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转折时期。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前的1918年6月30日，成立于五四爱国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1日，到1925年全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时自然消失，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团体，既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状况，而且对此后中国的政治与学术有巨大的直接或间接之影响。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学会的灵魂人物之一，因而，研究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与转变，对认识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和了解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均有一定的意义。
一、李大钊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
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最初是王光祈、曾琦、陈愚生、张梦九、周太玄、雷眉生6人在同乡、同学之谊的基础上结合而来的。导源于留日学生为抗议段棋瑞政府于1918年5月同日本签订《中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举行的罢学归国运动。曾琦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在东京时已有组织学会的打算，得张梦九、雷眉生等赞同。（1）而在国内之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三人与曾琦、张梦九、雷眉生已有一种精神上的结合，出处进退，互相离榷，已略具团体规模。（2）曾琦回国后，设留日学生救国团总部于上海，6月又前往京津，打算在北京成立救国团分部，并游说梁启超、汤济武、蒋百里等名流出办大学收容归国学生，目的未达。6月25日曾琦到北京的第一天即晤见王光祈，讨论如何推动救国团的工作。王光祈说，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是在反对段内阁，在京津难以发动，而且即使发动，也难持久，不足以救国。我们在青年求学时期，要救国最好在早做基础的准备功夫，而准备功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为此，光祈建议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增进学识，从事各种研究，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实际问题的解决。（3）曾琦引为知己，留作彻夜长谈。6月30日王光祈、曾琦、陈愚生、雷眉生、周太玄聚会南横街岳云别墅张文达祠，商议发起少年中国学会。7月21日又邀约李大钊参与发起。
少年中国学会的6位原始发起人，既有同学、同乡之谊，又是在年龄、教育、思想背景相仿，对国事持关心态度，对改造中国抱急切心理的相同情况下集合起来的。李大钊参与发起，既有私人友谊在起作用，也同样有思想背景相同的作用。
李大钊长王光祈、曾琦3岁，都经历了一些坎坷。王光祈同李大钊一样是个遗腹子，家里很贫因，受赵尔巽资助才得人成都第一高等小学堂受新式教育。他们早年入私塾，从小学或中学改受新式教育。李大钊、陈愚生、曾琦、张梦九、雷眉生还同为留日学生，而且陈愚生与李大列相友善，1917年秋陈愚生回国后，又介绍王光祈、周太玄与李大钊相识，经常往还，多次深谈，彼此甚为投契。（4）他们均自幼即有救国之志，关心政治，所学大多为与政治有关之学科，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政治、法律和经济；王光祈在北京中国大学法律专科攻读国际法和中国外交史；曾琦在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攻读宪法及行政法。他们均有办报经历，并参与过实际政治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干政欲望和急切的救国心情。周太玄回忆说：“他们（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共同之处是：思想倾向于新的一面，要成立一个团体来寻找方向，实现理想，要坚决与旧的一切划清界线，决不与任何旧的势力妥协。要想在青年的朝气上面加上奋斗刻苦的精神，以一完全崭新的姿态和作法，去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因此，许多地方（王光祈）与李大创和陈愚生的思想有共鸣之处。”（5）
1918年春陈愚生移居南池子二号（即回回营二号），1918年八九月间李大钊将家眷接到北京，住陈愚生隔壁，南池子三号。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一些聚会，经常在陈愚生宅举行，李大钊还经常同陈愚生一起研究工作，甚至形影不离。（6）可以说，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外缘是友情，内缘是精神上的契合，即在救国理想召唤下，所透露的嘤鸣求友的意向，是缘于救国一念，相期为救国而努力的组合。
强烈的救国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一直是李大钊思想的一大特色。在领导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中，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情感又有了极大的发展。1915年8月李大创批评了陈独秀的厌世主义观点，指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7）李大钊主张“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而与异民族相抵抗” （8），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
1918年7月27日曾琦离开北京去上海，7个发起人聚在中央公园，商定：凡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偈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步来创造少年中国。（9）这是学会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的具体化。从中可以看出学会的基本思想倾向，而这些倾向在李大钊的思想中又都是有所表现的。
一是对老年失望，而寄望于青年，依赖青年来复兴民族，即少年主义。这是少年中国学会最基本的思想倾向，而且自清末以来就是一股新锐有力的思潮。梁启超1900年所作《少年中国说》即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少年中国学会之得名既是受少年意大利的启发，也是受梁启超的影响，学会发起时还请其为赞助员。李大钊不仅有少年主义的倾向，而且其《青春》一文可以说为这种少年主义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以独特的进化论和再生论哲学，说明民族、国家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与白首之分，中国的前途不在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于青春中华之再生，而“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恒其青年是望矣”（10）。李大钊的“青春中华”理想与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理想是同一的。这种中华民族将复活更生、回春再造的信念激动了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为铤救中华民族而努力，王光祈、周太玄、陈愚生等人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李大钊虽在1917年一度主张青年应与老人协力，但认为在中国殊为至难，“吾恒盼吾新中国之新青年速起而耸起双盲，负此再造国家民族之责任”（11）不过李大钊也说，青年与老人的分别不在年龄而在精神，因而“幕韩说三十岁以下的人，才有拥护国体的责任与希望。这样不但可以鼓舞青年，更足以激刺老人”（12）。李大钊的少年主义主张与王光祈、曾琦等人也大体相同。
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突出倾向是对现实政治失望，转而提倡社会活动，以社会事业来创造新中国。所谓社会事业，王光祈说，一是教育，二是实业；而反对从事政治活动，最主要的是反对做官吏、议员。这在五四爱国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是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胡适即相约20年不谈政治，要为新中国创一文化基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要是青年学生或毕业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北洋军阀统治下之黑暗政治极度不满，对一切党系、政客极度绝望，转而谋求为新中国创立文化社会基础。这一倾向也是符合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实际的。李大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3）但在1916年因与汤化龙意见不合，离开《晨钟报》之后，与进步党断绝了关系，转而加入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自由知识分子行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这时李大钊关心更多的是文化问题，希望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新的世界文化，并且也希望通过教育和实业来改革社会，反对暴力和革命。（14）1918年11月受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双重推动，才重新焕发政治热情，称道俄国共产革命，认为中国如果学习西方的经验，最好学习俄国共产党。（15）由于认为世界革命已成趋势，中国只有加入，才能自救，李大钊才开始不满于少年中国学会为纯粹之学术文化团体，最终学会因各人政治主张与信仰不同而自动解散。
总之，李大钊与其他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尤其是与6位原始发起人的结合，是友情基础上思想大体一致的结合。
二、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形成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学会同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充满了浪漫的思想，彼此也不统一。1919年1月李大钊即想阐述自已的少年中国主义思想，准备著《少年中国主义》一书，作为少年中国丛书第7种。（16）这时李大钊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919年8月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时公开宣布自己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在这种情况下，9月15日，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少年中国主义主张，而且在这前后又写作了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想而知，李大钊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下，才将“青春中华’’的理想发展成较为具体的少年中国主义。
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各种思潮在中国都有传播，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于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态度极不一致，对于所要创造的少年中国之形式，有的主张采用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有的主张采用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更有以无政府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20世纪者。（17）李大钊信仰马克思主义，当以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20世纪者，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局限，由于深受西方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影响，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些成分，李大钊的少年中国主义又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具有从民主主义到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性质。
从《“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看，这时期李大钊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尚未完全用于指导中国的改造运动，他仍然相信创造少年中国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形式，相信少年中国的理想是自由的创造，活动的生活，各人所欲创造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只要向着光明方面走，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 （18）李大钊进而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致的‘少年中国’（19）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理想，既充满了热切的改革精神，又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李大钊同许多反西方近世文明的人一样，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二分法，将西方文明视为人为的、战争的、积极的、独立的、突进的、创造的、进步的、理智的、体验的、科学的、物质的、肉的、立地的；与之相对立的，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明是自然的、安息的、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因袭的、保守的、直觉的、空想的、艺术的、精神的、灵的、向天的。（20）早在1916年李大钊就追求理想的灵肉一致的第三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人将战争归结为物质主义的必然结果。是西方文化危机的表现。李大钊也持这种看法，认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21），转而倾向于认为中回文化肩负着为人类带来救赎及改善的历史责任，对创造融合东西文明之长的新文明的愿望更加强烈，坚信只有第三新文明崛起，才能挽救世界之危机。而俄国十月革命，使李大钊看到了世界文化变动的新方向，俄罗斯文明只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为亚洲文化中心之中华民族有特殊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22）所以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理想既有中华民族复兴，创造新文明的执著追求，也有救赎世界危机的责任感。同时，受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李大钊更加热衷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将之与非人性化的、无情的资本主义作鲜明对比。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根本解决”、“全面改造”的思想。但是李大钊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观点，他看到了十月革命预示着一个社会革命世界潮流的到来，中国只有加入，才能自救。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降低道德精神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到不快，他说，在人类由阶级斗争的“史前史”时期向“人类真正历史”时期过渡的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在这一点上，他明确指出，“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23）。所以，李大钊所理想的少年中国，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要同时进行，以达灵肉一致的理想境界。这也正是浪漫主义者的共同追求，说明这时李大钊己从提倡新文化转向反西方近世文化，批评现代化过程及其结局对人类诸般价值的残害，提倡未来的世界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会既有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而又可以避免现代化对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维护道德、精神的价值以及意志的自由。这与当时批评“科学万能”的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倒很相近。梁启超说，科学昌明以后，“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24）。
李大钊强调，少年中国的理想要依靠少年运动来实现。他把少年运动分为两种文化运动，即精神的改造运动和物质的改造运动，这两种改造运动要一致进行，“而在物质改造开始的时期”，精神改造“更是要紧”，但是他也承认“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所以“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25）。不管怎样，这两种改造运动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是人类进化不可缺少的。
李大钊的这种思想，既体现了他对自由意志和政治能动性的强调，也体现了他用人道主义来救正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反映了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他所接受的各种思想加以调和的复杂情况。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李大钊虽然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一时还不可能完全抛弃过去的思想，也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李大钊主张，精神改造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养成创造的冲动，友爱的生活，同劳的习惯，公善的心理；物质改造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人都能吃饭。（26）
李大钊相信，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更是一种观念，它与国家的富强、个人的自由、人生的幸福、国际的平等都息息相关，俄国革命提倡工农政府、平民政治，李大钊认为这是民主的进步，将自由民主进一步推及平民。这种对自由、平等、幸福、和平的关注，使李大钊相信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27）因而要用社会主义来改造经济组织，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而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其结果是建立互助、博爱的社会。（28）谋求以社会整体的改造来避免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等对人性价值的冲击，是中国激进主义者共同的文化情结。李大钊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通过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法世界观调和起来了。不光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泛劳动主义，对泰戈尔的爱是“人间能得之最高幸福”的思想，李大剖都加以赞扬，尤其赞扬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精神对俄国革命的促进作用。（29）正是由于李大钊坚信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基础上，所以李大钊不同意将Bolshevism译作过激主义，不相信在俄国有凶暴残忍之事。（30）李大钊虽然这时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理论仍有保留的，而把博爱、自由、平等、牺牲作为创造新生活的基础，他说：“我们相信人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爱’字。我们相信我能爱人，人必爱我，故爱人即所以爱我。”（31）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既推动了李大钊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也使他不能立即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如何着手他所提出的两种文化运动的问题上，李大钊受俄国民粹主义、新村主义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更加明显，更加深刻，几乎难以看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子。李大钊号召少年好友们“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农民的伴侣”（32）。李大钊相信，只要少年将都市上所传播的文化传到农村，“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而“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33）与赞美农村为最完美、最纯洁的地方相反，李大钊对象征着资本主义的城市生活极度反感，视为罪恶之渊薮。（34）他说：“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混浊，乡村的空气清洁。”（35）这种美化农村、反感城市的倾向到1922年仍有流露。（36）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其他国家社会革命运动的鼓舞，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启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同劳动人民的联系、蔡元培于1918年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对此李大钊是完会拥护的，并探求具体的解决途径，他对邓中夏等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给予积极的支持。受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 的吸引，李大钊在1919年2月《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即提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37）
如果说李大钊强调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38）的思想来自民粹主义的话，那么，其“新村落的大联合”理想则主要是受新村主义的启发。1919年由于周作人、周树人兄弟和其他作家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介绍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和他在日办理的新村，新村主义在追求新生活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光祈、左舜生、宗白华等人本着社会活动的旨趣，又受了新村运动的影响，乃倡导小组织新生活。王光祈还进而提倡“新农村”运动，他说，改造中国问题，最有希望的就是中国劳动家起来解决，中国是农业国，劳动家中自以农民为最多，故我们学会提倡“新农村”运动，天真烂漫的农夫，便是我们热血青年的伴侣。（39）李璜回忆，李大钊对于王光祈的农村新生活计划特别予以附和，且在《少年中国》月刊和《新青年》上提出农村的半工半读作法。（40）李大钊同王光祈等人一样，追求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的理想生活。（41）这种境界与中国传统诗人“高卧南窗，自命义皇上人”的意境，与乱世中士大夫退隐山林、躬耕陇亩思想和佛教净土宗的理想都很相近。李大钊喜作诗，田园诗不少，而中国田园诗以陶渊明为鼻祖，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时对净土思想也一度接近，桃花源的幻想和净土的理想必然有一定的影响。事实上，李大钊对新村运动十分热心，他介绍美国的新村运动，“以贡今日热心新村运动者的参考”（42）。对王光祈创办工读互助团也给予很大支持，在1920年3月工读互助团出现困难时，李大钊认为只是在城市难以试验新生活，“一部分欲实行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以农作入手”（43）。他对新村运动仍抱有幻想。
总之，李大钊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基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思想，把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起来，追求一种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理想社会。由于对资本主义，对经济和社会上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反感，李大钊实际追求一种反西方近世文明的，基于农村的浪漫主义理想。但是，李大钊这时的理想虽是反西方近世文明的，然而并不保守，反而充满了进取的精神，受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现实政治的推动，李大钊不断修正自己的理想，抛弃了一些浪漫主义的成分，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期，李大钊还是一个热情的世界主义者，他号召少年好友“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因而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改造中国只不过是我们对于世界改造尽一部分的责任。李大钊把少年中国运动推广到世界，他说，世界的少年运动即为“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李大钊同大多数浪漫主义思想家一样，反对将民族国家作为人类体制，他将家庭、民族、国家的界限，视为进化的障碍、生活的烦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惨烈，使许多人将民族国家观念视为罪魁祸首，而李大钊对世界革命即将席卷全球的确信，（44）更使他热情称颂世界主义，未来的世界是人道的、自由的、赤旗的世界，民族国家将无存在的必要。他比较法兰西革命和俄罗斯革命之后说，前者为爱国的精神，倾于国家主义，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为爱人的精神，倾于世界主义，足为世界和平之曙光。（45）
李大钊在初步接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受托洛茨基《战争和社会主义》英译本《Bolsheviki与世界平和》一书的影响，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期望所激动。他相信布尔什维主义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46），布尔什维克将要造成“欧洲联邦民主国”，进而结成“世界联邦”，创造一“自由乡土”。“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盟，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所以我们亚洲也应在民族解放、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相似的组织，“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三，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少年中国学会中大多数会员都不抱狭隘的国家主义，倘若世界有改造的必要，也当尽一份责任，《少年世界》的创刊即缘于此。王光祈对少年中国的创造也一度提倡广泛的国际主义，但未具体化。在少年中国学会中只有李大钊受托洛茨基世界革命和世界联邦的影响，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这时，李大钊不再简单地关心中国的回春再造问题，而是要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加入这一新潮流，才能自救。“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47）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李大钊仍然反对狭隘的爱国心，提倡民族自由、世界改造的精神，他反对欧洲分脏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只是反对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48）李大钊以世界为家庭的扩充大联合理想，正是这种世界主义情绪的表现。其实，李大钊在主张调和东西文明时，即追求对全人类有普遍救赎意义的新文明，而不仅仅是关心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既反映了在外来文化巨大的影响下，一种“自我认同”的急切追寻，克服自己文化落后的自卑感，也反映了他希望见于自己文化对人类有一定的贡献，和其他民族比起来至少也是同样有价值。这种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是一致的。
三、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转变
方东美？担骸吧倌曛泄Щ嶂砂跤捎醒跷幕硐耄簧倌曛泄Щ嶂馓澹卧谘酥傥橙恕！？（49）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乃是五四运动后至1925年间复杂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惜乎五四运动以后，至于民国十三四年，国情愈恶化，北方军阀愈益猖撅，全国青年革命情绪缴昂，已有操刀立割，仗剑顿挥之势，于是各依其所见所信，转求效率最快之政治路线，期以达成救国之目的，大势所趋，有如决川赴海，莫之能遏。”（50）在这种转变中李大钊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大钊在1918年11月开始向会友宣传共产主义，王光祈曾当面反驳过两次，认为各国有各国的国情，中国固不能走法国革命的老路，也不能照搬俄国共产革命的经验。（51）不久李璜在离开上海去法国时写了一封《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书》，反对盲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说及“工人无祖国”之论行之无效，而且甚为残酷，并非人道主义的胜利。（52）上海会员也主张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王光祈代表北京同人对此极表同情。（53）此后巴黎会员曾琦等人也同李大钊争辩，认为共产主义不适中国国情，世界革命极不可靠，又反对第三国际。这样，由于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学会内部形成了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争论。
1920年8月李大钊提出学会有标明主义之必要，邓中夏、刘仁静、黄日葵等人表示赞同，而左舜生等人反对。在1921年南京大会和1922年杭州大会上均有激烈的争论。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渐次警觉共产主义运动亟宜设法预防，因而提出国家主义与之对抗。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内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之争，遂于民国十二年起转变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54）全会骚然，不可终日，到1925年自动解散。
少年中国学会之本义在“用真实学术与社会事业两种，以造成中国社会基础，然后再用基于社会之实力，以解决政治问题。”（55）李大钊由主张社会活动到主张政治活动，由主张少年中国学会为学术文化的团体到主张标明主义，本身即标明了其少年中国主义的不断进步。在1919年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虽然宣布他是爱谈布尔什维主义的，然而他仍然相信所有主义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56）正因为如此，李大钊相信少年中国不是死板的模式、铸定的偶像。这时李大钊已经同陈独秀开始讨论建党的问题，并与俄共党员有了联系。1920年四五月间维金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又往上海会见陈独秀，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北京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并且开始派人领导工人运动，亲自去郑州指导。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李大钊迅速向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1921年3月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表明他不再寄希望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团体，公开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抛弃了过去人道、自由、博爱的一般理想。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彻底摆脱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和信条，抛弃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思想内容，彻底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在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李大钊逐渐放弃了少年中国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修正，完全投身到现实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去。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途径是不同的，陈独秀经历了虚无主义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李大钊则是经历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而最后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少年中国的理想即是其思想转变时期的具体表现。李大钊少年中国主义的来源是多方面的，这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试图综合各种思潮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努力。李大到的少年中国主义虽然已是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但是仍然没有具体化，并且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成分，然而，李大钊的少年中国主义又充满了进取的精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又受现实政治形势的推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这一切使李大钊不断抛弃其思想中消极的、浪漫的、空想的成分，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者。
注释：
1、沈云龙主编：《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第1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2、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
3、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二章《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传记文学》第16卷第4期，1970年4月。
4、（王光祈），任一民主编：《四川近代人物传》第1辑，第218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5、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转引自崔宗复《王？馄淼纳胶椭鳌罚端拇ㄊΨ堆г貉Пā？1985年，第1期。
6、秦德君：《忆跟李大钊同志在—起的难忘岁月》，《回忆李大钊》，第98—101、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79页。
9、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二章《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传记文学》第16卷第4期，1970年4月。
10、《李大钊文集》上册，第200页。
11、《李大钊文集》上册，第371页。
12、《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05页。
13、《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93页。
14、《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25页。
15、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二章《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传记文学》第16卷第4期，1970年4月。
16、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1月出版的“少年中国丛书”第一种，曾踌著：《国体与青年》封面背后有续出各书预告，其中第七种为李大钊著《少年中国主义》。
17、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1卷6期，1919年12月15日。
18、《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2页。
19、《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2页。
20、《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57—558页。
21、《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65页。
22、《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57—571页。
23、《李大钊文集》下册，第68页。
2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第11页，《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4月发行。
25、《他大钊文集》下册，第43页。
26、《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3页。
27、《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6页。
28、《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8、67-68页。
29、《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86—187、192、343—353、581—588页。
30、《李大钊文集》下册，第36页。
31、《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6页。
32、《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3—44页。
33、《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3页。
34、《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33页。
35、《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51页。
36、《李大钊文集》下册，第558—559页。
37、《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48页。
38、《李大钊文集》下册，第44页。
39、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40、李璜：《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与成立》，《传记文学》第35卷第1期。
41、《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52页；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晨报》，1919年12月4日。
42、《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86页。
43、《李大钊文集》下册，第212页。
44、《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01—602页。
45、《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73页。
46、《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00页。
47、《李大钊文集》上册，第608页。
48、《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页。
49、东方美：《苦忆左舜生先生——因及少年中国学会二三事》，《传记文学》第15卷第5期，1969年11月。
50、东方美：《苦忆左舜生先生——因及少年中国学会二三事》，《传记文学》第15卷第5期，1969年11月。
51、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二章《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传记文学》第16卷第4期。1970年11月。
52、《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日1日。
53、《少年中国》1卷1期，1919年7月15日。
54、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137页。
55、王光祈：〈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书〉〉，《王光祈旅德存稿》下册，中华书局1936年发行。
56、《李大钊文集》下册，第33—34页。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