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素有“五路财神”之称的梁士诒，先后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全国铁路协会会长等职，成为袁氏的心腹与股肱。次年春，正当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独裁势力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力量间酝酿着一场大搏斗之际，梁氏于2月28日至3月25日，回到国民党力量雄厚的家乡广东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我们考察梁士诒的这次活动，可以了解他在民主共和与封建独裁两势力搏斗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这次南下活动的特点。
身负双重使命南下广东
梁士诒于1913年2月下旬由京经沪南下广东，公开的名义是尽人子孝道，回故乡三水县为父亲梁葆三举人祝贺七十大寿。他在广州的演讲谈话中多次说道：“士诒此次回粤，原与家君祝寿”。梁当时毕竟是一位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他的祝寿活动惊动了袁大总统、广东军政府与三水县的父老乡亲：袁世凯为笼络梁氏，特为梁葆三“赠送贺品多种”，计有金塔一座，无量寿佛一尊，细绣老寿星一端，沈立细绣文虎孔雀柱屏一对，白玉松梅花插一对，珐琅双耳壶一对，艾叶豹皮二张和肖像银5000元。大总统如此“慷慨”于先，粤省军政府同人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于后——一向“庆吊往来甚少”各官员，只得破例每人捐赠11元，为梁氏送上广东“反正以来”最大的一次“官礼”；广州粤军的部分将校及三水县官商绅民推举的代表邓慕韩等人，还亲至香港迎接士诒一家人，梁由广州抵邑时，父老乡亲等则出迎10里路外。梁士诒此次归乡，与“十年前以丁母忧返里，冷落热闹恍若两人”。
梁士诒这次以祝父寿名义告归，实则还身负有袁世凯所托的政治使命。上海的《民立报》称他为“不伦不类的广东查办使”，披露出其归里负有特殊使命。当时广东是国民党人掌权的省份，民主革命势力雄厚。这成为袁世凯的一大心病。袁对广东有鞭长莫及之虞，深感有必要派心腹梁氏回粤进行拉拢活动以筹办善后。故他令梁抵粤后应“察政治之良否，人心之向背”，并设法尽力消除广东方面对于北京政府的“闻见每多误会”。对此，梁士诒在抵广州后的多次讲话中都予以承认。他说：“承大总统命令”，“此行愿将彼此误会当面解明”——“一是民间误会，一是官场误会，一是外国误会”。从梁的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见到广东民主革命势力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间的尖锐矛盾。
权衡为家君祝寿与查办广东善后两事，梁士诒深知后者远重要于前者。他在谈及此事时说：“此次回粤虽因私事，但曾奉袁总统命兼办广东善后事宜……责任甚重。”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方各省民主革命势力与北京袁记专制政权即将进行搏斗的前夕，袁世凯对广东的政局极不放心，故要梁氏来摸底和做斡旋工作。梁士诒不辱使命，他3月4日抵穗后，不顾旅途劳顿，频频与粤省军政府的首脑晤谈，“三日中见胡（汉民）都督十次，陈炯明军统四次”，商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代中央政府请粤人抒诚相助”，力图缓和广东政界与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
为袁氏做了四件大事
梁士诒在广州停留期间，他所到之处，或谈话，或演讲，竭力为调和南北矛盾与维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效劳。具体归结起来，他此行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亲自为袁氏拉拢与收买广东陆军。袁世凯于民元年上台后不久，为巩固其独裁统治，就处心积虑地妄图瓦解和削弱南方各省同盟会手中的军事力量。为此，他先后提出了裁减地方革命军队和实行各省军民分治的主张。袁当时对广东国民党人手中的两师一旅陆军（25200多人）极不放心，早就要段祺瑞派惠州籍少将宋士杰到广东陆军中进行活动；同时其又令梁士诒通过江孔殷的关系拉拢陈炯明。梁奉袁旨意后，曾与陈信使往还，曾派门人李兼善在广州设南园俱乐部，专门从事“挑拨胡（汉民）陈（炯明）交恶”，及“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和进而广为收罗军心的勾当，他又令其四弟士訏在港从事瓦解粤军之活动。此次士诒亲自出马抵粤后，先是劝胡汉民继续裁减广东陆军。胡听后表示：“总统解散地方军队的政策是不可行的”，为维持粤省之秩序，目前的军队必不可少。梁在胡面前碰壁失手后，即转而向陈炯明下手去收买粤省陆军。他派人给陈部送去犒劳金3万元，并附公函一封，内称“面奉大总统谕：广东军队驻扎海疆，辛苦勤劳，深为系念，即由梁秘书长赴粤慰劳”，特发放“犒金三万元，着由陈护军使酌量分发可也”。这期间，梁士诒还走访了“陆军进行社”。该组织是他年初助款2万元，要陆军师长钟鼎基出面组建起来的，目的在收买中下级官佐为袁氏效力。梁的所作所为，把粤省陆军两师中的高中级将校大多都买通了。后来广东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师长钟鼎基等先是“纠合军界”“表示反对”，后则“竭力联络军界，预备取消独立”。这实在不能不“归功”于梁士诒。
（二）替袁世凯破坏共和与推行独裁的行径作辩护，并为袁氏窃取正式大总统大造舆论。孙中山解临时大总统职前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创立共和制度的重大成果之一。它规定中华民国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参议院）负责。袁世凯上台不久，就指责内阁总理唐绍仪挟同盟会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他进而肆意践踏象征着民主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违犯关于总统令需国务总理副署的规定，逼迫同盟会员的国务总理唐绍仪下台。各地革命党人对袁的行径十分不满，纷纷通电指责袁氏欲步拿破仑后尘。面对国民党人的一片谴责声，梁士诒却在广州多方为袁辩解说：“袁之特质最好……确力助共和”；“外间多言袁与唐绍仪有意见，实则袁、唐交情三十年……关于国家大计者，袁必商诸于唐”；“外间多言袁总统欲造拿破仑，此等谣言粤人尤不宜讲”。他又宣扬袁总统很赞同“中山从前所提议平均赋税一事，先从田土入手”，并对中山之铁路计划也“极表同情”。他还吹嘘袁氏德行颇多和勤于政事，“心常宽舒，无所芥蒂……坚心忍耐”“为人有非常办事之才能”“予知袁君将必再举总统，因无别人能继其任……只伊一人可以挽救中国”云云。对于梁氏的这些花言巧语，沪上一家报纸曾评论说：“观此亦足见梁氏之手段矣！”梁氏的这些说教，对权欲心重的陈炯明等曾产生一定的影响；“宋案”后，陈不敢积极筹备讨袁，且认为“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尤在，师出恐无名”。这大概与此有关。
（三）宣扬袁氏北京政府对广东政府的信任，散布南北调和的烟雾和封建伦常论。1912年南北议和告成实现统一后，南北对峙的政治形势仍存在。梁士诒作为一个头脑灵活的政坛老手，自然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在与胡汉民、陈炯明会见时，对两人慰勉有加。他称赞胡、陈办事“眼光极阔，能见其大，不遗其小”，对粤局“刻苦坚忍，极力维持”。他又表白自己“时时与孙中山、黄克强诸君遇事商酌妥善办法，以求达本党政纲”“仆向一心为国，不分南北，愿南北之意见一旦消除，举国一心共图进步”。梁的这一席话，对麻痹广东国民党人与缓和粤省反袁情绪，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广东的“二次革命”发动较迟，此也为一大原因。
（四）大力联络广东商民情感，拉拢他们在政治态度上倒向和支持袁世凯。梁士诒在广州期间曾3次出席商界欢迎会并发表演说。他称颂“民之秀则在工商”；认为“外洋以工商立国者，无不富强”，广东的工商界人士积极参政，“时常讨论地方自治，各抒己见”，是件好事。当时，广东及广州邻近各地匪患甚炽，严重危及工商界的安宁与前途。梁士诒对此深为关切，表示此行将督促粤省军政府“誓必设法把土匪剿灭，将军队分配妥当”，进而“整顿吏治”“务使秩序整齐，商民复业”“交通便利”，以“增进工商利益”。当时的广东纸币贬值、金融波动问题，使广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大伤脑筋并蒙受其害。针对这种情况，梁士诒在粤期间三番五次地表白，北京中央政府决心维持广东纸币的信任；他声称袁氏将拨款2200万元用以收回粤纸币——当中央“并列大借款用途时，已将维持粤币二千二百万元一款列入”，又谓袁总统之意俟大借款告成，“即按广东报告所发之纸币，如数拨现金二千二百万元来粤鼓铸银元，并发中央纸币转换粤币”“此为维持广东纸币政策”，以求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广纸”贬值问题。广东治安不靖及纸币低折两事，是久令广东商家困扰与头疼的问题，商民切望能得根本解决。梁士诒当时信誓旦旦的话语，正中商界下怀，具有颇大的鼓动和吸引力，令广东商界对北京充满了信任感和幻想。广东“二次革命”前夕广州总商会通电拥袁，这不能不说是梁氏此行拉拢诱骗商界的结果。
由上述可知，梁士诒在广东期间从军队、政界与民心几个方面瓦解了广东民主革命派的力量，他为粤省后来讨袁的“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种下了祸因。
提出治理广东的建议
梁士诒这次回到广东，作为一个广东人尚有关心桑梓建设的一面。他在与都督胡汉民、财政厅长廖仲恺等面商“整顿粤省之策”时，分析了广东所面临的问题，及治理它的难点所在，并对整治一些棘手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梁在谈到对广东现状颇感满意之时，又指出粤省当时面对的三大难题是：“粤政最要在剿匪、裁兵两问题”，还有“维持纸币也尤关重要”。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难办的客观原因是：“一因财政竭乏，二因承前清积习，欲整顿之颇费工夫，三因地方凋敝，故难着手”；除此之外，他指出还有其主观因素，这就是“官府求治太急”和“民间望治太急”，一些不如意之感情与事件，则从“彼此相望太急”之中产生了。梁士诒的这些见解，应该说还比较切合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
梁士诒对解决上述难题提出了以下的几点建议：
（一）在谈到剿匪治盗问题时，他指出“广东盗贼极多”，主因在于“民生凋敝”；整治之法，一方面固然应于各乡筹设警政以办绥靖事宜，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还在“尤应注意民生，使人民安居乐业，不致流为盗贼，此正本清源之策也”。显然，梁士诒在治匪盗的问题上，主张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治标为辅。这一见解颇为中肯和切合实际。他认为治本之法在关注人民生计，“欲厚民生之法，在于兴办实业”，如发展农业、兴办矿业、推广渔业、林业及改良蚕桑业，兴办铁路与水陆交通事业，开发广州、北海和汕头等港口以发展对外贸易等。他的这些治本建议颇为可取。
（二）在谈到裁军问题时，他也强调要“从计划生计入手，使不失业”，防止其沦为流民盗匪。这一办法虽难度颇大，但它是很有针对性的正确性主张。因当时广东军政府遣散的民军和防营人员等，就是由于生活无着落才又沦为盗匪而贻害地方的。
（三）在谈及维持广东纸币办法时，他向胡、廖等人建议先查明纸币确数，并“商港、澳两督协助杜伪币侵入”，然后再“向交通银行借三百万，港中华银行借二百万，设广东银行，补救目前”；对此议，“胡、廖均赞成”。
（四）他还对在琼州（海南岛）设立行省以固疆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梁在广州期间多次谈此事，他对胡汉民说：“琼州一埠孤悬海岛，非开埠实难绥守”，应设立行省，中央愿助广东办理此事；他甚至还认为海南设立行省，则较易实行孙先生的“平均地权”政策，此一旦“俟有成效，则各处视为模范，岂不甚善？”当胡告诉他已在海南设立镇守使署以为日后立行省打下基础时，梁即称此举“用意甚善！”
我们从梁士诒的这些言谈中，可看到他具有一定的爱乡爱国思想，愿意为家乡广东的治理与建设出谋划策。
总之，考察梁士诒1913年春的广东之行，我们可以发现：他此次返乡名义上是为父亲祝寿，实则负有替袁世凯收拾广东时局的秘密使命。同时我们也看到，梁作为交通系的首领，又有爱国爱乡和关心家乡建设的一面，他希望民初的广东军政府能将振兴实业与政治治理联系起来，并为此热心地出谋划策，以便能将家乡广东建设得更好。政治上守旧与效忠袁氏，经济上关心家乡桑梓建设，这是梁士诒1913年春在广东活动的特征。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8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