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去了他往日显赫的权势。然而在1900年，他又“夺回”了失去的政柄，再次成为左右清朝政局的关键性人物。何以致此？1900年所发生的庚子事变，当是重要环节。
一
甲午战后的李鸿章，“虽身存而名已丧”（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6，第11页。）。直到1899年底，除充任清廷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贺沙皇加冕外，大部分时间养闲京国，“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近代稗海》第1辑，第16页。）。
1899年12月9日，清廷任命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这是李鸿章在1900年能“夺回”权力的先决条件。李南任粤督之因何在？以往论者认为有二：与后党要镇压康有为、梁启超有关；李本人曾要求清廷授予他封疆大吏之权。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一）荣禄与刚毅的矛盾，同为军机大臣的荣禄、刚毅，因协办大学士职衔之争而导致关系如“水火”。（高树：《金銮琐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8页。）1899年11月底，有奏折称刚毅在粤集报效银两，将“成绩可观”，引起慈禧的重视。（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395页。）“粤固财赋之区，然自谭钟麟以来，大小官吏，率以贪黩著闻，公私侵渔，度支久竭”。（岑春煊：《乐斋漫笔》，《近代稗海》第1辑，第97页。）刚毅能集成绩可观的报效银两，说明刚、谭关系决非一般。荣禄推荐李鸿章接替谭为粤督，有意利用李去拆刚毅的台，使刚毅在集资问题上欲得慈禧赏识的设想流产。
（二）满洲权贵从控制军队着眼，需要再利用淮系集团。中午战后，淮系集团地位骠降，虽然“淮军不足恃”已成现实，但由荣禄直接控制的新编组的武卫军中，聂士成、宋庆两部为淮军的老班底，袁世凯部的将弁又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和北洋武备学堂，显然，该军的主体是淮系成分。“精柳庄术”（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361页。）的荣禄欲笼络武卫军中的淮系旧属，故而力主让李恢复实权，亦以增加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
综论之，李鸿章出任粤督，正是慈禧、荣禄等人的不同目的混合产物。
象李鸿章这类重要人物，一旦恢复了封疆大吏之权，立刻就被有着敏感嗅觉的国内外政治势力所争抢利用。从而在李氏这样一个重臣身上，产生出某种“特异功能，那就是：在处理重大的中外交涉问题上，非李莫属。
二
1900年春，清廷派袁世凯督师入鲁，将两年前首揭义旗的山东义和团暂时镇压下去。但到5、6月间，京畿地区的义和团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他们迅速控制了津、京地区，影响到全国各地，形成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
当时，北京城内清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一方面，列强开始武装干涉。5月各国公使“电本国，请派兵来京”（《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6月8日列强侵华部队组成八国联军，10日自津犯京。另一方面，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剿”“抚”两难。
在6月销病假的荣禄，以京畿地区的义和团已势大难收为由，与主“抚”派大闹，“召对时，亦将他们误事之言详细言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第138、32、17、87页。）。但此时慈禧要利用义和团，因而“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加上荣禄一派“势力不及”刚毅等“同声附合”慈禧者（丛刊《义和团》（一），第124页。），所以主“抚”派的势力在清廷内部很强。到八国联军向北京推进的警报声起，主“抚”派却拿不出“一个正经主意”，而另一些官员只空喊“与洋人拼命”，并无具体办法（丛刊《义和团》（三），第438页。）。慈禧失措，已无力控制时局。
非李莫属的趋势，正是在北京政局剧烈动荡的情况下，由清政府内部的各种因素合力促成的。
首先，慈禧和荣禄虽各有其目的，但在调李鸿章北上入京这一点上是一致的。6月12日，荣禄为与刚毅争夺权力，借局势突变，向军机处提出了速调李接任直督的建议。15日，慈禧于危急之中醒悟到要抓住李这个“救命草”，遂命其“迅速来京”。
其次，地方要员纷纷力主李鸿章入京能挽救危局。其时对清朝政局最有影响力的宣方要员，当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握有东南洋务设施财经实权的盛鸿怀。刘、张、盛一致认为，须调李入京，才能解决问题。6月11日，盛宣怀电寄李调章，恳求“师若回北洋，似可速了”（《愚斋存稿》，卷35、卷36。）。次日，盛又电寄刘、张、称“目前惟有电傅相回北，内乱外衅，或可渐弭”，建议联名“电奏”（丛刊《义和团》（三），第326页。）。23日，刘、张、盛等联名救奏，要求“电诏李鸿章派为全权大臣”，强调“催李到京，请旨与各使筹议，庶可挽地危局”（《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他们甚至利用李鸿章在国外的所谓“声望”，已先于朝廷而向列强乞和了。6月22日，张之洞致电出使英、美、日诸国的大臣罗丰禄、伍廷芳、李盛铎等，力嘱“朝廷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使与各国议和”（丛刊《义和团》（三），第332页。）。刘坤一也发出了同一内容的急电。7月26日，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将军13人联名上奏，请对李鸿章“授以全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可见陈夔龙所言：“目前正在用人之际，李相又为中外安危所系（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349页。）并非无稽之谈，基本上是代表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种普遍的倾向。
李鸿章面对“国人望李傅相如望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第138、32、17、87页。）的形势，暂时还没有动北上之心。政局风云多变，他最需要的是借助于时间的推移，进一步观望而后行。因此，尽管朝廷不断电催速行，李鸿章仍在消极拖延。7月16日，他总算动身离粤北上。但21日到上海，却又称病停留下来。李鸿章曾于6月9日致电盛宣怀，苦诉“国事大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丛刊《义和团》（三），第325页。）。“政出多门”，是李不愿入京的根本原因。在清政府“6·21”宣战后，针对着攻打使馆的战况，刚毅公开声明“荣禄之势力一日不倒，则使馆一日不能攻克”，（丛刊《义和团》（二），第301页。）刚、荣矛盾达到白炽化。此外杨儒致李鸿章电中的暗示“端、刚锐气正盛，难与抗衡。非俟其势挫计穷，未易接手”（《杨儒庚辛存稿》，第128页。），更促使李决意再次缓行观望。他在奏折中以广东绅民“纷禀暂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辩解离粤迟缓的原委；又以“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醵之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第138、32、17、87页。），充当暂留上海的理由。实际上都言不由衷。李鸿章对其在甲午战后的境遇耿耿于怀，他的防范并非没有道理。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摇摆不定，许多高官显贵就是在根本未及醒悟时，便作了冤鬼。
另一面，李鸿章则想利用形势，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使朝廷给他以更大的政治实，惠：7月8日被清廷任命为直督，数日后他就从广州动身；但在上海滞留月余，直到8月7日被授为全权大臣，24日又得到朝廷准其“便宜行事”“不为遥制”（《光绪朝东华录》，总4537页。）的明确表态后，9月15日方自上海动身。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清政府议和大局，确实非李不成。
列强之间勾心斗角，他们对李鸿章北上参与议和有何反应呢？
最初，各国驻广州领事“同声劝阻”李鸿章北上（《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74页。）。劝阻不成，列强又在李鸿章全权大臣资格问题上进行争吵。俄、美对李之资格无异议。德、日是强烈反对。英国先是旁观，并一度“别有用意”（《刘坤一遗集》（六），第2586页。）地表示应由刘坤一和张之洞主持议和，后来对李又予以默了认。而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赫德，此时却指名应由奕劻出面“商议大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
列强之间的不同态度，使李鸿章深感必须拉上奕劻、刘坤一、张之洞，再加上荣禄，才有可能着手议和。否则，势孤力单，吉少凶多。于是，李鸿章请求朝廷添派上述4人为全权大臣。不久，清廷授奕劻“便宜行事”全权，回京筹措议和；授权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命荣禄会同奕劻商办议和事宜。
实际上，列强都在企图借出兵镇压义和团，乘机掠夺中国领土，巩固和扩大各自势力范围，而对于谁来充当清政府的议和全权大臣，并非要真正争执不休。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进行分赃。分赃不均，议和必须然无期了结；分赃若无较大争执，就会立即签约。
三
李鸿章自任粤督始，便又抖起来了昔日的咸风，那么，东山再起后的李氏，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主要进行了哪些活动呢？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一）参与“东南互保”
盛宣怀在6月24日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建议搞所谓“东南互保”。次日，李鸿章回电称宣战上谕系“矫诏”，断不遵奉，嘱盛将此意密致刘、张。李以此亮明了同意搞“东南互保”的态度。26日，《东南互保章程》便在上海出笼。随之而来，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其走狗进行诱迫。7月1日，英驻沪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电袁世凯，要袁与李、刘、张采取一致步调，“坚定不移地维持秩序”；袁立即复电，表示“鄙见与各督所见相同”（《英国蓝皮书》，第61页。）。这样，北袁与南李刘张便勾结在一起。经盛宣怀骟动，同在东南的闽渐总督许应骙也仿效而行，抛出了《福建互保协定》。至此，“东南互保”体系基本确立。
李鸿章积极参与“东南互保”的举动，表面上看是违背朝廷之命的。但是，慈禧6月25日的密电，已向李、刘、张等地方权臣暗示中枢矛盾以及战是虚词的实情。正因为通过懿电掌握了朝廷内幕，李鸿章为了求得列强的“同情”，才与刘、张等串通一气，企图稳住东南地区。
然而，李鸿章与刘、张二人只是在“东南互保”问题上的暂时联盟。事过境迁，李就指责刘、张“为日本所愚”（《李文忠全集》电稿，卷38页25。）。刘、张则反唇相讥，斥李“为俄人所愚”（《张文襄公年谱》，第149页。）。因“洋”靠山不同而闹出的意气之争，致他们重现了以前互相拆台那种私敌的关系。
（二）对资产阶级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态度
1、同保皇派的关系暧昧。李鸿章赏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才华，他在粤督任内，与康、梁暗中均有书信往来。康氏曾在《上粤督李鸿章书》中，感激李对慈禧“铲康坟”旨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60，第7页。）所作出的“竟抗旨，曲为保全”（《康有为政论集》上，第430页。）之恩。梁氏则在《上粤督李鸿章书》中，感谢李在戊戌政变后，对其本人的“殷勤垂爱”（《饮冰室文集》，卷43，第23页。）。当康有为向海外各埠保皇会发出公函，鼓吹组织“勤王义勇”，“分兵北上，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第73页。）之时，梁启超曾致函勤王军，“得（广东）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梁启超年谱长编》（二），第220页。）。另外，康有为还托人向李鸿章递送《公请光绪复辟还舆京师折》，请李代奏（《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页。）。可见，保皇派也想利用一下李氏在国外的“声望”。但是李鸿章决不去参与保皇会的活动。
2、不同革命派搞联合。如果说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决不是为了革命”（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第837页。），那么他在1900年筹划广东起义过程中，谋求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则应是坚持要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一种表现。孙中山推测，李在甲午战后一直遭清廷的冷遇，可能要借时局动荡之机拥兵自重，幻想联合其共同起事。于是孙中山在6月间派宫崎寅藏等前往广州，与李的幕僚刘学询谈判，争取李脱离清廷，合作组织独立政府。后又致电刘学询，了解关于两广独立谈判的结果。
可是，李鸿章对革命派的计划并不响应。当时的孙中山等人，被舆论界目为“乱臣贼子”（《孙中山选集》，第199页。）。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对于李孙联合体自然不会接受。有论者已指出，李鸿章甚至以假意应允合作为圈套，企图诱捕孙中山。
3、仇视义和团运动。李鸿章的阶级本性决定其势必仇视义和团运动。1900年义和团提出的口号中，有“斩一龙二虎”的内容。“一龙”指光绪，“二虎”指荣禄和李鸿章。李鸿章曾在粤督任上大办团练，添募士兵，不断增加镇压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但义和团对李的仇恨并不在于此，主要还是由于其“汉奸”恶名在社会舆论方面所造成的影响。李鸿章7月2日致杨儒电文中提到：“观东南各督抚均与内意龃龉，多不能遵，都乱实由自作”，并承认义和团“尚不甚扰民”（《杨儒庚辛存稿》，第130页。）。这反映出，粤督任上的李鸿章，属于一直倾向于主剿，但尚未置身于剿、“抚”两派之争的观望派李鸿章离开粤督任后，便由观望派速转为主剿派。7月，他与刘坤一联衔会奏，主张“相机剿办”“各处土匪乱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8月，他密奏“义和神团是匪非民，急宜痛加剿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第138、32、17、87页。），又奏请“明降谕旨”，令各地文武官员“认真剿办”并“尽力痛惩”义和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与此同时，他既电护理直隶总督廷雍，“放胆办匪”（《庚子纪事》，第192页。）；又对袁世凯电商“越境寻剿”复电“可放手为之”（《李文忠全集》电稿，卷26页8。）。李鸿章入伙，使主剿派的实力大增。
（三）完全依赖俄国解决中外争端。
李鸿章在1896年赴俄期间，同沙俄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并且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建立了“私交”。因此，当他接到朝廷“迅速来京”的谕旨后，立即致电杨儒，令其密探俄国政府的意向，并嘱“如可商量停兵，即日北上面奏（《杨儒庚辛存稿》，第123页。）。接着，李与其他要员又联名致电俄外部，请俄国“婉商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暂行按兵停战”他又致电维特，告知现将奉召京，“请公指示，有何相助之法”，并要其“代筹了事之策（《杨儒庚辛存稿》，第124页。）”。
俄国的答复是坚持对华宣战。无奈，李鸿章、盛宣怀及一些督抚纷纷电奏朝廷，沮丧地认为，列强中“俄国为领袖”，“俄先进兵，各国继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第138、32、17、87页。）。清廷见状，密令李鸿章议和事“可先从俄国办起”，“如俄实愿先行停战，并许劝阻各国，则东三省被据各处，先当有说以处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98、179、386、317、496、508、186页。）。
当然，李鸿章北上入京都是俄国派兵舰或军队十分“殷勤”地给以护送，而且还极力调解各国反对李到津和充任全权大臣的争执。其目的无非要抬高并稳固住李鸿章的政治地位，以便利用他，使俄国得以完全控制中国的东北地区。1901年在杨儒与俄国谈判中的有关俄占东北条款签字问题上，李鸿章按照俄使格尔思所转达的沙皇旨意，于3月间分别电奏总署和军机处，力主速画俄约，即已表明其并没有负俄国之所望。
（四）逐步同荣禄结成政治联盟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初期，本来是地道的主剿派的荣禄，竟然同主“抚”派“元凶”一道，被洋人所痛恨。刘坤一曾致电荣禄，提醒他将董福祥“别调一差，令其去陕，以释群疑众怒”（《刘坤一遗集》（六），第2594页。），其中就点出了事发之因是：荣禄受董福祥的牵连。据李鸿章致荣禄密函所言，各国对荣禄“不肯保护、接待”（《西巡大事记》，卷2，第33页。）。对此，刘坤一、张之洞曾致电李鸿章等，嘱向各国公使为荣禄“剀切剖白”，勿将其与刚毅、董福祥并论（《刘坤一遗集》（六），第2593页。）。荣禄始终没有在列强惩办祸首名单挂号，李鸿章大概在各国议和成员中间为其周旋过。李、荣保持着密切关系，二人之间的密函往来不断。
9月中旬前，李鸿章还不敢公开对载漪、刚毅等人亮明其政治态度。他在致杨儒、罗丰禄电中，暗中流露出“严办端、庄、刚庇匪诸人，始可议和，此岂臣子所敢言？”的“万难”之苦（丛刊《义和团》（一），第124页。）。但当他得到慈禧在19日召见随行军机大臣，“面斥端王”刚毅等“见圣怒不可测，俱屏息无言”（丛刊《义和团》（二），第56页。）的信息后，迅速判断出载漪、刚毅已“势挫计穷”，完全失宠了。于是在23日致电杨儒，授意其以“误信邪匪，招抚欺奏，致危宗社”罪名参劾刚毅（《杨儒庚辛存稿》，第154页。）；次日又致电朝廷，在敦促“议处首祸诸臣”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将“端王逐出军机”（《义和团史料》下，第754页。）。更有甚者，李鸿章在1901年2月电奏朝廷，要求将刚毅戳尸（《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487页。）。凡此种种，表明李鸿章同荣禄结成了政治联盟。
1900到1901年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大变动时期。清政府前后公布了三批“凶犯”名单，共惩处各级官吏100多人，使得统治者权力层出现了大空洞。李鸿章在淮系集团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李荣联盟无形中已控制着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又掌握了清廷办理“新政”中枢机关“督办政务处”的实权，它成为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新产生的、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可以说，清政府中暂时已不存在着能够与之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1991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