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远东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新纪元。战争爆发之初，即引起了西方世界对战局及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密切关注。法国在欧洲是英国的竞争对手，英国如此大规模地在远东进行军事行动，必然引起法国的关切。1841年4月，法国派出以真盛意（Dubois de Jancipny）为首的观察团前往中国进行观察。由于真盛意不具备外交官身份，在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没有关于这一使团的正式记录，[1]（P34）仅有若干真盛意的报告及与其同时赴华的“埃里戈纳”（Erigone）号舰长士思利（Cécille）给海军部的报告。[2]中文文献中，亦未有翔实的记载。因此，这段史实长时间未能得到应有的注意。（注：这里仅就中国学者而言。法国方面，已有高第（Henri Cordier）进行过专题研究（Henri Cordier，la Mission Dubois de Jancigny dansI”extren-Orient，1841-1846，Paris，1916；本书的摘要见Revue de I”Histoire des Colonise，Franeaiae，IV，1916），此外，卫青心（Louis Wei TsingSing）的著作也有阐述（Louis Wei Tsing Sing，la Politiqne missonnair de la France en Chine，Paris，1960），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国学者近年来仅有葛夫平、茅海建提及。）本文依据法文档案和相关的中外文献，对这一事件做一梳理，以揭示法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对华政策及这一事件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一
法国是较早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欧洲国家之一。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洪约翰（P.Joames fentaney）和白晋（P·Joach Bouvet）等五名耶稣会士来华传教，1689年11月，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昂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首航中国，到达广州，中法直接贸易从此开始。[4]（P7）1725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5]（P40）1776年，法国在广州设立领事馆，派出首任领事傅格林（M. Vanguelin）。[6]（P24）但相对而言，直至鸦片战争，中法关系还是相当薄弱的。法国传教士的来华因18世纪20年代的“礼仪之争”及清政府实行的禁教政策而陷于停顿，法国的对华贸易亦远远落后于英国。在较为兴盛的1772、1773、1774三年，到达广州的法国商船分别为3艘、6艘和7艘，而1772年来华的英国商船为17艘，1774年为18艘。[7]（P44）有些年份甚至完全停顿。法国驻广州领事的官方身份一直得不到清政府的认可，而只被视为“大班”，即商人头目。[6]（P24）1804年，法国驻广州领事毕宏（M. Piron）死去，领事馆也随之撤销，直到1832年，法国才派出新的领事热内尔（M. Gernavert），其间中断了近三十年。[8]（P397）
尽管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仍是法国政府十分关注的地区。特别是作为宿敌的英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征，势必带来远东利益格局及国际关系的剧变，法国政府无法忽视。还在中英战云密布的前夕，法国驻马尼拉领事巴罗（T.Barrot）就曾向法国政府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将马尼拉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兼管中国、印度支那及马来西亚的事务；一是在必要时，法国政府应向中国海域派遣军舰。[9]（P161，164）1840年3月，法国宫廷律师贝莱（A.S.Bellée）向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梯也尔建议，派出一个使团赴华，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习俗及政治形势，同时也了解英军的在华行动，以便恢复法国从前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10]（P2-5）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得到情报，法国政府着手恢复已经关闭数年的驻广州领事馆，1839年底，沙厘（Charles Alexandre Challaye）被任命为法国驻广州领事。[11]（P22）正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执行任务的法国军舰“达内德”号（ de）也受命前往中国海岸游弋，监视中英事态的发展变化。据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记载，在义律与琦善议定“穿鼻草约”前不久，“达内德”号“几天以来停泊在澳门碇泊处，义律大佐半许可地允许它的舰长乘该炮舰前往川鼻。”但是后来英方又以“封锁尚未解除”为由阻止了法舰的尾随。[12]（P175）“达内德”号舰长豪撒迈勒（Joseph Ducampe de Rosamel）曾发回一些关于香港和英国远征军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显示出，他完全缺乏辨别的能力。这种在几天之内匆匆访问而得到的通常是错误的情报，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法国政府决定派出一个特别使团实地考察远东的形势。”[11]（P23）这即是真盛意使团的由来。
法国派出使团来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国大革命后，虽然法国内外战争不断，政局动荡，但经济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法国的煤炭产量在1807年曾达到500万吨，后来因主要煤炭产地划归荷兰和比利时，产量大幅下降，但很快又有恢复，1828年达到177万吨。1812-1828年间，生铁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纺织业是法国率先开展工业革命的行业，仅在阿尔萨斯的牟罗兹（Mulhouse）地区，1828年新纺纱业就已有50万个纱锭，1830年有动力织机两千台。外贸方面，1830年进入法国港口的外国商船总吨位为69万吨，1835年增加到120万吨，1840年则达到230万吨，[13]（P73，77，82，139）贸易总额1815年为62100万法郎，1829年增至122400万法郎。[14]（P242）18世纪30年代，法国的工商业投资达到了300亿法郎。”[14]（P5）在1830年爆发的七月革命中，“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和教士的政权，自己变成了政府的主人翁。”上台执政的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仅受资产阶级的支持，他装出资产阶级国王的姿态，甚至穿着资产阶级的服装。他取得了下院多数的同意，任用资产阶级的阁员。”[15]（P451-452）法国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开辟市场的愿望大为增强。所以，当英国企图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时，法国也不甘落后。“当法国看到太平洋上出现了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美国军舰时，非常担心失去挤入强国行列的机会。”[9]（P160）法国政府给予沙厘的任务之一就是“及时向巴黎汇报情况，特别是有关法国在华贸易方面的情况。”[9]（P162-163）“法国置身于一场如此广泛的运动的中心，丝毫不应居于人后。”[16]（P104）
二
1841年3月，法国政府决定派遣真盛意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及附近地区观察。真盛意并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他1795年生于巴黎，拿破仑时代曾有过一段戎马生涯，后来在印度支那逗留了十年，并以顾问的身份供职于东南亚小国国王海道尔（Aough.Naxr Ed-din Haidor）的王宫，并于1834-1835年代表该国出访欧洲。他曾因发表过一系列有关远东的文章而引人注目，被视为远东问题专家，因而被法国政府选中。[11]（P10）观察团的其他成员包括已在广州的沙厘、代表农商部的昌时忌（Henry de Chonski）和随员马雷一蒙日（Alphonse Marey-Monge）。观察团乘坐的两艘军舰“埃里戈纳”（Erigone）号、“法沃里特”（Favorite）号的两名舰长士思利（Jean—Thomas-Médeé Cécile）、巴日（Théodore Page）也负有与真盛意类似的使命。观察团于1841年4月28日自布雷斯特启程，12月8日到达澳门，次年1月27日到达广州。
在法国外交部档案中，没有关于真盛意使团所负使命的正式文件。按真盛意自己的说法，他的中国之行的任务主要是“从政治和商业的角度考察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的现状”，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与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关系。”[17]（P5-6）最早对真盛意使华进行研究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认为：“这一使团有两个目标：一，为外交部取得准确和详细的关于中国和英属印度的情报，为海军部而访问我们在印度洋上的据点，以及那些最近有一些麻烦的岛屿；二，在中国海的英国海军中显示法国的旗帜。”[11]（P22）卫青心的研究则认为其主要目的还是想在中国海上，乃至在英国舰队之中升起法兰西国旗。[9]（P165）约翰·凯蒂（John F.Cady）在其《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源》中概括为三点：一，取得有关中国政治形势和在远东扩展法国贸易的前景的第一手资料；二，提出有关法国在该地区应扮演何种角色的建议；三，在英国远东舰队中展示法国旗帜以壮法国声威。[1]（y33）这些大同小异的归纳透露出两点：其一，这个使团最基本的使命是了解中英冲突及其影响，以便法国在新形势下开拓中国市场；其二，这个使团并未被授予外交权力，它的任务只是观察。显然，法国政府把它此时的对华政策确立为谨慎的中立，即不干预政策。法国政府所以如此，一是观察团派出时，中英战局尚不明朗，法国政府对英国能否在鸦片战争中获胜没有十足的信心。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巴罗在发给法国政府的急件中说：“这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人决心自卫”，因而“英国远征军即使不遭到失败，获胜的可能也是令人怀疑的。”[18]（P26）二是英法矛盾的制约。由于两国关系的紧张，法国政府担心在对华问题上引起英国枢密院对法国的误解，从而使它在非洲、近东和欧洲的处境复杂化，决定“在英吉利海峡彼岸邻邦对华事务方面，尽可能采取一种绝不参与其中的严谨态度。”[9]（P202）
但是，“法国的代表在遥远的地域易于按个人意志行事”，[9]（P34）真盛意与士思利都是好大喜功类的人物，都想在打开中国门户方面抢立头功。两个人到达中国之后，利用中国官员对外交惯例的无知，均以法国政府外交代表的身份活动。士思利首先与清政府广州地方官进行了接触。这次接触谁为主动，中法两方的文献说法不一。据士思利的报告，是清政府广州地方官先邀请他赴广州会谈，而参与会谈的清政府靖逆将军奕山则在奏折中称士思利径自入城，“据云来省欲面见官府，有禀商事件，不肯明言，带有素晓中华言语之和尚玉遮、伊里打二人同来。”奕山认为法人在华“素称恭顺，乃英夷兴兵犯顺，扰及海疆，阻挠各国生意，未始不怨恨英夷，今既据禀，请当面密陈军务，还可因势利导，驾驭羁縻，为以夷攻夷之计”，遂答应接见。[19]（P1716-1717）实际情形是，“渴望法国军官或法国外交使节出面同中国官吏进行交涉”，以扩大基督教传播[9]（P168）的法国遣使会驻澳门账房神父罗伯济（Claude Guillet，中文文献称玉遮、玉哲）首先同中国官员澳门县丞张裕接触，“倡为助顺之说”，[12]（P430）靖逆将军奕山等人得悉后，遣员招致。[20]（P2845）应当说，是法方首先提出意向，中方做出具体安排。在双方给各自政府的报告中，之所以都称是对方主动，目的是推卸私自谈判的责任，因为双方都没有得到授权。
双方的首次会谈发生在1842年2月4日，地点是广州城外十里处一个名为“半塘”的小镇。中方参加会谈的主要有靖逆将军奕山和两广总督祁。法方除士思利外，还有作为翻译的罗伯济和另一名中国籍遗使会教士周雅南（Jacques Tchou）。会谈内容据奕山奏称：“询其来意，据称：该国感沐天朝厚恩，该国王因闻英夷与中华构兵，恐该国商船被其扰累，是以遣伊前来保护，并谕令到此从中善为解散。”奕山暗示如果法舰能“出力报效”，中国必然会对法国“格外优待恩施。”而士思利则称：“我们与英夷虽属敌国，但现在新和，无隙可乘，不能妄动。若无故攻彼，恐别国忿恨，不如息事罢兵，早了此局方妥。”奕山问有何办法可以息事，士思利称“愿与英夷讲说，伊若允从则已，如不允从，即向其籍词交兵。”此时正是清政府发动浙东反攻的前夕，奕山当然不敢擅自商定和战大事，拒绝了士思利的媾和建议。[20]（P1717）法文资料的记载与奕山所奏有很大的不同。据士思利写给法国海军部的报告，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国无力与英国对抗，因此应尽早求和，否则英人的要求会更苛刻。中国官员表示希望法国在中英冲突中能支持中国，他回答说，中国必须要由皇帝授权将一封官方文件送往巴黎，正式要求法国政府在中英间调停。他对中国官员想要得到法国支持的热切愿望非常注意，他在报告中说：“非常明显，高级官员、军事将领以及深得皇帝信任的谋臣们最终都明白了中国面临的危殆局面。为讨我们的欢心，他们已背离了那些著名的曾是不可动摇的原则。更为前所未闻的是，他们迫切要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与法国舰队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21]（P32-102）
尽管士思利没有在报告中提及，但中法双方讨论了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奕山等人所以敢于违反“定制”、屈尊与士思利会见，主要是因为有法人“助顺”之说，所以讨论法人是否能军事助华自在意中。因见士思利并无明确的态度，便在奏称中称是自己主动拒绝了士思利的“讲说”。士思利在几年后曾对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Everett）说，当时，他向中国人表示不赞同英国人的好战行为，但又暗示援助之事为时已晚，因而困难重重。因此他建议中国人应及早议和。[22]很可能是担心擅自与中国会谈政治与军事问题会受到法国政府的斥责，土思利在报告中略去了有关内容。所以，“法国的报告显然不完整，而中国的报告明显地是为了迎合北京的喜好而进行了修饰。”[1]（P35）会谈结束时，士思利曾表示，如果中国官员想要通过传教士保持与法国官员的联系的话，可以找“法国国王所信任”的真盛意上校，而2月底罗伯济神父也告诉广州当局，称士思利已在香港同英国全权特使璞鼎查会晤，但现已赴马尼拉，会晤结果将由真盛意来说明。清政府官员急于摸清法方的真实意图，便邀请真盛意来广州会谈。3月20日，双方在行商潘仕成的乡间别墅举行了秘密会谈。中方人员除了奕山、祁外，还增加了广东巡抚梁宝常、广州知府易长华。法方除真盛意外，尚有沙厘、蒙日和昌时忌。和与士思利会谈一样，中方没有索验真盛意的外交凭证，真盛意也只字未提他无权讨论政治问题。
会谈中，奕山坦白地表示最关切的问题就是法国是否愿意在中英之间调停，如果调停的话，中国能与英国和谈的条件是什么。真盛意表示，任何形式的法国介入，都要由中国皇帝派出特使赴巴黎正式向法国提出。至于议和条件，他将从英国人那里了解到的直言相告，共七项内容。（注：这七项内容是：一，香港永久性地割给英国；二，英国将所占据的其他中国地方交还中国；三，中国向外国商船开放几处口岸，制定海关税则，取缔行商的干涉；四，西方外交代表驻节北京，各国在开放口岸设领事机构；五，中国向英国赔款；六，对没收的英国鸦片进行赔偿；七，解决鸦片的输入问题。见参考文献[23]（P65-68）。）这些内容绝大部分包括在了后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而且，他力主中国接受这些条件，认为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所有文明民族”。[23]（P68）
对于这次会谈，奕山的奏报仍很简略，称“真盛意到行，呈递说贴，仍是解和为词，希冀赏给英夷码头。奴才等察其行事，似英逆新与连和，佛夷思于中取利，又思分地，故为之居间。夷情诡谲多端，该兵头虽阳为恭顺，焉不知籍探内地虚实，另生事端。虽现在该夷同米利坚各国夷商进省行照常贸易，而无故求和，不能不疑，遂以好言拒绝，并导以不可助逆，玉石俱焚，若能为中国出力，大皇帝必加恩尔国等语。”[19]（1717）但会谈后，奕山等一直通过潘仕成与真盛意保持着联络。会谈的次日，真盛意即与潘仕成会面，真盛意提出了一份说贴，要求中方概述与英军妥协的条件，取消对法国商船征收的特别税，释放一名中国教徒。中方在复文中称真盛意的议和条件不可能被接受，但同意免收对法国商船征收的特别税，所指的教徒是否释放，须听皇帝的旨意。[24]4月3日，在真盛意离开广州去澳门之前，潘仕成又带给真盛意一封官方的信件，信中表示中方真诚地希望法国能找出在中英之间进行调停的方法；法国商船的额外税将被取消，“这个动议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给法国一个明确的证明，表明中国愿意与法国保有友好的关系”；中方尽一切可能去使真盛意所关心的那个教徒获释。[25]（P21）
在与中方的接触与会谈中，真盛意同士思利一样，也十分注意中方的反应，尤其注意中方企望得到法国支持和援助（包括调停）的热切。他在给法国政府报告中说：“每件事都显示中国人对法国意图确信不疑，希望法国能成功地调停。……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潘仕成变得非常饶舌。他不仅告诉了我他个人对目前危机的想法及可能的结果，而且还告诉了我官员们目前的想法：‘中国人不喜欢英国人，他们愿意为在他们与敌人的斗争中得到法国的帮助而作出更大的让步。’”[24]真盛意正是利用中国官员的这种心理和对外交规则的无知，趁清政府处于窘境、手足无措之机，故意在援助调停等问题上闪烁其词，博得清政府官员的信任和好感，来为法国谋求利益，同时为自己争得荣誉。（注：真盛意虽然在向法国政府的报告中从未提及他对中国有任何军事承诺，但中文文献中不止一处提到他曾提出派人协助广州地方当局修台造炮（见耆英奏片，《筹办夷务始末》第六册，第284页；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十一，“法兰西人来江宁”条）。后来真盛意拟定的“中法临时协定草案”中也有法国向中国提供军火的秘密条款。真盛意的这种暖昧态度甚至引起了英国人的疑心，士思利在1842年9月30日的信中说，真盛意被英国人看成是法国政府的代表，而法国政府正在追求一个不利于英国的目标。见参考文献[22]（P106）。）
三
士思利与真盛意有所不同，他不赞同真盛意以“亲华”的姿态来获取中国人的信任，认为这样实际上是得不偿失。他“倾向于英国，他使自己与真盛意保持了一段距离。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给英国军队一个很坏的印象。”[25]（P24）此外，他特别不能忍受真盛意自称“是由国王政府派到中国执行任务的特别代表。”[9]（P202）两个人的矛盾很快就公开化了。
与真盛意分手之后，士思利于4月21日驾“埃里戈纳”号北上，追随英军，到达吴淞口时，因舰体较大，难以驶入扬子江，只好停泊。7月31日，士思利致函上海道巫宜褉，以“帮助天朝”为名，希图解决供给问题。8月9日，巫宜褉在船上会见了士思利。士思利称此行的目的是“欲前赴扬子江，先见濮鼎查，后见总督大人，劝令英夷戢兵”，并建议“准英夷设一夷官，在京办事，与俄罗斯等国相同，”英国人“自必心服”。要求清地方官为其代雇船只，以便驶往南京。巫宜褉以“代雇民船，须俟申详定夺”为由推托，一面禀报两江总督牛鉴。但士思利迫不及待，于8月13日强夺了一条民船驶入扬子江。清政府认为已经与英国达成了妥协，法国的调停根本上失去了意义，所以要求士思利停止前往南京。至于在京设立“夷官”办事一节，因不合体制，且英人也未有要求，而且又与法国无关，“自不必另生枝节，”不予考虑。虽然士思利强夺民船入江，但考虑到法舰只有一艘，不大可能有军事企图，也就置之不问。[26]（P2292-2293）这样，士思利得以出席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
土思利在南京参加签约仪式时，真盛意也在乘“法沃里特”号军舰匆匆北上，8月21日到达吴淞口外，与停泊在那里的“埃里戈纳”号会合一处。8月23日，“法沃里特”号舰长巴日求见上海道巫宜褉，要求代雇民船，前往南京。巫宜褉告诉巴日，士思利已赴南京，无庸再往。巴日不听劝阻，于次日强行起锚，驶往南京，并抢夺了一只沙船作为备用。[26]（P2327）途中于9月4日与士思利相遇。士思利因对真盛意不满，拒绝为真盛意带路，[27]（P106）在吴淞口登上“埃里戈纳”号，于9月12日前往马尼拉。真盛意乘坐的“法沃里特”号由于气候的原因，9月17日才到达南京，泊于草鞋峡江面。由于《南京条约》已签订，真盛意和巴日既未会见英国人，也未接触清政府官员，直到最后一艘英舰离开扬子江后6天，“法沃里特”号才离开南京，返回澳门。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对西方列强是一个强烈的刺激。法国也不例外。驻马尼拉总领事巴罗向法国政府建议说：“为了使法国不至于被排斥在外，以及新开放的市场所带来的利益不被一、二个特权国家所把持，请尽快采取一切能够采取的合理措施。”[28]（P17）《南京条约》签订后，“就对中国而言，法国已与英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了”，[25]（P24）法国开始向实行积极的对华政策转变，1843年4月，法国外长基佐（Francois Guizot）正式向法王菲力普提交了一份派遣使节来华、分享英国在中国获得的利益的报告。与此相应，法国在华观察团也变得更为积极，使团成员马雷—蒙日在一份有关中国的报告中指出，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比幅原辽阔且即将向外国开放其港口的中国提供更多的利益。[9]（P202）
此时，无论是士思利还是真盛意，都采取了更加主动的姿态，为法国谋求利益。士思利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除了建议法国政府派一名“有威望且经验丰富”的人来华负责对华事务外，还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可以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海南岛。[27]（P107）真盛意回到澳门后，企图与中国签订一项以《南京条约》为蓝本的临时协议，为此，他派沙厘和昌时忌二人赴广州，“以愿修台铸炮为词”接触中国官员，[20]（P2845）将由他签属的两封信件转交给两广总督祁和负责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耆英，信中提议清政府派出地位相当的官员与他会商，共同议定一些基本原则或临时协定，来指导未来的中法关系。[11]（P58-61）
此时法国在使华人员的安排上发生了变化。1842年9月，法国政府任命拉地蒙冬（Ratti-Menton）为驻广州领事。12月，法外长基佐致信真盛意，告诉他的使命已经完成。[29]（P246）
得知拉地蒙冬已经来华的消息后，真盛意非但没有停止他的越权交涉，反而加快了他的“外交”活动，以图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在拉地蒙冬到来之前完成有关中法贸易的草约，抢得拓展法国在华贸易的头功。1843年7月31日，他拟定了一个《中法临时协定草案》，共十四款，另附一个秘密条款。协定规定中法相互承认，完全平等，互为最惠国。该协定经双方批准并换文后，定名为《通商通航条约》，有效期十年。对某些法国货物给予特殊的进口权，按新税则征收进出口税及船只停泊税。中国对在华法人的生命财产予以保护。秘密条款规定：向中国输军火的船只可以免税自由驶入中国港口。但这一条款须经中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特别批准。[30]（P189-191）真盛意认为他已为拉地蒙冬奠定了基础，拉地蒙冬来华后所做的，“只是继续已经开始了的与中国政府的谈判。”[11]（P67）
然而，真盛意的这一协定注定胎死腹中。士思利早已在他的报告中把真盛意的种种不合适的作法汇报给了法国政府。在这份“协定”出台后不久，基佐致函真盛意，告诫他说：“你的想法和行动都已超出了你出使的目的和允许的范围。”[29]（P246）更糟糕的是，这份“协定”拟出前的20天，即7月11日，拉地蒙冬已到达澳门。由于法国政府在任命拉地蒙冬时并未明确地撤消真盛意的任命，所以真盛意认为他仍然在职，他和他的下属因此拒绝迎接和协助拉地蒙冬。[25]（P25-26）沙厘在见到广州知府易长华、候补同知铜麟时，竟然把拉地蒙冬说成是真盛意的下属。[31]（P178）因此，拉地蒙冬大发雷霆，他到澳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告知中国官员，他是法国政府授权的惟一代表，中国政府只能同他谈判，真盛意和沙厘不过是冒牌货，而且这两个人因“行为不端”已被法国政府革职。[9]（P233）这场纠纷被怒火中烧的拉地蒙冬在澳门的英文和葡文的报纸上披露，形成外交丑闻。被激怒的法国政府于1844年5月先后将二人召回。[11]（P69）还在1843年4月拉地蒙冬尚在来华途中之时，士思利就已向广州官员通报了拉地蒙冬来华的消息，并声称：“他（拉地蒙冬）是法国国王派到中国的领事”，“负有解决中法两国政治与贸易问题的使命，是惟一由国王授权与中国政府交涉的使节。”[11]（P57-58）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官员在与真盛意会谈时，已不无疑虑，（注：广州知府易长华、候补同知铜麟在与真盛意会议后，有“所言多不可靠”的印象。见参考文献[20]（P2845）。）当1843年9月6日耆英等人接见拉地蒙冬，通过拉地蒙冬转交的基佐的信件得知拉地蒙冬确是法国惟一的驻广州领事时，自然停止了与真盛意的交涉。[26]（P2759）
拉地蒙冬虽为领事，但他与士思利、真盛意一样，也没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使命和权力。然而，他与真盛意等人同样好大喜功。到达澳门后不久，他即于7月29日致信基佐，称由于英国图谋扩展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英俄之间的竞争必然从土耳其沿伸到中国，这为法国在亚洲采取“进取姿态”提供了良机。为了给实施在东亚扩张这一长期政策作实质性的准备，法国应建立一条既短又安全的联通法国的路线：“这条保障线包括占领红海的一个港口或岛屿，夺取暹罗湾和东京湾的一、二个岛屿，从中国政府那里谋得与其辽阔海洋相邻的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其价值要相当于割让香港。”[31] （P182-187）在9月6日的会谈中，拉地蒙冬要求耆英“以善良之意给予一份由皇帝盖印的文件，其内容为英美在中国所得到的事关这些国家之关系的恩惠。”并要求法国也要得到相同的权益。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耆英不但给了拉地蒙冬一份加盖了印信的新订海关税则副本，而且还请拉地蒙冬“将其译成西洋文字，在其国公布，俾使佛商知闻，一体凛遵。”[23]（270-273）
四
如上所述，法国在鸦片战争期间采取了谨慎的中立政策，因此，真盛意、士思利及拉地蒙冬三人均未得到法国政府的授权。但三人却以高度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与中国政府交涉，为法国的扩张开拓，谋求在华特权。这里不排除个人性格（如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作用，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殖民侵略者的本性使然。因为在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许许多多未经授权便强占利益的冒险家，最终总是得到母国的承认和赞扬。”[33]（P533）虽然他们的交涉没能形成一份有效的法律文件，但他们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为法国政府后来采纳，这些活动代表了法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向，实际上是法国对华政策由旁观向主动侵华转变的序曲。
就这些活动本身而言，真盛意等人仍有重要的收获。其一，获得了中国给予法国与英国同等贸易特权的保证。在与拉地蒙冬会谈后，耆英在致基佐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本钦差大臣已奉上谕，准令外国商民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通商，并已将税则船钞一体议定，轻重合宜，足见我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法国商民自可一体同享。”[32]（P272）其二，博得了清官员对法国的好感。真盛意诸人一到中国，就在军事援华上闪烁其词，经常以援助中国做诱饵，从而给清官员造成了某种幻觉，萌生了与法国联盟的希望。耆英甚至在得知拉萼尼来华的消息后仍认为“佛夷与中国素无衅隙，亦无多贸易，如果有使臣到来，必仍以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夷为言”。[20]（P2845）甚至在鸦片战争后，一些人还认为奕山、耆英等人不能利用法国助华之议是一大憾事。（注：如魏源认为法人来华是“效回讫助唐之谊”，是粤事的“外助”；梁廷枬、王之春均对广州官员迟疑踌躇，不肯与法人合作感到惋惜。（见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梁廷枬《夷氛记闻》卷四，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卷九，“法兰西来粤输情”和“法兰西人来江宁”条。）今日亦有人认为“法兵船来华调解，其意图欲乘机渔利，然中国何尝不可利用之以牵制英人。乃官厅一再拒绝，致法船到南京，而和议已成，无从置喙。”（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不但法国政府根本没有助华的打算，就是真盛意、士思利等人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相反，真盛意认为：“任何可以或愿意参与这些远方海域贸易扩张的国家，都不要以英国为敌，而是要以它为榜样。”[9]（P172）在交涉中，士思利等人经常宣称：“法国的友谊是无私的和伟大的，它与某些国家的原则不同，这些国家在中国只是为他们的商业寻求更大的市场，让它们的商人赚更多的钱。”这些狡狯的外交辞令迷惑了耆英等人，认为“不能把法国与那些派代表到中国来仅仅是为了商业目的国家相比，中法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诚实和真情之上的。”[25]（P27-28）这两点为后来拉萼尼的谈判签约铺平了道路。拉萼尼利用真盛意等人在华活动的影响不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如英美相同的在华特权和利益，而且迫使清政府放弃了对基督教的禁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真盛意使团在华活动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引导和决定了拉萼尼的计划与决策。尽管缺少法国政府的主动指示，这些成果推动着拉萼尼提出废止中国政府的禁教法令并获得了成功。这成为拉萼尼在华谈判所独具的特色。”[25]（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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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