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派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各树门墙，派系众多，互相倾轧排挤，自古已然。一八五四年春，曾国藩筹建成地主武装湘军，他说：湘军“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曾国藩《复议直隶练军事宜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四，15——16页。）故能唯命是从。实际上，统领皆由曾国藩精心选择委派，“譬之木焉”，曾国藩是根，统领是干，营官、哨□是枝叶。统领、营官等的官职、薪俸虽出于朝廷，但统领等感曾国藩委派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因此，曾国藩对湘军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也只有他能指挥湘军。湘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军阀队伍，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军阀。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又是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队伍，不是经制之兵，没有固定的军饷，自一八五四年出省顽抗太平军后，清政府虽然命令各省协饷湘军，但是，各省的年岁有丰欠，军情有缓急，协饷往往迟解或不解，缓不济急，曾国藩遂就地筹饷，尽情搜刮，于是，与所在的地方督抚争权夺利，闹矛盾，搞摩擦。一八五五年，曾国藩碰到了一个别有来头、与他同样骄横的浙江巡抚何桂清，偏不买他的帐。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进士出身，在清政府中央历官至侍郎，得到咸丰帝的赏识，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祁□藻、彭蕴章为奥援，一八五四秋出任浙江巡抚。一八五五年，曾国藩困守南昌，浙、赣两省毗连，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开始产生了。一八五七年春，两江总督怡良告病开缺，彭蕴章等力荐何桂清总督两江。同年五月，清政府命令何桂清为两江总督，八月八日，勒令曾国藩在籍守制，意味着清政府把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两江总督何桂清与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大营身上。一八五八年，曾国藩东山再起，重新掌握湘军，何桂清更不把曾国藩湘系放在眼里。以后，两派围绕着驰援浙江巡抚罗遵殿、李元度组织“安越军”、救援浙江巡抚王有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说到底，这是为了争夺浙江、江苏两省的地盘而各自施展阴谋诡计，排挤陷害，演出了一幕幕狗咬狗的丑剧。曾、何之间的派系斗争，使忠王李秀成顺利地一破杭州，然后回兵皖南，分进合击，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辉煌胜利。
一、一八五七年前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斗争
一六四四年清封建王朝建立之后，满汉畛域，始终存在，处处防范着汉族的反抗，特别在三藩之役后，每逢战争，专征一方的统兵大帅，多是满州贵族。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一八三八年冬，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海口事件，节制广东水师，地主官僚惊为“异数”。然而，林则徐在粤掌握军政大权不到十个月，就被满州贵族穆彰阿、琦善等撵下台了。这种由满州贵族掌握兵权的传统，直到咸丰初年依然存在。
曾国藩自以为忠心王事，“历尽艰辛”，筹建了一支拥有水、陆师的湘军，击退了太平军在湖南的攻势。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四日，攻陷华中重镇武昌，继而移军东下，续陷兴国、大冶、蕲州、广济、田家镇，直迫九江，改变了八旗、绿营兵一触即溃的局面。的确，曾国藩为清政府立下了犬马功劳。殊不知他筹组湘军，出省进攻太平军，恰恰为朝廷所忌讳。当咸丰帝得到曾国藩攻占武昌的奏报后，“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批祁□藻——引者）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国藩不获大行其志七、八年”。（薛福成：《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续编》卷下。）祁□藻的话，产生了一定后果。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清政府论功行赏，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十一月一日，他接到清政府授予巡抚的命令，十一月三日，上奏辞谢署理湖北巡抚。十一月二日，清政府忽然中途变计，赏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反而以他的政敌陶恩培为湖北巡抚。论理，曾国藩原是侍郎，为清政府立下这样大的功劳，赏一个巡抚，不可谓厚，而现在却中途变卦，仅加他一个侍郎的虚衔，不许他当巡抚，他是懂得这一变卦的分量的。他的忠君思想，使他对清政府的出尔反尔，赏罚不公的一团怒气，隐忍不发。
一八五五年二月，曾国藩部水、陆师大败于九江、湖口，他自己则逃奔南昌。四月三日，太平军三克武昌。翌年春，石达开自武昌率军还攻江西，略取八府五十余州县，湘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曾国藩在南昌坐守危城。
何桂清自一八五四年就任浙江巡抚以来，对曾国藩的兵败丧师，了如指掌。他与彭蕴章意气相投，交谊甚深，相互间书信不断。彭蕴章在曾国藩执掌兵权的问题上，其意见与祁□藻完全吻合。一八五五、五六年，曾国藩部湘军在江西到处败北时，何桂清不断写信给彭蕴章及京中好友密报军情说：“浙江为邻封所害”。以江西而言，“南昌城外一、二十里即有贼”。自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攻占抚州后，“大股即围省城。周凤山一军十八日（1856年5月24日）自樟树镇败回省，此时文报不通，不知是何光景”。又说：总之，“江右误于涤生之胆小，竟是坐观，一筹莫展”。（江苏师院、南京大学辑：《何桂清等书札》，36-39页。）从这些信中，不难看出何桂清是非常瞧不起曾国藩的，而他向彭蕴章等密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看法。事实上，曾国藩及其在江西的所部湘军，也已经无足轻重。王□运在《湘军志》中说：九江、湖口大败后，“湘军万余水陆分为四，李孟群等水师回援武昌，塔齐布留攻九江，罗泽南入江西，国藩收萧捷三等水师三营屯南康，泽南奔命往来，复弋阳，克广信，收景德，攻义宁，虽战守攻取，非东南所系安危之大”。（王□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13页。）在军事上，曾国藩在江西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他专横跋扈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长期在浙江当知县、深知浙江政治内情的许瑶光说：一八五五年，“曾节相事机不顺，坐窘豫章，遣大吏郭筠仙商饷于何桂清。时王壮愍（指王有龄——引者）为杭守，以全善之区而丝毫未允，阳借金陵为推辞，实因来函有‘平昔挥金如土’一语芥蒂共间”。（许瑶光：《谈浙》，见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501页。）向浙省借饷，先责备浙省“挥金如土”，何桂清、王有龄当然分文不给了。这是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正面发生矛盾冲突的开端。
一八五六年七月中旬，石达开部抚州守军大败湘系大将李元度于抚州城郊，败兵溃窜南昌，南昌风鹤警传，一夕数惊。抚州溃败后一个月，曾国藩才上奏《抚州老营被贼扑陷折》，何桂清却早已抢先将抚州湘军溃败的情况密报清政府。所以，清政府在十一月二十日发出“上谕”，申饬曾国藩说：抚州湘军溃败已久，未见曾国藩等及时入奏。早已听说各路“发匪”回转金陵，而江西失守郡县，并无一处收复。现据江、浙各省奏报，“皆言金陵内乱，杨逆已为韦逆所杀。又闻杨逆被杀后，石逆不服，逃出金陵，……断不肯再返金陵，金陵不肯更助石逆”。“着曾国藩乘此贼心涣散之时，赶紧克复数城，使该逆退无所归，自不难穷蹙就擒。若徒事迁延，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遽加该侍郎等以延误之罪，该侍郎等何颜对江西士民耶！”（曾国藩：《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折，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卷十，39页。）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中旬，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广总督官文等督军攻陷武昌、汉阳。反革命的军事实践，证明曾国藩在江西无足轻重，清政府对他产生了厌恶情绪。再说他是湘军的头子，为清政府所忌疑。曾国藩却另有想法，认为他筹组湘军，出省作战，有功可录。即如胡林翼攻陷武昌，他所部湘军水师杨载福、陆师李续宾等部起了骨干作用，现在非但无功可录反而受到申饬，内心忿忿不平。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他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原籍，得到噩耗后，不候清廷批示，径自奔丧回籍，这是他对清政府的示威。清政府也在制定对策，准备抛弃这只走狗。
何桂清在浙江巡抚任内，每月接济江南大营军饷六万两。（江苏师院、南京大学辑：《何桂清等书札》，11页。）自皖南划归浙江管辖后，江南大营派至皖南作战的邓绍良部亦由浙江提供军饷，邓部发展到一万七千余人。每年海运漕米转输北京。绞杀了浙江乐清等县的地方农民军，巩固了浙江的统治。在清政府看来，何桂清当然是“能臣”了。他一再向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及京中好友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江苏师院、南京大学辑：《何桂清等书札》，44页。）一八五七年春，两江总督怡良告病乞休，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力荐何桂清总督两江。同年五月五日，清政府任命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就任总督后，拉拢大营重要将领，亲自教张国梁读书，使张言听计从，对何“如小学生之于严师”。（江苏师院、南京大学辑：《何桂清等书札》，54页。）每月接济江南大营军饷四十余万两，大米一万余石。由于大营军饷充裕，弁目勇头都使用洋枪。何桂清到任四十五日，江南大营清军连陷溧水、句容，进围天京。何桂清致书京中好友等说：“弟在大营作用，都中所传，皆是事实”。“向来大营不与督抚通信，有之，自弟到任始。所以幕友、书办皆以为奇，尤奇在事事会商办理”。（江苏师院、南京大学辑：《何桂清等书札》，51、54页。）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官文、胡林翼攻陷武昌。一八五七年何桂清担任两江总督后，东南军事有起色，江南大营清军进围天京。因此，当曾国藩在籍守制，提出不担任地方督抚无法治军作战时，清政府于一八五七年八月八日命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许他回江西反革命前线重掌兵权。这表明清政府把长江上游战事责之官文、胡林翼，把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到了何桂清与江南大营的绿营兵身上。一八五七年，石达开正在安徽、江西大搞分裂活动，江西太平军士气涣散，兵力削弱。就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离开江西，以至湘军陷入了各自为政，人自为战，军心不固的混乱局面。这就使太平军在江西根据地至少多坚持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二、曾、何两派为争夺浙江地盘围绕着李元度进退问题的斗争
一八五八年七月，曾国藩东山再起，重掌湘军兵权，负责追击石达开部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浙江、福建、江西转战进入湖南，曾国藩遂率军自江西进入安徽，与胡林翼合作，进犯安庆。论理与何桂清集团不应发生什么矛盾了，但是，形势的变化，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却在争夺浙江地盘的问题上，发生了明争暗斗。
浙江，介于江西、江苏之间。早在浙江巡抚任内，何桂清便说：若将江、浙两省兵勇归我一人调度，“定能迅奏肤功”。现在他当上了两江总督，当然渴望控制浙江。因为他如果控制了浙江，也就同时控制了皖南，（太平军西征大军于一八五三年六月十日攻取安庆，清安徽巡抚移驻皖北，对皖南鞭长莫及。一八五四年，清政府将皖南划归浙江巡抚管辖。）便能与两江总督的辖区江西声气相通，进而控制江西。再则浙西杭、嘉、湖地区是富庶之区，与江苏接壤，是大营的重要饷源基地。这是何桂清处心积虑图谋控制浙江的原因。
江西自一八五八年九月中旬湘军攻陷九江后，至同年年底，湘军几乎全部攻陷了太平军所占领的各府州县。湘系头领曾国藩、胡林翼等认为，如果夺取浙江地盘，既足以控制皖南，防止太平军从皖南楔入江西，震撼湖北、湖南，又可以解决一部分军饷问题。这样，曾、何两个派系围绕着争夺浙江的控制权而矛盾斗争激化起来了。
一八五八年八月，清政府任命胡兴仁为浙江巡抚。胡兴仁，字恕堂，拔贡出身，湖南保靖人，早年为曾国藩办过粮台，是准湘系人物。胡兴仁出任浙江巡抚，何桂清大为不满，痛骂胡兴仁是一个“昏天黑地”的人物，以至“浙江公事大变”。（江苏师院、南京大学辑：《何桂清等书札》，60页。）何桂清在江苏重用其死党原杭州知府王有龄，挤走了江苏巡抚赵德辙，企图以王有龄继任巡抚。一八五九年春，清政府简派徐有壬为江苏巡抚。何桂清于失望之余，把眼睛盯着浙江。
由于何桂清的倾轧，胡兴仁在位一年便下台了。一八五九年春，清政府以罗遵殿为浙江巡抚。罗遵殿，字淡村，安徽宿松人，进士出身，长期在湖北做官，为胡林翼所激赏，拔擢为布政使，他是一位属于湘系的官僚。（《清史列传》，卷四十三，23—24页。）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湘系暗中称心，何桂清却大为不快，伺机撵他下台。
一八六○年春，为了击破江南大营，忠王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出敌意表，进攻杭州。二月二十四日，李秀成攻占广德，留兵镇守，然后亲率精锐七千，疾进浙西，二十九日攻占浙江安吉，三月七日直趋武康，披星戴月，直奔杭州。三月十一日，太平军开始进攻杭州。三月五日，罗遵殿一方面向胡林翼、曾国藩求援，同时向江南大营和春告急。和春发现李秀成进攻杭州后，命令张玉良率军万余驰援。张玉良经过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指示他到苏州后，听候其亲信江苏藩司王有龄的指示。三月十五日，张军至苏州，王有龄请张玉良视察苏州城垣，留二日，然后请张玉良赴援湖州后再上杭州。三月十九日，谭绍光等率先锋一千三百五十名攻破杭州，罗遵殿兵败自杀。张玉良率军至杭州，已在杭州城破后三日。李秀成发现张军万余到杭州，随即自杭州撤军，回兵皖南，然后与各路太平军分进合击大营外围州县，迫使敌军再次分兵救援。江南大营的兵力一分再分，力量大为削弱。在局部战役上，太平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击破江南大营。张玉良于三月十五日到达苏州，从苏州到杭州最多不过三日路程，如果不是何桂清、王有龄有意阻滞张军的行动，那末，三月十八日即李秀成攻克杭州前一日，张玉良军可以抵达杭州，一方面李秀成难以于十九日攻克杭州；另一方面太平军将被迫于杭州与张军、清方杭州守军作战，对太平军说来，将产生严重的后果与影响。很明显，曾、何的派系斗争，便利了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战略计划的顺利实现。罗遵殿自杀后，四月二日，清政府任命王有龄为浙江巡抚，在争夺浙江地盘的第一个回合中，何桂清集团打败了湘系，如愿以偿地夺到了浙江这块地盘。何桂清、王有龄得意之余，继续在已死的罗遵殿的恤典问题上做文章，向曾国藩湘系示威。
罗遵殿死后，清政府循例给予恤典。但是，何、王唆使御史高延祜奏劾罗遵殿在太平军进攻杭州时“一筹莫展，贻误生民”。清政府撤销了罗的恤典。在曾国藩、胡林翼的支持下，罗遵殿的儿子罗少村在杭州觅得其父遗骸，运回安徽宿松原籍。曾国藩致书罗少村说：“得来书，知已抵丧次，应少停住，候料理就绪，择日由舟次扶榇至宿城一宿，次日至乡，仆出城八里郊迎，设席路祭，府县迎毕，至城设祭。次日，均送出城外，到乡后一切布置，仆再至乡恭吊”。（曾国藩：《致罗少村》，《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10页。）曾国藩的耳目甚多，如周腾虎、赵烈文等分布于苏、常一带，他对何、王阻滞张玉良救援杭州的行动，瞭然于心，送给罗家的挽联中说：“孤军失外援，差同许远城中死；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上来”。（许瑶光：《谈浙》，见丛刊本《太平天国》第六册，574页。）他在挽联中骂何、王阻滞张玉良救援杭州的军事行动。丧事办完后，忽然传来罗遵殿被撤销恤典的消息。曾国藩更为不平，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淡翁事，鄙人亦甚悲悯不平，以效死弗去慷慨赴义者为罪为非，则必以弃城逃避者为功为是矣。待皖南时势稍有起色，当从阁下及官、骆之后，四衔会奏，为淡翁申理，兼表其生平廉洁之操，敬求大笔主稿为之”。（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34页。）胡林翼致书罗少村说：令尊“明德正人，愠于群小。屈于人者，将申于天也”。（胡林翼：《致罗少村》，《胡林翼遗集·抚鄂书牍》，卷七十九，8页。）当时，清政府倚何桂清为柱石，何、王的气焰嚣张。在不利的形势下，曾国藩湘系来一个“尺蠖之曲”。但是，他心胸很偏狭，决不肯吃半点亏，时刻在图谋报复。不久就围绕着李元度的进退问题，与何桂清集团进行激烈的斗争。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举人出身，长期追随曾国藩顽抗太平军，与曾国藩的交谊颇深。一八五七年曾国藩在籍守则，写信给李元度说：在籍经常念及足下，“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忿，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四，22页。）
一八五八年，因军功，湖北巡抚胡林翼奏保李元度为道员。一八六○年五月，王有龄就任浙江巡抚，其时太平军席卷苏南，威震苏、浙，王有龄发现浙江兵微将寡，尤且在浙兵勇不任战斗，清政府从王有龄之请，将李元度交浙江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王奏保实授李为浙江温处道道员，假以笼络李元度，使他从湘系中分裂出来。太平军攻取苏南，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由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一八六○年七月，曾国藩进驻皖南祁门，企图攻占皖南州县，使皖南成为他进犯苏南的基地，奏调温处道李元度为皖南道，杜绝了王有龄分裂湘系的阴谋。曾国藩明知李元度优于文学，军事非其所长，偏派李元度率军三千，进驻皖南重镇兵家必争的要地徽州。到徽州未满十日，侍王李世贤率军来攻，大败湘军，一八六○年十月九日攻克攻徽州，李元度却不逃往曾国藩驻地祁门大营，而败窜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以后。王有龄进一步拉拢李元度，请李回湘募勇成军，返浙助战。一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参劾李元度在徽州不能作数日之守，“以待援军，实堪痛惜”，（曾国藩：《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48页。）李被革职。一八六一年一月八日，胡林翼以好友的姿态，写信劝说李元度云：近来知你“愤激有深焉者矣”。“兄以仓卒召募之师，跛焉而疾入徽城，谓锐于行义则可，谓精于治军则不可”，涤生参劾你，似为过分，然而你自己也有过错。“林翼之敬兄，谓其爱才如命，嫉恶如仇，其诚心可以共谅，而知人之明，则尚未敢以相许，然要不至于随人指嗾，而因失所亲。乃近闻右军（王羲之，官右军将军。这里暗指王有龄——引者）欲勾致阁下，遣人由祁门而江西，如苏秦以舍人随侍张仪故事，其用计亦巧，而兄不之却，何耶？岂未免动心耶？大抵吾儒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得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右军之权诈，不可与同事，兄岂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见，则吾窃为阁下不取也。兄之吏才与文思过人，弟与希庵兄均扫榻以俟高轩之至。如可相助，为理当，亦涤帅所心许，何尝不欲酬复前劳”。（胡林翼：《致李次青》，《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八十，7页。）
一八六一年二月，王有龄奏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这时，李元度已回湘募勇成军，取名“安越军”，表明与湘军公开分裂。为了争取李元度，保持湘军的团结，胡林翼上奏李的功绩，使他恢复了按察使衔，并赏加布政使衔，李元度置之不理，仍旧保持“安越军”的番号。一八六一年九月，李秀成、李世贤指挥太平军进击浙江，所向克捷。十月，李秀成亲督太平军围攻杭州。十一月二十日，清政府命曾国藩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又以左宗棠赴浙“剿办”，该省提镇以下均归节制。杭州被围期间，李元度率“安越军”十五营来到浙赣边境，受左宗棠的节制调遣。王有龄在杭州被围，呼救不迭。曾国藩指示左宗棠“舍浙守江”。（曾国藩：《复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15页。）从此，左宗棠在浙赣边境徘徊不进，勒马观变。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平军攻取杭州，王有龄穷蹙自杀。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清政府以曾国藩推荐的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在这一出角逐浙江地盘的斗争中，曾国藩用何桂清、王有龄对付罗遵殿的手段来对付王有龄，终于致王有龄于死地。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骨干王有龄的矛盾斗争，使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顺利地戡定浙江，攻取杭州。左宗棠就任浙江巡抚后，三月，擢李元度为按察使。（《清史列传》，卷七十六，31页。）这触动了曾国藩的肝火，一八六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解散“安越军”，李元度被逐回湖南。曾国藩对李元度有“三不忘”的深情厚谊，为什么竟非把李元度参劾落职，逐回原籍不可？原因很简单，早先之对李元度有“三不忘”的友谊，是因李元度出死力以维护湘系。现在李元度却明目张胆地从湘系分裂出去，投到他的政敌何桂清集团一边去。为了保持湘系的固结不散，所以就非从重参劾李元度不可了。这充分表现了曾国藩专横跋扈的军阀性格。
三、曾国藩为夺取江苏、铲除何桂清集团势力的阴谋倾轧
一八六○年五月六日，太平军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击破江南大营。李秀成指挥太平军乘胜追击，十九日攻克丹阳。太平军马不停蹄，直下常州。何桂清惊慌失措，布政使薛焕、总理粮台查文经等先意逢承，禀请何桂清退驻苏州以筹饷。常州地主士绅跪留何桂清守城，何命亲兵开枪轰击，地主士绅死伤十余人。五月二十三日，何桂清败奔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转逃上海。六月二日，太平军攻取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跳水自尽。苏州失守前，徐有壬“参奏督臣弃城逃窜一疏，得达圣聪，系出毗陵周弢甫之手。语甚激切，朝廷震怒，着即革职拿问”。（沈守之：《借巢笔记》，23页。）徐有壬死后，何桂清集团的骨干薛焕继任江苏巡抚，侨设官署于上海，何桂清得到薛焕的庇护，朝廷对何虽有革职拿问的命令，但他与薛焕、王有龄密谋，企图东山再起。王有龄、薛焕一再奏请准许何桂清留营效力，清政府不准。
薛焕在上海拥兵五、六万，纪律废弛，战斗力薄弱，兢兢自保。他转而乞灵于颠覆活动，派遣特务至苏州地区，勾结假投城太平天国的团练头子徐少蘧、枪匪头子费秀元等，通过徐、费等拉拢隐藏在苏州太平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总理苏福省民务的忠殿左同检熊万荃、常熟佐将钱桂仁、昆山佐将李文炳等，组成一个庞大的反革命集团。一八六一年底，李秀成调集各路太平军猛攻杭州，叛徒们认为苏州城防空虚，阴谋在城内举事，袭陷苏州。负责策动这次叛变的薛焕营务处吴云致书李文炳说：“阁下所犯过重，非他人可比，前此薛觐宪（薛焕，字觐堂——引者）将阁下被陷苦情，现在纠集同志血诚反正，并办内应各事，代为详晰密奏，昨已奉旨一一允准，并根公（何桂清，字根云一一引者）亦有转机矣”。（吴云：《复李某》，《两□轩尺牍》卷十二，39—40页。）薛焕千方百计在为何桂清创造条件，解脱罪名，企图由此重振何桂清集团的旗枪。再说彭蕴章虽因保荐何桂清，“缺乏知人之明”而失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但依旧受到朝廷的尊重，他的潜势力也仍然存在。因此，曾国藩想真正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必须夺取江苏这块地盘，才能彻底铲除何桂清集团的势力。
早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曾国藩在《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中复奏说：薛焕“带勇非其所长，株守上海一隅，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薛焕偷安一隅，物论繁滋，苏、浙财赋之处，贼氛正炽”，该员“不能胜任，应否降革之处，出自圣裁”。这时，逃沪苏、常士绅联翩西上安庆，敦促曾国藩分兵东下淞沪。曾国藩一方面为了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另一方面为了夺取江苏地盘，遂于一八六二年四月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东下，到沪不久，由李鸿章接替薛焕为江苏巡抚。至此，何桂清集团的地方势力被铲除净尽。虽然何桂清集团在苏、浙的地方势力被打得烟消云散，然而，代替何桂清集团的湘系，对太平军说来，这是一个更为危险、更为凶恶的敌人。
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立即逮捕何桂清，解送北京。何桂清先已“潜令心腹，以重赀入都，遍馈要津，凡有言责者，鲜不受其沾润。自谓布置停妥，放胆而行，于同治元年春到京”。（沈守之：《借巢笔记》，29页。）一八六二年五月，入刑部监狱。“是时，苏绅民憾何桂清尤甚，承办秋审处刑部直隶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实司谳，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谓何桂清击杀执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斩立决。□书既定，诏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皆如刑部谳。谕旨复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薛福成：《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狱》，《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四。）
刑部已经拟定了何桂清的罪名，“拟斩立决”，又经过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对刑部的判决也无疑义，为什么又由清廷出面，借口“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准允“各陈所见”？这明明是有意为何桂清网开一面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何桂清始终支持江南大营的绿营兵，遏制曾国藩湘系势力的过分扩张，这一举动，完全符合了清廷的心意。一八五八年，何桂清与桂良、花沙纳等到上海签订了《通商善后章程条款》，体现了洋务派奕□等的意志。早在一八五九年，他就提出了“粤逆之患急而大，夷务之患缓而深”。（江苏师范、南京大学：《何桂清书札》，79页。）一八六○年六月二日，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何桂清上奏“借夷兵助剿”。（何桂清：《事势紧迫请求外援折》，《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14页。）这一建议，完全与洋务派奕□、文祥、桂良的观点相吻合。这些是当权派奕□等有意搭救何桂清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在命令臣下就何桂清量刑轻重问题，“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后，上疏申救何桂清的十七人，“大学士衔吏部尚书祁文端公□藻为之首，疏引仁宗睿皇帝谕旨，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甚至反驳主张杀何桂清的一派说：“国人皆曰可杀，臣亦国人，未敢谓其可杀”。（沈守之《借巢笔记》，25页。）“又有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陈廷经、许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为一疏，或数人合具一疏”，（薛福成：《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狱》，《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四。）可见何桂清集团奥援势力的雄厚。后来，刑部审讯时，何辩解说：“退至苏州者，从江苏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也。因引薛焕等四人禀牍为证”。（薛福成：《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狱》，《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四。）清政府命令曾国藩查复。
曾国藩在京中的耳目甚多，对于申救何桂清一事，当然□如指掌。疏救何桂清的人愈多，曾国藩愈加害怕，愈要置何桂清于死地。因此，当清政府责令他查复何桂清退往苏州的禀牍问题时，他抓准了这个机会复奏说：“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指一八六○年八月——引者），嘉兴大营将弁联名数十具呈，请留何桂清在苏，暂不解京，求臣转奏，由王有龄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访，不过亲近军中数人，并非合营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龄已两次具奏。观营员请留之呈，则司道请移之禀，盖可类推，无庸深究”。接着，他挥舞起理学的杀手锏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曾国藩：《查复何桂清退守折，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11—12页。）十二月十七日，何桂清被弃市。曾国藩与何桂清本系一丘之貉，本来不足深论，然而，从他们的派系斗争中，可以看出何桂清的刚愎骄横，曾国藩的心计之深与心毒手狠，两派的斗争，激化时以至到了生死拼搏的程度。
何桂清被杀后，反对诛杀何桂清的朝官，对“红极”一时的曾国藩虽然无可如何，但对余光倬则进行报复，“旋摭他案劾之，撤销记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废不用”。一八六一年春，彭蕴章重入政府，署理兵部尚书，同年秋，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上《密陈事务六条》，“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诋楚军、削曾国藩权者，三致意焉”。（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庸庵全集·续编》卷下。）这就伏下了湘军攻陷南京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遭到政治打击的因素。
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斗争，先后六年，他们在明争暗斗中，互相倾轧排挤，两面三刀，隔岸观火，投井下石，诽谤陷害，无所不用其极。搜集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分析它，研究它，有利于制定对敌斗争的决策。研究敌人营垒的内部矛盾，不是没有意义的。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1985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