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志在团结国内爱国力量，共同抗日。事变后，张学良被“严加管束”，软禁于浙江奉化，但是，他抗日之志不泯。在奉化期间，他曾对来访的部将于学忠等表示：“除对日作战外，决不想再统军。”当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危急。7月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以杀敌机会。函云：
卢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良知钧座鸿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等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不得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这封信表达了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也表达了他杀敌卫国的急迫心情。张学良曾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是仅次于“蒋委员长”之下的“副座”，但他表示，只求血染敌襟，死得其愿，职务、等级，均不在考虑之列。信虽送到蒋介石手上，但杳无音讯。
西安事变中，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等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使事变和平解决。宋子文保证将负全部责任贯彻各项协议。但他没有想到，张学良送蒋回京，反被软禁，因而甚觉有愧于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即积极向蒋介石进言，要求释放张学良，使之为抗日效力。7月30日，宋子文致函张学良云：
弟时时思欲与兄晤谈，而在目前情形之下，不能须臾离沪。国难如此，正一致御侮之时，弟已切请委座恢复吾兄自由，俾为国家效力。弟在此数日内，必抽暇来溪口与兄面叙也。
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的江湾及闸北，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淞沪抗战爆发。9月17日，战况紧急，蒋介石亲赴昆山前线督战，宋子文再次向蒋介石进言。这次，蒋介石居然同意了。宋子文很高兴，于9月22日致函张学良云：
许久未通音问，实因无善足告，非敢对兄忘情，度邀亮照。兄事，弟对介公陈说之电不下数十通，最近在昆山晤谒，并以国难极度严重，急宜起用吾兄，及时效力为言，已得介公俞允。顷蒋夫人来函，亦经提及，大云出山，指顾间耳！
从卢沟桥事变起，时间不过两个多月，但宋子文向蒋介石陈述起用张学良的电报已达数十通，可见宋子文用力之勤。因为宋函有“顷蒋夫人来函，亦经提及”一语，所以张学良收到宋函后，即给宋美龄写信，希望通过“夫人路线”比较快地解决问题。首云：“入世以来，除先严时加训诲外，扶持爱护者，只有委员长一人，感激之深，铭心刻骨。良恪守夫人前在妙高台之训，惟委员长之命是遵，所以居山以来，每日以阅书看报检束身心为事，外间事一概不闻不问。”当年4月10日，宋美龄曾在奉化妙高台邀请张学良、于凤至夫妇午餐，临行前，宋美龄单独召张学良谈话，声称深知张是“gentleman”，“不过性急躁须改”云云。张函中所言“妙高台之训”即指此。接着，张函转入正题：
惟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委员长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世间。良受委员长之优容厚待，有如家人。委员长运筹决策，夙夜焦劳，凡属同袍，皆各效其能，以为抗战之助力。良处此时势，讵敢妄有希冀，扪心自问，实有难安心者耳！否则饱食暖衣，山居优游，亦或人求之所不得。夫人聪慧过人，谅能洞鉴良之心绪也。
这一段话写得很婉转，但国难期间，愿为民族牺牲，而不愿“饱食暖衣，山居优游”的心情表达得很明确。同时，张学良并致宋子文一函，要他将上函转给宋美龄。函云：
我二人爱如手足，亲如同胞，心心相印，两地情同。兄对弟之关切，我心深知，弟非木石也。顷上蒋夫人一书，弟之情绪，统见其中，兄请酌可否呈递。良见我同志皆能杀敌救国，而家仇国难萃于一身如我者反山居优游，衷心时刻难安，想兄当可鉴及也。临书迫切，企盼好音。
然而，蒋介石虽在宋子文面前表示同意起用张学良，但很快就后悔，因而他借此机会通过宋美龄转告张学良，要他“好好读书”。这是张学良第一次请缨抗日的情况。
1938年，张学良迁移湖南沅陵，住在凤凰山。6月1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得到蒋介石允许，到凤凰山探视张学良。张学良向张治中表示：“我身为军人，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得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他并称：“只要能出去，做点什么都行！”他将事先写好的请缨书交给张治中，托他转呈蒋介石，同时另抄一份给看守自己的军统特务刘乙光，请刘转交戴笠，请其帮忙。此次请缨，仍无回音。
张学良第三次请缨是在同年11月9日。当日，戴笠到凤凰山，晚餐后与张谈话。张学良从戴笠口中得知“抗战中真情不少”，听后“悲喜交集”。此前戴笠对东北流亡人士有所照顾，张学良颇为所感，觉得戴笠“可称一朋友”。戴笠临行前，张学良交给他一封致蒋介石的信。信中云：
雨农兄来山，欣闻钧座虽在夙夜辛劳之中，身体精神两健，深为快慰。此非只钧座自身，乃中华民族之幸福也。学良山居如恒，竭力对于知识及身体尽能修养，惟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谨为陈述。
因为已经碰过两次钉子，所以张学良此函已经不愿提出什么要求，仅强调同志、同胞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而自己“安居后方”，良心上无法平静，那意思还是要求上前线。这封信，同样没有回音。
90年代，张学良在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访问时谈到：“我跟蒋先生写过两三封信，我当营长、团长都愿意，跟日本打。他也没答应。”又说：“我愿牺牲就是了。”证以上述信函，张学良的有关回忆是准确的。蒋介石为什么“不答应”呢？张学良对张氏姐妹解释说：“我也会明白蒋先生不让我抗日。一旦我出来抗日，蒋先生的领导权，我就拿过来大半了。不但老百姓，甚至中央军队我也会影响。”张学良一出来，是否会将蒋介石的领导权“拿过来大半”，不一定，但张学良重新掌握一支武装，即使是一支抗日武装，也是蒋介石不能放心的。
（文章来源：光明网2003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