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国人民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绚丽的篇章。它的最高领导者洪秀全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由于历史的、社会的、阶级的多种因素的局限，致使这一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了许多谬误，以致失败，我们说，洪秀全的洋迷信应负主要责任。
洪秀全从一个三家村的孔门学究转变成畸形的天主教徒，荒唐地曲解教义，创建了“神人一体”的奇怪学说，把太平天国描绘成一幅“永恒天堂社会”图景，并以此作为唤起群众推翻封建清王朝的精神支柱，虽始而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然终究经不住时间的验证而归于衰亡。这一洋迷信的历史悲剧，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可能有人认为洪秀全以教设言，不过是抄袭了东汉张角之太平教和自赵宋以后历代农民起义所标榜的白莲教之类的诡术来组织革命力量而已，这只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断非真就迷信上帝。这种见解，看来是误用了无神论的框框去套论洪秀全，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未必吻合。我们认为研究历史问题应以史料为依据，只有对洪秀全的生平言行作历史的全面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史实的结论下面便从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一、弃儒学崇洋教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1813）年。家境贫困，少年读书时，常赖外界资助。十六岁时，无力继续攻读，便干家中农事、放牛。一年后为族人聘为塾师，一面课童，一面自修并适时应府县考试。意图通过科举求取一官半职，无奈屡试不第。至二十三岁，又一次赴广州应试未中，在愁苦中偶得基督教士授以《劝世良言》一书。此书教人当信上帝，从耶稣，守十诚，而勿拜邪神。其后洪秀全得病，在卧床期间，两次得见幻象，苏醒后自谓已曾登上高天，得上帝面命为“太平天子”。且与此书所言之道相符。
洪秀全以“太平天子”自许这件事，首先得到表弟李敬芳和族弟洪仁□的承认。通过他们共同对《劝世良言》牵强附会的曲解，给洪秀全的洋迷信加注了更为荒诞的成分：
“彼等以为‘天国降临’，即是指中国。而‘上帝选民’，乃指中国人民及洪秀全。彼等又制宝剑二柄，秀全与李各佩其一。于是祈祷上帝祝福彼等，并赐成功。同声朗诵一诗云：‘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魔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孰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太平天国起义记》瑞典人韩山著简又文译）
不难理解，洪秀全因求官无路，对清廷统治者极端憎恨，加之一定的民族意识，使他产生了造反意图，惟苦于无门径可由。当得受《劝世良言》这一西洋“天书”后，便苦思冥想，竟至在梦中“登天”，产生一系列的妄诞幻觉，醒后则自认为真实。用今天的医学术语来说，确实是患了严重的神经病。从此“天父”便占据了洪秀全思维神经的主要部位，再也不曾离去。洪秀全的传道师美籍牧师罗孝全也不得不肯定其“充满迷信”。（《洪秀全革命之真相》美国人罗孝全著简又文译）
二、洋迷信之发展
洪秀全自得“天书”《劝世良言》后便转入了与“天父”日夕相随的奇异梦幻与现实生活交融的活动时代。发言必说天父，治事必举上帝，所中洋迷信之毒之深，实属仅见。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乳名火秀。异梦登天后，改名秀全。这是因为“火”字犯了“耶火华”天父之讳，并因天父封他为“天王大道君王全”，而“全”字是“人中之王”，故去“火”添“全”。这是洪秀全洋迷信的进一步奠基。
“洪得病后，第一件事，即毁了设立在塾中之孔子神位”。（《太平军纪事》英国人晏玛太著简又文译）
当时全国各级孔庙、书院以及遍设于城乡的私塾，无不设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这原是封建道道统的命根子，毁了它，就意味着造反行动的暴露，有被官府捕杀的危险。洪秀全竟敢毫无顾忌，显然是“天父”支持下的举动。也表明洪秀全在思想上突破了孔子学说的轨范，范迈入到一个崭新的洋迷信的境界。
时至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和冯云山便起程赴广西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以桂平县之金田村韦昌辉家为据点，活动于紫荆山区之平南、象州、浔州、宣武、博白、贵县等府县境地，一面宣扬天父权能，一面组织拜上帝会，潜谋革命。
此一地区原系天地会活动范围，民智蔽塞，迷信鬼神巫术之风盛行。桂平有龙母庙、六窠庙，宣武有蒙冲庙及坛社，象州有甘王庙，而土地祠几乎各村墟皆有。贫苦乡民动辄烧香礼拜，祈福消灾，而不信洋教，严重障碍拜上帝会的发展。因而洪秀全与冯云山四外奔走，将这些庙祠神像尽行捣毁，并题诗数神之罪。乡民见洪秀全并未因此而受到神灵的报应，便视之为神人，逐渐转变信仰对象。于是在破除土迷信后，洪秀全的洋迷信得到迅速发展，拜上帝会群众越来越多。
洪秀全毁神事件，震动了士绅之流，被认为是造反举动，将冯云山捕送官府究办。洪秀全逃回广东。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团练擒冯逆至城，太守顾公元凯、明府王公烈讯之，得其妖书，内载敬天地，戒淫欲诸款，太守以其类于劝善而无叛逆事也，释之遣解回籍。云山途逸去，复至金田，势更猖”。（《浔州府志》）
这次事件，在洪秀全看来，正是“天父乃灵”的应验。后来他回到金田，继续活动，革命势力继续发展。杨秀清为了配合洪秀全号召乡民加入拜上帝会和进一步团结入会群众，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即洪秀全在逃期间，第一次利用巫术，假托“天父下凡”宣扬洪秀全的威望。杨秀清这种手法，洪秀全则信以为真。后来在太平天国大量文献中屡有记述，并专刊了《天父下凡诏书》，用以教众传世。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洪秀全和冯云山被清兵围困在平南花州山人村胡以晃家，处境十分危急，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动员部分会众奔往营救。击溃清兵，迎洪秀全、冯云山到金田，并于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诞辰）举行起义。
这是一次起死回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天父下凡事件，在洪秀全看来，无疑是“太平天子”预兆的应验。
在太平天国建号第四天，即天历辛开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杨秀清又一次假托天父下凡，揭发叛徒周锡能通敌罪行。在天父回天后，杨秀清、冯云山等面奏洪秀全时，“秀全曰，天父咁大权能，我等诡谢天恩”。（《天父下凡诏书》）洪秀全这般行动，分明是天父无不在和天命归予的再次应验。这些片断史实，正是洪秀全洋迷信意识的一贯反映，也是他将异梦幻象当作君权神授的证明。
自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国，攻长沙，破武昌，跨赣、皖，轻取金陵奠都，遣师北伐，逼近天津，清廷大震。这一系列的巨大胜利，在洪秀全看来，都是天命归予的一再应验，因而他曾兴奋地说：
“这几本书（劝世良言），实为上天赐与我，所以证实我往日经历之真确。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为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狂时幻想的结果而已”。（《太平天国起义记》瑞典人韩山著简又文译）
时至天历庚申十年七月，洪秀全诏其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将他在病中的异梦幻象结合起义以来的胜利事绩，写成《福音敬录》一书，随命史官记诏、镌刻官刻颁天下。其隆重如此，是证其洋迷信之发展，正方兴未艾。
三、洋迷信之化用
自建国永安，至奠都天京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军政建制、社会组织以及军民生活各方面，洪秀全都是围绕着天父这根“神轴”来安排的。
太平天国的体制，是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政体的独特创建，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是“神人共主制”。洪秀全自为天王，居天位之中，为日；杨秀清为东王，领天位之东，为风劝慰师；萧朝贵为西王，领天位之西；为云师；冯云山为南王，领天位之南，为雨师；韦昌辉为北王，领天位之北，为雷师；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国，为电师。分别托天象以神化其身躯、职能。洪秀全自认为上帝次子，尊耶稣为兄。许冯云山为三弟；杨秀清为四弟，萧朝贵为帝婿。从天王到天国军民概与天父、天妈、太兄、太嫂神化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位尊者为兄，位卑者为弟。对军民群众概以弟妹称之，对外国人也一律以弟妹称呼。人死谓升天。东、西、南王死后多年中，在奏章、文告中仍和存世之翼王及后起列王并署爵衔姓氏。惟罪死者打落地狱而除名，如韦昌辉是也。从而体现了人的生与死乃两种存在方式的统一。太平天国甚至天下万国则幻化为天父、天兄、天王共同统治下的一个天堂，一个神人共处的永恒社会。洪秀全自己则是永不死者，他随时可以登天与天父、天兄会面，因而他是人、神的合一体。他自称“奉上帝之命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将一切军政大务交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执掌，必要时才奏请批决，他自己悉心致力于著书立说，惟宣扬天父权能和天国福音是务。先则设立刻书的专职机构，曰“镌刻衙”，继而增多刻工，扩充为镌刻营，从事刊印工作。留传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太平天国刻书，至少在三十种上下，这些书几乎无一不神而又神地以宣扬天父权能为第一要职。
洪秀全还亲自绘制了一幅《朝天朝主图》。在图的顶端设一“荣光大殿”，这里是他登天时所到过的地方，意为天父、天兄、天王、幼主所在，下到东、西王以次诸王、驸马、天将等显爵人物的位置，用以表明神、人永恒同在。
洪秀全的洋迷信，在当时就曾引起许多外国人包括传教士罗孝全等的惊诧。其中以英国人福礼赐反感最为强烈，他说：
“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亵渎而已。天王是一个最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关于基督教的真理，他已被许多人忠告、函告、解释、宣讲行行式式，不啻苦口婆心，然而他更为顽梗。”
“他的辩辞是顶混惑而诡奇的，天主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了。如果他辩辞有碍，无言可答时，他便说他曾上过天，而你则否，于是即使你语塞而退了。”（《天京游记》英国人福礼赐著简又文译）
福礼赐最后沉痛地论定，“太平军欲获得全中国的统治权，实是无望的。”他的这番评论，概括了洪秀全二十余年如一日之靠天言行。史实表明。果然如此。
四、洋迷信之恶果
天历丙辰六年七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促使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趋向低潮。究其所以然，据李秀成说，是由于杨秀清威风张扬，自韦昌辉以下诸王不堪忍受其压制的结果。这只是表面现象，溯其根源，实在于“天父下凡”，也就是洪秀全的洋迷信。在这里首先要举述的事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杨秀清通过“天父下凡”建有显著功勋，故在永安建国之初，洪秀全便加封杨秀清为东王、正军师。自西王萧朝贵以下皆受其节制，实膺全军统帅。封王四天以后，又一次出现“天父下凡”，审理周锡能行叛事件中，在洪秀全、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明显地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倾向，即洪秀全对“天父下凡”确信不疑，而韦昌辉则取蔑视态度。情况是这样的：
“是夜云山，达开上朝奏说，天父复又下凡。秀全即至天父面前，天父即命吊周锡能，审毕，天父曰，我回天矣。各自回殿。秀全命韦昌辉等记录天父下凡诏旨，韦旨辉等转命蒙得天，曾天芳记录”。（《天父下凡诏书》）
从韦昌辉拒不记诏来看，对天父下凡一事，信与不信，显有分歧。加之杨秀清出身炭工，不识之无。而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皆是地主家庭，自幼读书，各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杨秀清弄神弄鬼，自鸣得意，当然嗤之以鼻，这就种下了天京事变的祸根。
到天历癸好三年十月二十日杨秀清因杨长妹、石汀兰等四王姑、天王府女官在天王府凿池挖塘不力，受到洪秀全怒斥后，意图解除这四女官在天王府的工作，遂又假托天父下凡，登朝要杖责洪秀全四十。韦昌辉等哭求代受杖，不许。及“天王对曰，小子遵旨，即俯伏受杖。天父曰，尔已遵旨，我便不责尔。”杨秀清这般举动，正是掌握了洪秀全的洋迷信意识而然。但此时此地此人已非当年紫荆山下的布衣可比，此一妄行，大失体统。清方传为笑谈，因而有人断言洪秀全决然不能成事。无奈洪秀全信之凿凿，且命记诏官记诏，并刊入《天父下凡诏书》以教导天下后世。韦昌辉等当然极端反感，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
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杨秀清越来越“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矛盾日趋尖锐，因而韦昌辉在天京事变前，即曾密请洪秀全诛杨秀清。但洪秀全则以杨秀清为当朝第一功臣，且为天父神灵所寄，加以拒绝，于是韦昌辉与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佐天侯陈承□等密谋杀杨。事尚未行，适杨秀清又一次假托天父下凡，召唤幼主听训，洪秀全自往面父，奏以将于八月东王生日晋封他为万岁。这就给韦昌辉叛乱集团得有借口，诬妄东王逼封万岁，遂在七月二十七日之夜发动武装叛乱，将杨秀清杀害。随后在三个月内杀害东王部属文武官员、战士及他们的家属男女老小二至三万之众。最后韦、秦、胡、陈皆被天王所诛，事变方告结束。次年五月初石达开惧诛，裹胁天王精兵十多万众离京西窜，从此革命一蹶不振。不容置疑，这完全是洪秀全洋迷信所酿成的恶果。
事变后，朝中军政要务无人总揽，洪秀全不得已自任军师。但他不谙军事，又久居深宫，不事调查研究，一味靠天，百政废弛。天历己未九年洪仁□由香港抵京，洪秀全命他总理军政大任，却因洪仁□非首义人物，列王不听指挥。以致国事每况愈下，而洪秀全则仍然日夜以祈祷天父救援为事，直至死而后已。用他的一次留言作证：
“爷哥朕幼坐天堂，永普照万方万洋。本月十一五更候，朕时亲身觐父皇。十五四更朕亲征，朕同幼主暨东王。朕嘱幼主大放胆，万有爷爹不用慌。东王奏兵交妹夫（指萧朝贵），杀妖灭鬼有伊当。五更朕又正月宫（指夜宿王娘寝所），闻天有声在梦中。天上有声如此云，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天王诏旨·辛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诏》）
这是天历辛酉十一年五月天京被围时洪秀全日思夜虑的梦境，竟然诏告天下。如此谁能说不是天父占踞其主要神经部位的必然反映？这类诏书留给我们的印象表明，当时洪秀全对敌的唯一措施，只待天父显灵而已。
两年以后，在天京危急的日子里，洪秀全这种洋迷信依然如故。李秀成说得很明确；
“天王实靠于天，不肯信人，万事具是有天。大势情由启奏主，城中不能自保，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那时天王大怒，严责难当，不得己跪上复行再奏，若不依从，灭绝定矣。天王仍作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指曾国藩兄弟）者乎。”
“天王斯时焦急，日夜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死。”（《李秀成自述》）
这时分在京外各省广大地区之太平军尚有数十万众，让城别走，实为当时之上策。但洪秀全自食所谓甘露之草团，以待如水天兵之到来，无奈天父无灵，然洪秀全至死不悟。
据幼主及干王洪仁□所言，洪秀全是病死。李秀成说服毒，当系推测，未足凭信。有可能因食甘露中毒而死。
洪秀全死后不及二月，天京沦陷。太平军余部随后被清军一一消灭。
结束语
史实证明，洪秀全是一位十足的洋迷信者。这种洋迷信，始而用于民智落后的紫荆山，区，确已掀起了壮阔的革命波澜。但当其进入长江中下游以后，一经与传统的非鬼神的儒家学说相接触，就显得苍白无力了。首先对清廷统治阶级始终未能产生分化作用，反而因是洋教，成了满、汉官僚以及知识界为代表的广大非洋主义者一致的攻击目标。遂使逢勃兴起的民族革命大义得不到应有的伸张。其次，就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清武装而言，亦皆与“天父”无缘。近如安徽之捻军，江西之舍钱会，上海之小刀会；远如福建之张高友，广西之大成国、升平天国、延陵国等革命组织，皆各自立门户，无一奉太平天国年号者。其缺乏吸引力，一至如此。再就太平天国本身而言，“天父”既成为破坏内部团结的罪魁祸首，也成为发扬民族革命意识的最大绊脚石。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不妨归结为“天父”在洪秀全思想中的活动史。当太平军高举“天父”大旗，胜利前进的时候，也正是它衰亡因素不断滋长的过程；所以革命“胜利”了，革命也就失败了。
洪秀全曾言：“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倘违背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太平天国起义记》瑞典人韩山著简又文译）他确实是一位不苟言行的领袖人物。虽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于伴随着他的“升天”而失败，但由他所创建的、从根本上动摇了清廷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革命则是不朽的。
最后我们要说，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之一，特别是在天京保卫战中，负有指挥重任。与洪秀全得有经常面谈的机会。他所作有关洪秀全洋迷信的叙述，是其痛苦的直接承受；英国人福礼赐对洪秀全洋迷信的评论，既是他个人实地调查研究所得，也是美国人罗孝全、英国人晏玛太、瑞典人韩山文等一批洋人对洪秀全洋迷信客观观察认识的综合。至于洪秀全本人的留言，当然更是第一手材料中的主要成分。我们客观地引用了以上诸方面的史证，对洪秀全其人作具体分析，以说明洪秀全洋迷信与太平天国之衰亡的关系。不知能否博得国内外太平天国史学家的同情？尚希不吝指教。
（文章来源：《广西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