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战爆发时起，顾颉刚就失去专心于学术的环境。在西北考察一年后，他到云南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后又到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主任，同时承担一些社会工作。直到抗战胜利，他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投入全副精力潜心于古史研究。尽管如此，他的学术思想没有停滞不前。即使教学和社会工作缠身之时，他仍不忘搜集资料，思考问题。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并不适合学术研究的环境中，顾颉刚顺应时局需要，调整研究思路，利用时代提供的新视野，对史学研究及相关问题做出新的思考，其史学思想显得更加丰富和成熟。本文就这一时期顾颉刚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作一点粗浅考察。
“史料”与“史观”相互补足
现代史学重解释的特点张扬了史观的价值，因而当中国史学走上现代之路后，如何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便成为学者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注重史料考辨的学者认为史观派脱离史料失于空疏，强调运用史观对历史进行解读的学者认为史料派陷于细节失之全面。究竟应如何看待现代史学研究中的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可以说标志着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程度，关乎现代史学的发展。
抗战前，顾颉刚并没有专门论述史料与史观的文章，但他对这一问题却是很关注的。作为一位新式学者，尽管他的史学实践显示出对史料考辨的偏重，在一些较传统的学者眼里，他却属于以胡适为代表的“史观派”。对此，顾颉刚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既不是“史料派”，也不想担“史观派”一名，倒是愿意扎扎实实做点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他曾说：“我何尝不想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等等，走在建设的路上。可是学问之大像一个海，个人之小像一粒粟，我虽具有‘长鲸吸百川’的野心，究竟我是一个人，我的寿命未必有异于常人，我决不能把这一科学问内的事项一手包办。我不但自己只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而且希望许多人也都束身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有了许多的专门研究，再有几个人出来承受其结论而会通之，自然可以补偏救弊，把后来的人引上一条大道。”这“会通”“大道”的工作，指的也许就是史观派的工作，所以他并不反对史观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①]
顾颉刚虽不反对运用史观，却也不愿意去做史观派，而情愿与史观派划清界限，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认为唯物史观的运用是有局限的，“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有关“古史年代，人物事实，书籍真伪，需用唯物史观的甚少”，只是在“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为其基本观念”。[②]
1940年顾颉刚为《史学季刊》撰写发刊词再论及史料与史观问题时，观点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指出，史料与史观是由史家的两种责任所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研究特点。史家的责任即“集种种异同之材料而评判之，举散无友纪之事件而贯穿之，绳以科条，要以必信，俾后人得识其统绪而瞻其真象”[③]。一方面是评判各种异同的“史料”，以达“必信”；一方面是用一定“科条”贯穿“史料”，使其有“统绪”。前者主要是在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后者则是用一定的史观来“贯穿”史料并加以诠释。最终是要使历史研究的结果有可靠性和可信度，让后人通过研究者的成果能够了解历史的真相，认识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他指出：“史学研究之方术有二：其一，定传说之是非，寻残存之实物，重建已逝之史实，使过去人类一一显现于吾人之前，若目睹然。其二，将古今生活演进之事实融会贯通，取其原理原则构成一体系，俾后学者有以见史跡之核心。”这两种方法“前一事之任务为审订史料，谓之‘考据’，是为历史科学。后一事之观点，或唯心，或唯物，或侧重其他因素，谓之‘史观’，是为历史哲学”[④]。他认为，考据工作属于科学的范围，“科学之业，语必有徵，每一问题发生，研究者苟能罗致丰富之材料，使用适当之方法，虽使百人不相谋而为之，必可得同一之结论”。而史观，则属于哲学的范畴，“哲学则超于象外而索其环中，以观点之参差，每纷歧而不一，然亦无碍其各成一家之言。”[⑤]史料的考据是历史科学，而历史哲学则是对历史事实加以融会贯通，使其“成一体系”。
在历史研究中，整理史料与运用史观阐释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环节，起着互相补充、相互辅助的作用。顾颉刚认为：“历史哲学家每以急于寻得结论，不耐细心稽察，随手掇拾，成其体系，所言虽其绚华，而一旦依据之材料忽被历史科学家所推倒，则其全部理论亦遂如空中之蜃阁，沙上之重楼，幻灭于倏忽之间，不将叹徒劳乎！故凡不由历史科学入手之历史哲学，皆无基础者也。”[⑥]这里指出了史观派没有史料考据作基础，往往容易陷入空洞的理论，而失去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当然，顾颉刚也看到了只重考据的局限：“历史科学家惯于研索小问题，不敢向大处着眼，其视考据工作为史学家之终极使命，谓解释之事惟当贻诸社会学家及哲学家，非史家所当问津者。然而人类活动如此其繁赜，历史范围如此其广漠，一人之身，年寿不长，精力有几，若不参以历史哲学，俾于考据对象作相当之选择，而辄糜费穷年累月之工夫于无足轻重之史实中，真固真矣，而徒跼蹐于‘邻貓生子’之事故，非浪掷其生命力而何！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他还说：“观各国新史学发达之历程，均先赖考据方术之改进，而后有正确解释之产生，知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耗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惑众愚，以造成不幸之局而已。”[⑦]
顾颉刚分析史料与史观之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学者因其所习，蔽于所闻，无达观之雅量，以为事不相谐，义无可合，故考据者常诋史观为浮夸，谈史观者亦讥考据为琐碎”[⑧]。而史学要发展必须解决或超越长期争论的状况，不存成见，不拘泥于传统的局限，在研究中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中，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虽然因借助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观点，新的史学思想逐渐扩张阵地，但如何处理好既坚持考据的科学态度，又能够有历史哲学的眼光，对中国历史进行既能从宏观考察，又不失于细节的考据，也就是说，既是科学的，又是不局限于细微琐碎小事的研究，对于正在起步的现代史学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颇有难度的问题。那么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呢？
顾颉刚坚持以史料的整理、考辨为基础：“夫考据之功无尽期，历史哲学之建立固不必待至一切历史考据完成之后，然必当建立于若干颠扑不破之考据之上固无疑。”“世之好为史学者，果欲纳之于正轨，且开濬其源头乎，审订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也。”[⑨]但史料须“以科学方法整理之”，同时“以哲学方法观察之，为之作综合之解释与系统之叙述，使过去一切活动咸得重现于前，指归可识”。这不是个人愿望的问题，“实时代使命促其不得不然者。”[⑩]此语道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史料作为基础，复以历史哲学的史观系统地认识历史，这乃是现代史学的基本特点，亦是发展现代史学的要求。
以上所述，表明顾颉刚对史料与史观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肯定了史料、史观对历史研究同等重要，还特别对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作了清楚的阐发，他的论述超越了忽略任何一方，或把二者加以对立的观点，比自己早年的认识也全面系统多了。
“求真”与“致用”相结合
“求真”和“致用”并不是史学现代化过程中才有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经典问题。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就具有“真”“用”之争的含义。“求真”即重视史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真实性的追求，“致用”是重视史学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究竟史学研究是应重“求真”还是重“致用”呢？在此问题上，顾颉刚的认识也有变化。
早在1926年，顾颉刚就提出学术研究应以“求真”为主要目的，学术的“致用”则让给其他社会工作者为之。他说：“我们的目的只在勤勤恳恳地搜集材料而加以客观的研究，作真实的说明，在民国之下这样说，在帝国之下也是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下还是这样说。事实是不会变，我们所怕的只是在材料的不完备，方法的不周密，得不到真实的事实；至于政治的变迁原是外界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是了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所以是超国界的。学术若单标为救世，当然也可以媚世，甚至于惑世……；但这原说不上科学，国家多难之秋，国民固该尽救国的职责，但这句话原是对一班国民而不是对学术机关说的。学术机关只有一项任务，就是供给研究某种学问的人以研究上的种种便利，此外一切非所当问。”[11]
他说：“‘求知’与‘应用’是两条不同的大路，虽然有时候是可以关联的。”“科学的应用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只因它的用是间接的，它的本身没有用，所以为一般急功近利的人所不喜，他们看不到它的真价值，只觉得是些‘无聊的考据’。但也因为它本身的没有用，不为现实的社会所拘束，所以它的范围可以愈放愈大，发见的真理也愈积愈多，要去寻应用的材料也日益便利。这就是无用之用。”所以，“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于社会应用。”[12]
在他看来，社会分工赋予了学者与国民以不同责任。研究学问的人应追求学术的客观真实，如果追求学术的“致用”会影响“求真”。
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虽然国内并不太平，但外患危机还不严重，因而学术事业尚能在自身的轨道上发展。顾颉刚强调治学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是希望学者能够用心在学问的真实方面下功夫，而不要为了“致用”的问题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学术界，特别是针对北大国学研究机构的学者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日本侵略者铁蹄踏上中国领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迫在眉睫之时，学术“求真”而不“致用”就成了问题。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被迫离开北平，离开了他熟悉的学术研究环境。八年多的颠沛流离，亲身接触社会，亲眼所见的现实改变了顾颉刚纯学者的理想和价值观。他的《西北考察日记》更多表现出他对内地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现状、民众文化教育、经济生活的关心，其思考的着眼点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和民众身上。因而，在强调重视学术“求真”十几年后，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顾颉刚开始了对学术“致用”功能的深深思考。其间，民众的抗日热情激发着如他一般的学者在文化上强盛国家的民族责任感；抗击侵略、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迫切需要，使他开始明确学术研究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亦有着重要的作用。
1942年顾颉刚在《中央日报·增刊》发表元旦致词，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深切关注。他写道：“数十年来，我国新政多矣，然特皮傅，且又行之不广，故工商机构局于都会而无兴于农村，知识传递限于中原而无兴于边疆。吾尝旷瞻远瞩，敢谓吾国与诸强国似其文化，实落后五十年，诚使兼程倍力而进，亦必二十五年而后可。抗战既终了，此数十年间之能否运用，即为吾国能否存在之极其枢杻。惟我国人，其克膺此争进之大任乎？其又能兼程倍力而进乎？是不可不深自省者。”[13]
正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文化命运的考虑，顾颉刚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文化建设方面，开始寻求以学致用、学术救国的道路。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呼求民族复兴思潮兴起。民族要复兴，首先遇到的就是重建民族文化的问题，而建设中国文化必然要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和考察。具体到史学方面，就是要对传统的古籍进行整理，以为新文化建设提供历史的资源。顾颉刚在西南时期主要从事的学术工作，如创办《史学季刊》，编辑《文史杂志》，整理“十三经注疏”并拟刊行“十三经新疏”，组织和成立“中国边疆学会”，还计划编辑“中国名人传”和“中国通史”等，都体现了他从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为中国新文化建设作预备的良苦用心。特别是他通过通俗读物的形式把历史知识普及到普通国民中间，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具体实践，显然是他重视史学致用的社会功能的结果。
顾颉刚对史学“致用”社会功能的新理解，与他社会角色的变化也有重要关系。抗战期间，他从事研究教学之外，还担任一些社会职务，这使他对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等现实问题多了一分具体的关怀，为他调整和修正以往似乎轻视“致用”的史学思想，全面理解史学的功能和价值提供了契机。事实上，“求真”和“致用”是现代史学的两大功能，体现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果没有抗日战争，顾颉刚或许会在学术领域坚守自己“求真”的理想，不受任何社会政治环境的干扰，潜心问学，终其一生。但战争改变了他，使他在尽一个学者对处于危难的国家之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开始积极尝试兼顾“求真”和“致用”的学术研究。这一转变，又使他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内容作了相应调整。
由“破坏伪史”到整理古史系统
对顾颉刚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调整。自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顾颉刚一直面对着人们期待的眼光。人们期待他能够建设一个真的古史系统来代替被他打倒的伪古史系统。一些学者也批评他的古史研究没有结论，没有系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研究古书，等等。但从《古史辨》第一册到1937年初战争爆发前出版第六册，顾颉刚等人并没有使人们的期望得到满足。顾颉刚在这几册《古史辨》的《序》中不时地解释为什么没有建设一个满足人们要求的新的古史系统的理由。这些解释很深刻地反映了他对古史研究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思想。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针对向他要古史研究结论的人，他说：“我以为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决不能轻易便捷像民意测验及学生的考试答案一样。如果我随便举出几句话作为我的结论，那么，我就是伪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别人所作的伪呢？”对于说他“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人，他说：“我诚然是只打倒伪史而不建设真史”，也知道“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更重要”，[14]然而，“古史的破坏和建设，事情何等多，哪里可由我手包办”。“中国的考古学已经有了深长的历史，近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着实不少，丰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学者们向建设的路上走的勇气，我不参加这个工作决不会使这个工作有所损失。至于辨伪方面，还没有许多人参加，头脑陈腐又正施展他们的压力，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则二千数百年来造作的伪史将永远阻碍了建设的成就。所以即使就时代需要上着想，我也不得不专向这方面做去。”[15]这里，顾颉刚肯定了自己只做破坏伪古史的工作，希望他人去做建设新古史的工作。
顾颉刚深知建设新的古史系统远比破坏的工作更难。他说他自己也曾想搞清古史，在整理国故的大氛围中曾“踊跃用命，也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了，太汗漫了！”所以“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只敢用“全力到几部古书上”，“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16]这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考辨古书和破坏伪史的“专门学问”的研究。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不错的，对中国古史的建设也是有益的。
相对于考辨古书和“破坏伪史”的“专门学问”来说，整理古史系统是指建构较完整的一般的古代史系统，就是编写一部完整的古代史著作。这样做，的确为历史教育和教学，或向社会读者普及历史知识所需。然而对顾颉刚来说，“破坏伪史”是建立真史的前提，考辨古书古史是建构完整古史系统的基础。他之所以坚持破坏的工作和基础的建设，而不急于重建古史，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慎重。但他这种持守“专门学问”的思想到抗战时期发生了变化。
须要指出的是，由专门转向普通，顾颉刚在战前即有此意识。这缘于他从研究院到大学教授古史。教学对知识系统的要求，逼得他“不能不在短时期内建设一个假定的古史系统”。为此，他在燕京大学曾计划把零碎的古史材料贯穿起来，编写一部“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程的讲义。这个讲义拟分三编：甲编为“旧系统的古史”；乙编为“新旧史料的评论”；丙编为“新系统的古史”。显然是以破坏伪史，考订史料为基础的思路。但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太大进展，编了一年“甲编”都未编完。而这期间他却作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专题研究[17]。尽管书没编成，但对古史系统的思考却开阔了他的眼界。
顾颉刚真正有计划系统地研究和整理古史系统，是在1938年到了云南大学后。在那里他为所授“中国上古史”课程编写讲义。这时，他明显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古史教学与古史研究有所不同。他说：“前在北平，虽多披览，以正式工作为专题研究，常集中精力于一二问题，笔记之范围不广。及至是，甚欲以现阶段之古史研究施以系统化，俾初学得承受较正确之古史常识，民族、疆域、政治、社会、宗教、学术各方面无不当注意，规模大扩”。[18]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不敢做的“普泛”古史的工作。
在编写《上古史讲义》过程中，顾颉刚不仅找到了研究古史的新思路，还认识到古史知识可以发挥更多的社会价值。由此他开始向系统的古史研究方面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1943年他组织编辑《中国名人传》，并且计划在此项工作的基础上编纂由史前到清代的《中国通史》著作。
对于顾颉刚来说，这种由破坏到建设，由专门到普及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抗战中后期的顾颉刚在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被誉为“疑古大师”，“声名也已从毁誉参半到了誉多毁少”。其编著的《古史辨》已成史学名著，即便在战时也很畅销。但顾颉刚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希望自己的古史研究能更进一步，担负起学术普及的工作，使全体国民能够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这一点很难能可贵。
如果说以前顾颉刚做的“破坏”工作是为了史学学术的进步，那么他古史系统的工作则更多体现了对历史知识普及的重视。而这个转变又为他探索专门学问与普及知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
专门之学与史学的普及
顾颉刚工作的侧重点由“专门学问”向系统知识转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普及史学作用的重视。
作为深受五四时期民主思想影响的一代学者，顾颉刚并不轻视民众教育。所以，在抗战爆发前他即热心编写“通俗读物”，鼓动民众，激发抗日热情。他到西北、西南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方抗战建国的各项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使他意识到，向民众普及文化已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从编写《上古史讲义》开始，顾颉刚对古代历史常识的系统化和知识普及工作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既是“常识”，就是要给更多的人看，就要写得明白易懂。他说：“许多年来，我常想系统的编出一部《中国古代史》，给一般人看”。于是就在讲义体裁上作起文章，“以语体文字撰述讲义，使读之者弗为考证之语所困”，“用通俗体裁编写上古史讲义”。他甚至说道：“人家笑我写的是小说，我说，我正要写成一部小说，本不希罕登大雅之堂。”但他毕竟不是写小说，在文字可使更多读者一目了然的同时，他还要顾到讲义的学术深度，以“古史材料少而问题多，不加考证即无以定其然否，故亦摘取人我研究结果作注语附文后，备有志治史者之寻省，而先书之于笔记册中”。也就是说，讲义采取正文浅白注语深入的办法，把历史常识的普及和专门的研究冶于一炉，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让一般没福享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能看我们的正史，激起他们爱护民族文化的热忱；那些大学生呢，也可看了我们的注释，自己去寻求史料，作深入的研究。”[19]
顾颉刚重视普及历史知识的思想还表现在《中国名人传》的编写工作上。他计划中的《中国名人传》是通俗的学术读物，不仅给学者看，也要使普通民众看得懂。他在《我们为什么要编名人传》中说：“我们要就自己的行业，把确实而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介绍给全体国民，历史知识里最容易发生兴趣的是名人传记，最能给人以做人榜样的也是名人传记，所以我们就从‘中国名人传’作起。”[20]与普通的通俗读物不同，史学通俗化的读物是一定要就学者相对熟悉的范围，把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做通俗化的表述，使国民能够通过阅读而对一些专门的历史知识有所了解。1939年他在《通俗读物的重要性》一文中说：通俗读物不是“一时的兴奋剂”，而是“早晚果腹的食粮”。[21]意在不要把通俗读物的作用仅仅理解为一时的宣传鼓动，而要作为日常需要的一项工作。而“兴奋剂”与“食粮”的最大区别即在于“食粮”能够在满足精神需要的同时，为发育成长提供丰富的营养，其作用更为长远。
同样的思想也体现在编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中。他在《通史凡例》中写道：“除插图及插画外，每章分正文、脚注、史源、近世研究及问题之现状五项”。其中，正文：“A、用流利的白话，旨在便俗。B、提纲挈领，力避琐碎。C、尽量运用近世研究之成绩”；脚注：“正文所使用之新史料及近世研究之成绩，须用脚注，注明出处”；史源：“中国的及域外的，不仅注明版本、篇名、页数，犹须致力于史源的批评”；近世研究：“中国的、日本的、西洋的。劳动者、篇名、杂志名、卷数、页数”；问题之现状：“每章所含问题，若曾经中外学者研究，须指出某问题由何人提出，及研究讨论之经过，并须说明现已研究至何阶段，以便后起学者跟踪赶上”。“史源、近世研究及问题之现状三项，均列章末。”“正文可单行，供一般读者阅读。脚注、史源、近世研究及问题之现状四项，小字密行，节省篇幅，分量不妨多于正文，专务学者参考。”[22]
从此《凡例》看，这部通史是一部兼顾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二重责任的著作。与《上古史讲义》一样，它不是通俗读物，但运用流利的白话，通俗易懂，以为普通人阅读提供方便。特别是顾颉刚在正文以外的“脚注、史源、近世研究和问题及现状”等设计方面，充分注意到学术研究的特点，使得学者通过这四部分的阅读便于对一些问题展开继续深入的专门研究。这样利用体例中各部分的不同作用，顾颉刚在一部通史著作中提出了解决学术的专门性和普及性两个问题的较佳方案。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史学的一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贡献。
学术普及的最大意义在于使民众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有相当的了解，使民众的文化素质有较大的提高。而这一切又与中国在抗战时期所面临的国家重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有直接的关联。顾颉刚在抗战的八年中，经历了辛苦的摸索，找到了实现学术通俗化，让历史知识走近民众的最佳方式。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完成，后来一直没有完成。前者大抵是因战时太忙，后来则因时过境迁。战争与时势变换可以拓展学者的思想境界，也会改变学者的专一心志。但顾颉刚对史学通俗化以及他在抗日战争中有关古史学术的一系列有益的思考和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①]《古史辨》第四册自序。北平朴社，1933年3月。[②]《古史辨》第四册自序。北平朴社，1933年3月。[③]《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一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④]《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一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⑤]《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一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⑥]《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二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⑦]《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二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⑧]《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一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⑨]《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二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⑩]《史学季刊发刊词》，《上游集》二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11]《1926年始刊词》，《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12]《1926年始刊词》，《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13]《三十一年元旦致词》，《上游集》二三页。合众图书馆油印本，1949年4月。[14]《古史辨》第四册自序。北平朴社，1933年3月。[15]《古史辨》第二册自序。北平朴社，1930年9月。[16]《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北平朴社，1931年11月。[17]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等。[18]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19]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20]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21]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22]顾颉刚：《通史凡例》，1944年7月。由顾潮提供复印件。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