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报载由北京中华书局主持，国外图书馆机构共同参与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已经启动，越来越多的国外图书馆书库里的中文古籍家底会被揭示。
除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外，就美国大学中的东亚图书馆而言，收藏中国古籍丰富且有特色的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等。
各东亚图书馆所藏中国历史文献、古籍，多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所收集，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又从中国台湾地区陆续买到一些。包括善本书、明清文集、地方志、类书等。这些图书中有一部分是如今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所未收藏者，也正是由于这些图书文献吸引了欧美地区的许多学者、专家专门来到这些东亚馆，查阅他们所需要的资料，以利他们的研究。近十多年中，国内的访问学者及文史学者，包括一些出版社也多涉足东亚馆，去寻觅难得稀见的文献，收获颇丰。
这些图书馆的蒐集方式，大致上有三种：一是采购，当年派专人或设立办事处大量采购，或购自私人大宗收藏，甚或在二次大战后，从日本购买中国汉籍。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年在北平大量购买图书，如今保存在该馆中的十多箱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北平各书店的购书发票，都用大本子予以黏贴。二是捐赠，如清代末年，美国驻华外交官在华所得，后携回美国，再赠送的。三是交换，现在国际交换渠道较多，但在当时就比较薄弱，所以绝大部分图书都是买来的。
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统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美国收藏的中国古籍善本在一千种以上的，应为美国国会图书馆3000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4000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1100部。一千部以下的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800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400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250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138部、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65部、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20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100部左右。
对于普通线装书来说，数量应大于中文古籍善本多多，但直到今日，却无人能作出较为精确的统计，笔者曾对哈佛燕京馆存放在普通书库中的古籍全部点过一遍，约在18000部左右。而据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所披露，当在2800部，加州伯克利东亚图书馆约3200部上下。又其他如国会图书馆的普通书库中古籍数量庞大，笔者无暇全数清点， 在该馆其他书库內也有不少未编之书，所以数字很难估出。早年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曾估算全美所藏中文古籍约在90万册左右，这个数字或有偏高，根据笔者的资料似乎不超过70万册。
美国的东亚馆乃至国会图书馆，除《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外，没有一本专门的古籍目录，数十年来，读者全靠书名卡片、作者卡片或由此而形成的书本目录 （古籍及新旧图书混排）以及用计算机来检索馆藏有否，如若一字不合或拼音有误，那就无法得知他所需要图书的讯息了。
二
限于文字的限制，我只能对几个重要的东亚图书馆的收藏作一些初步介绍。
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是属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中的一个分馆，成立于1928年，至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了，早年曾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在北平地区大量购买图书，所以积之数十年，通过贸易及其他途径，现在的藏书已有100多万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馆长专门到日本的东京，购买了许多图书，其中有不少是中国古籍。明末乃至清代迄今为止，哈佛燕京图书馆应该只有三任馆长，第一任馆长是裘开明，他打下了 “燕京”藏书的基础，第二任馆长是吴文津，第三任馆长是郑炯文。
我曾在上个世纪的1986、1987年去过四次 “燕京”，因此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后来，从1992年4月底开始，一直到2011年的2月底，我在 “燕京”呆了18年，这使我对该馆的馆藏有了更多的知晓。该馆收藏的中国普通古籍包括丛书670部，清至民国诗文集1832部（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移到密集书库的小部分线装书，据估计约在400部左右）。此外，在善本书库内尚有一些不属于善本的普通古籍，如韩南教授赠送的宝卷类图书133部、Hart藏书204部、各类印谱116部、宗教类古籍555部、齐氏兄弟 （耀珊、耀琳）藏书504部。也就是说，该馆普通古籍约在18000部左右。如果加上馆藏善本书宋元明刻本1500部、清代善本2427部、善本方志725部等，全部相加约在21000部左右。
这些收藏，就国内的大学图书馆来说，或仅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而对于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较燕京多的也只有十来家左右。即以燕京馆所藏善本古籍的质量来说，在1500部明刻本中，不见于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香港特区以及美国、日本等重要图书馆收藏者即有188部，是各国内图书馆所没有的名目，或者没有那种版本的。又如，因乾隆三十八年编辑《四库全书》而被禁毁的明刻本，即有70余种之多。其他如难得之本、精雕之帙比比皆是，它的所藏在欧美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大学中应是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
我希望能够把收藏在 “燕京”的比较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揭示出来，因为那批善本书包括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刻本、稿本、抄本、校本、版画、活字本、套印本等，其中有部分古籍善本都是国内所不知道的，有些书难得一见。最初我曾整理1500部的宋、元、明刻本，写了一部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有152万字，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
后来，哈佛燕京又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浙江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四位专家，作为访问学者，和我一起撰写了当年没有完成的善本书志，也就是用 “哈佛模式”继续将每书之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序跋以及书中的有关信息，如行款、扉页、牌记、藏书印等揭示出来，包括书之内涵，四位专家每人都写就了20多万字。其中珍罕之本如明杨继盛手稿《弹劾严嵩奏疏草稿》、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 《离骚草木疏》、清吴骞稿本 《皇氏论语义疏参订》、清丁日昌稿本 《砲录》，以及二本 《永乐大典》等皆是。后来完成的那套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共6册 （含过去我写的宋元明刻本），400万字，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前几年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
我在 “燕京”时，曾专门编就了一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宋元明刻本）。这套《汇刊》当年选书时，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内各图书馆都没有入藏的，也包据台北的 “国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图书馆等，香港的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京都大学及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等。二是有学术价值的。我拟定了一个188种的书单，经过北京方面的再三甄选，最后核定为67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出来了，有37大册。这其中就有 《潞城县志》《龙门集》 《三渠先生集》 《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 《新刻全像张子房赤松记》等。由于 “燕京”所有的线装古籍，包括那些善本书，都不可能将原书回归国内，所以我把 《丛刊》当作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回归，那就是把藏在哈佛燕京的重要、难得的图书影印出来，这样国内的学者就不必专程跑到美国去看了，不必花路费、花过多时间，只要看影印本就行，因为它已经化身千百，成为印刷品了。
2011年2月，我从哈佛燕京退休，在此之前，我拟就了一份《“哈佛燕京”拟印清代珍稀善本目录》，含稀见清代善本、稿本、抄本181种，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册数、索书号等，选择的标准同 《汇刊》。此份书目乃是为以后哈佛燕京与任何一家出版社合作时，可以按图索骥之用。影印之依据，系在撰写哈佛燕京善本书志时，曾查过多种工具书、参考书，如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家善本书目等多不见载。像清颜伯焘、颜培文等纂修的稿本 《连平颜氏宗谱》不分卷、 稿本 《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不分卷、清佚名撰清初抄本《文渊殿》不分卷、清王鸿钧撰稿本《宾鸿吟稿》八卷 《续稿》三卷 《海滨纪事》二卷、 清周广业撰周勋懋、周勋常辑稿本《蓬庐文钞》八卷、清邵履嘉撰稿本《耘砚山房诗集》二十五卷等。
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以葛思德来命名的。葛斯德是商人，因为视觉方面的问题用了河北定州的眼药，居然给治好了。所以他也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来购买中国的那些医书，以后发展到购买经部、史部和子部的其他部类，也包括集部的一些图书，就这样逐步逐步地发展起来了。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提出想看什么书，馆方的工作人员就把善本书库的钥匙交给我。因此我可以进入善本书库，把自己关起来，看想看的书。当然图书馆方面，对我有礼遇，他们是彻底相信我的。
葛思德图书馆收藏的医书有 367种，如将其与 《中医古籍联合目录》作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小部分是中国国内所没有收藏的，非常之难得。它还收藏有1100部明刻本，这个数字在海外来说也是较大的。如果和国内一些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相比，很多省市级的公共图书馆都没有它多。辽宁馆、吉林馆、黑龙江馆、新疆馆、内蒙馆、宁夏馆、青海馆、甘肃馆、江西馆、福建馆、广西馆都没办法跟它比。或者拿高校图书馆所收藏的明刻本数量与之比较，华东师大500部、南开大学600部、厦门大学 200部。能够与其相比美的，那也只不过是两家，一家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还有一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当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都要比葛思德多得多。
中国台湾地区曾出版葛思德所藏古籍书目二种，一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善本书志，王重民先生写的，屈万里先生加工的；一本是台北 “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昌彼得先生编的 《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旧籍书目》。《旧籍书目》这个书名，看上去是一个普通书籍的目录，实际则不然。目录里包含了几十种的明刻本，还包含了一些清初刻本，我们所说的清初就包括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所刻的书。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中有一条，即凡是明刻本它全收，清代刻本中的康熙刻本也好，雍正刻本也好，乾隆刻本也好，凡是流传比较稀少的它收，流传过多的不收。但是那个《旧籍书目》中，有不少很冷的书名。这个冷，第一是你的直觉，第二你可以去查一些工具书、参考书，或许这种冷名头的书，国内绝对没有，果不其然，一查就是没有。所以我当时跟葛思德馆的一些朋友交换意见的时候就说： “你看你有那么多好的、难得一见的图书，如果能够把它们编成一本汇刊，再把它交给国内的出版社印出来。化身千百，嘉惠学林，让学者、研究者们都可以利用，那多好。”但可惜的是，要花时间，要找人来做。
葛思德馆除了它的明刻本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献应当引起注意。第一种是 《碛砂藏》。这是一部大藏，有六千三百六十二卷。《碛砂藏》是南宋时在江苏集资所刻，一直到元代才结束，因为部头太大，所以寺庙必须向社会大众集资。但大藏印出后，在明清两代就从来没有被各种公私目录著录过，或在清人集子中提及过，一直到1924年，康有为到了陕西，在陕西的开元寺和卧龙寺，发现了 《碛砂藏》。葛思德馆所藏是1926年，—位海军武官吉里斯在北京大悲寺发现的，后来偷偷地运到了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又从麦吉尔大学转移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具体经过无从得知。《碛砂藏》十分难得，全世界共五套，其他的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博物馆、山西的崇善寺、日本的杏雨书屋。
第二种是两册 《永乐大典》。中国大陆收藏 《永乐大典》最多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大概是200多册。台北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的原北平图书馆的有60册。现在全球所有的《永乐大典》加起来还不到原来的零头， 《大典》是明内府抄本，总共有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从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看，尚存二百四十六卷，所以存世不多，非常难得。在美国，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有两册，哈佛大学的霍夫顿图书馆（Houghton Library）有一册，在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册，
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有一册，而美国收藏最多的就是国会图书馆，有41册。但是葛思德馆的这两册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它的内容，它就是北京中华书局和台北世界书局所影印的 《永乐大典》当中所没有影印的。所以，第一，《大典》非常之稀少；第二，那么多年来影印的那些大套书全都没有收进去，它是按韵来排的，那个韵字是 “妇”字，妇人的妇，难得极了。第三，它是1930年时，吉里斯在北平以美金325元代葛思德购得。
第三种是 《古今图书集成》。 《集成》是部一万卷加上目录四十卷的大类书，流传不多的，当时印了64部，再加一部样本，共65部。因为这是清雍正四年 （1726）用铜活字印的本子，难得极了。现在拍卖市场上，往往有 《集成》的零本出现，多在人民币一万块钱左右一册，当然这只能作为样本对待，收藏者永远都配不全的。《集成》一大套，数量庞大，无论是坊肆，还是私家，都是不可能做这么一大套书的，这只能是政府行为。更何况用的都是铜活字，需要非常大的经济力量去支持。书印出来后，有一部分赐给那些有功的大臣和一些有贡献的藏书家，有的就放在内殿的书房里，皇上随时要看的。流传到今天，私人藏书家手里是没有整套 《集成》的，我所知道的也只有13部而已，国内就是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徐州市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等，其他是美国的两套，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还有是英国和法国，全部加起来13部。
第四种是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是乾隆年间木活字印本。它是清内府继《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又一部以木活字排印的大型丛书。流传不多，极为难得。这套 《丛书》，收书138种，从头到尾断断续续刻了20年，印了300套。存于世者也不过十多套。吉里斯居然在北京搞到了四套，有三套就运到美国，一套在哈佛燕京，还有两套就在普林斯顿，还有一套留在了北京他自己的家中。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也不管他的外交官身份，竟然就把他家的那一套 《丛书》全都抢走了。这套 《丛书》现藏日本的什么地方，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1100部善本书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呢？当然还有不少禁书、诗文集等，即流传不多的书，其实从我们上面介绍的这几部书，就可以供大家了解，这样一个海外的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藏书确实不可小看。
美国国会图书馆
除了美国东亚图书馆，还有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它收藏中文书的时间是在中国清朝末年，而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成立时间最早是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里有个亚洲部，部内又有中文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我去过四次，后来又去过两次，前年夏天，又应邀待了半个月，将该馆所藏所有宋元刻本及 《永乐大典》全部作了重新鉴定。国会馆的中文古籍善本放在一个大厅里划出的一块地方，并用粗铁丝网围起来的，很大。它不像国内很多图书馆的善本书库，有你想象中的樟木柜、玻璃橱，里面放什么芸草、樟脑丸等，而是将善本书整齐排列在书架上。
1980年代我去的时候，每次只有两个星期，我要看的就是书库里边角旮旯里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凡是堆放在角落里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不被注意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被编目整理的，或一时解决不了临时放一放，时间一长就被遗忘的图书。王重民先生曾在国会馆工作过几年，编过不少善本书，这可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录》，我不想看已被王先生消化了的图书 （如果有时间我才会看）。我在美国国会馆的善本书库里发现一批大约有近2000种左右的线装书，这些书的来历有两个部分：一是清朝末年美国驻华公使顾盛搜集的不少有关中国刊刻的一些书籍，也包括传教士在华收集的图书，全部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种；还有一批是在1945年以后在日本搞到的，那时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败国，经济十分困难，我查过那段时期的历史，很多人家也确实是把家里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包括一些书拿出以易米。当时在日本的美军司令部司令官是麦克阿瑟。他手下的那些人在日本通过各种手段蒐集了1000多种中文古籍，并在50年代初的时候，把这些图书全部运到了华盛顿，后来又全部移交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1987年，国会图书馆的王冀先生请我过去待两个星期，希望我把这2000多种书作一挑选，并将选出的善本书做成一个目录。八天后，我完成了这件事，我从2000种书中选了200多种，全部编目，最后按照经史子集排竣，排好的卡片全部交给了王冀先生了。毕竟是多年前做的事，现在想不起那200余种书的具体情况了，但我当时挑的这些善本书，选择的范围是依据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台北 “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所选录的标准。所以国会图书馆有很多好的善本书，直到前几年， 范邦瑾在王重民的 《书录》基础上做了五年，又作了部分揭示。
这些书中最难得的是太平天国刻本。因为有关文献学史，或者目录学、版本学的那些书，那里面涉及到的太平天国的那些出版物，几乎是空白，或者很少，或者一段话、两段话就没了，因为作者从未见过原件。太平天国的14年中也宣传自己的主张，并设立了一个删书衙。在出版的宣传品中，如果是正规的，都有一行字，刻的是 “旨准颁行总目”，刪书衙刻了约29种书。每一种书，薄薄的，几页而已，多是天父洪秀全、东王杨秀清那些人的最高指示。后来还有一些没有列入总目里的，全部加起来大约42种。
这42种书，在国内的图书馆馆藏中非常之罕见，我曾查询过一些书目、参考书，似乎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一种，上海图书馆一种，书名是 《幼学诗》，还有太平天国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国家博物馆也有，全部加起来不超过十种。太平天国时期印的书，很多都流落在海外，多是在华的传教士搜集的。在海外，收藏太平天国刻本最多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国立图书馆。在美国，我所看到的收藏最多的就是在国会图书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献是13种。当我确定这是太平天国刻本时，我心怦怦地跳个不停，因为这太难得了，这种版本我看得很少，上海图书馆只有一本而已。那时，我在美国时到处访书，看到华人报纸上有一个报道，那是1986年的时候，说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里有一批线装书，是什么内容，不清楚。报道越不清楚，我越会产生疑惑，进而又有一种被诱惑的感觉。所以有一次我趁着去纽约的机会，专门去了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又发现了23种太平天国时期印的书。
2015年我又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之邀，于7月13日至7月24日访问了两个星期，并对该馆所藏中文古籍中的珍贵善本作了版本的再鉴定，并作了评估。我看了馆藏的 《永乐大典》41册和所有的宋元善本31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 《永乐大典》。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共41册，是世界上收藏 《大典》第三大馆，较日本东洋文库的33册、英国国家图书馆23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19册、日本静嘉堂文库9册、台北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5册、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8册、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5册要多出许多。
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馆外，美国图书馆所藏宋元刻本，我基本上均有经眼。以国会图书馆所藏来说，计宋刻本16部、金刻本1部、元刻本14部，共31部。如从版本学的角度来分类，这批宋元本中计经部4部、史部5部、子部15部、集部7部。经部之书4部，皆为元代刻本，其中3部为元刻明印本，1部为残本。史部之书5部，3部宋刻本，皆为元代递修印本，其中1部为残本。这3部书应该说书品尚好，较为难得。另2部为元刻本，有1部为明代递修之本。子部书中除佛经外，有5部，皆为元刻本，中有三部全帙，二部残本。 （按：经目验，该馆所藏宋元本之版本项之认定及各书之数据与 《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著录之书多有不同。）
在国会馆所藏宋元刻本中，有二种最为珍贵、重要。一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此书三十六卷，附 《宋季朝事实》二卷，全帙，元刻元印本，国内所存皆为残本。一为《世医得效方》二十卷，元至元五年 （1339）陈志刻本，是很重要的版本，也全帙，大陆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帙，但有日本人抄配。
我在国会馆还参观了中文善本书库、普通中文书库、日文书库、法律书库。在普通中文书库里，我又发现有数十部中文古籍可提善本，其中有明万历刻本、清顺治、康熙至乾隆间刻本。国会馆的中文古籍馆藏丰富，数量较多，是中国本土之外的重要收藏。我以为这些收藏中，有不少中文古籍尚未编目，故家底不清。
在馆藏中也有不少稀见之本，如地方志，约近四千种，这是除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之外的最大收藏。但是，众所周知的仅是知其数量，并不知其特点，即何省最多，何省较少，又可与中国国内图书馆所藏作一比较，有什么特殊的稀见版本。若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聘请专家编辑各种稀见版本汇刊，交出版社影印出版，也可使一些难得之帙化身千百，以达资源共享之的。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我曾经去过几次。第一次是1987年的1月，钱存训先生邀请我去做演讲。除演讲外，我把该馆善本书库里的所藏400多种书翻了一遍，其中比较好的是 《北藏》。此书是中国明代永乐八年 （1410）至正统五年（1440）刻的一部大藏，有六千三百三十一卷。除永乐本外，还有明万历的补板印本，有增修。永乐的原刻国内只有两部，一部在重庆市图书馆，还有一部在河南洛阳的白马寺。但那个万历的递修本，还存有八部，这八部都是残缺不全之本。而芝大馆的那套居然是全的，整整齐齐地放在书库里。
芝大馆还收藏了很多信札，如梁鼎芬的、潘祖荫的，这是过去被一位收藏家带到了台湾，后来又卖给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这些东西若影印出版，将有利于学术研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它所收藏的经部图书，其中有明刻本，再加上其他的普通线装书，总共有一千七百部之多，数量上非常可观，而且在质量上也非常之好。
“物以稀为贵”，为了验证这个看法，我凭直觉选了32部书名不常见的书，与 《四库全书总目》核对，居然有一半未见著录。然后再将没有著录的书，和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对比，也未见著录。后来我又把它和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做核对，其中有好几部未收录。在数量上，则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1950年代所出版的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经部作比较，发现 “书类”的收藏比北京图书馆还要多。如果和台北的 “中央图书馆”相比，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在北美的一个大学东亚图书馆里居然有那么丰富的馆藏。
三
还有—些可以说说的，如地方志。中国地方志今存于世者约8000余种，由于它的文献资料价值很高，所以从清代以来就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美国各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的总数约在15000部 （含胶卷），其中国会馆近4000部，哈佛燕京图书馆地方志3241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1700余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馆1560部，耶鲁大学东方图书馆1400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830部，此外密歇根大学东亚馆、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也藏有—些。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是朱士嘉先生19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所编纂，著录2939种，1942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版，1988年北京中华书局再版 （现在，该馆的方志数量已有4000部左右了）。另外，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也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69年出版，著录该馆藏方志1762部。
据吴文津先生的统计，哈佛燕京为3858种 （原本方志3241种，胶卷及复制本617种），在欧美地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会馆。计宋代38种，元代19种，明代579种，清代2483种，民国739种。其中明代所刻善本方志32种，清代646种，在3000余种方志中所属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省为多。如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6000余种（也含胶卷等）比较，种数占64%。如浙江省的方志大约总数在600种左右，今浙江省图书馆藏有370余种，而哈佛燕京则有300余种。
再如家谱的收藏。家谱之刊刻是私家行为，和内廷官家、书坊刻书不同，是不牟利的，所以传世不多， 只是自家宗族的分支世系才会得到，除非遇到大的变故或战争或政治上的原因，才会散出的。目前藏家谱最多的应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共有1040部，在整个欧美地区来说，数量是比较大的，至于大陆的其他一些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如果和它相比，真正超过它的也没有几家。哥大的这些家谱，置放在书架上，每一部书都有函套，真的是整整齐齐，没有什么破损，保管得非常之好，全部都按书名的四角号码排列。哥大这批家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申请到一笔可观的购书经费，请一位叫顾子刚的人在北京收集的，他能在珍珠港事变的前后，用四年的时间帮哥大收集到900多部，也是不易之事，后来数字又增至1000部以上。较之上海图书馆的收藏来说，上图虽然数量很多，有一万多种，但是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残缺的，想再补全它，则机率很小。那是因为这些家谱的得来，很多是在上海或其他一些地方的造纸厂的化浆池边抢救出来的。哥大的家谱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完整。
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些，约200余种，在善本书库里的40余种中有一些较为难得的刻本及未刊稿本，如明嘉靖刻本 《休宁荪浯二溪程氏宗谱》、稿本《梯山汪氏家谱》、稿本 《漎溪李氏族谱》、稿本 《周氏家世述》、稿本 《荻溪章氏支谱》、稿本《武林黄氏宗谱》、稿本《山阴遗风庞氏宗谱》、稿本《连平颜氏宗谱》、清嘉庆写本《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清初抄本 《沱川余氏世纪》等。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其他东亚馆也有一些，但不多。
四
我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的重要图书馆里工作了近60年，几乎都是在一线和古籍图书以及珍稀文献打交道。我总以为，哈佛燕京所秉承的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是国内收藏文献资源丰厚的各图书馆也应具有的。公器，即共用之器，多用于比喻，如刘半农《奉答王敬轩先生》：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感情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早在1986年，我就发现在美国的一些东亚馆中藏有一些或许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内所没有入藏的重要的难得之本，我曾把国会馆从日本带回的未及编书中的十余种，以及在哈佛燕京馆藏的数种，一并寄回上海查核，结果反馈来的信息是多半不见于著录，像从日本得到的佛经、清代数学家的日记、瑾妃的史料、明刻的印谱、明人手札等等，都是很引人注目的。
美国的这些东亚图书馆收藏了许多中国善本古籍，这也引起了在美的一些专家的重视。1985年，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率先提出，希望能将在美国的中国古籍善本编成联合目录，俾使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专家都能充分利用各东亚馆所藏历史文献资料，这个倡议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赞同。但是，由于当时筹集经费的困难，以及难于聘到专家，此事遂告搁置。
1986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 （RLG）提出一项编制全美进而可能是全世界现藏中国古籍善本书机读联合目录的计划，那时笔者在美做图书馆学研究，并调查部分东亚馆藏中国古籍善本之事，也曾与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前东方部主任伦奎斯特、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马泰来、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魏玛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白迪安以及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的代表讨论过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联合目录之事。我当时认为，这样一件大事，虽然一时不能上马，但是，美国图书馆方面都一直在等待时机，只要时间及条件成熟，此事也是指日可待的。
1987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申请到 “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作为阶段性工作的支持。由于有了经费，才有了次年在美京华盛顿的专门会议，该组织邀请了前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师廷龙先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昌彼得先生、前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等就编制全美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进行了研究。后来，此项工作在四年后正式开始，并由艾思仁先生主持，经过二十年的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实际上，早在1985年，汤一介先生就写有 《应注意对流失在国外的我国古籍进行调查了解》 （见 《古籍整理与研究》1986年1期），他呼吁：“由于目前国外善本书库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如果我们去进行一些调查了解，把一些重要的我国流失于国外的古籍影印回来，加以整理出版，这对于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将是很有意义的。”汤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较早去美国做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1986年他和夫人乐黛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作短期访问，那时我正好也在那里作访问学者，曾有幸向汤先生请教。汤先生曾在美国参观和利用了几个大学图书馆，他觉得有些制度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说：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一般都是对学者开放的，可以让他随便阅览，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较大量地直接看到一些在国内很难看到的书。汤先生在文中举了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看到的《碛砂藏》，他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翻阅了若干卷，发现普大葛馆藏本可以补充商务影印本之处很多。而葛馆藏本中宋刻原本约七百册，元刻约一千六百册，余为配补明南藏本或天龙山本约八百余册，又有明万历间抄配的本子二千一百余册。汤先生还看到了 《四书参》和《四书眼》以及韩国刻本 《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补》，后者对于了解《朱子大全》的内容很有帮助。
作于2017年3月28日
（作者沈津为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学者、美国亚洲艺术院资深院士）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8年0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