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是清末新式海军的主体，李鸿章洋务活动的结晶。本文拟就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的一些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和简略的说明。
一
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逐渐平息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侵略，外部矛盾日趋激化，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是时“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光绪元年三月初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志和等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一），第208页。），“外警之迭起环生者，几于无岁无之”（薛成福：《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2，第6页。），时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把视线转向对外关系，筹办海防，建立新式海军。
一八七○年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不久，清政府就根据工部尚书毛旭熙的建议，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决定由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经管“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上谕说：“李鸿章现任直隶总督，当凛遵此次改定章程，将洋务事宜悉心筹划。海防紧要，尤须统筹全局，选将练兵，大加整顿。”（《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寄谕》，《洋务运动》（一），页22—23。）李鸿章认为清政府此举“洵属未雨绸缪之策”，“至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日今要务。”（李鸿章：《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7，第12页。）
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使清朝有识之士觉察到日本“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6页。）。奕□说：“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彼时各疆臣因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为彼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光绪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洋务运动》（二），第337页。）
是年十一月五日，总理衙门递呈《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办法，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洋务运动》（一），第26—29页。）19日，丁日昌将其前在江苏巡抚任内、“参以西人筑台练兵之法”而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递呈，“以备圣慈采择”。他建议创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各设提督一人，北洋提督驻天津，负责直鲁两省沿海防务；东洋提督驻吴淞，负责江浙两省沿海防务；南洋提督驻南澳，负责闽粤两省沿海防务。三支海军各备大兵船六艘，炮船十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以期“三洋联为一气”（《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一），第30—33页。）。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条陈交沿江沿海各省督抚详细筹议，限一月内复奏。当时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辖境并非沿海沿江地方，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务”，所以也咨请他参加讨论。
有关各省督抚在复奏中，虽然原则上都承认“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赞赏总理衙门“原奏六条，均以为亟应筹办”（《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44页。），但由于思想认识水平不同和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互异，所以在具体主张上还存在着很大分歧。
李鸿章遵旨上《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对海防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关于海陆军在国防上的地位问题，他提出了独到见解：外国侵略者“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但用旗绿营弓箭刀矛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并不足以灭土寇。”他主张“就现在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关于筹办海防问题，他总结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认为“彼族实能觇我要害，制我命脉；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设防，东援西调，未将全力聚于紧要数处。今议防海，则必鉴前辙，揣敌情，其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即“守定不动之法”和“挪移泛应之法”，因此“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他同意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但认为各洋海军均须拥有大铁甲船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他鉴于筹办海防需款甚巨，与清政府“财用极绌”的矛盾现实，断言“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他称赞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为“老成谋国之见”，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停止进兵新疆，改用招抚办法，准阿古柏等或如云、贵、粤属的苗瑶土司，自为部落，或如越南、朝鲜的略奉正朔。“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湖南巡抚王文韶支持总理衙门筹办海防六条，认为“天下事有本有末，而本之中又有本焉。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至其大本，则尤在我皇上之一心。”（《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洋务运动》（一），第81页。）他对丁日昌请设北东南三洋提督一事，表示异议，认为应“如总理衙门所拟，请皇上简任知兵重望之大臣，督办海防军务，驻节天津，以固根本。即由该大臣慎选熟海洋情形之提镇等，不拘实任候补，作为分统，分布沿海各洋面，以资防御。其战守机宜，仍听海疆各督抚随时节制调度，庶几事权各有攸属，而经制亦无庸纷更矣。”（《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洋务运动》（一），第93页。）他对李鸿章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主张，表示反对，认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只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因而目前应当以全力注重西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61页。）
左宗棠称颂总理衙门筹办海防六条“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而反对丁日昌、李鸿章、王文韶的某些条陈。他批评丁日昌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然，难以实效。”（《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照录陕甘总督左宗棠签注丁日昌条陈单》，《洋务运动》（一），第114页。）他既反对李鸿章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意见，又不赞成主文韶全力注意西征的建议，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左宗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2页。）
李鸿章、王文韶、左宗棠三人的主张具有代表性，他们虽然都表示支持总理衙门筹办海防六条，但在海军要不要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如何处理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原则分歧。李鸿章淮系集团的主要地盘在北洋，所以李鸿章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塞防为可有可无，支持建立三洋海军，以便直接控制北洋海军。左宗棠湘系集团的势力先在东南而后移至西北，他既看到日本侵略台湾并窥视朝鲜，英法两国企图分别由缅甸和越南侵入我国西南诸省，深感沿海防务亟待加强；又目睹阿古柏匪帮盘踞新疆、沙俄强占伊犁，深感收复新疆乃当务之急。因此，他主张水陆兼顾，一面收复新疆，一面加强海防。他对建立海军一向持积极态度，有人说他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池仲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第481页。）。他认为海军应该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防止被人“挟以自重”，互分畛域，以便在抵御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次关于海防问题的讨论，最后由总理衙门作了总结。一八七五年总理衙门折衷各方面意见，特别是调和湘淮两系的矛盾，具折上奏，其要点是：
1.加强海防，筹建海军，由于“财力未充，势难大举，只可量力择要筹议”，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劣。”请“简派分段督办海防事务大臣两员，专理其事”。
2.派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应将此次诸议关系西北防俄诸务者由臣衙门钞录交该大臣阅看，并请旨饬令通盘筹划，力图进取，以固塞防。”
3.“开办海防以筹饷为第一要事”，拟请将粤海、潮州等关四成洋税以及江苏、浙江等省厘金，每年共约四百万两，分解两位督办海防事宜大臣兑收应用。（《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光绪元年六月初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洋务运动》（一），第144—150、162—165页。）
一八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光绪发布上谕，任命李鸿章、沈葆祯二人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议。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细心经理。”（《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密寄》，《洋务运动》（一），第154页。）
由于清廷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所以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在清朝的海防、海军建设中一开始就处于举足轻重和优先发展的地位。沈葆祯起初曾自动提出“外海水师应先尽北洋创办”，四百万两海防专款先“统解北洋兑收应用”（沈葆祯：《原拨海防经费现拟照案仍行分解南洋折》，《沈文隶公政书》，卷7，第52页。），但过了三年，他又以“南洋课税日绌”为借口，请求将海防专款仍按原来决定分解南北洋使用（沈葆祯：《原拨海防经费现拟照案仍行分解南洋折》，《沈文隶公政书》，卷7，第52页。）。一八七九年冬，沈葆祯去世，从此“海军之规划，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董之。”（池仲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第484页。）一八八一年李鸿章奏请以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奏改三角形国旗为长方形，以纵三尺横四尺为定制，质地章色如故。一八八五年由于中法战争失败的教训，清廷下谕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惩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65页。）李鸿章立即表示拥护，说“伏读谕旨，谆谆以大治水师为主，洵为救时急务。”（《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65页。）他鉴于海防、海军建设缺乏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所造成的种种弊端，建议效法西方，添设海军部或海防衙门。他说：
西国设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海军卿以总理之，今虽分南北两洋，而各省另有疆臣，迁调不常，意见或异，自开办水师以来，迄无一定准则，任各省历任疆吏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无统辖画一之权，遂至师船徒供转运之差，管驾渐染迎逢之习，耗费不赀，终无实效，中外议者多以为訾。或谓宜添设海部或谓宜设海防衙门，有专办此事之人，有行久之章程，有一定之调度，而散处之势可归联络。若专设有衙门，筹议有成规，应手有用款，则开办后诸事可渐就绪。至办之愈久愈有裨益，一切详细纲目，须参考西国海部成例变通酌定，南北一律永远遵循，斯根柢固而事权一，然后水师可治，是在宸衷独断，破除常格，慎简深明防务之大臣，会筹妥办，自可行之以渐，持之以久。若以素不讲求者滥芋其间，各自意见不一，购造船械不一，未必不虚耗资金，而水师仍有名无实，恐永无振兴之日矣。（《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570—571页。）
李鸿章以克服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为由，建议添设海军部或海防衙门，无疑对于海军建设是有益的。这个建议，投合了清廷收回海军大权的愿望。是年十月，清政府决定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和李鸿章为会办。海军衙门虽然名义上以奕□为首，但实权却操在李鸿章手中。李鸿章利用海军衙门，以整顿海防为名，加速北洋海军建设。一八八八年夏，乘直隶按察使周馥入京陛见之机，李鸿章便让周馥留在海军衙门商定水师章程。九月海军衙门正式奏定《北洋海军章程》，“内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宪庙军规为依归。”（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卷7，第67页。）《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设海军提督一员，统领全军，提督衙门设在威海刘公岛上，总兵两员，分左右两翼，各统带铁甲舰，为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员，根据他们所带舰艇的大小，职务的轻重，按品级分别安排。总兵以下的官员，都住在舰上，不另设衙门。十四月清廷明令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至此，北洋舰队正式成军。
李鸿章说：筹办海防，是“欲与洋人争衡”，（李鸿章：《湘淮各军少裁长夫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1，第8页。）创建海军，是为了抵御从海道内犯的外国侵略势力，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日本侵略者。“日本国小民贪，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页498。）综合李鸿章的言行，可以看出他之所谓“与洋人争衡”，抵御外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以承认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存在和特权为前提的。李鸿章认为“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页。）。“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5页。）。第二，它的真实含义，是“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 1页。）这就是说，对待外国侵略，一要“力保和局”；二要遵守“国际公法”，不准“自我开衅”；三要忍辱退让，只有当“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时，才能被迫“一应之”，而“一应之”的目的，依然在于“善全和局”，并非想要驱逐或消灭外国在华的侵略势力。第三，它采取战略防御方针，把北洋海军建成防御型的而不是进攻型的海上力量。李鸿章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奕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洋务运动》（二），第421页。）
李鸿章筹办海防，创建北洋海军，还有两种打算。
第一，“靖内奸”。六十年代初，清政府在购置兵船、筹建海军伊始就说：“此项轮船现在自以先剿金陵等处发逆为要，‘贼’平之后，即可以为巡缉私贩之用”（《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二），第250页。）。后来在筹建三洋海军时，曾国藩又把清朝海军的任务规定为“明靖内奸，暗御外侮”（曾国藩：《复丁雨生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页。）。所谓“明靖内奸”，一是巡缉“私贩”、“海盗”，二是镇压人民起义。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说：“陆军与水师用法各殊”，“水师犹可上岸击‘贼’，陆军未便强令操舟”（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第1页。）。海军既可“上岸击‘贼’”，又能为镇压人民起义而载运军火援兵。
第二，“挟以自重”。李鸿章说：“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2页。）。他懂得军队的重要性和有军则有权的道理，企图通过筹办海防，创建北洋海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一八八六年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就指出李鸿章“拥兵自卫”，北洋水师有变成“李鸿章之水师”的危险性，说“再阅数年，（李鸿章）兵权益盛，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左侍郎黄体芳奏》，《洋务运动》（三），第17、18页。）
二
要建立近代海军，就必须解决船舰问题。李鸿章起初主张自造船舰。一八七二年内阁学士宋晋上疏以制造舰船糜费多而成船少，请饬暂行停止。李鸿章、沈葆祯复奏“力陈当日船政缔造艰难，揆以列强形势， 造舰培才，万不可缓，得旨从之”（池中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页481—482。）。李鸿章还特地“请饬沿江海各省，不得自向外洋购船，如有所需，向闽、沪二厂商拨订制，以节度支。”（《清史稿》卷136，第4032页。））一八七四年海防议起，李鸿章转而采取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他在《筹议海防折》中说：“现计闽厂造成轮船十五号，内有二号已在台湾遭风损坏。沪厂造成轮船六号，内有二号马力五百匹，配炮二十六尊，与外国大兵船相等，其余各船，皆仅与外国小兵船根拨相等，然已费银数百万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而中国船厂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7页。）由此可见，李鸿章所以主张向外国买船，一是“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二是“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一八八○年内阁学士梅启照奏请饬令闽沪二厂仿造铁甲船，李鸿章复奏说：“中国制造之法宜渐扩充，果使所造，行驶之速、锋棱之利不逊于洋厂，虽需费稍多亦可免洋人之居奇，开华匠之风气。拟请饬下船政大臣详查该厂仿照铁甲，究须添备机器若干，……约需造价若干，详细酌估具复。如能合算，即以应购铁甲之费附入该厂，□期造办。”（《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496页。）这表明李鸿章在买船和造船问题上，主要是从船只性能、造船费用方面考虑的。
李鸿章向外国买船，是先从购买炮船入手，尔后发展为购买新式铁甲船的。一八七五年他曾经写道：
英国……水师如何得力，众人皆知。然内有两家说法。一家说尔之船无论如何坚固，我自有坏船之炮；一家说尔之炮无论如何利害，不能坏我之船。按此两家说法，若能购好船好炮，自系上等办法。然新式铁甲船价银二百余万，若购办数只，似一时不便花此巨款，只得先按照炮家说法，既迅速而且简便，日后再按船家说法，未为晚也。（李鸿章：《与赫德总税务司议定购办船炮章程》，《李文忠全书》译署函稿，卷3，第10页。）
李鸿章向外国购买的第一批炮船，是通过赫德在英国定造的蚊子船，又称蚊船。一八七五年李鸿章与赫德议定向英国阿摩士庄订购四艘蚊船。这四艘蚊船于一八七六年间先后驶到中国，被李鸿章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李鸿章由于缺乏近代船舰知识，被赫德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盲目吹虚蚊船“精致灵捷”，“堪为海口战守利器”（《光绪二年十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折附片》《洋务运动》（二），第345页）。一八七八年李鸿章通过赫德代南洋订购蚊船四艘，沈葆祯为其拟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翌年，这四艘蚊船驶抵天津，李鸿章将其留驻北洋，而于一八八○年将原购之“龙骧”等四艘蚊船调拨给南洋。不久，他又为山东代购两艘蚊船，分别命名为“镇中”、“镇边”，在北洋“合队操练”。实践很快就证明，赫德经手购买的八艘蚊船，根本不是什么“战守利器”。一八七九年李鸿章开始认识到蚊船炮重船小，行驶迟缓，只能在海口及沿岸浅水处驰逐，若持为洋面制敌之具，未必确有把握。翌年，李鸿章在与路过天津的刘坤一论及蚊船时，“闭目摇头，似有悔意”（刘坤一：《致沈经生中堂》，《刘坤一遗集》书牍，第2482页。）。及至一八八六年初，李鸿章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些蚊船“均系钢片镶做”，“岁需两修”（李鸿章：《复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2页。），几乎成为废品。
关于购铁甲船的问题，虽然李鸿章早在一八七四年就已提出，但是由于“经费太绌”、“议论不齐”、“将才太少”（李鸿章：《筹议购船选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第28页。）而迟迟未能购成。一八七九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清朝上下大受冲击，购置铁甲船之议又起。李鸿章说：“今欲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为北洋捍门户，为京师固根本”（《光绪六年元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454、455页。）。一八八○年清政府决定由李鸿章函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伏尔铿厂订造两艘铁甲船。一八八五年这两艘铁甲船驶抵中国，由李鸿章分别命名为“定远”和“镇远”。“定远”和“镇远”两铁甲船为姊妹舰，吨位、航速、装备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定远”水线下全系钢面铁甲，“镇远”水线下则参用铁甲，“因当时外洋钢价陡涨，故为此变通之计。”（《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7页。）这两艘铁甲船是北洋海军中吨位最大的舰只。李鸿章对清廷说：他曾亲自大沽“登舟复勘”，乘坐“定远”“并督同‘镇远’、‘济远’各船，展轮出洋，试验速率。是日北风甚劲，海涛汹涌，船行平稳如常，略无颠簸。”往返大沽、旅顺一次，核计水程，“与原订合同里数不甚差谬。而三船经过印度洋面，风浪险恶，轮轴屡经挫损，尚能照常迅驶，则其机器之精坚可知。”因而他得意地声称：“中国自创办师船以来，实惟此为攻坚御敌之利器。”（《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8页。）
在八十年代，李鸿章除了购买铁甲船外，还分别从英德购进巡洋舰“济远”、“经远”“来远”、“靖远”、“超勇”、“扬威”和鱼雷艇“福龙”、“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等。
李鸿章在向英德买船的同时，将闽沪两厂制造的一些轮船调至北洋，编入北洋海军，计有巡洋舰“平远”、“广甲”，鱼雷巡洋舰“广乙”、“广丙”，练船“康济”、“威远”“海镜”，以及通报、运输船各两只。当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平远”号巡洋舰驶抵大沽后，李鸿章亲自前往查验，称赞该船不但“钢甲、锅炉等项均系新式，洵属精坚合用”，而且“制价实较节省”。当然，他并未忽视该船的缺点，指出该船“吃水过深，行驶稍缓”，需要改进。他援引丁日昌的话说：“初次试造铁甲兵舰有此规模，已属难得，若遽绳以万全无弊，是阻其要好之心，人才何由奋兴，制造何由精进？”（李鸿章：《查验平远兵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8，第12页。）这表明李鸿章并没有排斥中国自造轮船之意。他承认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鼓励福州船政局迎头赶上。
要创建近代化海军，除了船舰之外，还必须有基地，即屯泊船舰的港口、检修船舰的船坞，以及相应的炮台。李鸿章说：“西国无不于海外另立口岸为水师根本，有炮台、陆军依护，其船坞、学堂、煤粮、军械均于是屯储焉。”（《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567页。）港口是海军进退战守的依托，船坞是检修船舰之所，因为“铁船易集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李鸿章：《复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洋务运动》（三），第309页。）从一八八○年起，李鸿章先在大沽建造船坞，继而把精力集中到旅顺口和威海卫海军基地的建设上。当时西方国家选择海军基地的条件是：“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幛，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李鸿章：《论旅顺布置》，《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15页。）李鸿章认为“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李鸿章：《论旅顺布置》，《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15页。）因而，李鸿章决定在旅顺口“浚澳筑坞”。一八九○年旅顺船坞竣工，“其规模宏阔，实为中国坞澳之冠。”（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4，第1页。）“船坞既为水师根本，自不得不设炮台卫护”（李鸿章：《论旅顺布置》，《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1，第15页。）。旅顺口修建了口西、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为了巩固旅顺后路，并兼防金州，还修建了大连湾炮台。在威海卫岸上要隘建台置炮，水面建筑铁码头，各炮台“相为犄角，锁钥极谨严”（《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奏》，《洋务运动》（三），第145页。）。从此，威海卫获得“东海屏藩”的美誉。时人赋诗赞颂威海卫的海防工程说：
意匠经营世无敌，人工巧极堪夺天。
有此已足固吾圉，况是众志如城坚。（于本桢：《观威海炮台》。）
当然，这首诗不无溢美之嫌。作者只看到了威海卫台坚炮利海防巩固的一方面，却忽略了威海卫后路空虚而无保障的一面。更有甚者，当时中国“沿海沿江各炮台，向为陆军所管辖”（《晨园漫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中日战争》）（六）第74页。），由于畛域攸分，海陆军难于协同作战，极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尽管如此，经过李鸿章的苦心营建，旅顺口和威海卫相继成为北洋海军基地，两地遥遥对峙，实为渤海之锁钥，天津之门户。
“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李鸿章：《水师学堂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2，第8页。）。李鸿章认为要建立近代化海军，船舰、基地等物资条件固然重要，但“有器尤须有人”（《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8页。），“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3页。）。因此，李鸿章一手抓器，一手抓人。他鉴于新式船舰需要“文武兼资，素习风涛驾驭轮船操法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23页。），而“中国驾驭兵轮船学堂，创自福建船政”，所以北洋船舰“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炮位人员，皆借材于闽省”（《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二），第460一461页。），致使福建船政学堂学生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几乎囊括了北洋海军中所有铁甲船、巡洋舰管带的位置，著名的有“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曾，“致远”管带邓世昌，“靖远”管带叶祖□，“经远”管带林永升，“济远”管带方伯谦，“来远”管带邱宝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平远”管带李和，“广乙”管带林国样，“广丙”管带程璧光等。李鸿章重用福建船政学堂学生，遭到种种非议。英国琅威理指责说：“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黎兆民攻击“闽学生如词林，晒其不类材武也”（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6，第8页。）。薛福成一面为之辩白：“海军人材必由学堂造就，闽厂开学堂最早，故不得不就中择用”；一面又承认海军人材“不应专取之一隅耳”（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6，第8页。）。李鸿章在写给黎兆民的复信中，分析了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的优缺点，指出了对他们所应抱的态度：“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李鸿章：《复黎召民廉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40页。）当然，李鸿章绝不是只顾“借材”而不“育才”的人。他致函黎兆民说：“此间逐渐购置新船，管驾头目暂取资于闽厂，既虑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尤恐人地不习，故拟仿设水师练船学堂为造就之基。”（李鸿章：《复黎召民廉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19页。）他随后相继在天津、威海卫创办了水师、武备、鱼雷等学堂，特派练船训练“素习风涛”的丁壮，并不断选送学生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时，“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唯恐或后”（池仲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第483页。）。
北洋海军除了培育、选任国人外，还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指导工作。这既是由于“铁舰为西国专门名家之学，其机件之繁重，理法之精深，行阵之变化，中国弁兵人等向难一蹴而几（《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9页。）；又是因为“外侮日迫，亟图借材异国，迅速集事，殆有不得已之苦衷”（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2，第31页。）。北洋海军向英德购置船舰，也主要从英德两国聘用技术人员。当时英德两国都汲汲于向清政府推荐海军顾问和教习，“因为这两国都期待用这种方式得到对中国政策有一个更大的影响，和——作为军火买卖的主要竞争者——获得军舰和大炮等等的订货”（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149——150页。）。七、八十年代之交，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致函英国外交部说：清政府所进行的“军事改革，只能交由一个外国来担任”，“如果这个外国不是我们，那我们的利益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一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威妥玛报告》，季南：《1880—1885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5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八七九年赫德便向总理衙门呈递《试办海防章程》，建议由他总司南北海防，添购快船、蚊船，分驻大连湾、南关两处，由南北洋各派监司大员与他所选洋将会同督操。总理衙门“意在必行”（李鸿章：《论海防》，《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第5页。），函商南北洋大臣。沈葆祯“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口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439页。）。李鸿章复信总理衙门说：《试办海防章程》“大致尚属周详”，“派西人为总海防司等名目，举船以听其所为”，乃是“急求制胜”的一个“不得已之办法”，对赫德“似不能不稍假以权”（李鸿章：《论赫德海防条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9，第38页。）。赫德揽权的野心，总理衙门“意在必行”和李鸿章“不欲显与立异”（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2，第31页。）的表示，遭到爱国文武募吏的反对和非议。薛福成特地上书李鸿章，明确指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要求他向总理衙门剀切陈言。李鸿章既得是书，“踌躇旬日，始撮举书中要语函达总理衙门”（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2，第31页。）。他说：
赫总税司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多不以为然，谓其既有利权，又执兵权，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傥赫德能躬赴海滨专司防务，另派总税司以代其任，尚无不可；而赫德素非知兵，彼亦不愿。若延西人教练兵船，应由总署函告出使大臣咨访西国宿将，择其专门名家能听调度者用之，较有实济。若初讲自强，仅倚一赫德，恐为东西洋人所轻视。此亦不为无见。（李鸿章：《论海防》，《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第5页。） 他认为对赫德所拟章程“尚须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持之患”（李鸿章：《论海防》，《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第5页。）。由于沈葆祯等的反对和李鸿章态度的改变，促使总理衙门“以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之说告赫德，赫德果不愿行，遂罢此议”（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2，第31页。）。
赫德在亲自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受挫之后，便于一八八○年向李鸿章建议全部聘用英国军官，担任新式海军的教习（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第215页。）。李鸿章并未屈从赫德的无理要求，对赫德觊□北洋海军权力的野心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为北洋海军共聘任过六任总教习，英德并用，其中第一任葛雷森、第二、四任琅威理、第六任马格禄是英国人，第三任式百龄、第五任汉纳根则系德国人。琅威理经赫德推荐两次任职，长达四五年。赫德一开始就为琅威理力争“调派弁勇之权”，李鸿章表示“既倚为前事之师，自应略予通融”（李鸿章：《统筹南北海防》，《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0，第8页。）。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琅威理被英国召回，德国的式百龄接替了他的职位。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赫德急电英国外交部，建议再派琅威理来华任职。他说；“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现在都想谋取〔中国海军〕领导，但我们将中国海军保持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一进步，中国急需琅威理来。□赫的前程已经展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遣其来华。”（《赫德致金登干转英国外交部》，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480页。）一八八六年琅威理再度出任北洋海军总教习。一八九○年北洋海军驶至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刘步蟾撤提督旗而代之以总兵旗。琅威理时“挂副将衔，每以副提督自居，则质之曰：5‘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何为而撤提督旗？’”刘步蟾答以“水师惯例如此”（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戚其章：《北洋舰队》，第230页。）。琅威理不服，“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池仲祜：《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八），第490页。）琅威理愤而辞职，英国政府竟出面干预，命令英国海军学校驱逐中国留学生，作为对清政府的报复。英国专栏作家干得利就此事评论说：“中国的一些军官相信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舰队，便发动了一次阴谋，迫使琅威理辞去指挥之职。前此，他的支配权最多只及于船舶运用术及炮术而已，至于行政则由中国人掌握最高权。”（干得利：《中国进步的标记》，《洋务运动》（八），第441页。）
李鸿章在北洋海军中“兼用西人”（《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洋务运动》（二），第439页。），固然出于实际技术工作的需要，但也不无政治上的考虑。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分别自英德两国订购四艘巡洋舰，即“致远”、“靖远”和“经远”、“来远”。俾斯麦认为李鸿章向英国订购船舰，“无非是为了得到英国在政治上的同情”（《俾斯麦全集》六之三，页362，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和中国》，第290页。）。一八八七年李鸿章派琅威理、邓世昌等赴英德接受新船，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要挟李鸿章允许“由一队德国的官兵来执行”将德国制造的“经远”、“来远”两船送往中国的任务（《巴兰德公使致李鸿章信》，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附录，第341页。）。李鸿章表示赞同，决定“德船添雇德人，英船添用英人。”他认为这样办理，“既资便利，又昭平允。”（《巴兰德公使致李鸿章信》，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附录，第341页。）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相继聘请汉纳根、马格禄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汉纳根是一个普鲁士将军的儿子，德国陆军退役少尉（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151页。），“精于建筑炮台之术”（《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六），第76、52页。）。马格禄系出身于“颇有名望之家门”的英国拖船船长，“已过中年，且以沉缅于酒著名”（《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六），第76、52页。）。汉纳根、马格禄均非海军军官，对于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泰莱评论说：“以陆军人员而使任海军之职，不独本国之提督为然，即所聘之客卿亦如此，于以证当时之办理兵事者之混乱无章，宜其一战而败也。”（《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六），第76、52页。）以马格禄“而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丁提督，此事尤为残酷。”（《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日战争》（六），第76、52页。）李鸿章所以兼用英德人接受新船、并任命英德两个外行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说穿了，无非是为了博得英德在政治上的同情。
北洋海军雇用的洋员，少数具有政治野心，企图攫取海军的控制权。除了琅威理之外，英人泰莱也是一个典型人物。泰莱一八九四年进入北洋海军担任“定远”副管驾后，就时刻梦想成为“操实权之作战将官”。他“尝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步蟾闻之，“从中梗阻”。此后泰莱“又欲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步蟾。刘“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偾事，汝昌韪之。”（李锡亭：《清末海军见闻录》，戚其章：《北洋舰队》附录五，第230页。）不过，象泰莱一类人物终究是少数，多数洋员则是抱着赚钱的目的而投身于北洋海军的。李鸿章对洋员采取高薪政策，有的炮手月薪三百两，为中国炮手的十八倍。有的总教习月薪高达七百多两。李鸿章出价虽高，但仍难于餍足洋员的贪欲。一八八五年由德国“雇定员役”包送“定远”、“镇远”和“济远”三舰到津，“人数既多，帐目□□，刁难索需，缠绕累月”（《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三），第38页。）。经李鸿章“商令德国驻津领事贝勒□赴船认真弹压，秉公调停，始得帖然无事。”李鸿章特地奏准赏给贝勒□三等第一宝星，“以昭激劝”（《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三），第9页。）。李鸿章用重金聘用的洋员，有的纯属东郭之流，滥竿充数，“纵酒任性，至于讹赖；及遣撤，且大费力。”（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五年六月初六日，卷8，第31页。）有的则熟悉业务，克尽职守，对北洋海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如曾被聘为威海鱼雷营教习的德国军官哈孙克赖乏，课导认真，“实于海防军政有裨。”有的象帮办“定远”总管轮德人阿璧成、“致远”管理机务英人余锡尔等那样，在后来的战争中还曾问中国的爱国将士并肩战斗，负伤甚至献出了生命。
三
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届三年钦派大臣会同校阅一次海军。一八九一年北洋海军成军三年，海军衙门奏派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张曜会校。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率水陆营务处直隶臬司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从大沽乘轮出发，先后到达旅顺、烟台、大连、威海卫、胶州等地，除校阅北洋海军袭营阵法、施放鱼雷、演习打靶外，还视察了各地炮台、船坞、鱼雷、水雷学堂以及各口陆军情况。六月九日回到天津，往返经过十八天，周历海道三千余里。六月十一日李张会衔上巡阅海军事竣折，志得意满地说：
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技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粟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合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自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益加申儆，以期日进精强，庶无负醇贤亲王历年缔造之苦心， 仰副圣明慎重海防建成销萌、力图至强之至意。（《光绪十七年五月初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张曜奏》，《洋务运动》（三），第146页。）
三年之后，即一八九四年海军衙门又奏派李鸿章与帮办定安第二次校阅海军。李鸿章特地邀请了英、法、俄、日等国人士参观。濮兰德在《李鸿章传》中说：
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生事业摆开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鸣，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和去致敬。……这是李鸿章的威望的极盛时，但是乌云已经渐渐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声望的阳光永远掩盖起来了。回想到他成功地展览了他的出品，在欢呼与感激声中回来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奇怪，这个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种程度，竟然自满于这虚幻的伟大工程。（濮兰德：《李鸿章传》，第227—228页。）
其实，李鸿章对于北洋海军的状况，既有意张大军威，又难免忧心仲忡。他一面吹嘘水陆各营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各口炮台船坞等等亦一律坚固，“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已无可捣之隙”（《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三），第193—194页。）；一面对于“添置船艇、慎固陆防、推广学堂”三事虽然“频年设法布置，稍有成效可睹；终以限于财力，未能扩充”而“时深惊惧”（《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三），第193—194页。）。他最为担忧的是，“限于财力”，不能增添、更新船炮。他上奏说：
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洋务运动》（三），第183页。）
他在给驻日公使汪凤藻的复信中指出：
东洋蕞尔小邦而能岁增铁舰，闻所制造专与华局比较，我铁舰行十五海里，彼则行十六海里。定镇大炮口径三十零半生特，彼松岛等四舰则配三十四生特大炮并放快炮，处处俱胜我一筹。现在英订购之头等铁甲船，又是何项新式。盖以全国之力专注于海军，故能如此，其国未可量也。（李鸿章：《复钦差日本大臣汪芝房》，《李文忠公尺牍》，第25册。）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发出了北洋只有半支海军的感叹：“北洋全系海面，海军规模虽云粗具，而就现有船舰而论，拟之西国全军之式，亦仅可云半支。若论扩充，密察目前情形，恐亦非十年内所能办到。”（李鸿章：《复两江制台刘岘庄》，《李文忠公尺牍》，第23册。）由于“目前兵船尚少”，所以“全恃陆军以为根本”（李鸿章：《复两江制台刘岘庄》，《李文忠公尺牍》，第20册。）。他看到在中外海军力量对比中，北洋海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尤其是船炮数量少、舰龄“老化”、火力不强等弱点显得十分突出。他把海军经费支绌归咎于户部作梗。一八九一年正当李鸿章在检阅海军途中，户部尚书翁同□奏请南北洋购置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李鸿章复奏表示：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重海防、兴士气之至意。然以饷力□ 仍遵旨照议暂停。李鸿章致函云贵总督王文韶，愤激之情跃然纸上。他说：
正在筹办胶州澳，已见部中裁勇及停购船械之议，适与诏书整顿海军之意相违。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谋？（李鸿章：《复云贵制台王□石》，《李文忠公尺牍》，第19册。）
李鸿章的心腹周馥也断言“部臣惜费，局外造谣”，严重地影响了海军的建设，因而“益知时事难为矣”。他有一段记载，颇值得注意。
一日，余告相国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费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余复力言之，相国嗟叹而已。（《周悫慎公自订年谱》，卷上，第29页。）
事实上，海军经费支绌，关键并不在于户部作梗，而是由于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的缘故。这种“以昆明换渤海，万寿山换滦阳”（《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活动，罪魁固然是慈禧，而主其谋者则是奕□和李鸿章。修筑颐和园始于一八八八年。时光绪帝载□亲政，慈禧训政，主持海军衙门的奕□希望慈禧归政于自己的儿子载□，赞成慈禧重修清漪园为颐和园。因园工浩大，费巨难筹，奕□便与李鸿章密商挪用海军经费以资营造。李鸿章公然表示支持，并亲自出面劝导各省认解海军经费，以正款备海军之用，而以闲杂款供顺和园工程。一八九○年一月李鸿章致函湖北巡抚奎斌说：
万寿工程，二月朔日诏书，本有不动正款之语，前此叠承邸教，当以外省并无闲款可提，不得已而有正杂并动之请。深知此事义无可止，但求于实事有裨。……昨由海署寄到奏底，大意以正款备海防，闲杂款工作为言。既不与前奉明谕相违，提用各款并可奏明。但不碍京协各饷，亦不虑部中饶舌。……此次各省集款，遂至二百六十万之多，实非初意所及。海军创办伊始，局面艰窘，得此巨款储备，亦足昭示四远，不至过形空虚。故以海防为名，立义亦自正大。圣慈勤劳宵旰，垂三十年。慈当归政颐养之初，豫为大庆称觞之地，中外臣子仰承圣上孝敬至意，各尽微忱，书之史官，本无疑议。（《李文忠公尺牍》，第9册。）
时人胡思敬在论及“阳藉海军为名，实用以给园工”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此举“在内醇亲王奕□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罔非献媚宫闱，以为固宠求容之地。”（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第3页。）正是在奕□、李鸿章的支持下，慈禧移筑颐和园的海军经费，多达两千万两以上。段琪瑞在追怀李鸿章的诗中甚至写道：“已筹三千万，意为添艨艟，不图柄政者，偏作园林供。”（转引自罗尔纲：《清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大陆杂志》，第4卷，第10期。）
北洋海军的致命弱点，还在于选将不当。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丁汝昌系安徽庐江人，久随李鸿章转战南北，统带铭营，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中“迭著战功”。李鸿章认为“水上人才甚少，各船管驾由学堂出来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李鸿章：《奏留丁汝昌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5，第24页。）。在他看来，丁汝昌既是淮系，又“经大敌”，远非学生出身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的刘步蟾、林泰曾等可比，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的肩上。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无所知，福建御史安维峻抨击他“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且一登兵轮，即患头晕之疾，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安维峻奏请谕丁汝昌来京声明其贻误军机之罪并严饬李鸿章此后认真举劾不得瞻徇片》，《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8，第17页。）。由于李鸿章选将不当，致使军中派系畛域很深。时人姚锡光说：“军官多闽人……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63页。）《北洋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李鸿章阅操，“亦示宽大。谓此武夫，难拘绳墨，陆军将士多昔日偏裨，水师多新进少年，其肯励志图功者不多。”（《周悫慎公自订年谱》，卷上，第27页。）因此，军纪废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63页。）。有些舰只不务正业，平时不但不进行操练，反而忙于从事商业运输。这“使欧洲人很吃惊，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英国蓝皮书》，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而奋斗》，第144页。）“定远”、“镇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为此外国人评论说：“以此类巨舰纪律尚如此，其海军实不足畏”（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第39页。）。李鸿章创办海军，“用人以私，行政以贿，官中府中相习成风”（洪弃文：《中东战纪》，第3页。）。濮兰德指出：“在他周围的一切，在他的船的甲板上，在他的一切衙门机关里，有的都是他自己委派的许多无赖汉，他们只是忙着把钱装到荷包里，出卖了国家的安全。”（濮兰德：《李鸿章传》，第227—228、220页。）北洋海军成了李鸿章“为他家属和亲信谋利的奶牛”（濮兰德：《李鸿章传》，第227—228、220页。）。对于北洋海军的腐烂情状，“识者早忧之”（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63页。），但是李鸿章却视而不见，采取放任态度。
（文章来源：《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