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评价问题，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从近年来争论的焦点来看，主要集中于上书的意图与性质方面。概括言之，有下述四种意见：第一，“上李鸿章书”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劝说“李鸿章造反”；第二，甲午战前孙中山的思想中，虽有一些改良主义成分，但“革命的要求”则占主导地位，故不能仅据上书李鸿章一事，就断言孙当时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第三，孙中山于1894年前已经确立了“反满救国”的道路，因而上书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试探他“对反满的态度”，但此时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尚未形成；第四，上书目的是为了“求知于李鸿章”，想通过他实行较大幅度的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故其性质是“具有革命思想的改良主义。”下面打算就这一问题谈谈笔者的一管之见，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上书的意图与性质
我认为，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解释为民主革命或反满斗争，在道理上是牵强的，在论据上也是不足的。就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这一行动来说，他是为了获得李的知遇，以便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事情的本身原是十分清楚的：
第一，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经过充分准备并寄以极大希望的。由于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出将入相声名日盛，担任直隶总督这一要职长达20余年之久。同时，他兼理外交、兴办洋务，又与外国人接触颇繁，位尊权大驰名中外。李鸿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地位确实很高。孙中山当时也认为李的“勋名功业”一时无双，“任寄股肱”（《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6页。）位高望重。而著名的维新派文坛耆宿王韬还向他说过“清廷唯李鸿章可与言治”（《总理年谱长编初稿》（28岁）第31页。）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痛陈救国方略”（《总理年谱长编初稿》（28岁）第31页。）也是符合情理的。至于孙中山上书的前后过程，其挚友陈少白于《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已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并且参与了部分活动，因而是十分可信的重要资料。同时，孙中山于1896年冬所写的《伦敦蒙难记》一书中也承认有“上书”之举。两相印证，事实昭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策略”的问题。
第二，为了写好这篇长达七、八千字的鸿文，孙中山回到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余天完成初稿。然后请陈少白进行初次“修订”，到上海后复由王韬润色定稿。临去天津前，郑观应及王韬分别为孙中山写信给李鸿章所信赖的盛宣怀和慕友罗丰禄等人，竭力加以推荐。可是，孙中山虽然不惮关山修阻前往天津，并对此次上书作了充分准备并寄予极大的期望，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但因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军书旁午”（《辛亥革命》（丛刊）第一册第28页。），无暇考虑这些和平时期的改革建议，仅答复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深感失望，“闷闷不乐”回到上海（《辛亥革命》（丛刊）第一册第28页。）。上书之事，虽然在某些情节上各书记载的略有歧异，但基本情况则并无出入。我们很难设想孙中山会在这个时候有策动李鸿章“造反”的可能，或者有试探李对“反满态度”的打算。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切可靠的资料，就不宜以揣测之词来替代史实。
第三，《上李鸿章书》的性质，毫无疑问是改良主义的。孙中山希望通过李鸿章的力量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正如他在《伦敦蒙难记》中所说：“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用上书请愿的方式，“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很显然，孙中山是把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宏图寄托在李鸿章身上的，期望他以元老重臣的身份，能够转达给朝廷，获得“九重之垂听”。因而在这里，就不存在上书仍为革命行动或者是“具有浓厚革命思想的改良主义”之类的问题。他在这一长书中还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接着，他又满怀信心地说：“以中国之人力物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西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页。）。试看，如此方案、口吻、态度，与其他维新派人士的上书或记述又有什么不同？
有的论者认为孙中山是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上书李鸿章以求施展抱负的意图呢？这样的看法是把问题概念化、绝对化了，难道革命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吗？殊不知任何人的思想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洪秀全在没有正式投入反清起义之前，不也是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吗？由于科场的失意，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最后才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人们从来没有因此而贬低对洪秀全的评价，又怎么能苛求孙中山的上书呢？
第四，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动机，有的论者认为这是为了利用满汉统治阶级的矛盾，以达到“反清革命”的一种“手段”。因而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是真心实意要求变法，可是孙中山不上书给皇帝而给李鸿章却是另有打算的。这样的提法，主要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根据明清政治制度，一般臣民是不准上书给身居九王之尊的皇帝的。康有为1895年中了进士被授“主事”官职，开始时仍因官职卑微不能直接上书给皇帝而必须由其他大臣转奏，即为明证。何况孙中山这时仅仅是一个草野布衣呢？同时，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看，也没有足够的佐证来说明孙中山上书给李鸿章是为了分化满汉统治阶级，利用满汉矛盾以实现革命的目的。
不仅如此，为孙中山写介绍信的郑观应、王韬、盛宣怀等人的政治思想也都没有超越维新改良的范畴。他们是比较了解孙中山的，至少孙此时在这几位老前辈面前没有表露出有策动李鸿章起来反满的意图。否则，郑观应等人也是不会冒险写信的，此其一。同时，从郑观应所写介绍信的主要内容看，则是赞扬孙具有维新改革的宏图良谟，“其志不可谓不高，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1894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这一介绍，与孙中山上李鸿章的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根据这些材料互相参证，我们很难从中寻出孙中山有劝李鸿章“造反”的任何证据。此其二。此外，还应看到，1894年甲午战前的清朝统治地位，还是比较稳固的。李鸿章虽然拥有重兵，可是没有朝廷命令又怎能擅自调动？何况北京周围还驻有负责保卫京城的大量禁军呢？孙中山是一位关切国内外形势的人，他既不会闭目塞听，也不会卤莽行事。此其三。尤须指出的是，“造反”是非常之举，弄不好即会遭灭族之祸。苟非推心置腹的生死之交，是不可能轻易泄露心中机密的。以当时孙、李之间素昧平生的关系来说，孙中山根本不可能去劝李“造反”，也不可能利用满汉矛盾施展“反满革命”的策略。此其四。
第五，根据李鸿章的一贯表现，他决不可能叛变清朝。他自称一生可以分为“少年科第，中年戎马，晚年洋务”（参见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以效忠清王朝为宗旨的。李鸿章由于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获得清廷重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20余年，出将入相权势煊赫。他创办洋务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事物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为出发点的，所以清廷赞扬他“谋国忠诚，决策英断”，“受国大任，死而后已”（《清史稿·李鸿章传》。），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在政见上与李鸿章有些不同的刘坤一，也说他“忠爱性成，实为国家柱石之臣”（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第868页。）。因此，象李鸿章这样一位矢志忠于清室的人，怎么可能会被孙中山的片言只语所动摇呢？这一点恐怕连孙中山自己也是清楚的，因而后来他讳言其事也就很自然的了。
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清廷统治岌岌可危。孙中山通过英国人的关系，企图策动李鸿章割据两广，叛清独立。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曾参与其事，并在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叙及李鸿章曾经派人邀约孙中山秘密晤谈。孙中山预料李鸿章会玩弄阴谋诡计，托词未去。宫崎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孙中山是怯懦。不久事实真象大白之后，宫崎又佩服孙的深思与卓识。试想，1900年的李鸿章完全有条件可以宣布独立，他尚且不肯叛清，还想用诈骗手段逮捕积极造反的孙中山，那么，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李鸿章，又怎么可能叛变清廷呢？而孙中山又怎可能向他进行策反呢？
至于民国初年社会上流行着孙中山于1894年北上天津鼓动李鸿章造反的传言，这大概与袁世凯的背叛清廷“赞成共和”不无关系。可是李鸿章不同于袁世凯，两人所处的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传言流传了一阵之后，由于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又归于沉寂了。近年以来，学者们旧事重提，这种积极探索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可是，如果没有确切的资料，终是难以作为定论的。
二、结束语
列宁说：“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当前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作为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起过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来说，他们的思想和经历的变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因而孙中山不可能一开始就树立了坚定不移的民主革命的信念。他在自传中说：早在1885年就决定“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之志”，事实上他的这种民主革命的思想的形成与政治纲领的提出，乃是1903年以后的事。1905年同盟会成立，始将“倾覆清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正式列入纲领。那么，在1894年以前是否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就没有革命思想呢？当然不是。他当时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满腔热血，无限激情，有时与一些知己朋友发表某些反清革命的激进言论，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言论并不等于行动，思想中一时出现的波澜也并不等于定型。所以，当时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比起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则是第二位的，还没有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否则，他就不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远万里去向李鸿章上书。至于“创立民国”的民主革命计划，当时恐怕连蓝图也没有产生呢。
那么，促使孙中山与改良主义宣告决裂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从现有资料看，主要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丧师失地的耻辱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而李鸿章这时因战败而被黜革，成为朝野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于是，孙中山乃“益知和平改革万不可能”。遂于1894年秋，“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决计革命行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28岁）第31页。）。也就是说，孙中山在这时才开始走上反满革命的道路，直到20世纪初叶方进一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思想。
总之，关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问题，其性质是改良主义的，这与他本人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历史的发展进程也都是一致的。一些研究者也许出于善意，认为若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其早年也有过改良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未免“白璧微瑕”。其实在19世纪末叶，当中国面临着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在一般爱国志士们看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因此，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变法图强，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祖国的危亡，这完全是一种进步的爱国的行动。长期以来史学界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总是强调只有革命或阶级斗争才是唯一进步的行动。即使对于戊戌变法这一中外瞩目影响深远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贬多于褒，并且概括其本质为“反动的”，是为“维护清朝政府的统治效劳的”等等，这种简单化、贴标签式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清代自同、光以降，要求“步武泰西，变法自强”的呼声日益强烈。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思潮来说，已逐渐发展成为无法阻遏的洪流。孙中山坐逢其时，不受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他上书李鸿章之后的第四年，就出现了戊戌变法。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也是维新运动的参加者之一。这样的提法，丝毫没有贬抑孙中山历史贡献的意思，而是充分肯定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探寻救国道路上所走的一段艰苦历程。
（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