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身的群体组织结构、功能及其变迁的检视与反思的历史源远流长，就地域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概莫能外。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已有以探讨人类社会生活及其问题为主泛社会思想，但尚未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理论形态，谈不上具备建立专门学科的条件。在古希腊、罗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社会思想已初具理性思考的价值导向；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弗利等在汲取前人在制度与社会文化上努力构建社会体系的诸多成果，代表日益崛起的市民阶层，结合自己的社会实践，建树新的社会伦理评判标准及社会政治理念，在理论形态上初具规模。他们对社会变革丰富的感性认识、初步的理论思索，为社会学的诞生准备着思想资源上的史料与理论架构上的酝酿，但总体上尚未形成对社会生活中现象及本质研究的科学理论，也谈不上建立独立的、专门的学科体系。
纵观历史，社会思想已有数千年的学术发展历程， 至今仍存在。而社会学是社会思想的专业化、学科化的产物，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工业生产中，距今仅有一百多年历史。
当西方社会学引导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走向完善与发展，数千年封建专制下的中国未能孕育出社会学那样缜密的理论体系，仍处在社会学前夜，多数学者称之为社会思想。早在1928年俞颂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晚近社会思想变迁》一文，就称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调和性、保守性，有笼统、粗糙之处，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曾为封建社会的繁荣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其功不可没。但中国封建社会明显早熟，且数经王朝的更替与反复，始终未能走出封建社会的怪圈，也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在人与社会关系中由倡导调适功能，走向强调教条式地训导人与人之间严格的等级性及依附性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未能形成完备、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中西交往的深入，农耕文明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所训导的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的依附性关系，根本就抵挡不了西方工业文明酝酿下社会学所倡导的重新审视人的主体性、社会构成的有机体性及社会进化学说所蕴含新的人文精神等对其的冲击。从而传统社会思想走向社会学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以救亡图存为历史使命的近代社会转型因内在与外在诸多因素作用，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信仰危机和社会秩序失范。这迫使近代国人检视中国传统的社会建构方式及社会运作理念。以严复、章太炎为首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着力从西方引进社会学，将其本土化；另一方面从学说思想嬗变的内在逻辑出发，清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探讨传统社会思想近代化的历史之路。
严复作为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学术史上激进的启蒙思想家，他对传统社会思想的近代转型以及本土化的社会学体系的构建，这一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课题极为关注。他在近代社会学思想嬗变中的开拓与守成，为我们考察传统社会思想在近代的转换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对严复社会学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严复为代表的时代典型人物身上透视近代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被迫向近代转型这一坷坎不平的历史道路，以及近代国人在“西方社会学中国化”、“传统社会思想近代化”历程中多舛的命运。
1907年章太炎撰文批评严复译作《社会通诠》，既有学术上门户之见以及旧式文人相轻之陋习，也有革命与改良之间分歧与对话。
一、 严复批判章太炎、曾广诠译书错漏
早在1897年，严复发表在《国闻汇编》上的《劝学篇》，系斯宾塞所著《社会学研究》中第一、二章[1]宣扬群学等科学及社会进化理论，学界反响强烈。
1898年《时务报》创刊人汪康年觉得严译中缀，实属可惜，乃写信请严复寄斯宾塞有关著作往上海，请人继之。严回函云“兹承五月廿六日华缄，以拙译斯宾塞氏《劝学篇》中废可惜，属将原书寄沪，当令名手赓续成之，以公海内，具徵悲闵宏度。但此书弟处仅有一分（份）难以借人；既承台命，当急代觅寄上，不误，至《天下会通论》卷中帙綦繁，迻译之功更巨。公等既发此宏愿，弟谨开书名一单，到上海黄浦滩别发洋书坊随时可购也。抑窃有进者：《劝学篇》不比寻常记论之书，颇为难译，犬（大）抵欲达所见，则其人于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动植、官骸诸学，非常所从事者不可。今其书求得时姑寄去；如一时难得译手，则鄙人愿终其业。《时务报》能月筹鹰洋五十元见寄，则当按期寄呈，至少一千五百字也。商之。”在同一封信中，严氏又加附言“又启者：……近闻御史宋伯鲁奏请以《时务报》改为官报事，已交孙五先生议矣。据有人言，此举乃报复，意欲使公不得主其局。不知曾闻否？谨奉达。”[2]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严复消息可靠。
同年7月初，严复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英文本并附信给汪康年，“所谓斯宾塞《劝学篇》顷已检得另本，特邮几下。至日祈以数行见示，以释浮湛之系。所惜旁行之文，非公所素习，不然，手舞足蹈之赏，讵有量哉！曩英文理雅各言：”辛苦学华文十余年，得读马贵与《通考》一书，便为无负。”仆于是书亦云。俗见稍暇，尚拟翻。“五十饼”前言直与足下戏耳；使公竟诺之，则仆所知者言之，屈指不能尽乎。此以见士趋时逐利者多，而仆学救自保之懿者蓁也。”[3]
《时务报》风行之后，汪康年、梁启超已有芥蒂，改为官报，矛盾更深。1898年7月26日，梁启超奉命赴京，汪趁机架空《时务报》，另命名《昌言报》，自己任经理。《昌言报》创刊号上汪康年刊文启云“谕改为昌言报，……切体例均与以前时务报一律繙译诸人亦仍其旧，祈代派及阅报诸君共鉴之”[4]《昌言报》聘章太炎为主笔。《昌言报》总繙译的曾广铨采译、章太炎笔述合作翻译斯宾塞全集中最后的著作《短论：科学的，政治的，思辩的》（《Essays: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tvlative》）中《论进境之理》（Progress:Its law and Cause）及《习俗和风尚》（Manners and Fashion）。《昌言报》第一册为此发表一则《本馆告白》，说：“期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者述甚夥，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亦诸君所深许也。”[5]查抑或严复要价太高的原故，《昌言报》并未聘请他翻译斯宾塞的文集。而是由 曾广诠口述、章太炎笔录合作翻译。
严复刚读完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第一册，七月十一日第二册，随即在天津《国闻报》上撰文《论译才之难》批评。严复开篇首先批评近代知识精英，自贵国文，鄙视西文，却又喜涉译书，“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涂，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6]严复话语中暗藏锋芒。“京内外各学堂所习书，皆必待译而后具。叩其所以然之故，则曰：中国自有学，且其文字典贵疏达，远出五洲之上，奈何舍此而芸人乎？且大学堂所陶铸，皆既成名之士，举令习洋语，将贻天下观笑，故不为也。”严文中话语“大学堂所陶铸”，“成名之士”，联系章太炎曾就学于近代经学大师俞樾于著名的国学殿堂诂经精舍，章太炎在此期间潜心研究，撰有《膏兰室札记》及《春秋左传读》，深受近代著名学者谭献、孙治让等人称许，以及1897年初章太炎离开诂经精舍，应《时务报》经理汪康年邀请主持编纂工作。章太炎在上海《时务报》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及《论学会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文，显示了敏锐的思想锋芒，深厚的国学功力，令学界瞩目。1897年章太炎和社会名流宋恕、陈虬等人联名发起兴浙会、创办《经世报》，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脍炙人口的《变法箴议》，章亲自为其笔撰《兴浙会序》一文。后又与王仁俊一起创办《实学报》，同年11月章太炎和常州人恽积勋、董康等人组织译书公会，创办《译书公会报》。1898年春，章太炎应张之洞邀请赴武昌，和梁鼎芬等人创办了《正学报》。两年内章太炎名声播扬海内外。严复文中所指对象是谁，不言而喻。这一点还可以从下文得到暗示：“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至直用乡谈，授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7]严复这里“直用乡谈，授楚囚之说”明显是针对章太炎。有史为证：戊戌维新前夜，各种学会组织若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其中章太炎等人于1897年在杭州发起的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兴浙会。《兴浙会序》及所附兴浙会章程着重表彰黄宗羲、张煌言等反清志士，其矛头指向清政府，政治目标，颇为明确，故其刊出后，在学界，政界引起喧然大波，许多人纷纷指责“措词殊欠妥洽”[8]。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在各方的压力下，结果是章程被迫改订，组织也更名为“兴浙学会”。这是章太炎排满反清尝试的一次失败。
由章太炎撰写的《兴浙会序》开头就说“浙江于东南为上腴，其民好学蹈礼，而被文弱之名，谓之非用武之国，然勾践以甲楯五千，起于会稽，北覆大吴，臣仆齐、晋。榷其方略，可谓星耀而玄运，鬼出而电入矣。”[9]章太炎文中“星耀而玄运”，其典故见于《淮南子·览冥》：“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联垠。”（高诱注：“耀，有；玄，天也。”[10]这里借以指形容勾践忍辱复仇的策略变化莫测。由此可见，“授楚囚之说”实为严复影射章太炎潜台词之所在。
严复在对章太炎进行了一番指桑骂槐式地奚落之后，文章笔锋一转，先引学界传为笑柄的错误百出的译作作广泛的铺垫，再谈译才之难，为批评《昌言报》章太炎等人译书打下伏笔，“然此不具论，即译才岂易言哉！曩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谬层出，开卷即见。夫如是，则读译书者，乃读中土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不亦可笑耶？往吾不信其说，近见《昌言报》第一册译斯宾塞尔《进说》数段，再回读，不能通其意。因托友人取原书试译首段，以资互发。乃二译舛驰若不可以道里计者，乃悟前言非过当也。”[11]
严文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将章、曾译文与所谓“试译”（无论从笔法与功力来看，译者当为严复）首段译稿对比，以察《昌言报》所载谬误百出。为了分析严复对章、曾译文评价的立场与态度，本文对照英文先枚举数例。
①标题：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 。[12]章太炎译文：“论进境之理”[13]；严复译文：“原进”。[14]标题白话文当译为“进步：它的原理及原因”，章译意思过窄而严译过宽泛。
②The current conception of Progress is somewhat shifting and indefinite.[15]（笔者将其试译为白话文：时下进步的概念，有些许转变，变得有些含混不清。）章译：言进境者，至噤口敞舌而人或不能能喻，非其言之难喻也，其所包者既深宏广博，虽言进固不足尽之。假借以立号，缘不得已以定名，则言进云尔。[16]
严译：夫世俗之言进也，说屡迁，而其义也混。[17]两相比较：章译晦涩难懂，但是概括斯宾塞下文枚举进化概念时，指出进化标准的判断，难以以辩析数量来衡量。翻译者自己作了总结，概括，意译成分较浓，但并非胡诌。严译简明，准确地直译原文。
③同理，以下在章、严在翻译斯宾塞的文中事例论证时，章译系意译，自己发挥成分多；严译直译，多数学句子紧扣原文。
④段末总结话语：Leaving out of sight concomitants and benefical consequences， let us ask what Progress is in itself.[18]（笔者将其试译为白话文：排除视野上的干扰以及有益于自己论断的诱惑，让我们叩问进步本身其实质是什么。）章译：以是知凡事当其比例，而后可考进境何如也。[19]
严译：故原进者，必就以言进，而凡与进同时而并者，及夫利我之境，偶与偕行，皆不容稍杂于其际。能如是，则进之真可以见矣。[20]
两相比较：章译虽未完全偏离原文意思，但用“比例”一词，实属自己意测意思居多。而严复翻译这一难句时，采用调换句序的方式，准确、恰当地把握了原文的精髓，确实比章译技高一筹。
平心而论，章、曾译文确实比严译逊色许多，但是没背离原文基本意思，何况章、曾译与严译更主要的差别是直译与意译。更何况严译成名作《天演论》，也是自由发挥式的，已远远超越意译的范畴，完稿后，再经桐城派名家吴汝纶的精心润色，和赫胥黎原作相比，早已相差甚远。从此而 论，严复对章太炎译文批评中，文人相轻的情绪化色彩要远大于公正的学术商榷与批评。
特别是严文未题的点晴之笔：斯宾塞实乃英之名儒，其原作理解甚艰，“按斯宾塞氏此篇之论，乃其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其旨欲牢宠万化，并为一谈。读其书者，非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尝所从事，必不知其为何语也。”[21]此为暗中奚落章太炎不懂科学，远不能和自己科班出身相比。“《昌言报》一述（曾广诠口译—笔者注）一受（章太炎笔译—笔者注），贸然为之，无怪其满纸晻呓也。西书可译而急用者甚多，何必取此以苦人自苦？吾愿后生以为戒也。”[22]严复此处批评明显地说了过头话，也为章太炎以后《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回敬严复不甚谙中学埋下了伏笔。
二、 章、严上海初次会晤及学术友情
1900年5、6月间，严复所居天津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严乃离津往上海，赁屋闸北长康里。时严复、章太炎皆在上海。经夏曾佑介绍，严复与章太炎认识、相知。
应该说早在严、章沪上会晤之前，章太炎对严复的学术思想已神往已交。同康有为早期的《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谭嗣同的《仁学》一样，章太炎于1899年发表《菌说》一文明显地受严复《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理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章太炎用宇宙进化论反对康有为、谭嗣同将西方科学的新道理塞进中国传统哲学的外衣里的所谓历史进化论。
从1900年3月15日的章太炎《致夏曾佑》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学第一人与西学第一人从神交到会晤，共同探论学术，从各自学术背景与资源出发进行的一次对话与交流：
章太炎在信中说“又陵观察来沪，示步君原韵二章[23]，托体非常，有刘越石气体[24]， 于公诚若常枞、老聃矣。[25]
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淡，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儒术真论》及《訄书》）示之，必当有所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也。”[26]
“近日树一宗旨，以为交友之道，宜远交近攻……又陵既至，益信斯语不诬。”[27]
此信后三天，严复在致章太炎信中也表达了相见恨晚的慕才之情，“前后承赐读《訄书》及《儒术真论》，尚未卒业。昨复得古诗五章，陈文奥美，以激昂壮烈之均，掩之使函，扬之使悠，此诣不独非一辈时贤所及，即求之古人，晋、宋以下，可多得耶！
仆此次来海上，得士为不甚少。……至于寒寒孜孜，自辟天蹊，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有是老仆之首俯至地也。
大作五章，结均推奖逾量，岂所敢当。以上品藻，容有未尽，它日晤面，尚冀有以化我也。手此述诚。脱有清兴，尚当有以和佳章耳。”[28]
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八国联军也于7月14日攻陷天津，开始向北京进发。同年7月26日由唐常发起的“中国国会”在上海味莼园宣布成立，严复被推举为副会长，章太炎出席了大会。章太炎向大会表达了他发表“董狂”的主张，未被接受，章乃于8月3日剪辫以示与清庭决裂，向保皇挑战。而此后，严复反对社会革命，其间译著多为此旨，主张“治贫”社会变革理念，投身教育救国。
三、 章太炎、严复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及社会学思想分歧
自1898年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遭严复猛烈抨击后，章太炎再也不敢翻译英语著作。1902年夏历8月，章太炎转而译成日本学者岸本能太武1900年发表的《社会学》一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分两册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本完整的、系统的社会学著作全译本，比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早一年。从书中章太炎的序言，我们可以窥见端倪。他首先评骘了斯宾塞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密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29]章太炎对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派代表者吉丁斯（F.H.Giddings，1855-1931）的社会学表示赞赏，“美人葛通哥斯（吉丁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效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30]两相比较，章太炎认为，“……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31]
在章太炎看来，日本学者贺长喜、岸本能太武能兼采以英国为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两家之长，并加以融合、发挥，“日本斯学者，始有贺长喜，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两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侯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32]
章太炎在译书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他译书的宗旨，即以人本为核心，从内心的思想理念出发，结合历史潮流中事理，倡导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学，“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33]
章太炎翻译斯宾塞文集的部分篇章及岸本能太武的《社会学》为自己打下深厚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基础，为日后回应、反击严复准备了充分的学术素养。
严复《论译才之难》一文对章太炎的嘲讽，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的探讨。章太炎在上海和严复的会晤中虽未作任何反映，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章太炎在1907年的《社会通诠商兑》也表露了对严氏公开嘲讽他不懂英语而翻译斯宾塞社会学著作之举，一直耿耿于怀。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首先章太炎指出严复学术品格有问题，“夫学者宁不知甄氏之书，卑无高论，未极考索之智，而又非能尽排比之愚，故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如严氏者，又非察于人事者耶？人心所震矜者，往往以门户标榜为准，习闻其说以为神圣，而自蔽其智能，以世俗顶礼严氏者多，故政客得利用其说以愚天下。仰天下固未知严氏之为人也，少游学于西方，震叠其种，而视黄人为猥贱，若汉、若满，则一丘之貉也！故革命、立宪，皆非其所措意者，天下有至乐，曰营菟裘以娱老耳。闻者不憭，以其邃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宜。”[34]其次，章太炎讥讽严复未具精深的国学功底，只学得了桐城派的一些皮毛，就四处张扬、卖弄，“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赴其庭庑者也。”[35]再次，章太炎带有人身攻击性质，进一步挖苦严复文史功底薄弱，治学方法与理路上喜欢以西方事理附会中国相应的问题，不悟社会学同纯科学趣旨迥异，解析社会问题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孤立地去套用西方理论模式，“至于旧邦历史，特为疏略，辄以小说杂文之见，读故府之秘书。扬迁（司马迁）抑固（班固），无过拾余沫于宋人，而自晋、宋以下，特取其一言一事之可喜者，默识不忘于其胸府，当时之风俗形势，则泊然置之。夫读史尽其文不尽其质，于藏往则已疏矣，而欲以此知来，妄其颜之过厚耶？观其所译泰西群籍，于中国事状有豪毛之合者，则矜喜而标识其下；乃若彼方孤证，于中土或牴牾，则不敢容喙焉。夫不欲考迹异同则已矣，而复以甲之事蔽乙之事，历史成迹，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实，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虚；当来方略，合于彼之条例者则必成，异于彼之条例者则必败。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彼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社会之学，与言质学者殊科，几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声光之激射，物质之化分，验于彼土者然，即验于此土者亦无不然。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且社会学之造端，实惟克德，风流所播，不逾百年，故虽专事斯学者，亦以为未能究竟成就。盖比例往事，或有未尽，则条例必不极成。以条例之不极成，即无以推测来者。”[36]章太炎批判严复治社会学之谬误，以警示国人。“夫尽往事以测来者，犹未能得什之五也，而况其未尽耶？严氏笃信其说，又从而为之辞，并世之笃信严氏者，复冀为其后世，何其过也！”。[37]
严、章关于社会学思想的学术交锋 ，一方面，就译作与原作而言，是翻译者本身语言、文化素质与西方社会学文本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就译作的来源途径及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而言，是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原发型英国，还是从移殖西方资本主义、结合农耕文明固有的人文精神而崛起的日本，翻译、引进社会学典范的文本，致力近代社会学启蒙的儒学殿军章太炎与西学第一人严复就西方社会学文本的选择与中国社会的革新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争鸣；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中，连严复与章太炎这样学者都带有文人相轻色彩，固执自己已有的学术优势，囿于旧有的学术恩怨，带有人身攻击性质地相互嘲讽，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两者也曾携手言和，共同就中西学术相互交融、综合、创新作出各自的贡献，1900年严、章上海学术会晤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但他们各自的社会学思想分歧，一旦越过学术探讨的范畴，和政治相契合，就改良、还是革命这一解决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的原则根本产生了分歧，双方的交锋就不仅仅是纯学术对话、批判，又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