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不仅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祖国大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对于已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对台湾进行了革命的组织和准备工作。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台湾同胞的革命斗志。一批爱国青年奔赴大陆，投身于祖国的革命活动；在岛内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光复台湾”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下接连不断地发生。这些，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是台湾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在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际，回顾孙中山先生对台湾的革命活动，探讨辛亥革命对台湾的影响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对台湾的革命活动及影响
孙中山先生自革命之日起，就把祖国的统一放在首位，十分关注台湾的前途和祖国同胞的历史命运，将“恢复台湾，巩固中华”，[1]作为革命的目标之一，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将革命组织延伸到台湾
当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割占时，正值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之际。他对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的割地赔款、痛失宝岛而痛心疾首，悲愤不已，决心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回到香港，于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个革命纲领清晰地表达了孙中山革命的目标：一是要推翻满清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二是收复台湾及其他失地，还我故土人民。为了推动台湾的抗日反殖运动，使台湾同胞自发的斗争成为有组织、有目标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在发动内地的起义斗争的同时，派得力人员到台湾，相继建立了革命组织。
首先是兴中会台湾分会的建立。1895年10月，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即派兴中会会员杨心如赴台活动，探摸情况。1897年9月，孙中山又派兴中会会员陈少白到台湾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杨心如是孙中山老友杨鹤龄的堂弟，早年在广东加入兴中会；陈少白是孙中山最早鼓吹革命的同志，曾协助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总部，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孙中山派如此得力干将到台湾去的目的，就是要“把那里的中国人联络起来，发展我们的势力”。[2]陈少白到台湾后首先找到在台北良德洋行做司账的杨心如，经过杨引荐，陈少白先后结识了良德洋行的少东家厦门人吴文秀、广东巨商赵满朝、容祺年等人。随后，陈少白又去了台南，想多联络几位同志。但是“日本警厅派了四个侦探，暗中监视”[3]使陈少白在台南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一个月后不得不返回台北，再行组织活动。是年底，陈少白与杨心如、吴文秀等五六个人在台北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或称台湾兴中会），以杨心如的住宅为会所。这是中国革命党人首次在台湾建立的据点，也是台湾同胞直接参与祖国革命活动的开始。一个多月后，陈少白离开台湾去日本进行活动。1898年春，陈少白再由日本到台湾，停留了将近半年时间，主要是进行秘密宣传和组织活动，并募集到了二、三千元的革命经费。虽然日本殖民者实施高压政策，该分会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这也足以说明兴中会台湾分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台湾同胞已经开始倾心革命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了。
其次是同盟会台湾分会的建立。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国内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三民主义”纲领。而“三民主义”所首倡的“民族主义”，给台湾同胞的抗日反殖斗争指明了方向。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三民主义逐渐传播到台湾，成立同盟会台湾分会（或称台湾同盟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10年，同盟会福建支会派会员王兆培赴台发展革命组织。王兆培是一位坚毅的革命斗士，到达台北后，他一面在台北医学校注册修习医学，一面秘密在师友、同学中寻找革命的伙伴，为在台湾建立同盟会组织打下基础。终于，他在同班同学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台南籍的翁俊明。在王兆培的影响和同盟会革命宗旨的感召下，翁俊明于同年5月1日，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位台籍会员。9月，中国同盟会设在漳州的机关部任命翁樵（翁俊明的化名）为交通委员，负责发展台湾的会务，同时宣告中国同盟会台湾分会（台湾同盟会）成立。[4]
台湾同盟会成立之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孙中山领导的起义运动不断爆发，且规模、影响一次比一次大，这对台湾同胞和革命志士是极大的鼓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接受革命思想，台湾同盟会组织也迅速得到发展，并担当起了领导台湾同胞“恢复台湾”的武装抗日的运动。
兴中会台湾分会和同盟会台湾分会成立后，台湾同胞的抗殖反日斗争就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2、坐镇台岛，指挥惠州起义。
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呼号，组织和指挥全国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曾4次莅临台湾。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辛亥革命失败后有过三次。孙中山第一次到台湾是将起义的指挥所设在台湾，他坐镇台岛，指挥了早期的惠州起义。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以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为借口，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向津京地区进犯。清朝统治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孙中山审时度势，决意把握时机，发动惠州起义。他带领重要干部在香港洋面的轮船上作了具体部署，并决定在台湾设立这次起义的指挥机关。
孙中山为什么要选择台湾作为指挥惠州起义的司令台呢？其原因是从历史、地理上看，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与祖国东南沿海一衣带水，与惠州起义易于相互呼应。具体一是由日本筹措、购买的一批军械运抵台湾较为方便，而台湾与厦门仅一水之隔，只要起义军能占领厦门，从台湾回到大陆接济，最方便、快捷。二是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已建立的兴中会台湾分会也为革命打下了基础，这样，台湾可以从人员、武器方面对革命提供有力支援，与大陆指呼可到。另外，孙中山这时还寄希望于英国和日本的支持。基于以上原因，孙中山决定把台湾作为指挥起义的基地，发号施令的中心，俟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5]
1900年9月25日，孙中山及随行者自神户搭“台南丸”经马关到台湾，于28日抵达基隆，随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部。孙中山在此期间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会晤，两人答应在武器弹药和军人方面给予孙中山援助。一切接洽妥当，孙中山遂命令负责起义的郑士良于10月8日在惠州发动起义。
郑士良以三合会为主力，募集了600余名志士，300支枪，900发子弹，准备发动起义。当革命军秘密集结时，为清军所觉察，遂加强了防范，并对起义军逐渐形成了合围之势。郑士良知道事已败露不得不决定提前发动起义，并急电告知孙中山，请求给予援助。孙中山传令道：“若能突出，可直趋厦门。到厦门当有接济之法。”[6]10月6日，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连败清军，并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迅速开展到2万多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进军。
在起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孙中山在台湾致电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希作送械之准备”，[7]请他接洽把以前在日本筹措的枪械，立即运至厦门及惠州的沿海一带，接济革命军；并催促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迅速派兵西渡大陆接济。但原购之军火为某些日本人所混骗，未能运到厦门。正当此时，日本政局发生重大变故。伊藤博文接替山县有朋出任首相。他一反前内阁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命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触，禁止日本军官参加革命军，武器不得出口。日本帝国主义惟恐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危及它的殖民统治，就开始破坏孙中山自海外接济起义军的计划。日本统治集团个别人对孙中山所说的“援助”，只不过是想乘机侵占中国的又一种策略罢了，而从来没有援助孙中山革命的诚意。至于儿玉源太郎，其真实意图是想借“援助”中国革命的机会，出兵占领厦门，其阴谋泄露后，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并加速了山县有朋内阁的垮台。这样，孙中山原定的由台内渡接济起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在当时情况下，没有武器接济，只能坐以待毙。痛心疾首的孙中山只好派人送信告知郑士良：“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行止。”[8]不得已，起义部队遂化整为零，就地自行解散，以保存实力，再图义举。
11月10日，孙中山和来时一样，仍化名“吴仲”，乘“横滨丸”从基隆起航赴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从9月28日到达基隆，至11月10日离开基隆，孙中山在台湾长达44天。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孙中山和兴中会在海内外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在台湾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从而进一步推动并加强了资产阶级革命与台湾的联系和影响。台湾作为一个革命的基地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也逐渐显露。
二、辛亥革命对台湾的影响
正当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革命活动在台湾同胞中产生巨大影响之时，祖国大陆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同胞的革命斗志。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表达对这一胜利的兴奋心情，以实际行动保卫并继续这一革命斗争。
1、辛亥革命胜利，台岛同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当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台湾，人人奔走相告，家家庆贺胜利。许多人一夜之间剪掉辫子，以示庆贺。台湾同胞的兴奋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1912年1月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明确表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9]这又极大地鼓舞了台湾同胞。台湾同胞深切体会到，只有祖国才能帮助台湾人民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祖国身上，寄托于辛亥革命的继续与胜利果实的巩固。当时，大甲溪有人在铁砧山上建了一座“石敢当”人像，面向祖国大陆，在山顶立一碑，书了“江山万里”四个大字，表示心向祖国，心向革命。[10]
随着辛亥革命胜利消息的传播，台湾同胞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转变，“民主”、“共和”亦深入台湾同胞的心中。他们以各种方式庆贺、宣传这一胜利。当时在上海大量发行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画像，武昌起义的战争图画，还有以革命为主题的“新三字经”和“通俗小说”。台湾的商人则大量输入这些书画，同时岛内各地的书店也翻印这些书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争相购买。有的将此作为室内的装饰品，有的根据这些通俗小说向亲友宣传中国革命家的活动。
闹区的商人又以祖国大陆进口“拉洋片”、“木偶戏”等，宣传革命，更有聘请说书人讲解上海出版的“孙逸仙演义”和“辛亥革命演义”等故事的，台湾民众都很喜欢看，很喜欢听，每场都满座，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一般家庭的妇孺则都以一些浅显易懂的话来理解辛亥革命。
台湾著名爱国学者陈文彬教授曾经说过，当时上海发行了对开的和四开大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画像和武昌起义的图片，在台湾城市和乡村都很畅销。他说当时他8岁，在家里看到一张彩色图，他母亲告诉他：“唐山起革命，清朝已经倒了，咱中国没皇帝了，是个共和国了。”并说了孙中山的故事，“这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直到半个世纪后还能明显地回忆起来”。
台湾文化协会领导人王万得先生也说过：当时台湾社会各阶层人民，连一般家庭妇女和儿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了，人们把这个重大事件概括为三句话：“唐山发生了革命，‘漩桶’已经退位，孙逸仙作了大总统。”“漩桶”和“宣统”二字谐音，是“尿桶”的土语。台湾人民故意把“宣统”读成“漩桶”，以表示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痛恨和蔑视。他还说台湾的中文私塾小学生很喜欢念上海新出版的《新三字经》。这本书开头的四句是：“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11]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台湾同胞的影响是巨大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三民主义”深入到台湾同胞的心灵，台湾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大增，并积极酝酿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驱逐日本人，光复台湾，最终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一批革命者更将此变为了革命行动。
2、台湾志士投身祖国大陆，继续辛亥革命的斗争。
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后，实施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严格限制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往来，企图逐渐淡化台湾同胞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以达到奴化、同化台胞的目的。殖民当局对大陆来台人员实行严密的检查和控制；而台湾同胞要前往大陆的，则必须事先取得所谓“渡华旅券”，而申请此种旅券时，又必须经过日警的详细调查，手续繁琐，台湾同胞能够获准返回大陆的人非常少。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台湾同胞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祖国的强大，台湾才能改变殖民地的命运，台湾同胞也才能真正获得解放。所以，当辛亥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台湾以后，台湾同胞莫不翘首西望。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冲破阻力，奔赴祖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并参加这场革命斗争，捍卫革命胜利果实。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又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斗争。
10月19日，澎湖渔民章吉辅最先驾驶危舟，突破日军封锁，渡海投奔祖国大陆革命军。
其后，又有一批投效祖国者，他们先后加入福建驻军孙道仁部队。当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后，台湾同胞出钱出力给予大力协助。11月11日，福建光复，[12]这里也有台湾同胞的作用。
台湾革命青年罗福星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他曾面见孙中山，陈述抗日复台大计，并表示原效前驱，深得孙中山赞许。辛亥革命前夕，罗福星正随胡汉民、赵声等在南洋奔走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罗福星奉黄兴之命，从南洋召集2000多义军回国报效，参加北伐。由于南北议和已成，在苏州奉命解散了队伍。随后，罗福星又回台组织抗日爱国斗争。
为缓解南京临时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台湾同盟会会员翁俊明等大力号召台籍人士慷慨解囊，很快就筹到了2000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翁俊明等人对袁世凯背叛民国，摧毁革命势力的行为深感痛恨，产生了以病菌毒杀袁世凯及其爪牙的计划。当时就读于台北医学校的翁俊明、邱凤翔曾经培养出了一种病原细菌，他们计划派翁俊明和杜聪明两人将病菌携往北京，毒杀袁世凯及其爪牙。1913年秋，翁俊明、杜聪明经神户转赴北京，临行时举行了悲壮的宣誓仪式，并各留血书告别父母。两人到达北京后伺机行事，但病菌却没有发生效力。翁俊明失望至极，不得已，只得化名离京返台。[13]翁、杜二人以病菌倒袁的计划虽未成功，却显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革命运动的热烈响应，对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赤胆忠心。
林祖密出生于台中雾峰。当日本占领台湾后，其父林又密率家眷内渡回大陆，林祖密留台治理家产。林祖密自视为汉民族后代，只是因为家产关系才屈为日本“顺民”，心里非常郁闷。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林祖密“对祖国之信心益坚”。[14]1913年春，林祖密决然向日本当局申请脱离日本国籍，随即加入中华民国国籍，并返回祖籍漳州，从事地方实业开发，倡导地方建设事业，并他还秘密赞助福建的光复运动及1916年的“讨袁之役”，均有所资助。[15]1915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祖密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在袁世凯违背民意、公然称帝的情况下，林祖密愤然而起，召集漳州、泉州一带的有志之士在其家中，谋立革命军。1917年，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州，倡导护法，林祖密在闽南响应，并被孙中山委任为闽南军司令，负责闽南护法军事的进行。林祖密受命后，即设秘密机关于鼓浪屿，派人到各县、市布置。其间林祖密遭逮捕，保释后又在汕头设立机关部，继续策划闽南军事部署。此后林祖密又跟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期护法运动，先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及侍从武官、大本营参议等职务。由于林祖密对孙中山忠贞不二，矢志为护法运动而奋斗，所以为北洋军阀所痛恨。1925年7月2日，被驻扎在漳州的孙传芳部所围捕，于同年8月23日慷慨就义。林祖密为革命事业而捐躯了。
以上仅为台湾同胞赴祖国大陆参加革命的部分典型，充分展示了辛亥革命影响下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坚定的革命意志。
3、辛亥革命影响下光复台湾的革命运动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割占台湾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同胞就进行这不屈的斗争。在孙中山对台革命活动的影响下，三民主义逐渐传播到台湾，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接受革命思想，有识之士纷纷发动武装抗日。特别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给台湾同胞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焕发了他们强烈的抗日反殖斗争的意志和愿望。台湾的革命斗争连接着辛亥革命而出现新的高潮，构成一个新的斗争阶段。仅1912年至1915年的4年间，与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活动就达9次，而这9次抗日斗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斗争目标都是“驱逐日寇，收复台湾”。
与辛亥革命有直接关系的是罗福星领导的台湾光复运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委派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台籍革命青年罗福星等人去台从事抗日活动，发展会员，动员民众，准备抗日起义。1912年10月罗福星奉命抵台湾，决定以客家同胞的聚居地苗栗为据点，联络同志，策动革命，并在台北秘密设立同盟会革命党本部。为了便于发动组织，随后又设立台湾同盟会苗栗支部，并在台北、桃园、彰化、台南、基隆及宜兰等地设立分部及联络处，在台中县设立革命机关。由于罗福星以“驱除日人，光复台湾”为号召，革命组织发展很快，预定于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周年纪念日集会起义。计划先攻占南投，策应南北各地抗日革命起义。但由于走漏风声，起义计划被日本人侦悉。日本侵略者先发制人，事前进行大搜捕。当时，沈阿荣和其它数百名抗日志士，毫不犹豫地奋起斗争。但因寡不敌众，沈阿荣等重要干部被日警逮捕，革命行动暂遭失败。
1913年3月15日，罗福星在苗栗召开台湾革命同志代表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宣言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的21条罪状，号召台湾人民起来配合辛亥革命，驱逐日寇，光复祖国河山。宣言从五个方面提出革命的必要性，称：“一曰：孙逸仙先生领导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中华民国人人享受自由平等。二曰：日本统治台湾，对台湾人既加虐待，又课重税，夺其产业，使丧失生计之途，日益沉沦，愈陷惨境，今若不觉醒，前途何堪想象。三曰：台湾人民原为中国国民，决无永久屈服于日本之理，必须纠合岛内同胞，参加同盟会革命党，党员编组为军队相机蜂起，杀逐日本人于本岛之外，光复台湾故土，建设革命政府，为民谋福利。又曰：至于兵器、粮食，可自中国由淡水港、后垅港、通宵港等处秘密输入，在台自制炸弹，及抢夺日本人所有者，继曰：中国人士喜爱台湾同胞，一旦举事，自当先行妥恰中国革命军来援，联合作战，而必成功无疑也。终必驱逐日本人，建立革命政府，享受三民主义成果。”[16]宣言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短时间内参加革命队伍的达近10万人。
1913年4月，罗福星分别策动张火炉在台中、新竹，李阿齐在台南建立革命机关，组织发动起义；罗福星则发动中、北部同志响应。这样，全岛呼应，一举推翻日本人的统治，并定于农历十月间举事。但终因事机泄露，被日警先发制人，一批革命骨干先后遭逮捕。
在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罗福星遵照早先孙中山的指示，于8月19日派人持信到福州找孙道仁联系。9月18日得到了孙道仁原则上同意支援台湾起义的复函。但此时，台湾殖民当局对罗福星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戒备，在日警的全面搜查下，被捕的革命同志，日渐增多。面对严酷的形势，罗福星毫不气馁，继续在台中策动赖来等革命同志领导起义。12月1日，赖来召集革命同志数百人，树中华民国五色旗为标志，在葫芦墩（今丰原）起义。日本当局调来大军围歼，578人被捕，20人被处死。这次革命行动又告失败。
在局势日渐恶化的情况下，1913年12月15日，罗福星接受同志们的力劝，暂时离台赴大陆求援，18日抵达淡水港时，被预先埋伏的日警逮捕，随身携带的印信、名册、日记、电报密码等均被缴获，其中一本手记中列记了加入革命党者之姓名、住址，合计231人，同时被株连的达1200多人。[17]罗福星在狱中受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14年3月3日，罗福星等革命领袖在台北监狱惨遭绞刑，同盟会革命党成员被处死，判刑的共计261人，保甲连坐的达万人以上。日本侵略者虽然暂时镇压了以罗福星为首的抗日复台运动，但他们更害怕台湾同胞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而引起更大规模的反抗，因此不敢公布事件的真相，仅把这次响应辛亥革命、志在光复台湾的抗日革命运动笼统而含糊地称之为“苗栗事件”。
罗福星领导的这次革命运动历时一年半，其间包含了沈阿荣、张火炉、李阿齐、赖来及罗福星本人发动的五次起义。从总体上来看是由孙中山指导和委派，以同盟会革命党发动和组织，这次革命运动实质上是辛亥革命在台湾的延续。
在辛亥革命影响之下的其他起义还有：
1912年3月刘乾领导的林圮埔起义。刘乾是南投厅沙连堡羌仔寮庄（今南投县鹿谷乡）人，笃信神佛，经常在宣讲佛法时，宣传反日思想，并以因果循环之道理，号召台湾同胞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当他得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时，更加坚定反日的信心。1912年3月，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刘乾以日本殖民当局强占南投林圮埔农民赖以生存的竹林、掠夺民间产业为契机，发动农民，提出“要将日本人驱逐出台湾岛”，“救民于水火”，[18]得到许多群众的积极支持。3月23日拂晓，起义军以庆祝辛亥革命成功为名，召集南投、林圮埔一带的民众，饮酒欢呼，群情激动，刘乾与林启祯率领乡民数百人手持大刀，袭击林圮埔（今南投县竹山镇）附近的日警派出所，杀日本巡查等于睡梦之中，缴获各种枪械和物资。之后，起义者冲下山来，准备攻打林圮埔日本警察支厅。因敌我力量悬殊，刘乾率众退入山中。日本出动大批军警进山搜捕，围剿抗日武装队伍。起义军奋起反击，顽强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起义宣告失败。刘乾与林启祯等8人被捕，于同年4月10日被判处死刑。林圮埔起义规模虽小，但它是辛亥革命影响之下产物。
黄朝领导的土库起义：黄朝是嘉义大埤头庄（今云林县大埤乡）人，一贯关心祖国的革命活动，崇拜孙中山，痛恨日本殖民者的反动统治。他与老人黄老钳时常谈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片段经过，并有领导众人推翻日本人暴政的想法。辛亥革命的胜利激励着他们。黄朝对黄老钳说：“我们也是黄帝子孙，应当学孙逸仙先生，大家起来驱逐日人，恢复台湾。你看数月前，刘乾只有十数同志，便能消灭日人顶林警察派出所。我们如果广集同志，一定能够建立革命勋业。”[19]在二人的宣传、组织下，一支抗日队伍组织起来了，决定在嘉义土库起事。1912年6月27日，黄朝假托玄天上帝赦令，声言将有国军一百万人前来助战，鼓动群众起来反日，立誓起义。义军以菜刀等作为武器，攻击日警，占领村庄城镇，攻打嘉义城。但因义军武器落后，又缺乏必要的训练，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很快就被日军镇压下去了。参加起义的群众200多名被捕。9月3日，经台南地方法院审判，黄朝被处死刑，另有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2人。
罗阿头领导的六甲起义：罗阿头是嘉义县店仔口支厅南势庄人，素具民族意识，仇恨日本侵略者。1913年移居六甲。他以打猎为生，以迷信为掩护，传谕全岛人民，准备发动抗日起义。他与罗狮、罗陈兄弟等结盟，约集志士百余人，自立为主，准备于1914年农历7月起事，首先攻占六甲支厅。因革命行动被日警侦悉，罗阿头提前于5月7日夜率同志80余人进攻六甲支厅，杀死日警五人，与日警发生枪战。日本当局从嘉义、台南等地调来军警进行镇压。罗阿头、罗陈、罗其才等人因弹尽援绝不支自杀于山中；其余义军首领先后被捕。起义遭至失败。
余清芳等领导的西来庵起义：此次起义又称余清芳事件，或噍吧哖事件，是日据时期台湾所发生的最为惨烈的抗暴运动，其领导者是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余清芳是台南长治后乡庄人，因受到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抱定决心抗日，从1913年开始在台南帝仔街西来庵一带活动。经过较长期的组织策划，1915年5月25日，余清芳以“大明慈悲国”的大元帅名义，暗中以孙中山先生为最高领袖，秘密发表抗日檄文，呼吁台湾民众举行起义，驱逐日本侵略者。台湾各地群众纷纷参加起义组织，声势浩大，党徒遍及台南、台中、南投、嘉义、阿缑等地。由于当时起义军在台北方面还没有联络，遭到日本军队武装“围剿”。从６月起，日警在台南、台中、嘉义等地同时戒严，开始捕杀准备起义的志士。余清芳等毫不退缩，于7月集合同志千余人，祭旗兴师，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激烈战斗，杀死日本人30余名，官舍仓库多被焚毁，声势震动全岛，远近农民响应参加的有三千余人，分攻四境。8月起义军攻克噍吧哖街，占领当地附近高地虎头山，凭险筑寨，成犄角之势。于是声势日盛，参加的台湾同胞愈众。台湾殖民当局调集重兵，攻打起义军。8月22日，余清芳与义军1900余人终被日军警围捕。坚持了近3个月的起义至此被镇压下去了。
以上台湾同胞的抗日反殖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斗争锋芒直指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暴政，深刻地表达了广大台湾同胞心向祖国、恢复台湾的愿望和要求，从而构成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统治的新阶段。它是辛亥革命在台湾的继续和延长，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在台湾得到发扬光大。它为最终台湾的收复奠定了基础。
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
[1]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3月版，第55页。
[2]谢东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5月版，第45页。
[3]谢东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5月版，第50页。
[4]李云汉：《国民革命与台湾光复的历史渊源》，（台湾）幼狮书店1971年版，第25页。
[5]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220—223页。
[6]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8月版，第238页。
[7]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8月版，第219页。
[8]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1年8月版，第241页。
[9]庄政：《国父生平与志业》，台湾《中央日报》（缩印合订本），第358—359页。
[10]林其泉：《台湾杂谈》，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86页。
[11]徐萌山：《辛亥革命与台湾人民》，载《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33—434页。
[12]杨宝发编：《国民革命与台湾》，第85页。
[13]黄季陆：《有关台湾与中国革命的史料》，《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五期，第27页。
[14]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第92页。
[15]谢东闵等著：《国民革命运动与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第141页。
[16]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第52—53页。
[17]《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9页。
[18]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第88页。
[19][19]曾迺硕：《国父与台湾的革命运动》，第89页。
该文刊载：王功安、林家有主编：《孙中山与祖国统一——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