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康梁策划发动大规模武装勤王运动，两广地区与长江流域并为经略重点。长期以来，人们论及这段史实，大都只注重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之役，很少措意两广方面的情况。这不利于对运动的确切了解，也影响到对康梁的客观评价。本文因拟补缺拾漏，试就康梁组织两广勤王的问题做些考察和探讨。
一
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夭折。时隔月余，避难出逃的康梁汇聚日本东京，与循踪而至的唐才常筹谋应变，决定“组织军事，计划起义”（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自立会史料集》第66页。）。是即康梁决策武装勤王之始。事后唐才常有一函致康有为，汇报归国活动情况，谓：“去秋匆匆拜别，数月之内，奔驰粤桂吴楚间，未得一当，以慰慈廑，媿悚不可言状！”（见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下〉，第870页。）据此，则两广之被择为发难地区之一，亦当拟议于此会晤。
议定之后，康梁先是把主要精力用于海外，鼓动广大侨胞，建立保皇会。到了已亥岁末（1900年初），清廷宣布建储，准备废黜光绪皇帝，他们开始调整活动重心，加强了对国内兴兵发难的部署和谋划。于是，徐勤、欧榘甲、张学璟、梁炳光等一班康门弟子相率返国，藉澳门《知新报》馆作枢纽，联络党人、“密谋拜会”、“定期起事”（张之洞：《宣布康党逆迹并查拿自立会匪首片》，《自立会史料集》第163页。），在两广地区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两广勤王活动的基本内容是组织勤王军。为了筹建这样支队伍，康梁一改维新运动时期仅仅依靠社会上层的作法，把目光转向下层群众，广泛争取各种力量。具体对象以会党为主，它如散勇游民、农家子弟乃至防军员弁，也都在运动之列。
招揽会党方面，欧榘甲与张学璟或曾厕名三合会籍（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04页。），或同会党中人有过密切往还（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三集，第40页。），因而收有较大成效。两广会党领袖纷纷投到勤王旗下，不少人且具相当影响。当时康梁往来函件中屡经提到的区新、傅赞开、康四、林玉、陈廉君、陈翼亭、陈紫瀛和李立亭等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9页。），大抵类皆此辈。如其中的陈翼亭和陈紫瀛，在广西龙州一带厚拥势力（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7页。），运动期间康梁合长江流域与两广会党而开富有山堂，陈紫瀛并以此名列正龙头（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第103页。）；与康有为同乡的区新和傅赞开，徒众号称三千（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页。），被官府目为“广东著匪”（叶德辉：《觉迷要录》卷二，第8页。）；而抚有广西玉林所属各县会党的李立亭，1898年于陆川发动起义，影从者多达十十余万，连陷数城（参见李继源：《李立亭在玉林五属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二）；《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总第4144、4230页。），还是个震动过朝廷的人物。
其它方面，成绩不是很大，但并非毫无进展。据冯自由所撰《谢逸桥事略》，经欧榘甲运动，广东梅县谢元骥曾以创办“团防”为名，于家乡“募勇购械，日事部勒”，准备“及期异军突起”，应援自立军。后以汉口事败，谢为乡中旧绅所攻，东走日本，团防方被迫停办（《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80页。）。梁启超有一个与此相类的计划。其内容是集资两万，山教会中人出面主持，在香港与广东交界的荒岛上择地开一“蚕桑公司”专招“年少与曾入蚕桑学校者教以中西文”尔后“选其壮健朴诚者，日日练之，日日讲之”，使“暗成一有勇知方之军”（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由于缺乏材料，此事最后结果不得而知。不过，1900年4月，梁启超为此集股六七千，确实已经着手进行（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谢氏的“团防”和梁氏的“蚕桑公司”，其招募对象当系散勇游民或农家子弟一类。另据材料记载，康梁对广州防军也派人开展过工作，惟用非其人，所得仅一统带数十清军的弁目而已（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0页。）。
除在内地网罗人才，康梁还招徕海外华侨。1900年春夏间，梁启超先后从檀香山遣归数人，分赴广东、广西，人勤王军参谋军事（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长编》上册第110页。）。与此同时，康徒梁启田在加拿大开“兵会”，邀人“从军”，回国者亦被派充两广勤王军骨干（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3页。）。
康梁组织勤王军，得到国内一些社会名流的支持，有两个近代著名人物并直接参与了这一活动。
其一为丘逢甲。丘氏系台湾苗栗人，1895年领导义军抗日，失败后举家内渡，定居嘉应州。1900年初，主动与康梁联系，响应勤王，于所居之地筹组队伍（庚子三月十三日梁启超在通报内地运动情形的一封信中提到：“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丘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理具备”（见《长编》上册第112—113）。内中与梁炳光、唐才常等勤王军领导并提的“丘仙根进士”即丘逢甲，于此可知其人也在组织队伍。惟“屋闸”未详何地，据丘琮撰《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此时丘氏仍在定居之所（见《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本》第130页），屋闸或即其居处。），并与闻康梁机密。是年春，曾借赴南洋考察之机，在新加坡会晤康有为，有所磋商。据日本驻该国领事向外务省报告，康、丘商定了如下计划：派人将流浪台湾的前义军散众招集成军，经福建入广东，参加勤王起义。报告还说，所择赴台人选日内即将动身（1900年5月23日驻新加坡日本领事中山嘉吉郎致外务省报告，载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
另一人为广西灌阳人士唐景崧。此人在维新运动时期与康有为游踪较密，曾共创广西“圣学会”。1894年署台湾巡抚，第二年日军侵台，遁归内地，闲居桂林。康梁谋组勤王军，他利用自己旧有的关系和影响，积极为之延揽力量。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致外务省的密报，附从唐氏的徒众数逾十万（《宗方小太郎文书》（东京原书房，昭和五十年三月）第100页。）。康有为在发给徐勤等人的信中也提到：“西省某老（按：即唐景崧）派人来，具知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于此可见唐氏作用之大。惟其如比，康有为对其人特别倚重，拟事起之后，由唐景崧担当“大帅指挥之任”，率军北指，“破长沙、武昌、捣中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7页。）。
个别外国人也身与其事。后来担任孙中山军事顾问的李荷马即系其中之一。李荷马，美国加里福尼亚人，军事战略家。因同情中国进步事业，1899年加入保皇会。转年夏，经旧金山保皇会推荐，被康有为派往广东，负责训练和指挥勤王军，掌握一支为数将及三万的队伍 （查平：《李荷马与中国革命》（英文未刊打字稿，1950年）第19、25页。）。据香港总督卜力得到的情报，李荷马到达广东后，曾拟“在美国军官的指挥下，用一支由二万五千名‘苦力’组成的军队从澳门攻打广州”（邱权政、符致兴译，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2页。）。另有日人某，姓井上，名字与背景不详，被康有为委以统帅整个广东勤王军的重任（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414页。）。
康梁通过种种途径组织起来的勤王队伍，就上面零星涉及的数字看，实力是颇为可观的。只是由于不及发动而运动已经失败，未能造成长江流域自立军那样引入瞩目的声势。
在筹建勤王军的过程中，康梁曾就战略问题展开讨论，虽属纸上谈兵，于运动进展却有一定影响。
最早做出战略考虑的是康有为。1900年春，他以福建兵寡将弱、“官场中人材绝少”，提出了一个先图福建的计划，即：大军由广东出发，或傍行沿海，或取道陆路，直取福州。得手后，杀闽浙总督许应骙及署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善联等官僚，同时武力劫持被黜赋闲的前内阁学士陈宝琛，使出头号令全省勤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3页。）。康有为选择福建的意图，一是以南、北洋水师员弁多闽人，拟据其眷属戚友作人质，令召各船舰为勤王效力，藉以控制近海沿江一带；二是福州为船政局所在地，欲得之以造枪铸炮，充实军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3页。）。不过，这只是康有为的初期想法，虽然此后他对福建的勤王活动依旧有所布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9页。），但那里毕竟不是他所厚寄希望的地区，因而终不曾真正投以力量，稍后的内部讨论，亦未将此作为议题。
康梁对战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以何处先发为宜，以及发难后采取哪种用兵方针。有很长一段时间，康有为坚持首先在广西发动，理由是广西清军兵力单薄，攻而“必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而广东有李鸿章坐镇，外国利益也大，“不但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胁外，无用兵理”（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280页。）。至于起兵后的方略，他主张立即挥师北上，“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页。）。具体设想，是军兴之始，由陈翼亭率所部数千精兵，自镇南关间道密袭桂林。一经夺取，各路人马即大张勤王旗号，收复全省。广西既得，区新、李立亭并陈翼亭等部分路悉数入湘，交通黄忠浩等清军将领，里应外合，奇袭长沙。进而会合唐才常所抚之众，一举攻破武昌，藉成长江流域极盛之势。稍事休整后，再与山东大刀王五及归附自立军的镇江徐老虎所部合军，长驱直下北京（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113、116—119页。）。
对于康有为的主张，除唐才常表示赞成，其它勤王骨干大都不以为然（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280页。）。梁启超尤持异说，力主首取广东，并建议拥据广州以为“开府”之区。其理由，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两点：一、用兵宜先有根据地可恃，若悬军深入，有张之洞辖下劲敌当前，破之殊非易易，一旦受挫，“其险不可思议”。而勤王军将卒多粤籍，能夺广东作根本，则“士气愈壮，进取愈勇”。二、起事后倘以匆促进兵受阻，势必迁延时日，外国担心大局靡烂，将会纷起干涉。因此，他认为：“最要之著，莫如先开府”，办理外交、内政，用事实取信各国，使相信维新派“实有能统治国民之力量”，从而对勤王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关于取粤途径，他设计了两种方案。上策是以龙州起事调动驻粤清军，由广东勤王军“乘其虚而夺省城”；其次者是于惠、潮、嘉地区由小股部队发动，同时以龙州之众“声言入湘”，逼使清军分途赴援，待入桂清军行至平乐、阳朔间，即出大军夹击歼灭，然后溯江而下，与西江、肇庆一带勤王军会合，进据广州（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
上述战略分歧持续数月之久，双方不独各执己见，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康有为为实现起兵广西的构想，三令五申，要主持两广勤王的徒党“以全力、全饷、全才注西”（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8页。）；而在两广直接掌管调度的徐勤等人，则对康有为的指示待以消极态度，甚至公然抗命不遵（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4、105、196页。），以至这年6月间康有为命令“速即举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亦因此而未见动静。直到6月中旬以后，由于八国联军侵华和李鸿章应诏离粤，康有为以“北乱李行”，同意首图广东（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4页。），内部意见始归统一。
二
康梁谋求两广勤王，于布画军事而外，还开展了种种其它活动。就中荦荦大者，计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筹措勤王经费。
自作出勤王决策，康梁即以经费问题事关成败，着意进行筹款活动。他们仆仆风尘，多方游说，为此耗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求以助款的主要目标是华侨，前述保皇会的建立就缘于康梁这一动机。当立会一事尚在酝酿时，梁启超谈论此举的意图说：“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万人，人人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并谓：“凡入会者每人课二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因此，保皇会成立后，他们不但以“勤王大义”号召会众解囊相助，而且在会章中专列捐资赏格，用日后凭此论功刺激人们踊跃输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同上书，第260页。）。
通过对广大华侨的鼓动诱导，康梁募集了相当一笔款项，以现有资料统计，数额约在四十万左右，这包括：新加坡保皇会长邱菽园独捐二十五万（关于邱菽园的捐款数字，一般著作或曰十五万、或曰二十万。据康有为当时的函札，邱氏于1900年5月以前已捐十万，6月初又捐十五万，稍后表示再捐十万（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8、99、111页），合计共二十五万。另，颜清湟所著《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牛津大学，1976年）一书，引据有关原始资料，亦谓邱氏捐输二十五万。）；梁启超于檀香山募得八九万（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澳洲各处共捐三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旧金山、加拿大、巴拿马等地分别输款二万、一万和四千（参见《长编》上册第112页；《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151页。）。另据有关材料，港澳及日本等处亦有捐输（罗荣邦：《康有为传记和专题论丛》（亚利桑那大学，1967年），第184页。），但具体数目无从查考，估计不会太大，否则康梁为鼓士气而亟言款事的函札应该有所反映。
这里需要说明，上列数字多系认捐，运动失败前并未尽数到手。至其实际所得，大概不出三十万。因为，根据徐勤后来对所藉侨胞之力的总结，勤王用款仅止此数（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征之于当时情况，康梁以各方急待用费，于海外捐款不遑汇总，小有收获，旅即付邮（参见上揭引证捐款数字各书同页。），似此穷于应付，想来亦无从积有存项。
因捐款远不敷用，康梁也还想过另外的办法。1900年春夏，梁启超曾拟以集股方式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并在广州设立支店，试图借此以为“两便之道”，既可拓展财源，又能贩运起事“急需之物”（参见《长编》上册第122、125页。）。有材料说，此事的确办成（罗荣邦：《康有为传记和专题论丛》（亚利桑那大学，1967年），第185页。）。不过，以事距运动失败太近推度，其为军需转输孔道或许起了作用，生财助饷恐怕一时无及。
以往，人们提到勤王经费，于康梁每多浮议，特别是山于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以饷项不继而失败，更责之以子虚乌有之咎。殊不知康梁劝募应急已难措手，而作为整个运动的领导人，所筹资金又不能专注方。上述捐款三十万，充作自立军用费者十万有零（据唐才中供词，见《自立会史料集》第150页。），其余部分只有十七万是用于两广勤王的开支（依据上引有关捐款数字材料，当时汇出数目共计二十七万，扣除自立军所用十万有零，余额约为十七万。）款数上的这种分配不均，固然显示了康梁的重此轻彼，但也绝不象某些论者所说，是因为康有为发现自立军的宗旨有异于己，中途断绝了款项供应。依据近年来披露的一手资料，康梁对自立军不但始终给予接济，且无一语表示不满。倒是两广方面，以帐目不清、浪支滥用的缘故，屡遭康梁的严厉谴责（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153、154页。）。而运动期间两广勤王军迟迟未能举事，确乎为此所牵累。
其二、争取帝国主义支持。
还在勤王运动正式发动以前康梁走日本、去美国，就曾寻求过帝国主义的支持。那时候，他们主要是效法申包胥的“秦庭七日哭”，企图说动各国当道，用外交手段迫使慈禧归政于光绪，尚未涉及兴师发难的问题。到了运动的实际进行阶段，这方面的活动再度展开，其内容则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如前所述，康梁在讨论战略问题时，无论所执主张为何，莫不虑及帝国主义对武装起事的态度和反应。因此，这一时期他们最费苦心的，首先就是从政治上争取帝国主义赞同用兵之举。为此而设想的运作方案不止一种，比较重要的是梁启超提出的两条：一、在香港刊行西文报纸，“发表圣德及帝党政策，以运动白人之热心者”（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二、一经发难，即“以西文布告各国”，使列强相信此乃“文明举动”。布告内容除声明起兵宗旨和发布新宪法，并随同颁示新政府外交与内政方针，如保护西人生命财产，赔偿外国商务损失，认还北京政府原借外债；全国对外开放，改正税则、豁免厘金，以及国人信教自由等等（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这两个方案，第一条没有尽按原意实行，保皇会所属的新加坡《海峡华人杂志》实际承担了计划中的宣传工作。第二条本系军兴时的事项，虽然康梁预先拟就了大致如是的《勤王布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6页。），但由于两广方面以失机未动而败，故不曾见诸公开。不过，通过其它方式，他们还是向帝国主义国家表达了类似的意旨。象康有为，当时曾频繁致函日、英等国的有关人士，反复申明举事目的系为“勤王和在中国实现改革”（罗荣邦：《康有为传记和专题论丛》（亚利桑那大学，1967年），第186页。），并表示“若仆新党立政，必能和亲各国，保护教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6、430、431、400页。）。
与政治上努力的同时，康梁还积极争取军事上的援助。在这类活动中，他们把日本选作求其所欲的主要国家。1900年春，梁启超指示麦孟华和叶觉迈，要他们面请柏原文太郎及犬养毅等日本政界人士，希望在日本雇兵五百，并为之配备枪支弹药，由香港攻取广州（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稍后，梁启超又亲自函商柏原文太郎，除提出募兵要求，另请日本方面派出陆军将校，帮助训练勤王军（梁启超：《致柏原文太郎函》（1900年5月25日），见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东京，昭和十六年）下卷，第657页。）。此外，前述康有为与丘逢甲议定派人去台湾招集义军散众，也有一并向日本驻台总督求告武器的打算（1900年5月23日驻新加坡日本领事中山嘉吉郎致外务省报告，载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求助对象自然不仅仅限于日本，这期间美国以完成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镇压而遣散部分官兵，就曾引起康梁的很大兴趣。他们决定雇用尚未返美的数百弁卒，用以“助东省之势”，并为此托人致函留驻菲岛的美国某将领，请其代为招募（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
康梁在财力上也打起帝国主义国家的主意。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期间，结识美国商人赫钦，因此人自称与本国现任国务卿有旧，便以二万重金作酬劳，请其归国活动，希望能得借款一千万。梁启超并由此大生奢望，认为此举若能如愿，不单勤王经费可以解决，而且，美国既对勤王运动投下如此巨资，为获大利，一定会全力相助，期于必成。带着这样的想象，他几次指示国内不要急于起事，待得此“一千万之公司”再行发动，却不料为人骗，白白损失了一笔捐款（参见《长编》上册第104、115、140、141页。）。
这方面活动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武装勤王将会破坏中国现存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康梁的这一事业给予同情和帮助。不宁唯是，于两广地区有着切身利益的英国，还明确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900年春，康有为派容闳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定约取粤”，卜力非但不允，“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抵港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0页。）。此后，针对康梁以及当时也拟起事的革命派在广州一带加紧活动，英国政府又指示卜力：要压制象康有为和孙中山那样的中国鼓动者（邱权政、符致兴译，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4—185页。）。为诸如此类的事实所教训，康梁终于有所醒悟，认识到此种事“虽谋之，然不可持之，盖天下未有不经流血汗而能得之权利也”（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欲勤王事成，“只有求之己而已”（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8页。）。所以，这年8月，当卜力建议康梁并革命派起草致列强的“请愿书”、用放弃起义作条件换取各国对其改革要求的“承认”时，澳门康徒当即回绝（邱权政、符致兴译，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1—182页。）。
其三、图谋李鸿章。
勤王运动中，康梁同时与任封疆的洋务派都曾发生联系。其中辖地属于长江流域的张之洞和刘坤一两人，尤其是张之洞，被他们视作依靠对象，一直加意争取。唯独两广总督李鸿章，成了他们的暗杀目标。
李鸿章是己亥岁末出督两广的。此前，其人以自己在维新派中声名不佳，为博取信任，曾屡作示好康梁的姿态，如托请日本人士居间，数向海外逋客梁启超殷勤致意（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由其姪婿孙宝瑄代为张扬，放出自称“康党”的口风（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见《长编》上册第101页。），等等。因此，康梁对李鸿章督粤，开始颇抱幻想。清廷宣布建储时，他们接连上书，要求李鸿章劝阻废立（参见《长编》上册第100页；《康有为政论集》第430页。），所反映的就是他们这时的心理。
然而，现实很快就令康梁大失所望。清廷所以派李鸿章出为粤督，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对这一地区的勤王活动“从事镇压”（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四），第263页。）。而李鸿章走马上任之后，立即秉承朝廷旨意，严厉禁阻勤王。不但捕治保皇会成员在粤亲眷，力求瓦解勤王队伍，对康梁的态度也与向时迥异。大概是因为甲午战败以来久被庙堂冷落，想借过分表现以邀慈禧太后的宠信，他将清政府为缉拿康梁而定下的赏格加码，于十万两之外又添上了四万两（邱权政、符致兴译，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66页。）。受李鸿章举动的影响，作为勤王支柱的保皇会人心摇动、乃至发生“党变”，一些人害怕累及亲友，纷纷声明退会（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
勤王活动受到挫折，康梁由此改变初衷，决计除掉李鸿章。同时准备翦除的，还有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刘学询。此人对康梁夙怀敌意，1899年初曾拟遣人东渡，企图将流寓日本的康梁诱捕或暗杀，因被日本方面所侦知而加以防范，其事未果（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二卷所载《青木外务大臣致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电》（1899·1·24），及日本方面的其它有关报告。）；1900年夏，孙中山欲拥李鸿章据两广独立，刘学询又把谋杀康有为当作先决条件，要孙中山派人执行（平山周：《支那革命党及秘密结社》，转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东京，1975年第二版）第228页。）。从而，刘学询也被目为两广勤王的一大障碍。康梁对图谋李、刘一事非常重视，认为倘使成功，不仅排除了勤王的阻力，而且可望得到华侨更多的捐款（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为此，特命麦孟华负责行动方案的实施，康徒罗普以及本来奉命专伺长江一带勤王的唐才常等人，或于国内求刺客，或雇日人为荆、聂，也都投身其间，积极活动（参见《长编》上册第106、108、117、128页。）。
在图李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康梁时起他念，行动并不果决。这年4月中旬，梁启超就向乃师建议：如果拿下广州，可将李鸿章留作“傀儡”，不必戕杀，以借其势力和声望影响中外（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康有为无异辞，稍后且致函李鸿章，示以“两贤不相扼”（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0页。），并劝其效力勤王，“率劲旅以讨北贼”（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1页。）。个中原因，一方面在于康梁之发起勤王运动，是以师法日本的“拥藩倒幕”为重要口号，原本就希望实力雄厚的洋务派能如日本的西南诸强藩，成为他们倾倒当局的基础和凭借。而另一方面，则是惑于李鸿章本人的动向。1900年春夏，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入侵，李鸿章重施故智，对康梁倍加笼络。先是宁遭“申斥”而拒奉铲平康梁祖坟的朝旨（《清德宗实录》卷四六○，第57页。），继而迭次托人向康梁“问讯”，言词间“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长编》上册第112、100页。），甚至还有对于勤王的恭维（据康有为自己讲，李鸿章于勤王运动期间曾三次促其“举兵”（《唐烈士才常墓志铭》，《唐才常集》第266页）。康之弟子陆乃翔亦谓李“以保皇会人多款足，密令人告先生起勤王之师”（《康有为传》，1929年6月刊本，第18页）。此说或恐言过其实，但李对勤王说些过头的恭维活当是可能的。）。实则，李鸿章做如许表示，不过是应付政局变化的一种计谋而已。当时，向操国柄的慈禧太后以利用义和团而开罪帝国主义，事败后政权谁属殊难逆料，以李鸿章之精于权变，自然要为日后进退预留地步。至于实际行动上，他伙同帝国主义搞“东南互保”，防止动乱犹恐不及，绝不会自为利于康梁起兵的举措。所以，尽管康梁在处置李鸿章的问题上有所摇摆，直到其人奉旨北上议和，他们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将之暗杀的打算，总觉得“此贼若在，阻力不小”（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
康梁谋为武装起事，所要进取的最终目的地是囚禁光绪的瀛台，其于勤王的运筹自不限于上述。从现有材料看，他们对北京与沿途的山东都有一些布置。在山东，康有为派人与大刀会取得了联系（张之洞《致济南袁抚台》谓：“湖南拿获富有票匪目李英供称，康有为、孙文派人联合大刀会”（《戊戌变法》（二）第625页）；康有为《致办事人书》也说，起兵后，“山东大刀王某之军……亦可分路整而北上”（《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8页。据此，知康梁确与山东大刀会有联系。）。而在北京，则派人从事解救光绪皇帝、刺杀慈禧者流以及联络内应等活动。此等活动自政变发生即着手进行（据宫崎寅藏说，康有为政变后甫逃香港，即派弟子北上行刺（见林启彦译、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第138页）。另据康有为跋梁铁君遗札说：政变后即“令大刀王五入自宝月楼，至瀛台救上……己庚间，频遣人入京办此未成。”），最初系由远在日本的麦孟华负责，后来康氏门人陈介叔又潜行入都，身当其任（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这些，过去鲜为人道，于此略作补遗。
三
两广勤王筹备有日，由于受长江流域的自立军失败太快的影响，未能届期发动，3悄然终局。虽然如此，其意义却不可一笔抹杀。它体现着这一时期康梁思想上的激进，无论其锋芒标的，还是追求所在，抑或道路选择，都有难能可贵之处。
首先，它把斗争矛头明确指向后党统治集团。
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统治集团，腐朽反动，向与进步势力为仇敌。勤王运动中，康梁调动舆论，对之大张挞伐。他们痛斥其昏庸无道、贪鄙虐民，“视中国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清议报全编》第二集，卷七，第37页。），“脧我脂，削我膏，剥我肤，吮吸我血，以供满洲逆党之骄侈淫佚”（梁启超：《论刚毅筹款事》，同上第四集，卷一，第94页。）；谴责其奸邪守旧、政变误国，使“中国一线之生机，芟夷斩伐靡有孑遗”（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清议报全编》第二集，卷七，第37页。）；抨击其奴颜媚外、卖国求荣，“日日将祖宗之疆土、国家之利权，分割赔赠，以结外人之欢，以求固其位而纵其淫乐”（欧榘甲：《明义篇》，同上第一集，卷三，第31页。）。议论之激烈尖锐，为前此所未有。康梁视“西太后之政府”为“今日中国之病根”，愤然宣布：“我辈迫于公义，誓不与之两立”（梁启超：“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清议报》第五十二册。）。
站在纯粹勤王的角度，集矢于后党集团自属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联系到慈禧一伙控制清朝政权，直接决定并制造着当时中国的腐败与孱弱，则康梁之无情鞭挞并决心将其赶下政治舞台，仍不失为有益国家的进步之举。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反对这股势力的时候，还流露出否定满清统治的意向。
康梁历数慈禧集团的种种罪恶，一个十分突出的内容就是揭露其民族压迫政策。他们称这伙人所把持的清廷为“满洲政府”，认为此辈的摧残变法，是“恐自此新法大行，则天下智慧将大开，而满洲人所以压制汉人之权利将不可复用”（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59、58页。），并指出：政变以来清廷之用人行政，一秉于“尽收汉人之权”（《论政变后可疑之事》，《知新报》第八十三册。），“其心盖非蹴踏汉人，使无噍类不止”（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59、58页。）。一言以蔽之，防范汉人“实为满洲全部之心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第290页。）。
比起公开的宣传，康梁私下的言论内涵更深。在致有关人士的一封信中，梁启超将满清政府与日本幕府相类比，谓慈禧太后如同“大将军”，“满洲全族”即其“幕吏”（梁启超：《致大隈重信函》，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一卷，第一册，第697页。）。效日本“覆幕”是康梁勤王的重要指导思想，如此比照，表明其欲覆之幕绝不止于寥寥后党中人。康有为也向人表示：倘勤王之事不成，即谋据地方，“求广东自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2页。）。是显有脱离满清之心。
对于康梁勤王的这种倾向，或许有人疑惑不解。其实，这并不奇怪。汉民族本有“严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虽受满族统治二百多年，固有意识未必就能泯消。而近代以降，以少数民族人主中原的满清王朝不但依然外视汉人，又且朽败不堪、日事卖国，很容易刺激人们的仇满心理。所以，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康梁就显露过对满清统治的敌意。他们称大清为“大浊国”（何树龄致康有为书，见《觉迷要录》卷四，第24页。），声言“中国之天下为满人所破坏，欲挽回国运，非摆脱满人之羁绊乃可（宗方小太郎日记所载梁启超语，见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东京，昭和十一年）下卷，第375页。）。至于戊戌变法前后他们同明揭排满宗旨的革命派两度密切往来，更是人所熟知的事实。也正因为这样，以强烈反满著称的章太炎谈及庚子勤王，才说康有为斯时“革命”之“素志尚在，未尽澌灭”（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戊戌变法》（二），第582页。）。
康梁仇憎满清统治的表现，可以说是一种预兆，自此而后，革命排满将取代变法维新，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不过，就康梁自身而言，他们毕竟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比起反映这个阶级中、下层要求的革命派，政治上要软弱得多，即使在反抗情绪最高涨的时候，也拿不出如同后者的勇气；加之他们还要拥护一个籍隶满族的光绪皇帝，如用“排满”之说，就会师出无名，因而在运动中没有、也不可能打出和革命派一样的旗帜。
其次，它提出了建立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目标。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宪政，原是康梁的一贯主张。但在百日维新前夕，因迫于封建顽固派的压力，他们一度改变调门，收回了这种要求。而勤王运动中，康梁与后党统治集团张帜对抗，一开始就把这一理想确定为现实性的目标。1899年4月，康有为发表政见，宣布：“欲输入西欧文明之制”，“开立宪政体政府”（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00页。）。并且指出：“人人有自主之权，……使四万万人，各伸其用，以维我国，诚救中国之圣药”（康有为：《驳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康有为与保皇会》第70—71页。）。关于康梁就此所作的更进一步设想，目前尚少直接材料。依据自立军方面的文件，大体方案包括在东南省份建国、救光绪南来复位、采行议会制度、废止清朝政制等内容。而由唐才常组织的上海国会，就是实践康梁宪政计划的初步。
上海国会亦称“中国议会”，成立于1900年7月，其目的是“欲俟起事成功，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唐才质：《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第277页。）。此前不久自康有为处来到沪上的容闳担任会长，他为国会起草《对外宣言》，阐明了基本的施政原则，要点有：“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端在复起光绪帝”、“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以及“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革命逸史》第六集，第25页。）。显而易见，主旨在于排除满清封建统治，而代之以资本主义制度。
上海国会的建立，即使不是由康梁授意，至少也是事先得到他们的首肯。因为，此会正式召开之前一个月，康有为即通告各地保皇会说：“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将来迎上南迁，……行西律西法”（庚子六月六日康有为致各埠公函，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81—82页。按：上海国会正式成立是在庚子七月一日，见《长编》上册第130页所引《日益斋日记》。）。由此推之，自立军的趋向完全可视作康梁的旨趣。
毋庸讳言，康梁所揭橥的旗号是勤王，鼓吹宣扬也多以“保皇”、“救上”为论调。但是，若据此便认为其根本宗旨是恢复一个失权皇帝的帝位，那就误解了他们的真正立意。实际上，康梁之坚持扶救光绪，主要还是着眼于实行宪政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光绪皇帝“以救四万万民为心，以造新中国为志”（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59、58页。），不但能够“舍位忘身而变法”（梁启超：《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9页。），而且“深观中外之故，注意立宪之政，以开民智伸民权为唯一之主义”（梁启超：《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同上，卷一，第65页。）。即于种族问题，亦“存心大公无我，不私满人，而最爱汉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同上书，第255页。）。显然，康梁是把光绪皇帝看成未来的宪政国家中堪膺其位的立宪君主，而不是当作满清王朝的正统和象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提出了“借勤王以行民政”（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的思想。这里顺便一提，不少论著在谈自立军之役时，每以其既要复辟光绪又不承认满清统治为互相矛盾，观以上康梁的命意所在，或可释此之疑。
由于康梁是以革除封建专制、实现资本主义宪政为出发点，这就使得他们的勤王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凡用一种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代替原来较低一级的社会形态，都属于社会革命。根据这一原理，康梁的勤王无疑带上了社会革命的性质，这既非中国史上的旧式勤王所可同日而语，就是以改朝换代为结果的农民起义也要稍逊一筹。考虑到资产阶级政权本来就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种组织形式，这时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尚未成熟，在政体问题上还徘徊不定（1900年春，孙中山与人谈及替代满清王朝的政府，曾表示不反对建立一个由汉人做皇帝的立宪国家。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卷，第202页。），则康梁以建设立宪政府为目的的勤王，其进步性尤不可低估。
复次，它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暴力手段。
前述事实说明，康梁在勤王的名义下，走上了依靠下层群众而谋武装起事的道路。就其思想基础而论，此中固不无权宜成分，但有决定意义的，还是他们对改革途径的认识变化。
维新运动时期，康梁抱着对清朝统治者的浓重幻想，上书言事，吁求变法，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然而，他们多年奔走所求得的百日新政，转瞬之间就被淹没在一片血腥恐怖中。面对“求和平而乃得死道” （麦孟华：《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四，第46页。）的严酷现实，康梁不得不沉痛反省。他们终于承认：近世“东西各国，民权大伸，百年以来，各国之争，民党无不大胜者，皆流血成河，死至百数十万人，以得有今日文明之治强”（康有为：《驳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康有为与保皇会》第70页。），而“中国变法亦难矣，非经雷霆扫荡之威，未易行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2页。）。由是，他们改变以往的偏见，热烈颂扬起连同法国大革命在内的欧美资产阶级的暴力斗争，并决心“师法人之生气以振其动机” （麦孟华：《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四，第46页。）。
同样，对下层群众的看法也与往常有异。勤王失败后，康有为曾撰《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其驳斥张之洞侮蔑会党时就说：“中国之民，岂生性好乱哉，暴君污吏，肆其茶毒，横征暴敛，迫之以饥寒冻馁，驱之使然，而又穷设法网，绝其生路。”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还借外人之口，对李鸿章“自残同种”的“平发平捻”表示了鄙夷的态度（康有为：《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7—58页。）。这种明显同情被压迫民众的言论，较之先前他们斥揭杆而起的劳苦大众为“伏莽”，转变可谓大矣。尚不止此，他们于下层群众的力量亦开始有所认识，提出“古今中外之立国，自篡杀外，无不兴于在下者”（麦孟华：《论救亡当立新国》，《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三，第117页。）。康有为甚至认为：张之洞们所谓乱民和会党，只要引导教养得法，“其智其力岂必让欧美哉”（康有为：《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7页。）。康梁能以会党游民之类作勤王基干，此种识见不无关系。
康梁对改革途径的重新探索浅尝辄止，但却弥足贵珍。在当时，它把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推向了高峰；而影响所及，是勤王事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除康有为本人外，康门弟子辈犹思奋进，竟至呈现“无一一人不言革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页。）的情状。
除以上三点，还应该指出的是，康梁勤王贯穿着救亡图存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言保皇，是把脱光绪之厄同拯救国家相联系，以“救圣主而救中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2页。）。他们要推翻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也主要是因为它已成“卖地卖民之店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同上书，第245页。）。为了激发人们“救国如救火”（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87页。）的热情，运动期间康梁还以著文、演讲等方式，深刻指陈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在具体的宣传中，对于他们正在向之觅求支持的帝国主义，也不乏尖利的正面揭露，指出“外人之处我中国也，夺我利权，虐我人民，土地则约以勿让他人，政治则胁之不能自主，横施压力，夷若无人，其处分之策，不曰瓜分，则曰保护，一若中国不复自能图存者”（麦孟华：《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见同上，卷一，第97页。）。由此可见，其勤王虽名目陈旧，但在实质上还是扣住了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大主题。
综上所述，两广勤王是康梁有鉴于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横遭摧折，转而进行的一次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尝试。作为当时整个勤王运动的一部分，它同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一样，带有朦胧的反对满清统治的趋势，将打击锋芒指向握有国家政权的后党反动集团，以期破除封建专制、实现资本主义宪政，从而，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和一定的革命色彩。论者过去所谓康梁勤王不同于自立军，仅事舆论宣传、毫无实际，走得还是那条改良主义的老路，以及意图惟在复辟光绪，内容陈腐反动云云，应该说是有失偏颇的。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