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池仲祐：《海军大事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遂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池仲祐：《海军大事记》，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49页。）1888年，拥有25艘舰艇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从而为90年代中国应对日本海军的进犯和挑战，提供了物质性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没有李鸿章，恐怕也就没有甲午海战。
甲午之役，中国彻底失败了。总结这场战争的教训，言人人殊，而大致有一点“共识”，即归咎于李鸿章“避战求和”、“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战略。检视李鸿章在甲午期间的战争部署，诸如“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存坚船为妥”（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265页。）；“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8卷，第52～53页。）；“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全出口迎剿”（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269页。）；陆军“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海军“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中日战争》第4册第316页。）等指示，触目皆是，不容否认。需要辨析指明的是，李鸿章保守主义的军事思想也有它滋生的渊源和土壤，而且在创建海军，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始终以单纯防御为旨归。以下试从五个方面略予分疏。
首先，从时代、民族的大背景来看，19世纪是中国边疆冲突史的大转型时期。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华帝国的主要敌手，不再是长城以外大漠以北的社会经济比中原落后得多的游牧民族的铁马金戈，而是由南方漫长海岸线蜂涌而上的经济技术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异邦人的坚船利炮。对付这些新敌手，中国政府毫无经验可恃，毫无成例可循，满朝文武纷纷扰扰，茫然不知所措。在此“一国生事，诸国构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的面前，李鸿章战术乃至战略上的闇昧和误导，我们虽不能曲宥其咎，却也不宜独责一家，而完全无视中国那个时代的整体军事决策水平。
其次，中国虽然兼有内陆和沿海双重特征，但自古以来它的国家安全机制或者说反侵略机制，则一直建立在陆上“塞防”的基础上。进入19世纪，海防问题日渐突出，日渐压过塞防问题，而海防战略本身仍不免受到传统的塞防经验的浸染，产生分兵把守口岸的消极防御意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提出英军“乘风破浪，是其长技”，应当“不与之接仗”，而“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第219、242、278页。）；魏源则明确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魏源：《海国图志》第1卷《议守》。）。李鸿章“自守口岸”主张，即承接林、魏而来，并付诸实施，予以发展。如，强调重点设防。中国海岸线漫长，势不能处处分兵把口，而只能择“紧要之处”，“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师门户”，最为重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仅为其次。他处有失而此二处能守，“于大局尚无甚碍”（《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6～17页。）。如，强调纵深设防。谋求“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议复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第34页。），即由滨海向外扩展，形成“重门叠户之势”，使作为京师门户的津沽自身得以“隐然在堂奥之中”（《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52卷第29页。）。为此，他不惜重金，花费12年时间（1880—1891）创设了旅顺、威海卫（原拟在烟台）两大海军基地，构建出一幅比较强大的京畿地区的钳型防御网络。如，强调立体设防。标举“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复奏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2卷第37页。）。必须兼顾海陆两方面的防务，用新式陆军枪械保护地面，用海军船舰、水炮台保护水域，相互配合以加强近海的防御系统。
李鸿章上述海防思想，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缺乏“制海权”观念。甲午海战的失败，败，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战略上讲，主要由于不能占有制海权。战争刚结束不久，日本人就总结经验说：“海军政略之要，在于占有制海权。而占有制海权，则在于能否采取攻势运动。清国舰队在作战伊始，就未能采取攻势运动，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此乃清国之失算。”（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7编（上）第1章，又，英国人格伦也说：“中国于开战之初，已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自身承诺将战地置于中国沿岸。”见《海事》第5卷第12期。）中国国内，不独李鸿章，当时政坛军界都还不可能有这种认识。大致要到1905年，国内才有学者对“制海权”（海上主管权）的内涵予以厘定；要到1910年前后，才有学者运用从西方引进的制海权理论反省甲午海战及其他战役失败的原因（参见《说海权》（《华北杂志》1905年第9卷）和《重兴海军问题》（《海军》第1期）。）。
再次，李鸿章的海防战略，也存在一个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时期。粗略言之，1879年以前，李极力主张“以陆军为根基”（《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1～12页，第13页，第13页，第1页。），“收进海口，以守为战”（《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19卷，第48页。）的消极防御方针。在1879～1891这十二年间，李的战略思想是攻势防御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时期，他的添购铁甲船“与日本决胜海上”（《复沈幼丹制度》，《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7卷，第31页。）的计划逐渐明朗化、具体化。1879年底，他郑重上疏倡言：“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筹议购船选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5卷，第28页。）同是有鉴于海岸线绵延袤长的地貌和不可能处处分兵把口的形势，70年代中期的对策是重点设防，是以陆为主的守势防御：而70年代末的对策是以战为守，是以海为主的攻势防御。从此，他加快了购买、制造船舰炮械和组建、训练北洋海军的速度。8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以战为防”的具体作法，“以铁舰御敌之铁舰以快船御敌之快船，再以鱼雷艇数十艘，密布各岛，伺便狙击，方可制胜。”（《复陈海岸不能遏敌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52卷，第30页。）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海防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1891年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却奉行“保船制敌”的守势防御的战略方针。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何以会发生两次转变，择其显著者言之，从消极防御转为积极防御的契机有三：一是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对李鸿章的刺激，使他加重了海防建设的紧迫感，一是中法马江战役失败后，清政府对海军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使他改善了经营海防的条件；三是1888年北洋舰队的吨位和速度比较先进，堪称是远东第一流的海军装备，使他提高了胜利反击海上侵略者的信心。而后来又从攻势防御战略折回守势防御战略，其缘起除开上文已经涉及的，约略还有三端。一则囿于保实力以自固的政客意识。二则受到洗汰未尽的消极防御思想基因的牵制。李既然想挟兵权以自重，便唯恐实力削弱。在他倡言积极防御的时期，其实顾忌甚多，常常流露出守势防御、羽翼自珍的心态。1879～1891年间，他在章奏函牍中多次说到建立强大的海军未必为了穷兵海外、跨洋远征，而是要造成对敌人的威慑作用，以消弭外侮。幻想海防奠基于威慑之力而不是实战之功，仍属“避战求和”的幽灵在作怪。三则怵惕于清政府在对日海军竞赛中终于落了下风。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原本领先于日本。但从1889年开始，北洋舰队未购一艘巨舰，未添一门大炮，海军装备长期得不到更新；而日本平均每年添置2艘军舰，特别是1891～1894三年间添置了2000—4000吨级的铁甲舰和巡洋舰各三艘，速射炮百余尊。此时日本舰队的总吨位、航速、火力配备都已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对此李“时深悚惧”而又无奈其何，只是徒然慨叹：“北洋全系海面，海军规模虽云粗具，而就现有船舰而论，拟之西国全军之式，亦仅可云半支。”（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1。）这半支海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复奏海军统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78卷，第53页。）。于是，守势防御战略有了绝好的借口。
复次，应当看到，李鸿章的防御战略虽前后有变，却都从属于他办洋务事业的总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即“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9卷，第43页。）。在国防问题上，“变法”主要指编练新式海军，“和戎”则是以外交斡旋为主，以军事威慑为辅。为什么一定要“和”？照他的说法，“若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决胜负，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战胜，必终败。”（《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1～12页，第13页，第13页，第1页。）国防之本在外交得失而不在军事胜负。“和”到什么限度？照他的说法，“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1～12页，第13页，第13页，第1页。）“和”是长远方针而不是权宜之计，是维持现状而不是争取平等，只要外族不以“万分无礼相加”，就必须妥协退让，“力保和局”。这是何等软弱的国防观念。说甲午之役败于守势防御战略，毋宁说是败于洋务运动总纲。在政治方略的意义上，中日甲午之战原是同光洋务作派与明治维新作派之间的较量。李鸿章正是此中首当其要而又遍受掣肘的一个悲剧“名角”。
最后，还应当看到，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评价洋务派的军事方略，要充分注意实际运作与心中谋划的分别。李鸿章指挥甲午战争屡屡失误，节节失利，迅速陷入被群起弹劾、唾骂的灸烤阵围之中。这一阵围“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吴汝纶：《答潘藜阁》，《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1卷，第148页。）。所谓政府，指帝党首领人物；所谓后进之士，则指一般的“后清流”人物。帝党、后清流一意主战，要求撤换将帅，“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他！”（翁同和：《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第9～10页。）他们饬令湘系巨头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结果，“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伪言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其怯谬如此。举国望湘军若岁，至是乃知其不足恃。”（文廷式：《闻尘偶记》。）放言议政不同于躬身行政，于此可见一斑。李鸿章称清流中人“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薛福成：《庸庵文别集》第4卷，第150页。），虽然说的是前清流“四谏”，且有护短之意，但局外、局内之别确也不能轻忽。1894年朝鲜战场偾事，康有为写了一篇《攻日策》，开头宣称“凡事制于人者弱，能制人者强。故必能战而后能和，能攻人而后能自保。”中间指陈“攻日本之势，当知其地形险。”末尾断言“舍攻敌，无良策也。攻敌以铁舰；铁舰不足，以帆船；帆船不足，以渔船。中国之力不足，则假之以外国。外国若守局外而不肯助，则以海关贷数千万金以饵之，或割无用之地以予之。投骨于地，则众狗争；投利于众，则英俄德法并起而攻之。我斗诸国而内谋自强，而后中国可自保，高丽可以救。”（《康有为全集》第2卷，第33～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侃侃道来，志慨轩昂，句里行间不乏犀敏之识，却极少可操作性，倘若真让康氏组织实施，难免动辄受制，窘境环生，其结果将令主事者啼笑皆非。言政、议政不同于秉政、行政，它们各有其用，可以相辅相成而不可越俎代庖，其理至明，史家亦当褒其长而揭其短，不必逞意气之论。
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的许多重大缺陷，老模式难乎为继。李鸿章思想上有所反省，曾对自己的幕宾子弟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又“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终至“真相破露，不可收拾”（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4卷。）；坦率承认“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之，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行动上也有所更张，百日维新期间，对康梁党人常予回护，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们练兵整军、振兴工商、废除八股、设立大学堂等改革举措。在另一位洋务首领张之洞身上，也有若干类似的变化。所以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由此观之，甲午之役，败中犹有未败者在，称其为洋务运动（同治维新）转向戊戍变法（光绪维新）的桥梁，也未必于史无徵。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