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谦芳:李鸿章的国防思想

清季,李鸿章出将入相几十年,不仅身系清王朝的兴衰,实际上也身系中华民族的存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响亮地提出“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竭力筹谋近代国防,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留下了发人深省的篇章。

自强自立的救国思想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告败北。相比之下,中国封建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孰优孰劣,已见分晓。弱肉强食本是生物界生存竞争的法则,然而在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特殊时期,亦被无情地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曾经那么强大,以致“万邦朝服”。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仁人志士必须重新申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李鸿章“以儒生而起家军旅”,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当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了李鸿章的顶戴,成为拥有权势的封疆大吏的时候,他就挺身而生,治国平天下,力扶大厦于将倾。

李鸿章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中国的失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近忧远虑、世界潮流均焦思熟虑于他的胸中。

中国将向何处去?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李鸿章比前辈更具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决然提出了“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的著名论断。

在李鸿章看来,西方列强胆敢侵略中国,所恃者坚船利炮也,因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反复强调“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重要性:“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要解决“战守之具”问题,无非走两条路,一是向外国购买,二是自造。向外国购买,往往遭到列强刁难,或是“禁不出售”,或是“价值过昂”,容易为人所制。李鸿章决心走一条自造之路,认定“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当时的中国,堕性深重,象李鸿章这样头脑清醒的封建士大夫毕竟不多。他力排“无事则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能学”的反对派的干扰,毅然发起“洋务运动”;创办、接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重要军事工业,大大改善了中国军队的装备,缩短了军事上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距离,开导了中国国防近代化建设的先河。

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李鸿章着手组建、训练新式陆、海军。1862年4月,他进军上海后,即令淮军向洋兵学习新式枪炮、阵法,使淮军的实力和军事技术迅速提高,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和抗击外来侵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历代戌边,多在西北,而鸦片战争后,入侵之敌多从海口入。因此,李鸿章特别注重海防建设。他苦心经营,历时20——30年,先造后买,终于建成了一支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军——北洋海军。

在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机器设备、原料燃料到技术人员都不能不依赖外国。李鸿章从自强自立的愿望出发,一方面强调“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另一方面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阶段,大力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培养新式技术人才。

根据创办军事工业的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势”,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欲自强必先裕饷”,“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在他的主持和支持下,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基础,其中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唐山——胥名庄铁路等荦荦大者,无不与李鸿章的名字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

李鸿章还把“造就人才”视为“中国自强根本”,“目前当务之急”。他奏请朝廷: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洋务人才”;设立:“洋学局”,分科学习,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他重视教育,在派遣留学生,开设新式学校,培养造就科技人才方面作出了先驱性的巨大贡献。

由上观之,李鸿章自强自立的救国思想,由表及里,极大地深化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难能可贵地被付诸于行动,这正是他一生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

外须和戎的避战方针

近代列强一次次侵扰中国,使当时的对外关系极为复杂。而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李鸿章则“和”字当头,甚至在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仍然怕战避战。

为什么要“和”?李鸿章认为这是由中外实力过于悬殊所决定的。“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战败而后“和”,不如不战而先“和”。他还错误地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与列强共处。他曾对林则徐、僧格林沁抗英斗争妄加非议,斥为“逞一时之愤”。

李鸿章主“和”,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妥协投降,而是与“内要自强”相一致的。他的精明之处在于“隐忍徐图”,在于懂得“明是和局而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李鸿章是个自强论者,同时又是个不可救药的战争失败论者。他对自己在“阴为备战”方面的不懈努力缺乏应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中土初学”去抗衡“洋人创制已百余年”,确实是“力所未逮”。但是,虽“不足御侮”,也有胜于无,遇事总会有些凭借(这也正是李鸿章所追求的)。事实上,如果不办军事工业,不编练新式陆海军,象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黄海大海战等壮丽的历史场景就不会出现。可悲的是李鸿章只看到了中外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无视“洋务运动”也给中国带来了某些局部的优势。

其实,列强所图我者何止“利”和“势”,蚕食鲸吞的国土何其多矣!它们欲壑难填,“和约”虽能满足于一时,断难满足于永远。“以土事敌,土不尽则敌不餍;负薪以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古之殷鉴犹在。在新的欲望驱动下,列强以“战争”来,我以“和”御之,“羁縻”之,安能自守“和”局?

在李鸿章思想中,“和”本来只是一种“隐忍徐图”的策略,但由于战争失败论在头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阴为备战”的功效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在非战不可的情况下,无原则的让步,未战而求和,边战边求和,趁胜而求和,都是向敌人示弱,客观上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甲午战争之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败于“避战保和”。其实,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未必就比中国强,经济技术与中国也差不多,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中国。“狭路相逢勇者胜”,日本就胜在一个“勇”字上。

李鸿章不懂得以战争求和平的道理。军事上,他长期备而不战,备而惧战,所倾心向往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犹可得也,反之只能是痴心妄想。李鸿章终被“和”字所累,不仅误国而且自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重大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中外《辛丑条约》等都是李鸿章亲自签订的。屈辱议和,签订城下之盟,固然是“弱国无外交”所至,但与李鸿章“妥协、软弱、退让”的外交立场也不无关系。他因此留下了无数的骂名,一生处于“谤议喧腾”之中。

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对外开战诚难取胜,保持和局亦属不易,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李鸿章综合运用了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思想和西方近代的均势思想。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由于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且也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李鸿章初与日本打交道,曾产生过联日制西的念头。但是,日本野心勃勃,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从日本试图侵占台湾的军事行动中,李鸿章已洞悉其奸,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联日制西的幻想破灭。

朝鲜问题是中日争端的焦点。朝鲜半岛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征服中国的前进基地。面对日本的直接威胁,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于是,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的“牵制政策”。朝鲜与日本已订有《江华条约》,李鸿章遂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他错误地认为“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不行,以通商诸国制日则绰绰有余。美、英德相继与朝鲜立约通商。李鸿章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本,籍以保卫朝鲜,巩固东北边疆。但结果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的深渊。“甲申事变”后,日本在朝鲜疯狂地扩张势力,积极准备对中国的战争。

各资本主义强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即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又有互相勾结的一面。甲午战争期间,与朝鲜立约通商的各国一任日本放手打去。李鸿章乞求俄、英调停,俄、英均虚与委蛇。美国则在暗中帮助日本,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以惨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牵制政策”虽然彻底破产了,但是,战后俄、法、德、从各自利益出发,三国干涉还辽,又重新激起了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念头,这也是他长期推行“牵制政策”仅有的一点“成果”。他在启程赴欧美诸强国游历时,仍然奢谈“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然而,《中俄密约》的签订,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日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边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开门揖盗,引狼入室,李鸿章犹不自知,回国后反而沾沾自喜地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资本主义列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一切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只要对自己有利,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同时还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从来欺软怕硬,决不会真心同情、帮助弱者。弱小国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形成均势,“以夷制夷”,不失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权宜之策。若一味依赖于此,不思自强,只要均势失衡,或者根本就没有形成均势,其结果必然为“夷”所制。李鸿章是自强自立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但由于惧战尚“和”,因此也特别看重“以夷制夷”之策。遗憾的是他对诸“夷”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警惕性,在实践中总是事与愿违,被“夷”所制,为“夷”所用。

总之,在李鸿章的国防思想中刚强、怯懦和幻想交织在一起。他建立了“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但又留下了万世之骂名。李鸿章身处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为国事操劳数十年,其间尤为关注的是防范和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问题。后人或许只有弄清李鸿章的国防思想,才能心平气和地认识、评价他,并得出公正的结论。

(作者注:本文史料均引自《李文忠公全书》)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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