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被学界誉为“显学”，弦外之音者，高处不胜寒也。如何拓展与深化，颇费思量。史料即史学，本文之“三新”，可释为：新史料的发掘、伪史料的考订、旧史料的新解。
一、新史料的发掘
孙中山史料，大致分为两大板块，一曰“主体”（孙中山本人），一曰“客体”（与孙中山相关者）。经过百余年的发掘，以《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孙中山全集》、《国父全集》、《革命文献》、《孙中山年谱长编》等巨编为经典的“主体”史料，经已从数以百计向数以千计迈进。大体上说来，“主体”史料难再有“井喷”式的发现，而对四散的“碎金碎银”，仍有收获的空间。本人曾于2000年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搜集到不少孙中山批阅的函件，又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搜获孙氏的“谈话、函电、题词”等二十余篇。黄彦主编的《孙文全集》将以不少“新史料”予人惊喜，桑兵主编的《孙中山史事编年》亦将展示孙中山相关史料更宏大的画面。凡此，对于串联孙中山的思想与事功，无疑起到重要的“链条”作用，对推动孙中山研究的纵深发展，意义非凡。
与“主体”史料的深入发掘相较，“客体”史料的开发令人眼界大开。近年，桑兵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古应芬、陈策、刘纪文、伍汉持、田桐、曾省三等原始资料断续在海外的发现，令人感奋有加。应该看到，孙中山早年生活环境的史料，仍属薄弱环节，与孙中山相关人物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大多仍显苍白，比如曾经追随或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陈少白、冯自由、胡汉民、陈其美、程璧光、陈友仁、伍朝枢等人的文集仍付之阙如，《马坤回忆录》未见中译本，《伍廷芳集》问世于1993年，仍有较大的增补余地（尤其是伍氏出任公使期间的外文材料）。再者，对立面、海外华侨华人的相关史料，恐亦挂一漏万。笔者于2014年在温哥华所见《加拿大洪门民治党员名册》（1898——1948）、《加拿大洪门捐款登记簿》（厚达一尺多，埃德蒙顿）、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温哥华）等，这些零星珍品，或可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海外策源地”提供新的史料支撑。而此间洪门所藏《清室关于预备立宪告示》（1910年毛笔抄件，温哥华），即可从另一个侧面惊见洪门组织与清室互动的奥秘，这究竟是“逢场作戏”的“表面文章”，抑是“八面玲珑”之“江湖做作”？尚待深入研究。但华侨思想之繁乱、革命组织内部之驳杂、海外革命局势之险恶，则有目共睹，这一点毋庸置疑。有鉴于此，本人欲与张金超编辑《孙中山史料拾遗》一辑，旨在突破旧观念，不仅收录孙氏佚文、各方致孙氏函电、孙氏活动行踪的报导，还将时人的回忆等也一并考虑，含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海外报刊如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叻报》、《南洋商报》，加拿大《大汉公报》，新西兰《民声报》等相关资料。《新国民日报》系新加坡国民党分部于1919年创办，关注国内孙中山行踪与言论，重墨国外国民党分部活动的报导。将散见新素材冶成一炉，有利于与已有的史料相互补充、印证。
二、伪史料的考订
学人在史料辨伪方面下过不少功夫，如《孙中山文史考补》[1]、《孙中山家族源流考》[2]等可视为有益尝试，孔祥吉亦曾就《革命逸史》的史实谬误做过考证，等等。[3]毋庸讳言，迄今为止，相关的考订充其量只是零敲碎打，未见一本有份量的史料辨伪专著，尤其缺乏罗尔纲式的“冷板凳”大家，这委实与孙学研究的显学地位不相匹配。十多年前，有学者曾大声疾呼要对《革命逸史》进行全面考证，并预计辨伪文章的份量不亚于《革命逸史》原版。仅以《革命逸史》第五集载《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为例，汫洲之役时间有误。其原文称“十四晚党军探报黄金福驻兵汫洲”[4]，附录《周馥之奏折》亦称“十四日夜匪扑汫洲……十五黎明，贼分五路，水陆并进……相持至十五日戌刻”[5]。但参加黄冈起义的领袖余永兴《丁未潮州黄冈举义记》记载：“十三日晚，余既成带队攻汫洲，陈涌波攻潮州”，十四日黎明“方至汫洲，党军阵亡二十余人。陈涌波转援汫洲，清军占东灶后高山，血战二小时，清军增援数百人，午后一时党军退守下园乡”。照此推测，进攻汫洲应为十三日晚，十四日黎明开始交火，一直持续至十五日傍晚，历时两日，间中有陈涌波率队增援。[6]
再如，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有一封1924年8月孙中山致廖仲恺的信，经考证确属赝品。[7]这样的赝品如不剔除，将对孙中山此间的抉择造成极其“混乱”的猜想，孙中山的形象也势必大打折扣。又如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8]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一封，多位学者已考出该函系伪作，但该书第二次印刷时仍然照录。类似情况，需及时纠正，避免以讹传讹。
与史料辨伪相关，还必须对史学的“伪命题”进行严肃的“纠偏”，以正学术之视听。曾几何时，“革命不如改良”、“告别革命”论甚嚣尘上。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陈词滥调，因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历史已经是这样，学人只能研究其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一味指责历史不应该这样。此乃唯物主义之常识！此外，还有一种以情感代替理性的倾向，实不可取，比如说孙中山“不可能签订《中日盟约》”，认为果有其事，则有失其爱国形象。应该指出，孙中山在党人生活无着、革命孤立无援、前途绝望的窘境下，以退为进，即使签约亦属策略之谋、权宜之计，无损于孙中山的伟大！再者，孙中山是人不是神，其时是在搞政治革命，不是在温良恭俭让中写文章！
三、旧史料新解
史料新解，在很大程度上与实事求是同义，与历史关注现实同义。犹如对孔子及儒学的阐发没有穷期一样，对孙中山功业、思想与遗产的研究，亟须求实与应时，方能发掘孙中山遗产为现实服务的切入点，使孙中山研究更富生命力，臻于永无止境。近年来，不少学人关注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文明理念培育、振兴中华大业、孙中山与世界等专题，并渐次从崇拜与纪念、口述史、学术史方面着力，推进了研究的拓展。
要之，史料新解，要从大范围、长时段中去把握，从书生、理想家、革命家、基督徒、医生等视角去展示孙氏人生的多维度。揭示其以书生的理想去实践中华振兴的抱负，其多重“身份”如何激励他百折不回；他企图以“实用主义”策略与官僚政客军阀打交道，收获的只能是屡起屡败；但他又不能逃避诡谲的现实，以致在难以适应现实又要面对现实的困境中前行。
就“求实”而言，以晚年联俄为例，切不可忽略孙氏的“务实”性格，更不能用“以俄为师”一句名言来取代其外交策略的多元选择。他曾言之凿凿：“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9]这是在获取苏俄实质性的援助之后、在致蒋介石的私人信函中说的话。也是此间，他又派邓家彦秘密联络德国，谕以“如德国政府能视中国为一线之生机，中国亦必视德国为独一之导师”[10]，这不能不说是多手准备。而他与日本的关系更为微妙，自1895年春求助日本驻港领事开始，至1924年11月在神户作《大亚洲主义》讲演止，凡三十年，他一直企盼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在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后，孙氏仍于1924年1月向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发出最后一次呼吁，要求他促成大规模的国际干预，这种规模的干预甚至连俄国也从未试图进行过。他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消灭军阀，跟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选举的准备。”[11]以至被苏俄讥称为“调情”。可见，联俄乃孙中山多方试探后的唯一抉择，系双方利益均沾所致。实事求是，乃是避免矫枉过正。应该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在当时还缺乏实践的时间与空间，而思想付诸于实践，肯定要作不断调适，由是，研究其理论要与实际相切合，引用只言片语，有时难免断章取义。
以“应时”为例，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界意义，仍有待加强研究。政治上，民国肇建对亚洲共和意识的提振、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唤醒、对华侨在世界范围的互动、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异同等，个案研究乏力。经济上，民初实业勃兴、实业计划的描绘、借用外力振兴中国，研究深度不足。文化上，提倡世界道德新潮流、誉毁王道与霸道、华夏文明要为世界文明作贡献，大有阐释空间。与之相关者，深入研究孙中山与众多外国人的关系，可升华其世界视野与文明理念。孙中山敢于和善于与外人结交往来，体现了他的政治自信与人格魅力。而西方视域中的孙中山，以及对中国社会形象、政教形象、精神形象的评析，亦不失为研究的着力点。
[1]余齐昭：《中山文史》，第35辑，广东中山：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4年。
[2]邹佩丛：《中山文史》，第57辑，广东中山：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部，2005年。
[3]参见孔祥吉：《略析冯自由〈革命逸史〉的严重缺陷》，北京：《博览群书》，2012年第8期。
[4][5]冯自由：《革命逸史》，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878、881页。
[6]参见王华生：《黄冈起义与社会反响：以汉文〈台湾日日新报〉为中心》，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7]孙中山于1924年从韶关回师广州之前，曾给镇守广州的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和廖仲恺写过三封信（胡、廖两人合为一封），指示如何应对商团事变，措词基本一样。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有另一封致廖函，伪质明显，难以为信。不论是从时间、印鉴、信笺、字体均可证为赝品。参见拙作《大师凌绝顶 晚辈影随形》，载《回望一甲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77——578页。
[8]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
[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页。
[10]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页。
[11]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宋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孙中山研究笔谈”之三，《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93——95页
作者：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