死或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这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无形的损失。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互助友爱的宗教政治理论为号召，内乱和互相残杀，使人心涣散失望，使这种理论面临危机。这种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后果，是比有形的损失更为严重的。
后期太平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严峻而复杂。杨、韦事起至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武昌失守，湘军反攻江西，先后占湖口、九江，“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占庐州、镇江，再逼天京。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彻底消灭了“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一度取得辉煌胜利。但同时，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更为有力的曾国藩湘军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获得巨大利益的外国侵略者。
在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居天王之位，但实际上受天父代言人的杨秀清很多约制。内乱后，洪秀全的领导地位已经没有任何牵制，他应该也已有条件亲自掌握大权，负起实际领导责任，解决上述种种内外问题。
首先需要重建领导核心，识拔新的干部。太平天国的领导制度，系统不很明晰，大致是天王以下有军师，军师秉承旨意，总理军政各务。前期有四位军师，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和副军师南王冯云山早年牺牲，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掌理军政而以又副军师北王韦昌辉和右军主将翼王石达开为辅。杨、韦死后，石达开“提理政务”时曾有“通军主将”的名义，这是在五军主将之外新设的职位，其意为全军总司令。过去以为石达开系以此职位而任总理朝政之责；但据近年发现的文献，他还曾被封为“开国军师”（据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太平军目》戊午遵改本。）。这说明，总理政务的工作需要有军师之位，二者是互相适应的。石达开出走后，军师职位又空缺。洪秀全于是亲自兼任军师，直至洪仁玕到来。
在军事形势逆转和内部动乱损失了大批干部的情况下，选拔新干部是当务之急。洪秀全识拔了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以他们和韦志俊、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委以军务。又新设“掌率”职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陈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战，朝政实际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这样，到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即1858年，太平天国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洪仁玕自述语。）。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选拔他们担当大任，是洪秀全用人行政中的重要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领导的上述阶段也显示了矛盾和弱点。军师本是“朝纲之首领”（李秀成复艾约瑟等信中语。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729页。），是实际处理军政各务的。洪秀全自兼军师，本来应该意味着亲自管理大事；在经过大乱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也只有他亲自掌握政务，才能振奋人心、团结将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洪秀全却另设“掌率”一职，由蒙得恩担任。“掌率”的职任未见明文描述，但据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说，他父亲“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蒙时雍家书》，见《太平天国》第2册，第756页。），可见“掌率”是负责国事的，是军师以下的又一军师。这说明，洪秀全虽自兼军师，但并不真正作为军师实际处理国事。
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和疑忌外姓，是他后期重建领导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两大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1859年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卸去自己的军师兼职，予洪仁玕以总理国事的名义和责任。
洪仁玕幼年曾从洪秀全学，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没有在广西参加过拜上帝会的活动，也没有赶上金田起义。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较多，1859年历尽艰辛到天京，决心效忠太平天国。洪秀全见洪仁玕到来，“彼此悲喜交集”，称他“志同南王（冯云山），历久弥坚”。但由于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渊源较浅，骤封为王和军师，引起宿将不服。洪秀全坚持原议，说“风浪暂腾久自息”，特聚集众将众官，让洪仁玕登台受印（见洪仁玕供词别录和封干王诏。）。另一方面，洪秀全接着先后封战功最著的陈玉成、李秀成为英王、忠王，以调整新老关系。洪秀全“曾当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见洪仁玕供词别录。）。这表明了洪秀全对于二人的倚任，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的态度，因而把京内京外的事都交臣下处理。后来，他还借天父梦中传言说，天父叫他不要亲理庶务。这样，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脱离实际。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洪仁玕虽居军师之位，但实际上不可能像前期军师那样统理军政。这主要不是军师职位的功能有什么制度上的改变，而是由于实际的形势与前期有所不同。内乱以后，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难有人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如同杨秀清那样的作用。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响，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后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长兄、王次兄名号位居群臣前列，后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据李秀成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权。其次重用的是长兄、次兄和驸马钟万信、黄栋梁等。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长兄、次兄，或年幼无知，如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居于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领导的水平，反而加剧了将士的离心倾向。于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晋爵，以固结人心。这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见洪仁玕《立法制■谕》。）。但此种办法一发而难以收拾，不少人“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统兵将领甚至对下属“私铸印信，私给官凭”（见洪仁玕《立法制■谕》。）。不但进一步助长了各各据地自雄的分散主义，而且使官职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两千七百个王，简直成为儿戏。洪仁玕到天京后，打算加强中央集权，抑止滥施爵赏的局面，但无效果。这样，终太平天国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中央领导。
（四）
太平天国宗教在前期起过鼓动人心的作用。宗教本来是人民的鸦片烟，是一种麻醉剂。但在前期，太平天国把拜上帝同他们的社会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大多数将士相信他们的事业有天父天兄佑助，加强了英勇斗争的意志。麻醉剂起了兴奋剂的作用。但在内乱以后，天父天兄差遣太平天国几位领导人下凡救世的神话，和团结互助友爱的理想，都濒于破产。兴奋剂的时效已失，空虚和失望导致人心冷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重振人心，本应改弦更张，从天国回到人间，着重在人事上多做切实的努力。但洪秀全却不然，在内乱以后继续拾起神学武器，继续并进一步乞灵于天父天兄。同前期的宗教宣传有差别的是，他把重点放在自己受命于天和天父天兄天王幼天王父子公孙同坐江山这一虚妄世系的神圣性上。可能他以为这样就能够有助于维系人心，巩固领导的权威。后期洪秀全对宗教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沉溺，他的宗教宣教有真诚迷信的一面，但这种真诚迷信所显示的作用，只是企图巩固自己地位的神圣性。
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宗教中原有极重要的地位。杀杨秀清后的内乱中，宗教活动曾停顿了几个月。称为“圣神风”、“劝慰师”的天父代言人杨秀清被杀，使太平天国宗教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如果宣布杨秀清的过错，宣布“圣神风”的罪孽，那就会引起整个宗教体系的崩溃。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对事件作出解释，保持沉默。石达开出走以后，洪秀全决定彻底地公开地恢复杨秀清在天上地下的全部地位，以重建原来的天父天兄体系。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冬颁刻的戊午八年新历献历奏中，杨秀清除了生前的全部名衔外，还加上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十三字，萧朝贵也增加了“传救世主天兄耶稣太子圣旨”。这表示强调杨秀清、萧朝贵作为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他们生前有利于维持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圣性的言行，得以继续有效。为此，韦昌辉必须消失。韦昌辉不是天父天兄体系中的必要一环；而且在事变中滥杀无辜，也已使他在将士中陷于孤立。
洪秀全为太平天国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大家庭和小家庭。洪秀全以上帝为天地人万物的创造者，由此而引申出人人是上帝的子女和“天下一家”的理论。洪秀全说：“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也？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似有此疆彼界之分，……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无之气以生以出”（《原道觉世训》，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92——93页。）。人的灵魂既然都是上帝以生以出，自然都是上帝之子女，都是兄弟姐妹，而上帝则是普天下人之父，之家长。上帝大家庭之创造，是太平天国响往的大同世界的基础。
但洪秀全还构造了一个上帝的小家庭，即以上帝、耶稣、洪秀全和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父子公孙”为中心的家庭。这个家庭的家长仍是上帝，耶稣为长子，洪秀全为次子，洪天贵福为兼桃耶稣和洪秀全的上帝之孙。他们与上帝不只是灵魂以生以出的关系，而且是亲子关系，所以又有天妈以及天嫂的存在。
上帝小家庭的提出肇始于金田起义以前，建都天京以后出版的《三字经》中有比较明确的简述，备于后期洪秀全的许多诗文诏旨。在神学理论上，上帝除了“天下一家”的大家庭外还有一个小家庭，是重叠而又矛盾的。既然上帝是天下一切人的父亲，洪秀全当然也是上帝的儿子；此外，洪秀全还有凡间的家庭，即他的肉体来源——生身父母。既然每一个人都只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在逻辑上，除了上帝大家庭和肉身小家庭以外，就没有其他家庭存在的余地。洪秀全创造的上帝小家庭，不同于上帝的大家庭，因为在这个小家庭里洪秀全不是上帝生灵魂这种意义上的上帝之子，他是上帝的元配肚子里生出来的；但上帝和元配所生的，似乎也不是洪秀全的肉体，因为他的肉体是他的君王父、君王母所生。这是难以圆满解释的矛盾，洪秀全在后期试图加以解释，说他在“未有天地之先，既蒙天父上帝元配即是天妈肚肠生出”，后来上帝差他“作主凡间”，命他由“天上另一位亚妈肚肠而生以便入世”（《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太平天国史料》第86——87页。）。这是说，洪秀全降生过两次，一次在上帝创世之前，上帝和元配生了他，一次在嘉庆癸酉年十二月初十日他人“这位亚妈之胎”——这似乎指他的肉母，但又说她是天上的另一位亚妈。
洪秀全之所以创造和大大宣传上帝之小家庭，并且对神学上的矛盾作匪夷所思的解释，其作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他同上帝之间的特殊亲子关系。
如果这种特殊亲子关系得到公认和深信，那末，他的神圣性和事业自然也是无庸置疑的了。
因此，在内乱以后国家遭遇危机之时，洪秀全致力于宣传这个小家庭。
1860年，苏州归入太平天国版图，而上游安庆军事日趋失利。军政外交百务丛集，但洪秀全表示对“凡情”即世俗政务不感兴趣，自己沉溺于“天情”即宗教的写作。1862——1863年住在天京一年多的目击者记：“每日午后放炮九声，悬伪诏于门外，所言皆天话、梦话，并无一语及人间事。”（陈庆甲：《金陵纪事诗》注。）洪秀全这些诏旨绝大部分已不存，但从1860年下半年至1861年上半年一年间所写的作品，保存下来的稍多。自庚申十年（1860）七月命其兄洪仁发、洪仁达记录和证明洪秀全丁酉（1837）升天的故事，至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十六日发布《万国来朝及敬避字样》，共存洪秀全诏旨十六件，其中除一件有关民事外，均为“天话。梦话”，其主旨都是“父子公孙同作主”、“爹妈哥嫂同担当”之类，反复申明上帝小家庭的存在，同时借助于它来证明他的江山之久长。此外，杨秀清死后不久太平天国即恢复出版圣经。在1860—1861年间，洪秀全在新版的新旧约圣经上写了八十多条批语，有的长达四、五百字。这些批语除了提出太阳太阴、天兵天将和他就是圣经中的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等怪想以外，还大量发挥他是上帝亲子，和耶稣是同一老妈所生等理论。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致力于写宗教作品不算怪事。问题在于洪秀全前期的宗教活动是有较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在构造上帝小家庭的同时，也宣布了使大家庭的所有子女“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的方案。但在后期，他的兴趣越来越集中于小家庭，并且愈益脱离人事，脱离实际。天京重遭江南大营围困时，他自撰赞美诗，命全城军民在城头、在街巷吟唱，向天父祈祷。后来陈玉成、李秀成大破江南大营，解除围困，他没有降诏奖励和接见战臣，只叫他们“认实天情，自然升平之局”。晚年天京危急时，洪秀全向臣下声称系奉天父天兄圣旨下凡，作万国之独一真主，天兵多过于水。对洪秀全执着于宗教之种种怪想，李秀成说：“（天王）云天上有此之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其驳”（李秀成自述语。）。可见洪秀全的这些宗教宣传，对太平天国的老战士也不曾起他所希望的作用。
（五）
太平天国起义，正逢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因此，它要对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统治，还有外国侵略者。早在1853年，英、美、法等国见到一个巨大的新兴势力席卷东南，就先后派它们的驻华使节到南京访问，窥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和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太平天国内乱后，英法等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权利，包括向外国商业开放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国侵略势力同后期的太平天国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1858年6月，清政府和英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英国船只可到“长江一带各口”通商，但当时南京、安庆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英国要获得条约的权利，必须和太平天国打交道。1858年11月，英国侵华军统帅额尔金率舰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实地探测，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国炮击，双方两度交战。太平天国后来向他们道歉、赠礼，并给他们一份洪秀全写的诏旨。这件诏旨开篇就讲“天情”：“朕诏西洋番弟明，天情迥不比凡情。”讲了许多洪秀全升天受命和天父天兄下凡的事，以证明洪秀全是天降之真主。但诏旨中也有一些关于中西关系的话，如：“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兵。洪秀全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褒奖“番弟”对清朝的打击。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站在英国一边的。早在1853年英国使节第一次访问太平天国时，罗大纲致书文翰，就说：“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倡）义入境，良有以有也。”（罗大纲照会原件影印，见《文物》1979年第8期。）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的反满立场和以同教人为兄弟的宗教观念所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很关心战况，曾在招贴板上公布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战胜清军的消息，并在消息之末写上“杀尽妖魔”的口号（据R、J、Forrest报道。）。地方守将与英、法打交道时认为联军入侵是由于清朝“曾欺尊国”，“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战”（何文庆致法国领事照会，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22页。）。所以，洪秀全在诏旨中嘉奖立了功的“番弟”，称他们之来为“兄弟团圆”。
这件文件显示出洪秀全对英国的侵略是没有认识的。额尔金所宣告的他们此行是“履条条约权利”，今后还会有其它船舰来往于长江一带，太平天国官员在会谈中没有拒绝，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发生如这次炮击的误会。
1860年，太平天国重振旗鼓，消灭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亲自主持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于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在上海的英国公使，表示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现即将收复上海，为避免误犯，邀请各公使来苏面商（耶鲁大学图书馆藏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国全权钦差大臣》。）。其后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复。李秀成于8月进军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炮击，失利退回。这是太平天国同外国的首次重大军事对抗。
原来这时洪秀全虽幻想着“番弟”为上帝出力，但“番弟”的政策却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1853年英使文翰初访太平天国时，所希望的是太平军进军上海时保护英国侨民。现在李秀成虽再三声明并在行动上保护一切外侨的住宅、商店和教堂，但现任公使普鲁斯却声称上海为通商要埠，由皇家陆海军保卫，抵抗一切进犯。这是因为英、法等国已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政府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政府免于解体。于是，1860年8月当英法联军正在北方打击清军压迫清政府就范之际，他们在南方却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都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一行自上海率舰队执行这一使命。他们照会太平天国，声称他们已获自由航行长江的权利，要求不干涉持有护照的英国船只，还要求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及其它开放口岸百里以内地区，其条件是清政府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同时又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业，对中国内战仍保持“中立”。
但这样的“中立”只有利于清朝，因为这使清朝得以放心地保有这些城市，通商、征税，成为对付太平天国的基地。何况太平天国建都南京，这些上下游城市原为战略大计所必取，当时太平军也正沿两岸西上，会取武汉。于是，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长江，拒绝了不进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内的要求。1861年3月。巴夏礼与太平天国赞嗣君蒙时雍等几经会谈，洪秀全终于4月2日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洪秀全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面对方则没有坚持太平军不进攻汉口、九江，还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朝，因而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误以为这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因此发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天国进取武汉的行动。3月18日，陈玉成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巴夏礼面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已向英国开放的汉口，陈玉成改变了进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攻取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1861年12月27日，英国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
1.英国商民在太平天国地区遭抢劫，要求立即赔偿；
2.不仅英国船只，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
3.应无限期不进入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的百里以内地区。
几天后，1862年1月1日，蒙时雍等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的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上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箝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复照原件不存，此据呤唎《太平天国亲历记》（王维周译）回译文。）
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自此，英国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
据洪仁玕忆述，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有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的思想（《太平天国起义记》。）。但他这种观念可能是朦胧的。他当时并不了解当时世界之形势，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国家。起义后他自称天下万国之真主，其意义虽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却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通。太平天国前期英、法、美使节来访，杨秀清等在文书往来中，以归顺、来朝、进贡视之，引起了若干礼仪上的争执。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称外国人，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后期，太平天国引英国为盟友，对额尔金一行在文书往来中称对方为“大英国”，有的甚至还称之为“上国”。几个月后，洪仁玕来到天京，建议外交来往中不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国在外交方式以至观念上有进步，但对外国侵略的实质仍然没有认识，仍然幻想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们有同一的目标。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根据实际的体验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变化和进步。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和外国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的确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但他们的反侵略斗争是依据怎样的原则？或者说，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是“坚定的民族主义”、“对外友好而不出让国家权利”。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些论断并不完全准确。无论洪秀全或太平天国，都不了解“国家权利”究竟有哪些，他们曾轻易地同意了外国人在内河航行和外国人犯法交外国领事裁判的权利。洪秀全认为要“永遵”的“中西和约”即1861年4月与何伯的协议中就包括了英船得自由航行不受检查和英人犯法交英官处理的内容。此后一个月，美国也提出自由航行等要求，太平天国答复说：“所有通商获利经过长江，有何不可！”“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亦由本国惩治，敬如所约。”（李春发等致美国水师提督照会，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5页。）后来，他们拒绝英国人雇佣的中国木船得自由航行，其理由不是基于主权而是基于军事和财政，即太多的船得自由航行，将减少太平天国的税收，而且易于混入清朝的师船。这些都说明太平天国缺乏完整的国家主权观念——当然，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至于“民族主义”，那也需要具体的分析。太平天国所强调的是国家——一个汉族国家的领土完整。以赞嗣君蒙时雍等的名义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说：“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1861年3月会谈时，巴夏礼了解到太平天国对光复全部疆土的重视，就竭力解释他们的目标只是保护商务，并不想追求土地。于是，那一次达成了暂不进攻上海的协议。现在，英国为了所谓保护商务竟不许太平天国占有上海等至关重要的城市，这就和太平天国“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的原则完全碰撞了，于是太平天国必然要起而抗争！
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这件事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提及的，他说：
“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据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此事不见于其它中外文献记载。李秀成以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提到这件事，其真实性是无疑的，但提出这个建议的“鬼子”是谁及事情经过却疑莫能详。罗尔纲同志认为是英国官方的何伯、巴夏礼在1861年12月向太平天国交涉时提出的阴谋。李秀成供词中提到前来交涉的“鬼头”有“我万余之众打入北京”等语，根据这些语气，推测“鬼头”就是英法联军的头目，似乎是有理的。但一国的外交政策——至少它的本质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是有连续性的，它的变化也总有其前因后果，是可以作出解释的。英国此前的对华政策丝毫没有与太平天国合作以武力推翻清朝的痕迹。当清朝抗拒批准“天津条约”、英法军队在北方以武力打击清政府就范的时候，他们在南方尚协同清军反对太平天国；在他们已据“北京条约”从清政府获得了更大的利益并且在千方百计实现这些利益的时候，竟提出与太平天国合作，推翻清朝，平分中国土地，那是不可思议的。很可能是白齐文提出的。白齐文是美国人，曾任外国雇佣军“常胜军”统帅，1863年8月反戈投效太平天国后，到天京去访问过半个月。他在天京的活动，没有详细记载，只有他的部属曾透露，他要求太平天国让他做一支独立行动的军队的统帅，但太平天国没有同意，只命他带领自己原有的部队（钟思的陈述书，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65页。）。返回苏州不久，白齐文脱离太平天国前曾会见戈登，向戈登表露过自己的“抱负”，说他“梦想为自己建立一个王国，选中中国作为实现这梦想的地方”，希望同戈登合作，成立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占领北京（贺翼柯：《戈登在中国》，见《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91页。）。从这些记载看来，白齐文确具冒险家和野心家的性格，他在天京时提出与太平天国合作灭清以平分中国，是完全可能的。白齐文会向太平天国提到英法军队攻进北京勒索赔款至今仍未偿清的事例，以夸耀洋兵洋枪的威力，以促使太平天国了解和他合作的重要性。白齐文在谈到这一点时，可能迳直站在英法的立场，称联军“我万余之众”如何如何；也可能他原称“英法军队万余人”而太平天国的将领很少能分辨外国人的国籍，因而李秀成在忆述时写作“我万余之众”。
无论如何，洪秀全在晚年拒绝了与外国武力合作的阴谋，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大事。
光复全国，不能弃置寸土，或者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这正是洪秀全坚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论是否可以称为“民族主义”，但在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入侵的年代，却指导了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六）
以怎样的理想和政策号召人民团结人民，是内乱以后太平天国的迫切问题。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年）刻印的《醒世文》，是内乱以后发表的第一篇较有社会内容的新文件。从文字来看，它可能是洪秀全的手笔，至少经过他的修改补充。这篇文件首先要求世人认实天父天兄的权能恩德和洪秀全“永掌山河为真主”的使命，接着对为官者、为兵者、为民者和敌兵提出告诫和许诺。它要求太平天国的官兵在内部要同恤灾难，对人民不许骚扰。为民者，“士农工商各安业，纳款当差凛遵行。百般贸易皆可做，烟酒禁物莫私营”。发表这个文件，反映出洪秀全希望内部和民间加强信心，稳定秩序的努力。
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军师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递了一篇《资政新编》的重要文件。它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见解，洪秀全几乎完全表示同意。
它主张兴车马舟揖技艺之利；鼓励制造轮船火车和各种器皿，准许专利；兴银行；准富民集资设立，以利于商贾士民；兴宝藏，准民探矿开矿；兴邮亭，书信馆以通公私书信；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兴市镇公司以司工商水陆关税；兴士民公会，由民办理救济、教育事业；兴医院、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以济民间疾苦，等等。这是一幅发展资本主义和使中国近代化的蓝图，与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但这幅蓝图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作用。它鼓励发展近代的工商经济，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还缺乏积极响应的社会力量。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和缺乏统一坚毅的领导，太平天国政府并未能有力地自上而下地推行，唯一的痕迹仅仅是洪秀全在他的子侄驸马的官位上加了正副总开矿的头衔。它没有提到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弱点，使它难以吸引人口中大多数的注意。洪秀全虽然赞同洪仁玕的纲领，批准镌刻颁行，但一年以后他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说明了他对古代大同世界的偏爱胜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乐园。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于不切实际，并不能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洪秀全没有找到其它的真正出路，于是只好转向轻徭薄赋以吸引、团结人民的传统政策。
1860年太平天国克复苏州和苏南各属州县以后，洪秀全发布了一道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的诏旨。这是洪秀全诏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问题的文件。诏旨首先表明太平天国关心民生疾苦：
“民有饥溺朕饥溺，痌瘝在抱秉至情”，“上帝基督带朕幼，照见民困发政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它宣布：“朕格外体卹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页。）洪秀全的诏旨在苏南各县得到了宣传、执行。诏旨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颁刻，十一月，常熟县“堂然伪天王黄榜，抚卹民困，起征粮米”。（柯悔迟：《漏网喁鱼集》，第50页。）这一年减征的成数不详，但存世的两件东珊县（今吴县东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银完纳执照。均钤有“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的印记，可见减免政策一直实行了几年。苏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辖区，李秀成有强烈的仁政、爱民思想，他贯彻减征政策是尤为突出的：“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李秀成自述语。）。
获得民心，争取人民的拥护，是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识见的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与太平天国对抗的同时，先后在长江流域各省推行“减赋”，其重点“在裁减浮收，剔除中饱”（据夏鼎《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的田赋问题》。），其用意之一，即在与太平天国争夺人民。洪秀全“减征”，减及田赋的正额，比清朝的政策更进一步。而且，太平天国虽允许业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区又有限租，减租之规定。这本来应更有利于太平天国争取包括自耕农和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农的支持，但事实却不然，太平天国版图内人民的负担，田赋仅是其中之一。后期疆土缩小，但征战频繁，军需日殷，更非田赋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统兵将领，基层官员经常向地方派征银两、物品，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其负担甚至远超田赋的正额。如驻在安徽旌德县的一名将领给乡官下令，要每旅筹办饷银一千两，食油一千斤，盐一千斤。按规定的编制，一旅只有五百户，要他们负担一千两饷银，就相当于上万亩的田赋。又如浙江桐乡县征收军需捐，是田赋以外的附加税，但高出正额一倍以上。这些捐税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统一规定的，如田凭费、店凭费、门牌费、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则系地方将领或乡官自定。捐税和摊派大多按田亩计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远甚于正额减征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些是按户计征的，更波及了无地的贫民。
在田租方面，太平军所到之处，颇有佃户自发抗租不交者，太平军将士也有主张应该免租。地主本来就竭力要求佃户交租，由于捐税之重，他们更振振有词地要太平军保护他们收租。在不取消原有地权关系的总的政策下，太平军将士大多跳不出既办赋就必须收租的思想逻辑，不少人公开出来保护收租。在这方面，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天朝九门御林林开朝勋臣恋天福董”的一份告示是有代表性的。它说，在征战纷扰之际，本应加惠于民，■免丁粮，但“同袍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怎么办？它说，“业各有主，未可屯田；民既受招，又难掠野”。“按户摊派，贫富未免不均；而论产征粮，输纳尚为易举”。各种办法都不可行，只有“论产输粮”即按田亩缴纳银米。业户既然必须缴纳钱粮，于是根据他的命令，他的下属“忠天豫马”再出告示，称“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该业户粮宜急征之候，正属该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见《太平天国文物图录》52、53。）这样就发生了太平军武装镇压佃农抗租的事件。
太平天国晚期人民负担之重，并不完全由于真正的军需，而且还由于不少将领乡官腐化，利用权力，横征暴敛，以满私欲，爵赏浮滥在经济上引起的流弊不算是严重，但就是这一方面，当升赏时开印、祝贺以及庆生辰等陋俗，就要一笔不小的花费，有的还要新建衙府，如听王陈炳文为了造王府而向人民征收砖瓦捐，仅是留下了记录之一例。1863年，当战事频频失利之时，洪秀全下诏告诫将士，批评他们“奸邪行恶，不守正道”，不遵守献私财于圣库和勿压迫人民的命令，要求他们各各悔改，勿待更大的灾祸来临（据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2135页（回译）。）。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同人民的关系和内部公私关系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斗争，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能不陷于失败。
后期太平天国虽曾取得占领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的胜利，但好景不长，自1863年后又相继丧失，而且天京被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曾国荃军包围。在形势逆转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经江西、湖北与在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另图发展。“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据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但洪秀全坚持不从。早年洪秀全并不同意在南京建都，是主张建都河南以图中原的；只是杨秀清力主建都南京并以天父下凡方式独断，洪秀全才不得不接受。现在，他在南京十年以后，却以为南京是和他的事业不可分离的，固执地不同意放弃南京，坚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粮，男妇饿死者不少，洪秀全命“会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是旧约圣经神话中上帝从天降下的一种食物，洪秀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草。他自己先在宫中空地寻找，将草制成一团，“久日宫中俱食此物”，因而得病，至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一说四月十九日。），即1864年5月26日逝世。四十多天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中央政权灭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终结。有“洪秀全第二”之称的孙中山于洪秀全死后两年诞生，他领导了一个完全新的革命运动，才终于推翻了清朝统治，并且手创了民国。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