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人物研究较之事件研究、器物研究更具有时代性、对话性与阐释性。人物研究中，那些站在时代前列、涉及事件众多、影响广泛、兼具行动家与思想家身份的巨人的研究，较之那些跟随潮流、活动较为单一、不具有思想家身份的普通或专门人物的研究，更具时代性、对话性与阐释性。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为数极少的站在时代前列、涉及众多事件、有系统思想著作、影响广泛、兼具行动家与思想家身份的巨人，对于他的研究，远较其他同时代人更具时代性、对话性与阐释性。
所谓历史研究，包括人物研究，尽管表象色彩斑斓，内容千门万类，但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从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而言，无非两端：一是求真，追寻已经逝去的不可复制的真实，诸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人物的生卒年代、生存环境、社会关系等；二是索义，探索那些历史真实的意义。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求真的终极目的仍是索义，索义的前提与基础亦离不开求真。历史作为过去的存在，已经逝去，不能重演；反映历史真实的资料，无论怎么丰富，总是小于历史真相。因此，从求真角度看，历史资料的搜集与考证，是永无止境的。就此而言，孙中山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就，出于不同学者、不同部门、不同形式的孙中山选集、全集的编撰，内容翔实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的问世，不同主题的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专著出版，搜罗极丰、图文并茂的孙中山图册的出版，特别是与孙中山往来函电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都为复原真实的孙中山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是，纵观孙中山一生的足迹，特别是他一些重要活动的关节点，对其重要活动的影响因素，都还有一定的资料发掘空间。
比如，从1912年到1925年的十四年间，除了出任临时大总统、流亡日本、到广州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等不长时间外，孙中山有大约九年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上海居住期间，并不是国家领导人与政府要员，那么，他的安全是如何得到保障的？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在上海的家门口有巡捕站岗，安全有保障：“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①那么，上海租界在这方面的制度到底是如何设计的，孙中山如何通过这一制度来确保安全？这方面还缺少深入过细的研究。
又如，1918年，孙中山在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时，因被桂、滇军阀架空，遂辞职转赴日本寻求救援。正在困难之际，为料理父亲丧事一直留在上海的宋庆龄给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发出电报，说“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②这意思是上海法租界可以保障孙中山的安全。那么，宋庆龄所说“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的实情究竟是什么？是谁去交涉的、怎么交涉的、各项条件是什么？此中细节一直不很清楚。
这两个问题都与法租界的制度及其运作有关。法租界是专管租界，法国领事权力很大，不同于公共租界的商人自治。对于这两个问题，曾任法租界巡捕房翻译、督察长的薛耕莘可能有所知晓。笔者曾经采访过他，他说他在监牢里曾写过详细的资料。这些资料将来公开以后，对于破解这些历史之谜，或许有助。
再如，与宋耀如的交谊，是孙中山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对孙中山影响至大，但是，孙、宋交谊的一些关键细节仍不清楚。以他们最初交往的时间而言，在已经出版的著述中，就有三种不同说法，即1894年、1892年与1886年以前。一般论著采用的是冯自由所著《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的说法，称孙中山是1894年在上海访问王韬、郑观应时，得以结识宋耀如。孙中山在1912年致友人信中，称自己结识宋耀如是在“二十年前”，即1892年。函称：“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③这是1892年之说的来历。宋庆龄晚年所写《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一文，述及孙、宋最早接触的历史，称他们相识地点是在美国，时间是宋耀如1886年回国以前。文称：“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④这是1886年以前之说的来历。三说孰是？有待更加有说服力的资料问世。有一条可供追寻的线索，即步惠廉。步惠廉（William Blount Burke），美国人，1864年出生于佐治亚州，1887年受差会派遣来中国，曾任慕尔堂牧师、监理会上海教区长，长期在上海地区传教。他与宋耀如为在美国读书时的同届校友，来上海后与宋家过从甚密，曾帮助宋霭龄去美国留学，也与中国许多政要（如钮永建）有密切关系。他留有系统的日记，其子据这些日记所写的《我的父亲在中国》（My Father in China）中，就有很多涉及宋家的资料。步惠廉很可能还会存留其他资料，如深入发掘，或许能有新得，亦未可知。
至于阐释孙中山实践与思想的意义，空间更大。众所周知，任何对于历史伟人的研究，都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研究对象是过去，但立足点是现在，而面向的是未来。诚如李大钊所说：“历史不是只记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⑤对于孙中山实践意义的解读，对于孙中山各种思想的阐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离不开研究对象即孙中山实践与思想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主体所处时代、环境与个人的特点，还会印有研究主体自身的情感、偏好，实质上都是研究主体与孙中山实践与思想的对话，都是一种古今、主客视域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作为脱离研究主体视域的、纯粹客观对象的孙中山思想阐释，有一千个研究者，就会有一千个孙中山形象。作为求真对象的孙中山，资料或可穷尽；作为索义对象的孙中山，阐释永无止境。以笔者近些年所费精力较多的上海城市史而言，我每隔几年重读一遍孙中山文集，都会有新的心得与体会，都会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新的看法，脑海中的孙中山形象都会有所变化。
比如，二十几年前，我读孙中山史料，研究孙中山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关心的是孙中山在晚清来过上海多少次，见过什么人，做过什么事，民国时期在上海住过什么地方，对上海城市印象如何，等等。十几年前，我读孙中山史料，关注的是孙中山对于东方大港的设计，是孙中山对于市政建设的理念。最近几年，重读孙中山，便发现孙中山的全球视野相当突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当大气、开明、睿智，在文化自为方面的努力相当自觉。回想起来，这些差异，其实都与不同时期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重点任务、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有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将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投射到孙中山的实践与思想方面。研究主体的兴趣在转移，孙中山实践与思想中那些与此相关、相近、相通的资料，就会适时地闪光，吸引研究主体的关注。
孙中山思想具有同时代人少有的丰富性、深邃性与超前性，对于孙中山思想的阐释，便有较同时代其他人物更大的选择空间与发挥余地。我最近仔细研读孙中山关于上海租界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租界是次殖民地的论断，便很受启发，觉得这对于解释上海租界的特殊性，很有价值。
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孙中山发表过不少对于上海租界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很好，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模范：
上海的这一部分地方，是外国的租界，但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因为上海的租界，不是中国政府管的，也不是外国那一个政府管的。管理租界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都是各国的商家。各国的商家，离开他们的本国，来上海做买卖。来的多了，他们自己就组织出自治的团体，来管理自己的事业。所以说他是一个自治的模范。……上海租界这个地方，虽不能和文明国的自治一样比，但他也可以算个自治标本。⑥
1916年，他在宁波演说时，一再以上海租界的市政建设为例，要宁波人向上海看齐，振兴实业，整顿市政。他说：“凡市政之最要者，铁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洁是也。试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宽广为何如，其街衢之清洁为何如，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他希望宁波能建设成中国第二个上海，成为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模范的上海。⑦
但是，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于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这一本质，看得很清楚，也绝不含糊。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就表示将来一定要将租界收回。以后，他多次重申这一意见。他将上海与香港进行对比，说香港是殖民地，上海是次殖民地。他认为，次殖民地不见得比殖民地好，在香港立法局，有几个中国人，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还可以议订法律来管理香港。上海则不然：
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租界之内，大多数做生意的是中国人，纳税的是中国人，劳动的也是中国人，试问中国有没有人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能够有大发言权呢？中国人能不能够在上海工部局里头议订法律来管理上海呢？我们在上海是主人，他们由外国来的都是客人，他们居然反客为主，在中国的领土之中组织一个政府来加乎我们之上，我们人民不敢过问，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呀，还是在上海的中国人所享的主权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到的地方，他们便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所以中国现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还要低一级。我就这个情形，创立一种新名词，叫中国是“次殖民地”。⑧
将租界称为“次殖民地”，称次殖民地较全殖民地地位还要低一等，这是孙中山的发明，远不同于我们习知的“半殖民地”内涵。
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对于华人在上海租界所受的歧视，极为愤慨。他特别提到了外滩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对华人的歧视：
好比香港的公园，无论什么中国人都可以进内面休息。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在香港之内，无论是什么地方，中国人都可以进去；在上海便有许多地方，中国人不能去。好象在上海的英国会馆，中国人便不许进去，就是有英国的朋友住在内面，中国人只要进去看看朋友，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国会馆，中国人还可以进去看朋友，还可以进去吃饭。⑨
一次，孙中山回上海，上海西文《字林西报》发表文章，主张拒绝他进入租界。孙中山很是愤怒，发表谈话说：
上海为中国领土，吾人为主人，彼等不过为吾人之宾客，宾客对于主人，固无拒绝主人入内之权利。如租界当局果阻余入租界，则吾人对此不能不有出以断然手段之觉悟。现时中国已达撤废一切外国租界之时期，吾人为贯彻此目的，不惜为最大之努力。中国国民已不能再坐视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内肆其跳梁跋扈也。⑩
在孙中山的对外主张中，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治外法权是三大中心议题，是他反复强调的。
孙中山不愧为目光如炬的伟大先行者。作为政治家，他对主权问题，毫不含糊，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夺，坚决主张收回租界。作为思想家，他在香港、上海两个城市都生活过，敏锐地发现两地人民在政治权利方面的差异，提出了“次殖民地”的独特论断。作为具有世界眼光的改革家，他又细心地看到上海租界在市政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看到了地方自治的独特价值。孙中山这种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于租界的分析，为我们分析租界的性质、影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总之，无论是史料发掘方面，还是意义阐释方面，孙中山研究都还大有可为，后者的天地更为广阔。
[1][8][9][1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4、386、387、319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84——485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2、351页。
[4]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北京：《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
[6]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3——174页。
“孙中山研究笔谈”之一，《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85——88页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