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戎层面：强弱比较与忧患御侮意识的生发
所谓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是指其人通过对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地理上在东方，时人惯以“东洋”称之的日本也包括在内）的比较而获得的思想认识，包括对有关事物的优劣判定、价值选择和目标设计等内容环节。作为这样一种比较系统的思想认识，它的正式形成，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以李鸿章作为新建淮军统帅与“助剿”太平军的外国军队发生特殊联系为契机。相应，其中西比较的运思，是在审视中西兵戎状况的基点上初步展开的。
我们知道，淮军建成进驻沪上之日，也正是清王朝“借师助剿”之策付诸实施之时，李鸿章一经目击外国军队作战，便发出这样的惊叹：“洋兵数千，枪炮齐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20）通过进一步与“洋兵”方面接触，他更感慨于“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在李鸿章看来，“外国兵丁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页16—17）。当然，他也承认在“戎政”上亦远逊于外国。面对所认定的中外之间的这种差距，李鸿章思想深处的反应是复杂而矛盾的：从“削平内寇”的眼下亟务考虑，“借”得如此洋兵相助似乎是幸是喜，而从长远的国家安危着想，器利兵强的“外夷”则又是莫大祸患，堪忧堪虑。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在颇费心力地筹划和实施“借师助剿”的时候，压在他心头的长远忧患感也主要是“忧外感”。“此时专意仰仗西兵，亦迫于时势之万不得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2），“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4页17），这是李鸿章明确表达的真实看法。
李鸿章基于中西兵戎条件对比而产生的这种忧患感，又是和防患对策的运筹紧相连贯的。在与太平军作最后决战的同治三年（1864年）春间，他有言：“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以改数百年营伍陋习，我能自强，彼族（指列强）尚不致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页12—13）及至同年秋，在刚刚镇压下太平天国，但捻军气势尚盛的情势下，李鸿章更明确而深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页34）惯常多被用来证明李鸿章练兵制器主要是着想于制内的“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一语，原来是出自这样的语言场合。联系上下文察其本义，可知实乃为“及早自强，变易兵制”，以能“驭夷”、“御外侮”而张本的，至于“变易兵制”的具体内容，李鸿章也有其设计，就是：“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恼，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求购西洋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页34）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外国为参照系，对本国水陆各军进行改造，以缩小中西强弱差距的意向性“戎政”方案，涉及到武器装备、营制饷法、人员素质、训练原则等诸多环节，而其中武器装备一项是所认定的根本，即所谓“身心性命之学”（《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页9—10。）。他不但向朋僚们大力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向清廷急切地陈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页9—10。）的意见。把制用西式精良火器作为与外国争雄的根本，在李鸿章中西比较的视野内也是有直接榜样的，那就是俄、日两国，他说：“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益弱。自其国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于英、法相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3页17）也正是基于为便捷地获取足够新式武器的考虑，李鸿章进而思及须“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页9—10。），并向清廷力陈。
至此为止，可视为李鸿章中西比较观的第一个层面的内容。其运思的基本步骤和比较逻辑可概括为：视及、承认并震惊于兵戎方面西强中弱的巨大差异，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忧患感特别是忧外感，于是寻求学习对方、取长补短的防患对策，目标设计则是使己方达到能与对方匹敌的器利兵强的程度。从其运思的内容范围看，则可以说是以中西兵戎条件（特别是“火器”）的比较为圆心，以利器强兵的目标追求为半径，而划定的一个圆圈。在19世纪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李鸿章中西比较的视野的思维基本上即囿于这么一个圆圈之内，“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惟独火器万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页9—10。），可以作为该期李氏中西比较观的中心语。“用夷变夏”，图与番酋“无为町畦而求自强之术”（《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页9），则是李鸿章在特定时势条件下和特定环境中，进行中外比较的价值观念和策略思想的原则体现。对于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来说，这显然有了一定的超越（尽管还袭用了“夷”、“香”之类的词汇），因为已经看到并公开承认了在特定方面“夏”不如“夷”的事实以及“用夷变夏”的必要性。
二、经济层面：贫富比较与“内须变法”思路的拓展
李鸿章中西比较的目光并未久久滞留在兵戎方面，而较快地扩及对于反映国家实力水平来说更为重要的经济领域，由此大大拓宽了“变法”的思路，突出表现在把“变法”的重心转移到所谓“求富”的筹划和实施上。
若从李鸿章洋务活动的实践看，由“求强”过渡到“求富”阶段的时间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而就其中外比较的认识涉及到经济领域的时间来说，要更早一些。在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间李鸿章所上的《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就言及“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并预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以为之”（《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页34）。此折中所说的“外国铁厂”，是设在上海的美商旗昌铁厂，李鸿章就是在购得这一厂家的基础上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当时该局固然还是作为主要生产军火产品的厂家，但把李鸿章思绪引入“民生日用”生产领域的向导，却正是为获取精良火器而寻求到的“制器之器”。所以兵戎层面与经济层面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绝对界限，而呈一种交互渗透的“模糊”过渡状态。
不过，在几乎整个60年代，因为李鸿章主要的心力为戎马所牵，所以关于经济层面的中外比较的运思尚处于朦胧状态。这一运思得以比较充分地展开，是在70年代以后。因挂帅平捻收取卒功，李鸿章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飞跃提高，以同治九年（1870年）取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的要职为标志，他跻身清朝施政枢机，得以掌握从外交到内政相当大的实权，并成为以倡办民用企业为契机把洋务运动推向纵深的主导者。正是与此相伴同，李鸿章的中外比较观也明显有所发展，得以将兵戎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联系起来，比较系统、综合地认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对比情势，而经济内容一直是最突出者。他瞻顾分析“古今国势”，得出“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页43）的可贵认识，认定此乃一条普遍性原理，一再阐发兴办民用企业是要为中国立“富强之基”的思想。
在李鸿章看来，“中国土壤之博，物产之丰，人才之盛，十倍于西洋各国”，这本来是国力资源方面很大的优势条件，而之所以“富强之势远不逮各国”，不仅仅是“兵船兵器讲求未精”（《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2页2。）的原因，还在于“求富”方面大有差距。“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页25）李更具体地论列：“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页41）；“泰西诸国，精研器数，创造火轮舟车，环地球九万里无阻不通”，自道光初年英国创始铁路运输以来，至今“欧美两洲六通四达，为路至数十万里，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20）；通讯方面，中国的驿递与外国的电报相比迟速悬殊，“利害已判若径庭”（《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8页16）。并且“铁路，电线两者相为表里，功用最大。东西洋各国富强之基，胥赖此以充拓”（《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9页1—2）。后来，李鸿章把“工”与“农”、与“商”联系起来，视为“三美女”，认为只有“女三成粲”，才能达到“太平盛世”，中国要以“极西富教并兴之国”为榜样，使“三美女蒸蒸日上，兴会淋漓”（《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40—141）。可见，李鸿章不但对于西方国家的“致富”事项的着眼面较宽，而且对各项间的内在联系，对其整体性、系统性也有了一个基本认识。
并且，李鸿章的视野没有仅仅局限在“富”事范畴自身，进而从国人的习尚方面挖掘造成中西贫富差距的原因，在李鸿章看来，“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但近世能很快富强，正是其“举国上下积虑殚精、人思自奋之效”（《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24）。像中国的近邻日本这样一个人口少、国土小，资源贫乏的“弹丸之邦”，发展的势头也相当迅猛，日益造成对中国的威胁，究其原因，就在于“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战舰、枪炮、铁路，事事取法英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页14）。而中国在这方面则相形见绌，“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页45），对于洋务，他们“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页14），辄“指为言利”，“斥为喜事”，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28）。总之，相比之下呈现出“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页43）的状况。
鉴此，李鸿章急切地呼吁破除积习，厉行变法：“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按：指西国工矿、交通、邮电诸项）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抵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页25）当时李鸿章有一警句：“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28）在李鸿章看来，要建立“奇业”，就要明了中西情势，“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对兴办富强事项要做到“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24—25）。心志可谓坚矣！
这显然是其“内须变法”思想的拓展和升华。“内须变法”，是李鸿章在60年代就与“外须和戎”连带明确提出的，并被一般地认定为洋务运动的政治纲领。其“变法”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由最初的以“求强”为重心转移到以“求富”为根本，从单纯兴办军事工业扩充到广兴民用企业，反映在思想认识方面，便是“内须变法”思路拓展、升华的突出表现。并且，这种基于中西贫富比较的求富观，本身即包含着向西方学习又与西方竞势的复合内涵。在李鸿章的立意中，是把举办求富的实业事项，作为抵制外国攫夺中国利权的必要手段。譬如，他主持创办轮船招商局，即着想于“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0页33）；创办开平煤矿，明确表示为使“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页42）；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则“冀稍分洋商之利；（《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页43），兴建漠河金矿，立意于“外以折强邻窥视之渐”（《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5页20）；倡筑铁路，目的也在“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造”，使以代中国兴利为名攫夺中国路权的列强“关其口而夺其气，使之废然而返”（《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23。），如此等等。
当然，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并不是李鸿章兴办“求富”事业的唯一目的，并且，这种主观意愿也不等于客观实效。但是，从主导方面看，应该说，李鸿章的变法求富观，既大旨上与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相协调，又蕴涵着民族救亡的政治基因。它业已跃进到对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认识，体现了主动引进先进生产力的思想。同时，也为其“外须和戎”思想以及洋务运动的总体政纲作了一个方面的委婉注释。由此我们可以体察到，其“和戎”之“和”，并不完全是以妥协乞求“中外相安”，其中也包含着靠“变法”所求取的富强之效来争取“均势致和”的立意。随着李鸿章变法求富思路的拓展，其“和戎”观中争取均势致和的因素也随之强化，而“变法”思想本身的积极意义也相应增强。
三、政教层面：优劣比较与中体西用樊篱的拘囿
李鸿章的中西比较观也没有绝对限定在上述兵戎、经济两个层面，还进而扩及政教领域，对这一层面中西双方的有关事物也有所审视，但视野相对狭窄，观点相对保守。
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谘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页12—13。）旧时所谓政“教”，一般含义为“政治与教化”。李鸿章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基于中西对比，他看到了当时清王朝政权体制上的某些弊病，有“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页3。）之类的议论。以后，他对外域的政情更有所注意。譬如对驻外人员给他的一些论及西国政治体制的信件感兴趣，有意让左右传阅。他还读过并曾向他人推荐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驻日使臣黎庶昌对中日政体比较方面的问题曾有讨论。鉴于日本政治改革的成效和中国政体上的弊端，有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的说法。不过，这充其量也只是政治变革的一种朦胧意向。如所谓“易官制”，他既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解释，也觉得这在当时中国根本不可能实行，说是“中国守文千年，谁能骤更？若发大难，将环刃者不止一自由党矣”！（《李文忠公尺牍》册7。）
及至晚年出使欧美，李鸿章得以亲临其境，耳闻目睹、切身体察西国国情，他也确实受到震动，使之感奋，“某当辞华赴俄（俄国是他出访的第一站）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竞一往而深，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75）那么，这种“感动”他达到“又一村”之境的“新气”缘何而生呢？李鸿章提供的答案是“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才能”（《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75）。所谓“致力之才能”，当为其“富教并兴”的“合力”，包括“政教”因素在内。李鸿章此番出使当中，曾明确表示要“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49）。他对彼国的“德行教化”有“寸衷羡慕，莫可言宣”（《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62）之语，甚至说“得亲见欧洲教译之覃敷”，对效法可有“明效大验”（《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44）。“明效大验”虽然实谈不上，不过欧美政教对李鸿章确也产生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回国后他时有中西政教比较方面的议论，譬如曾说，泰西各国“政教大略无殊，其根本全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中国则政杂言庞，而取材之法又不逮远甚”（《李文忠公尺牍》册30。）。这中间当已包含了承认在政教的某些方面西优中劣的意思，较之过去持论的“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再联系李鸿章在维新运动中的实际表现看，其人对新政、对维新派的确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事后，康有为辈将李认作“维新之同志”（《康有为政论集》上册，页430。），李鸿章甚至在慈禧太后面前直言不讳地自称“康党”（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197—198。），也可印证他在中西政教认识方面较前确有变化。
但是，即使在此期，李鸿章关于中西政教的比较认识，也只能是在一些个别方面和环节上承认西优中劣，而远达不到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制度从根本性质的优劣上作出比较判断。并且他依据西方的有关政教素材对当时清朝“政教”某些枝节的批判，其目的主要在于修补、“完善”腐朽的封建制度，而不是要否定和废除它。这本身就属“中体西用”。况且，即使此期，他中西比较的关注点仍然是在“格物之功效”方面，是在技艺方面。在出访欧美期间，李鸿章对亲眼看到的西洋物质文明和先进科技，表现出空前的兴致：在德国参观来复枪厂，“留心审视”，“眉色飞舞”（《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65）；在英国参观景星灯大博物院，“于机器木模，自古至今历代所变而益精者，无不留心垂查，喜形于色”（《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04）；在缝纫机厂，竟“亲摇其机，但见针动线随，缝布数行，宛转如意，心极爱之”（《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42）；到了邮政总局，见发电者其多如蚁，“心甚震动”（《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09）；游观工厂、历览船坞，不禁发出“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矣”（《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17—118。）的慨叹。相比之下，对其政教事物的注意力和兴趣则相去甚远。他访问英国国家银行时，宾主谈话涉及到议院权限问题，李鸿章没有兴致深谈，“乃更端以论杂事”（《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09。）。英国人一语破的地评论说，李鸿章“来英而后，未遑而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岳麓书社“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17。）。这种“逐末而忘本”，恰是受“中体西用”思想拘囿的反映。尽管“中体西用”的语汇并非李鸿章发明，但这一思想对他来说是沦肌浃髓、根深蒂固的。
我们不妨再从关乎“教化”的“洋学”、“华学”比较观来进一步考察印证这一问题。所谓“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是李鸿章在70年代中期就认定的一种观点，也是其人中西比较观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有的论者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始的对传统文化体系的总结批判，窃以为很难说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我们首先需要看看李鸿章此语的具体场合。这句话是李氏在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间写给新任江西巡抚刘秉璋的一封信中讲的。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展开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前不久李鸿章上了《筹议海防折》，提出兴办洋务的比较全面的规划和系统的纲领，引起激烈争论。而作为淮系要员、原李鸿章部属的刘秉璋，竟然站在反对派之列，向李鸿章质疑问难。李鸿章为此感到非常恼火，信中言词激切地指责对方，辩驳回击。针对刘秉璋攻讦在有海口的各省份设立“洋学局”是“用夷变夏”、“名不正则言不顾”的论调。李鸿章说：“是必华学即可制夷，即可敌夷，若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何妨开此一途（按：指开设“洋学局）？”（《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页4。）可见，李鸿章的“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一语，是因所谓“洋学局”而言。那么，其“洋学局”施教的内容为何？李鸿章是这样设计的：“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23—24。）可知，此时李鸿章心目中“逾于华学”的“洋学”内容，只是“艺学”而已，根本没有涉及“政学”。即使后来，他所发“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页7。）之论，亦是如此。所以说，他的这种“洋学”、“华学”比较观，主要是承认在“艺学”方面西洋有超过中华的地方，而远非对广义上的中西文化进行全面的、整体的比较，从而作出的价值上的优劣判定。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按照李鸿章的设计，作为教习这种洋学内容、培养这种洋学人材的“洋学馆”，是要将它的教育体制作为与科举“正途”并存的另外一途，其学员只要学业合格，享受“与正途出身无异”的待遇。这已有与科举制度分庭抗礼的意味。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即议及科举一统天下妨害洋务的弊端，有言：“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材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月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23。）。这自然关乎国家“教化”方面的改革，但并不是对整个封建施教体制的否定，当然更说不上对封建社会制度的否定了。直到他出访欧美之时，极其艳羡而表示“特必当借重”的所谓泰西“实学”，仍然是为“中体”所用的“艺学”皮毛而已，其拘囿显而易见。
四、结语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旗手和晚清若干年间参与外交乃至内政决策的权臣，是牵连中国近代历史车轮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在他的施政思想中，“中西比较观”居于基础地位，由此而生发着他对时势的基本估计和对“洋务”的特定认识，也与他相关方面的实践活动互为制约。就其中西比较的认识本身而言，达到了一个主要作为实务活动家而非思想家的洋务派大员所可能达到的较高水准，而始终又未能也不可能冲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因此也就难以升华到更高格调的中西比较的境界。联系其相关实践看，既起到激励从物质和科技层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一定作用，又不可能把中国导向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的真正富强之路。如果说，其人的洋务活动对于整修当时清王朝的“破屋”，诚如他自己所言犹如“裱糊匠东补西贴”（吴水：《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107.），那么，在其洋务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中西比较观，则可以说是与他“裱糊”活动和谐与失谐交杂的伴奏，其自身的格调虽然也不断有所提高，但是越来越跟不上时代进行曲的节拍。其积极意义主要在于，较早地兴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力内容的舆论，并且较早地启迪国人以变法求取富强为目标来对比中西、考究世界。早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李鸿章即发出这样的呼吁：对西方及世界情事，“有志之士果能殚心考究，略其短而师其长，则为益于国家者，甚远且大”（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李鸿章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2。）！今天听来，岂不是一声颇有力度的历史回音吗？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1994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