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1837—1900年），字皓峦，号樵野，别号红棉主人，晚清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广东南海人，官至户部尚书衔左侍郎，时称张南海。他与甲午戊戌间的晚清政治有殊大关系，是近代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人物。
张荫桓先世居新会小范里，后徙佛山镇，遂籍隶南海，与康有为是同县人。宣统《南海县志·张荫桓传》载他：性豪俊，有胆略，倜傥多奇气，博涉书史，能文章，少应童试不遇，年仅弱冠即弃科举，学西学。同治三年（1864年）报捐知县，投奔山东的舅父李宗岱观察。因舅父荐引，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先后器异，招致幕中掌书记，公牍奏章多出其手，文章写得既好又快，“荫桓天才飙发，每草一疏，俄顷立就”，“每遇疑难事，应机立断。”阎敬铭、丁宝桢以荫桓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多次保荐，以后又受李鸿章、翁同和赏识，因而官运亨通。同治七年（1868年），张荫桓由知县迭保至道员。同治十三年（1874年）署山东登莱青道，不久署山东盐运使。1876年，协助李鸿章处理马嘉理案。光绪七年（1881年），转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八年（1882年）升按察使。中法战争期间，“会同办理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和划界事宜”。多年的洋务实践，办事干练精达，显示他有长于外交的才能。
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清廷遴选使才，召见张荫桓、薛福成、张富年等，仅张荫桓一人奏对称旨，受慈禧赏识，“备出使外洋”，赏三品卿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十一年（1885年）六月清廷正式任命张荫桓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行前两次请训，慈禧称他：“尔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人”。（注：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一；卷四，第五○页；卷八，第三七页；卷五，第四五页；卷七，第四二页。）他的主要使命是保护这些地方华人安全和各项权益，代表中国政府交涉各项事宜。接任后他即对华人境况进行调查，提出工作要点：“此时机局，要在保华人之生计，雪积案之滞冤，通华商之贸迁，固邦交之睦谊”，（注：张荫桓筹议在美华工善后事宜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三五二页。）体现了他统摄全局， 而又精明务实的作风。直到十五年（1889年）九月任期届满，作为驻外使臣，他主要进行了下列交涉：
1.设领事保护侨民。受命后，张荫桓即与总理衙门大臣及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晤商在小吕宋（菲律宾）等地设立领事，代表清政府与西班牙当局接洽，保护当地华人。十二年（1886年）正月他抵粤后，恰遇小吕宋商董叶龙钦等来华，呈递华商290家公禀求设领事，于是当即亲赴香港与该商等接晤，深感海外华人情词恳切，皆实有不忘桑梓之心和请求皇朝庇护的愿望。遂与张之洞联合奏派王荣和、余镌查访南洋各埠侨工情形，筹备设立领事。奏折里说：“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特以谋食他方，满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大约海外各国之待华人，情形虽不一致，而意存畛域则一。有官申理，则共庆来苏；无所控告，则苛虐殊甚。……纵计诸洋华民数逾百万，除世居海外及孤身出洋者约十之八，有家属通音问者约十之二，尚有二十万人，每年寄家少者数十，多者千百，酌中牵算，人以百元为率，亦有二千万元，为银一千数百万两。果能保护无虞，其获利回华者，复能谕禁乡邻吏胥不得讹诈。从此声息常通，不忘归计，日推日旺，实为中国无形之益。若化外视之，则沿海各省华民生机日蹙，甚非中国之利也。诚得兵轮为之保护，设官为之经理，则威灵仰借乎天朝，疾苦可达于宸听，……自然生计安稳，群情向慕，必可收效将来。……臣荫桓陛辞时，业将大略情形陈奏。”（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1）， 第二六七—二六八页。）张荫桓到任后即多次与西班牙政府外务部交涉，还曾以要求西班牙政府赔偿1867年以来多征收菲律宾华人税款1000万比索为筹码（因为1867年《中西条约》规定，华人享受最惠国待遇，违约多征重税，理应赔偿），要求设领事保护侨民。但颇费周折，耗时经年，最终仍被西班牙政府无理推托、拒绝，此事只好由继任崔国因续办。张荫桓还多次指示驻古巴、秘鲁、巴拿马、墨西哥等地有关使领人员关注华工情形，保护华工。
2.设华人中西学堂，中西兼学，融会贯通，将来回国效力。出使期间，张荫桓积极在旧金山、秘鲁、古巴等地华人聚集区，倡导设立华人中西学堂，使华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忘“根”在中国，同时兼学西学，特别是西方科学技术，使他们有一技之长，将来回国效力。张荫桓在1886年的《论中西之异》一文中说，西方文化以科技见长，中国文化以义理见长，所谓“格物工夫，西人讲究不爽；若衡论义理，则中国五千余年，俞研俞精，西人不逮。若合中西融会贯通，斯为得之。”（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253页。）要中西兼学， 重点是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法律。1887年的《筹设古巴各埠学堂折》中说，要“分延中西塾师教习中文日文，既能成诵，进习法文。文字既通，即分门学习武备、制造、算学、律例等事。法国律例，环球各国每援为依据，总理衙门亦专译刊本，于交涉各事较美律为有用。但视学生资禀相近者诱掖之，或当各有成就。”（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255页。）学成后， 准备他日回国效力。
3.教育华人团结自爱、和睦相处。早期华人社会内部不团结，常有“堂斗”，适成为外国政府排华之口实。张荫桓说：“欲令华人不为洋人所欺，必先令华人自相和洽。”1886年旧金山华人堂斗又剧，旧金山总领事和中华会馆各绅董尽力调解，并禀告张荫桓公使，请求出告示禁止械斗，张荫桓即发布告示劝谕如下：“本大臣德薄能浅，拜使命于土人虐待华人之际，驱逐燔杀，积案累累。……我华人远离乡井，风涛之险，洋例之苛，不避艰难，无非为谋生而至。……山巅海隅之区，旅馆羁栖，无父母妻子之相依，望田园庐墓而不见。……偶有猜嫌或致诟詈，一言不合，遂尔拔刀，此血气方盛之所为。然而转念同为华人，同客异域，或小忿酿命，则死者无辜，冤魂不散，旅魂之缠绕，公论之鄙夷，虽幸逃法网，不难望谋为顺遂。美律纵能宽恕，中国自有典章，一经咨查，亲族受累。况美国年来厌薄华人，已成风气，我华人即安分守己，犹虑蒙以恶名，我复自相残杀，予人以口实。……欲令华人不为洋人所欺，必先令华人自相和洽。……倘经此次晓谕之后，尚复不知悛改，仍有寻殴互斗等事，一经领事禀报，本大臣惟有按名咨令原籍，设法究治，以警效尤，而安良善。为此札饬，札到该领事即便分饬，遵照毋违。”（注：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一；卷四，第五○页；卷八，第三七页；卷五，第四五页；卷七，第四二页。）他的劝导和牵连本籍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减少了华人的“堂斗”内耗，对稳定华人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后续使臣所沿用。
4.追凶索赔。早期华人出洋，常受异族欺凌。就美国华人遭遇而论，据《清史稿·邦交四》载：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有夭李架埠一案，焚铺逐商，劫财7万余元；十年（1884年）七月二十五日， 洛士丙冷埠一案，惨杀廖臣颂等28命，伤15人，焚毁铺屋财物值14万余元；七月二十八日，舍路埠一案，惨杀莫月英等3命，焚烧煤厂， 约值数万，旋将华人全部驱逐；八月十一日，倒路粉坑一案，枉杀李驹南等5命；九月二十八日，喊罢埠一案，焚逐失财数万；十二月初四日，尾矢近地一案，惨杀伍厚德等二命。这些人都是无辜被害。其余密谋杀害，不可胜记，而且各地都掀起排华风潮。张荫桓面对积叠重案，交涉起来颇为棘手。他根据国际公法及两国有关条约，据理力争，多方周旋，美国理亏，最终追凶一事则不了了之，赔偿则洛士丙冷案赔银147748.74元；其他8案赔银276619.75元。这是很有意义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得到西方列强的巨额赔款，张氏很快慰，认为多少洗刷了清政府的屈辱，树立了新的国家形象，以后“即欧墨诸州，震慑德威，亦不敢于旅居华人，恣行虐待”，（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三五六—一三五七页。）在国际社会上将有好的影响。
5.订约保护。张荫桓说：“善后之策，惟在寓美华人责以照约保护为至要，……彼以限制设词，我以保护立论”。（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三五六—一三五七页。）早在1882年， 美国国会就通过限制华工法令（The Chinese Restriction Act）， 其中规定：一、十年内禁止华工进入美国；二、华工离美者须在东海岸登记取证，作为回美依据；三、到美华人须凭美国驻华使、领签署的护照入境。188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对1882年法案的修正案，规定华工从美国回国后，如欲返美，必须在中国取得美国领事或其他外交官的许可证。这样美国领事可以随意借口拒绝发给许可证，严重损害了寓美华人原有权益。张荫桓根据国际公法及中美两国原有条约，与美外务部多次谈判，本着弱者求生存原则，颇费口舌，于1888年3月13日达成条约六款，主要内容是：一、在20年内禁止华工来美；二、该禁律不适用于寓美华工有父母正妻儿女，或有产业值银1000元，或有经手帐目1000元未清者，这些人应由美国当局发给证件，任便往来；三、华人往美传教、学习、贸易、游历者不受此限，华人假道往他国，照章准行；四、美国给寓美华人，无论常居或暂住，给以最惠国侨民所享有之一切权利，但不入美国籍，美国重申它将“尽全力保护在美华人之身命财产”。（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六—一四○八页。）平心而论， 张荫桓还算挽回寓美华人一些权益。所谓华工有经手帐目1000元未清仍得往来，也算留有交涉余地。这是双方妥协的产物，荫桓绝不昏庸。但条约签定后，美国排华势力并不满意，据张氏说：“约成，而美西各省诋毁（美国）外部，绘为画报”。（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二页。）旧金山、香港、广州等地华商也颇为不满， 认为自禁华工出洋，无新客生意，华商生意将绝，中国每年将少出口食品、衣服、日用器具和药材等价值1000万两左右，还派代表向张之洞、李鸿章呈递公禀，请求协助阻止朝廷批准新约。由于张之洞和李鸿章出了力，说各口谤怨沸腾，都归咎张荫桓，朝廷拒绝批准新约。
美国国会听到中国拒绝批准这个条约的消息，便于1888年9 月又通过更严厉的斯各特法令（Scott Act）， 规定：“凡华工无论前曾在美，或现时，或将来，一离美境，均不准复来居住；其或新例未行之前，回华尚未回美者，概不准复来”；以前发给回国华工作为返美依据的证明，均作为废纸，不能作为返美凭证；嗣后概不发给；从前一切条款例约有与本法案相抵触者，一概注销。（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六—一四○八页。）根据该法案，20000多名回华及600多名返美途中的华工均不得进入美境， 而在美华工也无望回国探亲了。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斯各特法。 张荫桓连续向美国政府照会，并于1889年1月26日，正式向美国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议， 指出该法令完全违反1880年的中美续修条约，该约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华工来美，美国只可或为整理，或定人数年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至人数年数，总须公道；曾在美居住之华工，往返自便，美国均不可立例限制；美国有保护寓美华工之义务。他声称，美国国会无权通过与美国政府的条约义务相抵触的法令。他要求总统建议国会“将新例有损碍华人之处汰除，以符续约，是为至要”。由于得不到答复，他于1889年7月7日又向美外交部进一步提出抗议，重申中国政府对该法令坚决反对，指出：“两国既经立约，则各应遵守，设欲更改，必须和衷互商，再立条约，方能通行。”提醒美国政府，从1844年以来所有的中美条约都是由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签订的。他指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不能证明国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此次待中国如是，实无成例可援，亦无道理可说”。他警告说，根据国际惯例，中国有权宣告所有现存的中美条约无效，与美国终止一切外交和商务关系。他进一步警告说，“按之公法，华人因新例所受损失，亦应惟美廷是问”，就是说，因实施斯各特法而给中国造成的一切损失要由美国政府负责。（注：张荫桓照会，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第一四一一—一四二二页。）由于没有炮舰作为后盾，空凭口舌，耗时近年，美国政府不予理睬。年尾，张荫桓因任期届满回国。崔国因、杨儒先后继任，几经周旋， 1894年达成《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六款）》，这是照张荫桓1888年所拟原搞六款稍作修改而成，基本原则仍然遵循张氏。（注：参见《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4）， 第一四二九—一四三二页。）后人作《张公神道碑铭》称誉他“持大体，蓄远识，滂仁弘义，以惠侨民”，是“绝域使才”，（注：张祖廉：《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铭》，《碑传集补》卷六，第十二页。）这一评价是有史实依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张荫桓一向关注华侨华人权益，如1896年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他就曾驳斥日方原稿第1 款：“谨查此款但说和好敦睦，未言两国人民如何保护，究嫌空泛，应驳改”。又原稿第4款， “此款专言日本可在中国设立领事，而于中国可在日本设立领事全未提及，应驳改”。（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四九，第十四页；又《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一，第二○页。）后经辩驳，条约第1 款中增加“彼此臣民侨居，其身家财产皆全获保护，无所稍缺”（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六六二页。）字样，并且同意设立领事，中国旅日侨民的保护方有依据。
荫桓出使三年，学习英语，日夕用功，能译西方书报，又经历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国，更增长见识，也带来思想上的震动，出使期间作的《三洲日记》对此有所反映。（注：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一；卷四，第五○页；卷八，第三七页；卷五，第四五页；卷七，第四二页。）在1887年的《略谈美国国势》一文中他写道：“每思体察其防海情形，凡守险之炮台，御敌之士卒，需用之器械，常年经费之制，译为一书，导当事者采用。”又说：“美为民政之国，权操自下，总统坐啸画诺而已。中国能之乎？”（注：《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第256页。 ）他讲求世务，留心西学，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情况都有所考察了解。回国后，张荫桓还延请美国人林乐知等编译成《西学富强丛书》二百余卷，介绍西方数学、电学、化学、天学、地学、矿冶工程、兵学、史学、法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光绪十六年（1890年）闰二月，张荫桓使美归来，再次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十八年（1892年）六月，改户部右侍郎，八月，转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赏加尚书衔，仍值总署，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责，成为清廷枢要人物之一，参与了晚清许多重大内政外交活动。帝师、军机大臣翁同和曾在日记里说：“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注：转引自金梁：《近世人物志·张荫桓》，台北出版，第二九八—二九九页。）倚如左右手。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称誉他：“自海疆多故，朝廷忧外交，倚为奔走使令之才，号通洋务”。（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戊戌变法》资料（四），第八二页。参拙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四期。）《清史稿》也说：“荫桓精敏，号知外务”。（注：《清史稿》列传二二九，第一二四三六页。）据祁景颐《鞠谷亭随笔》记载：甲午后，李鸿章“凡遇交涉，必使侍郎（张荫桓）同为处理……在总署亦为张氏之言是从”。当时总署“接宾议事，多以属之。俄使尝笑言谓贵署仅君（张）一人耳”。（注：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张荫桓》，台北出版，第一二六页。）戊戌政变前夕，军机大臣廖寿恒也曾面奏慈禧：“总理衙门所称能办事者，惟张荫桓一人，（总署）实亦非伊不可”。（注：王庆保等：《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九四页。）可见他是近代一位办事勤能、锋芒毕露、不知避忌的著名政治家、外交家。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