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整合（Politicalintegration，又译“政治一体化”）“意指若干政治单位结合成一个整体。”[1]这一概念在西方一般是指“几个独立国家的结合”，即它们之间的“自愿结盟”[2]。对清末民初这一时段来说，可以将它作为一个贯穿从传统帝国瓦解到近代国家重组整个过程中的轴心概念。本文着重考察辛亥革命时期的有关情况。
一、中国历史周期及清末民初在其中的位置
西方近代文明的东来，虽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在清末民初之际，尚不足以逆转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演变的基本节律，诚所谓“中国自有中国之盛衰，不因外国而后有治乱”。[3]不过一般之朝代更替并不就是中国政治大势本身，此一大势——其基本框架就是统一-分裂的循环周期——只有在更大的尺度上才能把握得住。至少从西周以来，这一周期的基本情况如下[4]：
周期统一时期分裂时期
一西周春秋战国
二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三隋—唐五代十国宋辽夏金
四元—明—清清末民初大陆台湾…
与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和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一样，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标志着统一时期的结束和新分裂时期的开始。当然，它也是清朝土崩瓦解的开始。这样，新的政治整合就作为一个巨大而又迫切的问题摆到了当时的中国人面前。由于列强的到来，新的整合不仅关系到一个朝代的生死，也不仅关系到汉族与边缘民族的分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在中国历史的巨大惯性力作用下，是不可能较快扭转分裂大势的；再者，列强的均势与相互牵制也加剧了分裂的走向（列强不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一员独占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能找到某种新的整合模式，就只能照旧停留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了。
二、联邦主义对清末政治整合的意义
政治整合的基本问题是若干政治单位（整体的直接成员，即仅次于整体的、由它们直接组成整体的那个层次）如何进行整合和如何维持整合。这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模式：一、兼并-集权；二、联合-分权。前者是以武力-兼并为主要手段整合，以专制-集权体制维持；后者是以和平-联合为主要手段整合，以法制-分权体制维持。如果说中国在战国以前的封建盛世中或许还有某些类似于后一种模式的体制存在的话，那么此后一直到清代，则绝对是前一种模式盛行。
在兼并-集权模式的笼罩之下，中国不仅有一统阶段，而且还有列国阶段。在此一模式下，分裂不过是统一的简单对立面，因为它并不是靠法制-分权体制来维持的。实际上，二者是互为依存、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循环，在同一个周期内彼此取代。如果仅仅是凭它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实现超越的。
联合-分权型整合中，最适中的一种就是联邦模式。在中国更具统一传统，清末又正逢分裂时期之初，以及中国既需要整合来对抗列强瓜分之压力、又不能因这种整合过于僵硬化而有害于中国的生存和长期发展——的两难困境和双重考虑下，用联邦模式来谋求新的政治整合是比较合适的。联邦模式超越于传统的统一和分裂之外，又各取其长而造就出一种稳定的适中状态。它既反对整体将部分完全溶合、消解，又反对部分完全脱离、孤立于整体。它要形成的是一种一致而非专制、并立而非敌对，合作以避免战争、分治以避免暴政——那样一种更文明的状态。
具体来说，联邦主义主要是用于协调、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至少自秦汉到清季，中国之政制主要只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中国”范围内的兼并-集权型中央统治）和专制主义地方分权（“中国”各地分立之兼并-集权型统治）之间打转。联邦主义在这些趋于极端化、绝对化的两极之外，提供了一种不仅是非专制主义的，而且还是非集权主义的新选择——就前一方面来说，它是民主主义的；就后一方面来说，它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的。联邦制其实就是民主主义半中央集权加民主主义半地方分权。清末之际，除了列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部分侵占、分割外，清廷与各省督抚特别是湘淮系督抚的联合统治，其实就是一种专制主义半中央集权加专制主义半地方分权的体制。很明显，这一体制与联邦体制是同构的，区别只在“专制”或“民主”的性质不同而已。因此，在当时的体制基础上实现新的政治整合也即政治制度的近代转型，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很有可能做到的。况且，也只有以这一新的模式重新整合，清廷才有可能在实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同时，又多少保存其中枢尊位。
但是，清室与汉室、唐室一样，在其衰败之秋，实无突破专制主义传统的愿望和能力，结果没有抓住变政自救的历史机遇。清廷非但没有实行民主主义的过渡，而且还试图逆转为完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尤其是在宣统朝。这样，强烈要求立宪、分权却一再受挫的新旧地方势力，就起而响应革命党人的起义，并与他们共同组成冲击清朝最后统治的巨大力量。至此，清廷以君主立宪实现和平转型、从而达成新的政治整合的可能性就完全不存在了。
三、孙中山的联邦主义整合观
为了解决推翻满清之后的政治整合问题，孙中山早在建立兴中会时就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5]的联邦制纲领。孙之所以对联邦主义寄以厚望，在他三年后的一次谈话中表达得相当清楚：这是为了预防过往那种旧政权垮台后“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各穷逞一己之兵力，非至并吞独一之势不止”的局面再次出现；而要使革命速战速决，就“必使英雄各充其野心”，办法是在“联邦共和之名之下”使他们各“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才，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驾驭之，而做联邦之枢纽”[6]。显然，孙是以革命后迅速恢复统一为目的，以联邦共和为手段的。
后来在组建中国同盟会时，他又对各股革命力量“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因而有可能演成秦末、元末那样的混战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相比之下甚至列强之瓜分的危险也退为次要的了[7]。以同盟会实现革命力量的整合，从而预备革命后之国家整合，看来正是孙组建同盟会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二年，他又公开表达了这些基本看法。他说：要是还像以往那样各路英雄“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的话，“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因此“建国民政府”以统合，就“是我们革命的时候的万不可少的。”[8]
到武昌起义爆发后，孙关注的主要方面依然如故：如何使“各省同心同德”，以便迅速恢复统一[9]。他在回国前反复宣扬实行联邦制对建立新国家的关键性意义[10]；回国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留粤之劝而执意北上（详论见后文），也还是出于“专为联合各省回复秩序”之念[11]。再到后来北伐夭折，拱手让位于袁氏，其第一考虑仍然是迅速恢复统一：既然自己已无能为力，那就让有能力的人去办好了。
但是，孙的这一切良好愿望和悉心规划，不久之后就都统统破灭了。从大的方面考量，对孙来说，其问题出在两大关键性的问题上：一是对统分大势的错误判断，二是其工具性的且不彻底的联邦主义已开始转向中央集权主义。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自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实际上已进入新的分裂时期。清朝形式上的继续存在与东周、东汉末及唐末曾出现过的情况类似，“统一”已只剩下无灵魂的躯壳。但当局者迷，孙也在其中。他始终把清末看作是统一的：从1903年他以元、明以来分裂短暂的情况来涵盖几千年的国史，并推断中国之未来“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12]；到二十年后他仍认为清末的是统一的，而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就在于未能恢复统一[13]。正是出于这种判断，他才那样看重革命后统一之恢复，以至于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取代孙战略的宋（教仁）战略，虽然把发动的地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各省”，但其出发点也同是避免形成分裂之局，所谓孙战略“在边隅之地……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者[14]。只不过孙的着眼点在国内群雄，宋在列强而已。）
但并不是所有的当局者都未感悟到历史的律动。早在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预言：天下统一已久，势必分裂，只等“抽心一烂”，然后就会“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而不能如晋、宋南迁以苟延也[15]。虽然赵大概也未参透当时已不再是统一，但其能看到长期分裂时期的走势，亦属难得之先见。类似的，康有为至少在1902年也已认识到当下之乱已非太平天国时“变自小民”可比，而“有土崩瓦解之患”；已非“秦、隋、元”覆灭而后能迅速重建之势[16]。对大形势的基本判断，多半左右着其人的战略选择。师承康的梁启超，在辛亥之年就曾密授蔡锷“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17]的战略。且不说孙辛亥之前不知天下分裂，仅就在能否看到满清彻底瓦解后、天下分崩将久难规复之势已成这一点上，也大大地落后于赵、康、梁。所谓大势者，绝非一人、一党、一地之力所能扭转之大转折、大走向也。当事者只有因其势而利导之，才可能找到可行的成功方案。“统一”之空想、幻想，恐怕正是孙一生革命始终受挫的深层原因之一。
至于孙的联邦主义，上文业已显明，其着眼点只在（中央）自上而下消弭各地分争的消极面上，只是充当迅速恢复（原来并不存在的）“统一”的一种权宜性工具而已。可是联邦主义的精髓、诸如联邦成员（各省、各州等）自下而上发挥制衡作用、以防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活等更根本的积极方面，他则完全没有考虑到。可以说，孙眼中的联邦主义实际上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羁靡权术，而绝非近代政制建设之根本大计。也正因为他的联邦主义是工具性的，所以才显得那么三心二意和不彻底。这一点还突出表现在其口号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创立民国”[18]的转变上。由于革命的目标从政体为主变为以国体为主，含混不清的国体诉求就取代了清晰明确的政体纲领，联邦主义的旗帜也就不再被高举。这种倾向与排满民族主义相结合，固然能动员起更多的反清力量，但毕竟是破坏力有余而建设力不足，对于革命后的新政治整合是很不利的。
孙联邦主义的不彻底，还表现在其具体策略与实际运作中。在1906年的《革命方略》[19]中，并无有关建立联邦的内容。领导各地起义军之都督，也仅仅是在与军政府（新“中央”）建立联系之前拥有肯定的全权；而约法之治则仅以“县”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这些显然与联邦原则不符。另外，作为各省域革命团体联合的同盟会，虽也建有各方支部和各省分会，但主要是孙的领导问题，却并未真正彻底贯彻“各回本省”[20]、分别行动、互相配合的联邦主义战略。结果，他们不是久攻不下于一隅，就是孤立挣扎于各点，致使革命陷入进退唯谷之困境。等到武昌起义之后，也就只能被动地跟在形势后面跑了。也许正因为同盟会只在少数独立省份掌权且基础不牢，他们主掌的临时政府才不得不采用外强中干、名存实亡的中央集权主义。但是在既乏实力又缺办法的情况下，同盟会哪里还能整合独立各省？更不要说与袁氏为首的北洋集团决战了。[21]
四、辛亥独立各省之联合
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开“独立”自救之先例。1900年的“东南互保”开诸省联合与清廷相抗之先例。宣统朝更有国会请愿运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之类的联省运动或组织兴起。相比之下，同盟会在各省联合方面就显得相当弱。辛亥年各省独立及其联合，更多的是此前各省独立、联合运动的继续，而更少是革命党起义的产物。
在非同盟会领导之武昌起义中，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22]，其要义就在于借黎氏省级军事要人的名义，一举登上省级权力舞台，进而迅速掌握一省，使得自己能有资格号召各省起而响应，形成席卷全国之势，从而保住自己在本省的胜利。在同年3月的广州起义中，黄兴也曾计划捉粤督而借其名以为号召[23]。蔡锷在云南起义成功后亲请滇督出掌大权[24]。甚至梁启超1900年就曾有取粤后以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傀儡”之策[25]。
这些不约而同的筹划或做法，一则反映了清末省级势力在大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则也表明了各种反抗势力依据这一基本态势首先夺省独立战略的一致性。
就前者而言，清末半地方分权的督抚体制是维系清廷不倒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清廷借立宪之名欲恢复完全之中央集权，打击、疏离了大多数督抚势力；旧省权的被削弱，使得新兴势力有机会起而填补其权力真空。因而清廷之亡，不在督抚权大，而恰在督抚权小[26]。另外，清廷也没有足够均衡地配置直隶与各省的军力（其中当然也有其不得己的成分），致使近畿之北洋新军的质、数远超过其它各省。北洋军已不是一般的督抚势力，而是掌握着强大军力、其首脑身兼中央与直隶要职的头号军政集团；如此就在全局的外重内轻之际、又形成了军事上的内重外轻。（袁的暂时下野并未改变这种态势。）结果天下有变时，督抚们既无力有效出击以平定外省起义之乱，清廷又无能有效防范以消弭肘腋权臣之叛。外省独立，尚限于割据；袁氏逼宫，一旦授首[27]。
就后者来说，借用旧朝的省级首脑，就可以使自己的起义立即具备政治上足够高的地位（层次）。像比武昌起义更早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县级起义那样的省级以下造反，因为迟迟不能上升到省级，也就形不成独竖一帜、激荡天下之强势。同盟会一系列起义的失败，同样如此。但革命首先在一省得手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还要取决于有无各省之响应，从而迅速形成清廷无法逆转的瓦解之局。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就在于它能足够迅速地（相对于清廷出动的打击力）发展为以省会为中心的各省起义，进而在省级层面夺取政权，在联省层面联合组织政府。为达此结果，借用黎元洪之类人物，以及转用既有之各省谘议局，都是因势利导的有效作法。
以上这种局面的形成，其感情与思想背景却是清末日益强化的“省区主义（provincialism）”[28]。对此的自觉意识，革命党特别是同盟会领导层比起各省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来说，相差虽不甚远，但影响却甚大。这也就是他们在大多数独立省份中未能占据（更不要说稳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兴的援鄂和孙中山的北上沪、宁。
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省域色彩。以黄兴为首的援鄂同盟会要人，多为湘人。如果顺应省区主义的潮流，推行各成员以原籍为基本活动地的战略，他们应早已在湘，至少武昌起义爆发后，也应先赴湘的；而且实际上除了黄兴外，其他在场的同志都更看重怎样迅速地在湖南“形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根据地”。可惜他们的行动太迟了：派出的援军不及赶到，脆弱的湖南革命党政权已被颠覆[29]。黄兴则迫于鄂人之势力而屈居于黎之下，替人打头阵，最后兵败落荒而走[30]。当然，黄之直接败因还在鄂人并不全力与第一线的湘军配合作战。（其背景是湘人为主的文学社和鄂人为主的共进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黄等湘籍革命党人的两头落空，恰恰说明了在普遍的、浓厚的省区主义氛围中，此际应首先把本省的事情办好，在本省能够站住脚，进可攻、退可守，然后才谈得上赴援他省（这本是在各省独立、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的行动）。民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这一点。
孙中山返华抵港后，不听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留粤整军，以长江各省为战略掩护，养成实力，然后北上击破袁集团之切实明智的劝谏[31]；以羞于返乡养兵，不必以武力争天下，当下要务是解决无政府状态、清、袁不足为虑等为由，拒绝了胡等人的献策[32]。如前所言，同盟会领袖对清末分裂大势、清后瓦解之局本乏先见，故其战略始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成功，而对在省区主义潮流中、以本省为基本单位割据立足再谋发展之客观要求、则几近盲目，故孙不留粤而北上与黄不赴湘而守鄂，同为弃根本而谋枝叶也。
客观上武昌起义不过是揭开了各省公开自立的序幕，使清末之省区主义浮上了台面。如果同盟会的领袖们留粤、湘建立根据地并密切配合，则与湖北、江浙可成鼎立之势，与西南、西北独立区域可互相呼应，就足以遏制袁集团；进可援友军、扫北庭，退可固守根据地、立于不败，前景能不看好？况且此前同盟会在国内并无可靠实力基础，而“乱世务边”又是新起弱者之正道：蔡锷不留京而于边省成其大事，吴禄贞离鄂赴京畿而轻败于北军，即其前例。早在1900年梁启超筹划勤王起义时就认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著；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此际非“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豪杰“先取天下而靡烂之者”可比，必先“开府于粤”，从容处理内外事务，然后可以大有为也[33]。可惜孙、黄等昧于大势，少知彼己，固难出实现新整合必需之长远良策。欲速则不达。当屡挫后孙不得不再回广东谋重新起步时，以往那种好形势却早已不复存在了。
独立各省的立宪派与地方实力派，其省区主义带有明显的省际权力斗争色彩。当时，湖北与江浙两集团正你来我往，争夺对（已独立区域）新政府的主导控制权。江浙集团摄于湖北首义之地位，急需借用革命党方面可以压倒黎的人物来支撑门面。起初他们想利用兵败转至下游的黄兴，但黄对此并不热衷，把江浙方面私封之“大元帅”位推还给黎[34]。本来，江浙立宪派就以为“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故应“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35]；而孙之北上，正好救了江浙派的急。结果，在客观上就破坏了原来还勉强保持着的长江中、下游两大集团间的平衡。进而，湖北集团（包括其中的原革命党部分人）在组织临时政府的后期还遭同盟会和江浙集团的疏远、排斥，所以积怨甚深，埋下了本来就倾向于袁世凯的他们后来完全站到袁一边的伏笔，南方两个最主要的反清集团的联合阵线也终于走上了瓦解之路。
五、两种统一模式与传统政制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早已残破不全的大一统皇朝终于彻底瓦解了。此时中国的重新整合，如果还是在中国历史周期的作用下按老的套路进行的话，那就意味着要推迟到几百年以后，实际上这就是听任中国在列强瓜分等灾难中沉沦。退一步说，即使能在列强的夹缝中幸免于难，按照传统的武力兼并方式部分的或整个的“统一”了的中国，那就将照旧处于非近代性的专制集权统治之下，到全面现代化又不知要被推迟多少年。因此，如果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新的整合，就必要摒弃传统的套路而采用学自西方的新模式，即以和平联合为主要手段实现整合，以法制分权体制维持整合，具体说，就是以联邦或类似的模式实现中国的新统一。
虽然在大一统格局瓦解前后中国人的整体意识大损，离心力超过了向心力，但除了边缘的非汉族聚居区如蒙古等地希望完全脱离中国以外，内地各省之“独立”则并无摆脱中国之意，至少在观念上是这样。大致从西周起，“统一”就成为全国性政权合法性（合天命、正统）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应不应该统一、而是应由谁来统一的问题。换言之，这里“没有认同危机，而只有权威危机。”[36]本来意义之独立是为了彻底脱离，而辛亥各省之“独立”如同以往的诸侯反叛一样，“主要考虑的是某一个时期的中央政权，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不能代表他们所了解的‘合法’或‘正统’两个观念”[37]。所以，这种“独立”实际上是一统理念涵盖下的分立。这与西方之独立精神主导下的联合，恰成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除了旧的历史周期的主导作用之外，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新的因素也已出现。辛亥革命区别于旧式改朝换代“革命”的主要一点就是，它虽然仍旧重视由“谁”统一的问题，但同时也强调“怎样”统一（武力的还是和平的？兼并的还是联合的？）、以什么形式维持统一（帝制还是共和？专制还是民权？）的问题。这些又都集中在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坚决反对上，其结果就是对皇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式统一的置疑或否定。因此，如果实现新模式的条件不够的话，其当然的选择就是宁可（至少在实践层面）搁置统一问题，留待将来，先割据求自存自立（进而有可能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实验新的政制）；相反地，如果以统一为第一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就会不惜、甚至乐得以旧模式谋求统一，这样就必然会重演武力兼并、专制统治的旧戏。
虽然“独立”之目的多为“统一”，但分裂之大势却是已成之事实。此时唯一能立足的办法，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类似的：那就是首先成为割据者，自生自立自强，以待天时。自上世纪之维新运动始，就有先求一省自立，再求整体恢复之设想。辛亥前后的风云人物继承了这些思想[38]。先割据，次联合，再建国——这正是新整合的一般历程。
这条新路也并非完全没有其本土渊源。虽然秦开始的统一都是逐一兼并至少所有当时中国范围内的列国而形成的，但三代（至少是商、西周）之统一则在仅仅打败（甚至不是消灭）原王国（及其少数追随者）之后就已完成；其它各国，则多是新王国取代旧王国过程中的同盟者。这基本上就是（一国主导下的）以联合各国为根本模式的统一。即使到了春秋时期，仍有诸如五伯联合诸侯“尊王攘夷”，即列国联合维系大局之作法盛行。这也许就是宋恕主张“除周后之弊，反秦前之治”[39]，而孙中山为“再造中华”要“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40]的部分理由所在吧！
但以上这些联合毕竟还是封建等级式的，充斥着暴力的，僵硬呆滞、缺乏内在有机联系的。到了战国时期，衰败的三代之制已无回天之力；众强的崛起使以往那种一强为主、诸侯拥戴、重新整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衰弱却无大过的周室，也使问鼎者很难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于是，列国只得在纵横捭阖的“不义战”中大吃小、强吞弱，直至最强同时也是最不义之戎秦将他们一一击灭为止，一种新的统一模式也随之而诞生。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由于中国自身统一的需要和西方近代民主政制的影响，以及仍然存在着的传统惯性，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统一-统治模式的竞争。但是旧帝国的灭亡基本上是寿终正寝的，旧模式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而分裂瓦解初期存在的又是方兴未艾的离心运动。在这种格局中，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联合就只能多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权宜性的，只为一己之便的、甚至只是吞并对方的一种计谋。因此，联邦主义的中途而废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六、辛亥之际的联邦主义
虽然上文分析了种种对实现联邦主义不利的因素，但联邦主义毕竟在辛亥之际有着相当强烈之表现。
在各省立宪派、地方实力派中间，不乏明确主张联邦制并积极实践者。山东独立前夕，立宪派通过鲁抚向清廷明确提出宪定中国为联邦，承认一系列联邦甚至邦联性质的省权要求[41]。以苏、浙二抚名义之联电号召独立各省“依照美国（独立建国时）第一次会议方法”，由“各省举代表”集议组织政府[42]。江浙立宪派领袖之一的张謇，建议袁世凯依主张共和“十余省之舆论”及列强态度以“合众”、“定政体”[43]。张还向袁内阁建议“政治则军政、外交咸统于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与各省为两级。财政、民政各省自定”[44]，等等。实际上，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组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定，再到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共和政权的组织前期均是在联邦主义的有力影响下进行的。尽管这时的联邦主义还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但它至少还是把清末各省反对清廷中央集权的省区主义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奇怪的是，在革命党一方，不仅如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积极主张“统一制”即单一制、集权制，而且回国前曾大力鼓吹用联邦制组织新国家、反对中央集权的孙中山[45]，回国后也一反其初衷，闭口不再提及。以光复会要人为核心组织之中华民国联合会，则挑战当时最具联邦性质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把联邦与共和说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46]；还说什么联邦之趋势稍有偏差，就将酿成分裂[47]。当时革命党虽然在个别省份掌握着一些权力，但就整个形势来说则仍处于边缘状态；即使后来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一个立宪派利用来与袁氏“统一”的工具。因此，联邦主义客观上主要是代表了各省新实力派、而不是实力仍很薄弱的革命党的利益。因此，后者疏远以至反对联邦制，也属情理中事吧！就是一些上层立宪派，也不过是利用联邦主义来收拢独立各省，以便实现袁氏为首的南北“统一”罢了。
辛亥之际的联邦主义还主要表现在制定临时宪法方面。起初独立各省产生过几部省级约法，特别是最早的鄂州约法。这些约法的联邦主义主要表现在其产生的事实本身；如果观其内容，其中却并无有关省权、以及省与中央之间权限划分之规定[48]，尤其是如果拿后来联省自治时期省宪中明确的省权规定与之相比的话；而且，它对早先立宪运动中的权限划分诉求来说，还是一种倒退。
在全国性宪法的草创方面，起草鄂州约法的宋教仁与上海方面达成决定采用统一（即单一）制等的意见，在武昌代表会议中被否定，并随之产生了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带有浓厚联邦色彩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49]。（两湖方面、包括其它一些省的代表，在此会之前就已在联邦制问题上达成了一致[50]。）但这个大纲还不是完全的联邦宪法，比如它“于地方制度，付之厥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51]。可关键性的缺陷还在于没有中央与各省之间的权限划分；而单单一个参议院是不易有效防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活的。与之相应的是，对美国联邦（准确说应是“邦联”，即各邦之联合）建国的模仿，似乎仅仅停留在各省代表会议和总统选举这些方面，而对美国共和制“之所以能够存在和长久延缓”所依赖的“联邦制度”的精髓即“实行主权分享”[52]，却知之、行之几无。
辛亥革命之近代性所在，就是各省以和平协商、广泛联合、公正表决的方式组织全国性政府。辛亥各省独立之意，当时言者多仅以脱离满清称之，所谓“驱除鞑虏”者；如果真是这样，那它的近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关键在于；各省独立乃中华民国之原创，民国是建筑在独立各省联合基础上的。脱离满清，乃表面之易帜，根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才是其所彰之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推翻中央集权，它的方式本身就是反中央集权的。”[53]。这一方向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归宿，正是各省联合基础上的联邦型政体。它将把各省联合对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革命形式，转化为制度形式，从而在革命开辟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政治整合。
但是，正如上节提到过的，离心走向的省区主义左右下的各省间权力斗争，终于还是葬送了方兴未艾的联邦主义。前文已谈到江浙集团与湖北集团之间的问题；而同盟会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又与这两方矛盾、冲突，致使南方阵营终至离析。这里面当然少不了袁氏所起的分化作用，但关键还在于独立各省除了在反清与省区主义方面一致外，并无多少其它相合之处，更不要说他们还很欠缺以新模式实现整合的愿望和能力了。不仅有江浙、湖北两集团站到了袁一边，而且同盟会主宰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决心要奉行中央集权[54]。可是这种“集权”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南京政府实际上被江浙集团从财政等方面架空。刚回国以为“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的孙中山[55]，后来虽然“力图统一财政，但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从中阻挠，叫嚷勿扰商”[56]。南京政府“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也不能控制其治下各省的财政……在军队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57]在这种情势下，同盟会即使要保持现有地位已属岌岌可危，更不要说北上与袁集团争锋了！
独立各省的互相呼应、彼此支援，是辛亥反清之役初胜的基本前提。可此后其联合程度却迅速衰减，内部矛盾与冲突也未能妥善化解与约束，结果大功未成而先已自乱。这是袁集团后来所以得志的基本原因之一。此前袁之寻求停战与和谈，不仅是为了养敌自重，逼清廷让位下台，也不仅因为缺乏列强的财政支持已无款再战[58]，而且也确由于他对起义一方没有胜算，对共和阵营的凝聚程度不摸底[59]；况且，他自己的北洋军和北方地盘，也需要时间重新巩固[60]。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共和阵营之不团结。尤其是在清廷下台后，独立各省之联合如果还要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共同敌人，这在当时只能是袁集团；否则，在各省自立、省区主义离心倾向非常强的局面下，联合就难以为继了。各省联合组建联邦政体的第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就这样失之交臂。
对同盟会来说，既然革命后由己方主导迅速恢复统一的愿望已幻灭，那就不应执拗于已不合时宜之初衷。实际上在辛亥之际，包括列强中的主流派，袁世凯，同盟会领袖，以及拥袁之立宪-地方实力派，最怕的都是独立各省坚持独立，从而使自己“统一”的现实需求或虚假目标难以实现。就袁氏来说，他所以对独立各省既打又拉，所以逼清室退位，所以赞成共和，无非是要建立以他为元首之统一[61]。可以想见，如果袁不能如愿，他将宁可裂土而据，也绝不会甘心檄械让别人尤其是革命党去“统一”的。对现实主义的各省新实力派（包括少数同盟会都督掌握的省份）来说，推进“统一”也不能与保住自己的既得地位相冲突。
从客观形势来看，武昌起义后，统一（如果可能的话）对列强和袁集团更有利，对新地方实力派（包括革命党）则更不利。因为当时如果统一，就只可能统一于列强支持下的袁集团，而不可能统一于整合程度不高、又得不到列强承认的独立各省及其政府。所以对后者来说，即使要统一，也只能以联邦制甚至邦联制来进行，而坚决拒绝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否则，“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孙中山语[62]）如此“既不能廓清全局，犹可支持偏隅，盖中央政权虽归袁氏掌握，而各省统治权仍在民军都督手中，莫如迅行结合，密约联盟，上规六国合纵之谋，下师德、美联邦之制”；“苟袁氏挑衅一都督，则同盟各省当群而攻”[63]。实际上，此际也只有事实上的分裂——如果不得己的话，公开竖旗也在所不惜——才能有效地对抗列强和袁集团。
可是在1912年1、2月间，当美国记者对孙中山说“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自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时，孙却断然拒绝，并盲目地认为“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甚至否定北方有一个政府存在[64]！这与他在世纪之初积极争取列强援助、以便在南方建立半壁共和国的努力，又何其截然不同！（几年后孙才明白：“分裂果佳事者，如病者之解腕，亦当为之。南北各得其所欲之政治，国家反因而强盛，未可知也。”[65]）
袁“统一”之后，黄兴“认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各省的实力人物应该‘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个人私利和名位，有时甚至要放弃他们负责的那个地方的利益。’”[66]他还以不“破国家统一之制”为由请辞南京留守职[67]。出于相同的理由，袁世凯则以“破坏民国之统一”为由下令剿灭革命党[68]；又以“拥兵跋扈，形同割据”，“貌袭联邦各制，以遂其破坏统一之狡谋”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69]！
就同盟会-国民党内部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主战派估袁失之太轻，也看不到独立各省之间的凝聚力小，矛盾大，因而整体的实力小，马上战胜袁氏的可能性很小；以黄兴为代表的主和派则估袁失之太重，以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轻易地把革命绞杀，相反却小视了革命军（即使是在立宪派的掣肘下）的相当实力[70]。这就间接地表明，无论是战是和，都不是当时正确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也许只有不战也不和的战略，才最有利于南京方面的利益——这样既不失现实之实力地位，也照顾到了仍为主流的大一统观念；因而既不会因战而冒孤注一掷之险，又不会因和而留半途而废之憾。但是政治上的不成熟所表现出来的对统一的急迫和对列强干涉的恐惧[71]，使他们未能选择明智的拖延。如果说迅速实现整合的良好愿望反而使理想的整合迟迟难以真正实现，那么这就是非常值得记取的一例。
七、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周期中的位置
袁正式代孙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基本结束。这场革命固然有其超传统的新意义，但从其旧的一面来看，却只是中国历史周期的推转。它是上世纪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大起义的继续（孙曾自称是“洪秀全第二”）——正像北洋集团是湘、淮集团的继续一样——而在客观上为袁氏代清（形式上是民国代清）打开了道路。在清末朝廷衰败、列强入主、汉族势力崛起形成之清帝国分而将崩、裂而将溃的基本格局中，革命党之反满事业，客观上顺应和推动了权力大规模地、迅速地从满清贵族手中转到汉族地方精英手中的大趋势；其反帝制争共和的斗争，又为各省实力派要求分权、抵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潮流打开了闸门。在革命中，革命党利用各省反满势力倒清，但终归被后者反利用来求自立、自主，就反映了这种深层的主客地位。
可以说，如果没有革命，袁氏之类人物的得志，将困难得多；很可能要等到各省脱离清廷之趋势加速，甚至各省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自己闹起独立来，才会有可乘之机。革命以其新形式反倒成全了旧周期之延续，实在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袁之“统一”（1912年4月至1915年12月）徒有其名，就中国历史周期而言也属正常。曹氏代汉和朱氏代唐不也都未实现统一吗[72]？
另一方面，列强对革命过程的影响也是强有力的。这一因素虽然带来了一些新的色彩，但就总的情况来看，却助成、强化了中国历史固有周期的延续。列强维持中国形式上“统一”的做法与清廷之寿终正寝，列强撒手不顾与清廷之束手于革命，列强的支持与袁氏上台等等，其间的高相关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清廷寿命的延长——在列强的支持下——使第二次大革命成为必要；而得不到列强的承认与支援，又是革命党人不得不让位于袁的主要外因。
统而言之，清末民初之际列强及其在中国之均势的存在，如果说在表面上、形式上似乎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统合性的话，那么从实质上、内容上的分析结果则恰恰相反。而当列强之间的均势动摇时就会发生的某一强国的独占性入侵（尤其是日本），虽然从表面上看极不利于中国的统一，其实却反倒大大激活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但无论是表面上的维持或实际上的吞并，列强的到来、与中国又一轮（长期）分裂时期的到来——二者的不期而遇，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内部的离心倾向，使新的政治整合显得格外困难；另一方面，西方以联邦主义为代表的和平-联合-分权整合模式，却又为中国提供了能比以往更快、也更好地实现新整合的成功经验。辛亥革命就是实践这一新模式的第一次尝试。
注释：
[1][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页559。
[3]谭嗣同之言。见《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页233。
[4]详见西岭独行：《中华政治大势之统分周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今）》（首发于《中国研究》2001/2（26）
[5]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盟书〉（1894年11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页20。
[6]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中下旬），同上注所引书，页173。
[7]孙中山：〈与陈天华等的谈话〉（1905年7月），同注5所引书，页276。
[8]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说〉（1906年12月），同注5所引书，页326。
[9]孙中山：〈致吴稚晖函〉（1911年11月11日），同注5所引书，页546。
[10]如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1911年11月中下旬）、〈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21-23日间）（同注5所引书，页560，561-563）等言论中所见。
[11]孙中山：〈与英国记者的谈话〉（1911年11月中），同注5所引书，页559。
[12]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年9月），同注5所引书，页223。
[13]孙中山：〈在广州滇桂军欢宴会的演说〉（1923年2月），《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页119。
[14]徐血儿：《宋先生教仁传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页942-943。
[15]隗瀛涛：《实业之梦——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236-237。
[16]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0），页491，494。
[17]陈恒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电稿摘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页271。
[18]1903年7月下旬孙开办革命军事学校于日本青山时所用的誓词。见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5），页186。
[19]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之间），同注5所引书，页298-299。
[20]孙中山之言。见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页51。
[21]有关孙中山与联邦主义的关系之系统论述，请参见笔者：〈孙中山：从工具型联邦主义到党权型集权主义〉（政治文化研究网
[22]共进会与文学社在准备起义时，就曾有起义得手后推黎之数议。（刘振岚张树勇：《傀儡总统黎元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35-36。）
[23]施正甫：〈三·二九广州起义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页222-223。
[24]雷飙：〈蔡松坡先生生平事略〉，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270。
[25]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20。
[26]顾炎武《日知录》〈藩镇〉：“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页220-221。）
[27]同上文：“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有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安能强禅天下？”
[28]杜赞奇：〈民国的中央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页30。
[29]〔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页265。
[30]有种说法是：黄兴虽守汉阳失败，但在其相持期间，各省乘机纷纷独立，遂使革命胜利不可逆转。（彭国兴：〈黄兴与辛亥武汉保卫战〉，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编《辛亥两湖史事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235-237。）但据笔者查考，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从11月2日革命军进保汉阳，黄兴3日就任战时总司令，到袁军21日开始发动进攻的二十天内，双方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战斗（有的多为隔江打炮）。而在此期间，就有八省（其中四川在重庆）一市（上海）独立；加上早先已独立的，共有十三个省，占到全部独立省份之大半。所以黄兴守汉阳之成败，对全国局势走向并无决定性的影响。
[31]《胡汉民自传》，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页215-216。
[32]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理遗教：谈话》，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页57。
[33]梁启超：〈致南海夫子大人书〉（1900年4月），同注25所引书，页216-217。
[34]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同注17所引书，页250-251。
[35]张謇：〈致袁世凯〉（1912年1月），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28。
[36]L·佩伊：《中国政治精神》，转引自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页112。
[37]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页7。
[38]同注28文，页28-30。
[39]宋恕：〈上李鸿章书〉（1892年5月），郑大华任菁选注：《砭世危言——唐才常宋恕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页162。
[40]孙中山：〈复翟理斯函〉（1896年11月），同注5所引书，页46。
[41]夏莲居：〈山东省独立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页294。
[42]同注20所引书，页117。
[43]张謇：〈致袁世凯〉（1911年11月6日），同注14所引书，页989。
[44]张謇：〈致袁世凯内阁〉（1911年11月27日），同上书，页996。
[45]同注5所引书，页560-564等处。
[46]《中华民国联合会启事及简章》，《时报》（1911年11月20日），同注14所引书，页776。
[47]程德全、章炳麟为组织联合会等致军政府电（1911年11月21日），同注14所引书，页768-769。
[48]参见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1991），页4及以下诸页。
[49]参见同注14文，页5-6。
[50]〈莫理循致布拉姆函附件〉（1911年11月16日），〔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页793。
[51]孙中山：〈中国革命史〉（1923年1月），同注13所引书，页67。
[5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页182。
[53]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227。
[54]南京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1912年1月21日）即议决行政“主张中央集权”。（见同注32所引书，页124。）
[55]〈瑞纳来函〉（1912年4月），同注50所引书，页971。
[56]李茂高、廖志豪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页983。
[57]〈佐原笃介来函〉（1912年2月7日），同注50所引书，页864。
[58]曾有翼、袁世凯、许鼎霖的三份函件（1911年12月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集（中华书局，1982），页352、353、354。
[59]参见杜春和：《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页136-137。
[60]恩斯特·杨：〈袁世凯何以能登上总统宝座？〉，《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页259-261。
[61]同上注文：“局面很快就清楚了：这就是只有共和制政府才可能重建对中国各省的中央统治。”（页265）又见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华书局，1982，页300）：“袁世凯决定亲自同革命党交换意见，因为英国公使警告说，和议的决裂可能会导致中国的瓜分。”
[62]孙中山：〈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页434。
[63]《天铎报》1912年2月12日，转引自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史稿》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202。
[64]孙中山：〈接见（美国记者）麦考密克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页143。
[65]孙中山：〈与广州各报记者的谈话〉（1917年7月），《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页129。
[66]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1912年6月8日），转引自同注63所引书，页228。
[67]黄兴：〈请求卸职电〉（1912年5月19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
[68]袁世凯：〈平叛通电〉（1913年7月21日），同上注所引书，页510。
[69]袁世凯：〈宣布国民党议员助乱证据布告〉（1913年11月4日），同注67所引书，页822，826。
[70]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页200。
[71]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8，第6版），页126。
[72]同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