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8月15日至9月5日在《晨钟》报工作了22天，学界对这段时间内李大钊的行动和思想状况一直众说纷纭，纰误屡见。这样，就难以把握李大钊早期思想嬗变的脉络，使后面的研究工作容易走入误区。本文拟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地位、《晨钟》的影响、李大钊的工作情况、交游情况以及李后来离开《晨钟》的原因等诸多方面入手，一一考述梳理，立体化多角度地展示李大钊同志在《晨钟》报的有关史实，从而一窥这一时期李大钊思想变化的全貌。
一
1916年7月11日，李大钊与霍例白、宋仲彬乘通州轮北上至京。（1）当时的《晨钟》报社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里进行编辑工作的。
关于李大钊在《晨钟》报的职位，各种年谱以及不少研究文章都认为是“总编”、“总编辑”或“主编”，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也称“总编辑为李大钊，经理为汤化龙的私人刘道铿。”徐铸成在《报海旧闻》里则认为李当时是“副刊编辑”。但据黄河著《北京报刊史话》（2）记载，“《晨钟》报是由蒲伯英主持，编辑主任为李大钊。”
按近代报社编制惯例，总编辑（社长）负责报社全盘的内政外交，确定办报的主导思想。蒲伯英（殿俊）资格甚老，曾当过四川大汉军政府都督，在民主党以及进步党内都是要员，而且在1896年就办过《蜀报》，对于报纸业务不是外行，故蒲作主持人（总编辑）的可能性较大。再加上《晨钟》报是政党报，报纸言论口径当然要统一在自已人手里，李大钊当时只是以汤化龙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担任总编辑一说恐怕难令人信服。至于刘道铿，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至于经理一职在报社内向来是作为报业经营的财务负责人，不直接干预报纸内容。确定报纸风格，负责每天报纸编排发稿的是“编辑主任”，地位在主笔（评论员）和访员（记者）之上，故李大钊身当此任比较符合实际。（3）其地位应在蒲殿俊之下，不然就不会有后来“因意见不合而离去”一事发生。
《晨钟》报是进步党人物汤派的喉舌（4），当时，汤化龙、刘崇佑（5）、蒲殿俊不管是在进步党内，还是在整个中国政坛上都是风云人物。有这些人在，李大钊尽管可以起一些作用（6），但并不能完全控制《晨钟》报，因为其地位赶不上汤、刘、蒲。
二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晨钟》报于8月15日创刊。当时报界是相当繁荣的，北京的《国风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天津的《民意报》、广州的《民生报》，以及其它地方的《天民报》、《平民报》、《湘江日报》皆为一时翘楚。仅北京一市的报纸除月刊、周刊外，就有80余家（7），与当时的“高级**集中”同为一大社会景观（8）。
报界繁荣是两大因素使然，一是政治空气相对宽松，此时“癸丑报灾”已过，段祺瑞政府对报界的打击还未到来。也就是说，《晨钟》报的起步阶段，正好处在两次“报灾”中间，“报禁”较弛，各报持论还有一定的自由度。（9）
二是经济因素。据时人记载，“当时的报纸以每日一千份计，每月之印刷费一大张为150元，两大张为200元，由此观之，凡具数百元之资本，即可创设报馆。”（10）汤化龙给《晨钟》报提供的启动资金是1万元，每月津贴是2000元，而且《晨钟》自身的经营情况也不错。其广告价目表如下：
每月1至3日，每字1分。4至7日5厘，8至15日3厘，15至30日2厘。连续3个月95折，半年9折。
按每版4万字（4号字）计算（除去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征订启事和《刘崇佑律师事务所启事》），《晨钟》每日三版广告，月广告收入至少在1、2万元左右。当时《晨钟》的报价是送报每月大洋六角，自取5角，零售铜元三枚，就算纸费、稿费、通联费将报价大部抵销，该报的收入也在每月2万元左右。而其编辑部成员从在中央公园的合影上看只不过14个人。
有了以上两方面的外界因素，《晨钟》报就可以在京城打开局面了，正如徐铸成回忆“《晨钟》是影响很大的报纸。”（11）
三
《晨钟》报的编辑部成员有李大钊、白坚武、郁嶷等人（12）。《白坚武日记》里记载当时进步党人以及留日归国人员往来频繁，酬唱几乎日日不断。李大钊参予的就有宴宾楼、致美楼等几次。梁漱溟也说：“他（指李大钊）在《晨钟》报任职，宴客于南城瑞记饭庄。”（13）9月7日，李大钊在老便宜坊宴请高一涵、秦立庵、田克苏，谈《宪法公言》主诣。（14）加上编辑部成员还在公园合过影，可以断定李大钊、白坚武的个人经济情况不会太差。李、白离开《晨钟》报自然是思想政治因素。
《晨钟》报为日报，除创刊号、增刊外，每天六版。一、四、六版为广告，除药品、美容品以外，每期都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的征订广告，进步党的近水楼台可见一斑。而且，在紧靠“晨钟”二字报头的最显要位置处，自8月18日起，每期都有一则《律师刘崇佑启事》，言“鄙人现已来京执行业务，事务所暂设在顺治胡同–”云云。可见，《晨钟》开张没几天，刘崇佑已开始与《晨钟》接触，而且因为他是进步党中汤系的重要人物，故广告位置也特殊一些。从报纸内容上看，《晨钟》二、三版最重要，有启事、社论、国内新闻（电稿，主要报道国内政局、议会消息）、国外新闻（电稿，主要报道一战欧洲战场战况）、地方新闻等，分条述列，眉目清楚。与社论对角的压版部分为短评“法言”专栏，是舆论阵地。另外，二版有钟状题标，每期书一条警语。“铁肩担道义”就出自8月20日版上（15）。五版是文艺副刊（文苑），有林琴南的小说、陈石遗、宗孟（16）的旧体诗，皆为一时之选。白坚武还开辟了“知白室说乘”专栏。报底的“大鸣小鸣”专栏独具特色，一般采用来稿，内容是对时局的一些牢骚话，格言体，短小精悍，意趣盎然。
从发稿数量上看，8月15日至9月5日，白坚武23篇，李大钊14篇，郁嶷9篇，木公（木、木强、责公）6篇。从风格上看，白坚武言辞最激烈，甚至有“怕起革命者必是专制魔王却是愈怕愈起，怕挨强奸者必是伪道学却是越怕越挨奸。”（17）之语。郁嶷素来“禀性狷介”，（18）也是慷慨陈词，而李大钊较之持重得多，论述严谨，逻辑性很强。曹聚仁回忆说当时报界流行文体有四类：一为严复的译文体，二为章太炎的古文体，三为梁启超的报章体，四为章士钊的政论体。李明显集梁、章（士钊）之所长，既汪洋恣肆又缜密谨严。
四
李大钊在《晨钟》所发的稿件，除一则启事和一则小说外，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评社论（包括发刊词）7篇，另一类是新思想新人物介绍5篇。当时，去日本学政法归国的学生大多对如何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制度抱以极大热情。这时的李大钊、郁嶷等人也是通过有效的“法”来制约统治者，达到民主共和的目标。具体的政见是希望段、黎协调一致。要求“一、平息党争。二、不讦阴私。”（19）甚至说“黎公之浑厚，段公之刚毅，风雨飘摇之会。吾人对于国事之前途有一线希望者，异口同声曰惟二公是视。”（20）这与当时进步党人汤派的初衷是一致的。（21）故8月22日《晨钟》报警钟上写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子健（应为建）语。”但李大钊高于众侪之处就在于站得比较高，对问题的看法较宏观，视野更加开阔。他的发刊词《〈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明显有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影子，是希望国人“惟知跃进、惟知雄飞”。在哲学上，《“第三”》的思想类似辨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若说是影射时局，那也是希望段、黎调和并且一同努力使中国更加富强，并不是简单地调和共处就了事。在现实问题上，除了批评“报馆太多”（22）和提倡“政坛演说”（23）外，还对宪法会议的召开表示“谨馨香顶礼以尽庆祝之诚。”（24）并认为“宪法者，国命之所由托。宪法会议者，宪法之所由生也。”（25）但是，李大钊并未停留在当时大多数进步党人迷信宪法的层次上，而是已经意识到了在“法制”背后还潜伏着更大的国民性的隐忧。他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专与争，乃立宪政治这大忌，而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划除专制国民之根性。”（26）
在五篇介绍性文章里李大钊介绍了与自已“青春”精神相近的人道主义者达科儿（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并且用很短的篇幅介绍了哲人尼采和培根的“偶像说”，宣扬用尼采式的否定精神来打碎“偶像”。在《奋斗之青年》里，李大钊介绍了美国“便士报”的创始人霍勒士格里利，此人“公称是一个辉格党人，另一方面却为大众利益奋斗。”（27）李大钊以此人为“奋斗青年”的代表，很可能是与自已也是出身微寒而且也投身报业有关。可见，这时李大钊对报纸的社会功能是相当重视的。
从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看，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爱国青年。大的政治报负是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现实关怀是希望段、黎合作，共谋国家大业。由于李大钊与孙洪伊“私交甚厚“（28）而且这一时期里过从甚密，（29）已露出倾向于孙洪伊一派的端倪。
五
小说《别泪》，实际上是篇政治寓言。李大钊不是文学家，小说的艺术手法自可另论。对于文中人物各影射谁，学界中的各种说法可谓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是说丙支少年迪穆为李大钊自况，陶菊隐甚至认为丙支就是暗指国共合作。（30）众所周知，1916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误读的造成是由于对当时的时代政治面目背景不太清楚。一看到丙支“尚清谈，喜批评是非”就认为是李大钊，再加上丙支的迪穆是少年，而且为正面人物，故形成了思维定势。其实，当时“尚清谈，喜批评是非”的又何止李大钊一位呢。科学的方法是将小说还原到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去加以解读，方能得到正确答案。
首先是小说的题目“别泪”，讲少女桐子与丙支少年迪穆分别，明显与李大钊离开《晨钟》报相对应，小说第一句“华氏，神京世族也。”当是影射北京的政党无疑。少女桐子自幼许给丙支，与华氏又是“姑表亲”，若知道李大钊曾任过汤化龙的秘书，则不难推断桐子即指李大钊自已。那么从李大钊离开《晨钟》的行为可以知道丙支即汤化龙一派，而且汤化龙一派中也的确“多为文弱书生，尚清谈，喜批评是非。”李大钊借少女之口说：“君子昔时，不曾一失足与彼辈为伍乎？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此事君子至今犹引为遗憾万千，君子不尝向妾自白矣乎？曾几何时，此伤心之痛史，君子遽欲从人以促其再谈，妾固知非君子之初心，而一与彼辈交游，此种覆辙，绝无可逃。”这是暗指汤化龙以前曾与袁世凯合作过，而现在丙支与甲支要合作，是汤化龙要与进步党中“拥段”派合作，助段祺瑞这种“异姓之豪强”。李大钊是劝汤不要忘了“伤心之痛史”而重蹈“覆辙”。这样看来，“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的甲支是进步党中的“拥段”派，那么与甲支“势力相埒而不相睦”的乙支便是进步党中与“拥段”派相颉颃的孙洪伊一系。而且，“小孙系”也的确“习与游侠者游，好问人间不平事，间有流与躁暴者，但其奋斗勇往之精神，盖百折而不挠。”这样解说，似更合理。
小说最后说，桐子“不忍见同根相煎之惨”又“未便对于人之家事，十分干预”而离去，后来丙支少年迪穆又得到桐子帮助，破镜重圆。很清楚地写出了李大钊这时复杂的心态，不愿意跟汤化龙走，又依依不舍。希望汤能迷途知返，自已以后还会效力并与汤共谋大业。这决不是有的学者想象的断然决裂和反目成仇。（31）小说的题目“别泪”已蕴含了这层意思。
一点推测：丙支青年迪穆，很可能是Democracy（民主）第一个音节demo的音译。1912年10月27日，民主党在上海成立时，汤化龙、刘崇佑、蒲殿俊、孙洪伊均是骨干。1913年12月，李大钊去日本留学就是当时这批民主党人（汤、刘、蒲都曾留日）资助的，而且汤、孙在民主党期间与李大利关系相当密切。故李大钊以迪穆影射汤化龙，含义不言而喻。
六
李大钊于1916年9月5日离开《晨钟》报，学界普遍认为是“意见不合”，到底是什么意见不合呢？目前学界尚无充分研究。
李大钊政治报负上的大方向当然是与汤化龙诸人格格不入，这自不待言。具体政见此时亦分歧加剧。前文说过，汤派对段祺瑞的看法有一个转变过程，李大钊对时局，对段、对孙（洪伊）、对汤的看法也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从《晨钟》报上可以反映出来。
《晨钟》报上除了李大钊、白坚武、郁嶷的文章外，还有一位木公（此笔名又转化为木、木强、责公），当时汤派的进步党人中只有一位可能用这样的笔名。刘崇佑，字崧生，木公即为松，他不光是汤系里的骨干，而且早在1911年就与林长民（宗孟）等人办过《建言日报》，“以发挥宪政精神，指陈地方利病为宗旨。”（32）可见刘不光在办报上是内行，而且早就与后来成为“甲支”（拥段派）的林长民过从甚密。他在8月19日《晨钟》报上“法言”专栏有《失辞》短评，说“今大总统不私天下，因事择人。但宜黾勉以从事，曾何感激之足云——共和国之官吏，全国之公仆也——感激下忱，当对四百兆之主人翁以一一鸣谢，何至独向大总统。其为全国公仆之一（员）而出此丑态乎？是谓名不正，言不顺，而望其政事有成，得否也？噫！”，署名“木”。明显是攻击拥护大总统（黎元洪）的孙洪伊一派。更有甚者是：8月23日版的短评：
哉段总理
段总理以元老资格支持民国危局。思维前后，厥功甚伟。此次众议院以大多数通过，参议院当亦不甚相远。
天下事希望愈殷者，甚实践愈难。以往之丰功伟业敬闻命矣。今后更宜恢宏廓大。示国人以公勿偏勿囿，斯亦全国人所深望也。
这与前文提到过的白坚武的“黎公之浑厚、段公之刚毅——惟二公是视”的口径大不相同。一张报纸内，出现两种声音，其分岐可见一斑。前文说过，刘崇佑在进步党内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比李大钊要高，故在使李大钊“洒泪而别”的问题上，刘起了很大作用。段祺瑞系与孙洪伊系的主要分岐在于地方自治问题。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不到一个月就加入了《宪法公言》（主持人为孙洪伊，经理为秦立庵（广礼）），并发表了《省制与宪法》等鼓吹省制的文章，也可说明李大钊的思想由协调段、黎，反对只拥段，发展到倾向于孙洪伊是渐变的。事实上，李大钊离任的当天，“研究系”的干将陈光焘就接任李大钊的编辑主任一职，（33）也可反映出汤、刘一系希望什么样的人担任这一要职。而且在李大钊去职一周后（34）的9月16日《晨钟》报的报头旁，原来《律师刘崇佑启事》的版面较以前大了一倍，题为《律师刘崇佑事务所迁移广告》，说“鄙人现移寓丞相胡同晨钟报社内如有接洽事件者请惠临该处为幸。”，并且，在后来的《晨钟》报上不时有刘的文章出现。刘还当过一阵子总经理。
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李大钊与汤、刘的分岐。就是8月22日汤化龙、刘崇佑召集进步党人90多人在安庆会馆开会，成立“宪法案研究会”，31日，举行正式成立会并宣称“以自由精神按国情，察外势，据学理以研究宪法案。”9月2日的《晨钟》报刊载了详细情况。同日，以王家襄、陈国祥、蓝公武、林长民为首的180余人成立“宪法研究同志会”。声称“研究宪法、举其所得以供国会参考。”《晨钟》报不见登载，反是9月4日的《申报》上有报道。当时各报早已有电稿设备，说是《晨钟》无意漏报，似说不过去。若说前者因为李大钊与汤化龙关系不错而发稿，那么后者也是进步党内的大事，不见报，编辑主任应负其责。两个“研究会”在“拥段”问题上达成一致，再加上“先天本一气”（35），故于9月12日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史称“研究系”，成为国会中第二大党。这件事发生后，《晨钟》报于9月14日，《申报》于9月17日都发了稿，这时李大钊已离开了《晨钟》报，刘崇佑正好此日搬进来。
可以说，李大钊在《晨钟》报期间，正是进步党内汤派一系为了与孙洪伊一系相抗衡（36）而合并调整，并由协调段、黎发展到“拥段”的阶段。李大钊此时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发生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之复杂，是可以用一掬欲语还休的“别泪”来比赋的。事实上，“丙支”无拳无勇，“多文弱书生，尚清谈”主要是利用《晨钟》报等舆论阵地发挥社会作用。“喜批评是非”的长处是用上了，故在段祺瑞执政后，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范源濂等研究系要角分任财务、内务、司法和教育总长，蒲殿俊出任内务次长，王家襄担任了参议院议长，陈国祥任众议院副议长。而且，这批人亦开始同段在政坛上共进退，《晨钟》报完全成了“研究系”的机关报。
七
总的看来，李大钊在《晨钟》的22天里，整个中国社会政局、进步党政团内部、李大钊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处于一种对应的动态过程。这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果这三者是同构的，那么本文的剖析似可成立。这种剖析之于对李大钊的研究似比“操行评语”式的方法更实事求是一些。实事求是是必须的，不管研究对象是李大钊还是别的什么人。文中的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因为，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注释：
（1）见《白坚武日记》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41页。
（3）见《李守常启事》言辞去“编辑主任”一职。载《李大钊文集》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文集》。
（4）《晨钟》报创刊时，“宪法案研究会”与“宪法研究同志会”还未成立，更不用说二者合并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史称“研究系”）了，学界公认《晨钟》报一开始是“研究系的机关报”，不确。《晨钟》创刊在前，研究系出现在后。
（5）刘崇佑字崧生，福建闽侯人。1877年生，清举人。早岁赴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1913年曾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6年恢复国会时任众议院议员。1922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众议院议员，并在北京执律师业。据徐有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43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据《李大钊年谱》第2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以及有关研究文章，认为《晨钟》的名字就是李大钊起的。
（7）见方汉奇编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059页至106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见《新现象》，载《文集》第211页。
（9）后来，《晨钟》报是在1918年9月被勒令停刊，12月1日，更名为《晨报》复刊，著名报人张季鸾入狱是在9月24日，《公言报》的黄希文、王德如被捕是在11月22日。
（10）据熊少豪《五十年来北方报纸之事略》。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里说当时有200元就可以开报馆，见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106页。
（11）见徐铸成著《报海旧闻》第5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徐铸成回忆有误用，李大钊在该报的时候，应为《晨钟》报而不是《晨报》，故应为“《晨钟》是影响很大的报纸。”
（12）高一涵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先生》一文里称：“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汤化龙是研究系，当然与我们合不拢，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不干了。”云云。载《回忆李大钊先生》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其实，李大钊在《晨钟》总共干了22天，不是两个月。《白坚武日记》里记载“9月2日，晚接高君一涵，车刻已改。——意见不合，脱离《晨钟报》关系。”是说自已（白坚武）意见不合，到9月5日，李大钊就离开了《晨钟》报，可见高一涵回忆有误。他并未参予《晨钟》报的工作，而是加入后来的《宪法公言》的采编工作。
（13）同上引书87页梁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一文。
（14）见《白坚武日记》第36页。从白坚武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李大钊离开《晨钟》报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不然不会马上谈到《宪法公言》的主诣。
（15）“铁肩担道义”与“妙手著文章”并不是出于同一天报纸。“妙手著文章”出自明杨继盛“辣手著文章”。一“妙”一“辣”，意味迥乎不同。“辣”者体现出杨继盛对魏忠贤的愤恨，“妙”者体现出李当时意气较为平和。
（16）即林长民，后来也成为研究系干将。
（17）见《晨钟》8月20日“大鸣小鸣”专栏。
（18）见黄旭《<郁嶷文集>序》，载《李大钊史事综录》第70至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见《晨钟》创刊号郁嶷《〈晨钟〉报立言之标旨》。
（20）见8月27日《晨钟》“法言”专栏，无题，署名“惺”，即白坚武。
（21）张国淦在《中华民国内阁篇》里记载当时汤化龙是希望段、黎调和，因为汤与黎是同乡又同时发迹于辛亥。但“黎独属意于国民党的谭延、孙洪伊诸人，对汤、梁（启超）并没有特别推重。研究系当然不甚满意，渐趋疏远——加之内务总长孙洪伊与汤早已势成水火，还有黎身边的人挑拨，——汤很气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为段策划一切。”可见，汤化龙一派从调和段、黎到“拥段”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22）同（9）。
（23）见《政坛演说之必要》，载《文集》191页。
（24）见《祝九月五日》，载《文集》215页。
（25）同上。
（26）见《权》，载《文集》第190页。
（27）见埃德温埃默里迈克尔埃默里著，苏金虎等译《美国新闻史》第171至175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28）见高一涵《回忆李大钊同志》，同上引（12）书。
（29）见《白坚武日记》第34至第36页。
（30）见陶菊隐著《蒋百里传》第5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1）《文集》217页《李守常启事》说“鄙人此后，倘于一事一理有所指陈，仍当寄登本报，就正当世。”也未看出有割袍绝义的意味。李大钊后来的确寄回过稿件。1919年2月7日的《晨报》上刊载《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落款是“守常投稿”。
（32）见方汉奇编著《中国近代报刊史》第54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33）见9月5日《晨钟》报《陈光焘启事》，其与《李守常启事》并列。9月6日版亦是如此。
（34）《白坚武日记》第36页记载。“9月7日，——遂同泽民至皮库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说明李大钊已从丞相胡同搬出。
（35）见9月17日《申报》。
（36）孙洪伊一派于9月9日成立“宪法商榷会”，为国会内第一大党。但孙、汤的分歧由来已久，决不是在成立了党派以后才发生冲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