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一大“丰功伟绩”（《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1页。）。
辛亥革命，由武昌起义胜利开始，至“二次革命”（“赣宁之役”）失败而最后结束，中间以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划分为两个阶段。如何认识后一个阶段，怎样评价后一个阶段中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拙文对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辛亥革命的浪潮，迅猛地冲垮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和二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民主精神的空前高涨。这次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又是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斗争等不能相比的。但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而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谋求妥协，推翻的只是末代封建王朝和君主政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没有改变。在庆祝共和胜利、南北统一声中，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夭折了。
革命已经退潮，但还有余波；革命悄然流产了，但还没有完全失败。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潮流，这时是任何人不敢公开抗拒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保有一定实力和巨大声势，他们有条件幻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合作，来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发展实业，振兴中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了临时总统的宝座，但毕竟不是靠武力夺得的，他还需要时间和气力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能一下子撕掉假共和的面具。因此，他不能不表示：“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1912年3月8日《致参议院电》，《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39页。）妥协固然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妥协又是双方的，是一定力量对比的产物。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呈现暂时的平衡，任何一方都不能吃掉对方。梁启超较客观地指出：“项城兵虽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568页。）袁世凯以北洋武力为最大政治资本，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帮助，“统一”了南北，这是他的一大胜利。但是，革命派仍能依靠革命的余威和声势，控制南方数省和临时参议院的多数，与之抗衡。
这时革命派与反动派，都津津乐道“南北交让之精神”，普遍庆幸“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欧洲学生爱国谈》，《东方杂志》1912年5月：《太炎最近文录》第78页；民元《民立报》经售的《满夷猾华始末记》第12册。）。正是这种政治形势的特点，出现了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间的一年多和平时期，出现了中国罕见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新局面，出现了在旧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较为民主的政治生活（在另文《论“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中详细论述。）。
直到“二次革命”前，辛亥革命在中国继续推动着民主政治、民族资本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取得革命第一阶段初步成功之后，为巩固共和制度，追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涤荡数千年专制之毒”，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种种努力，应该视为革命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开始以新的形式和手段继续进行斗争。
显然，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到一九，三年夏季“二次革命”前，还不能划入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在黑夜漫漫的旧中国，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三年的辛亥革命运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它一时放射出的眩目的光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难忘的一线光明。
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这是孙中山经过以后多次失败才认识的（《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下凡引此书注均略）。）。后来孙中山讲了许多“我当时极为悲观”的话，也并不完全反映当时的认识和心情。“二次革命”失败之前，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没有感到失败的痛苦。相反，孙中山认为他的辞总统职，促成了革命成功。一个美国记者曾写下二月十五日孙中山辞职后、祭明太祖回来的谈话：“这是令一切都欢乐的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和巩固的工作”（F.McCormick:TheFloweryRepublic（1913）p.309.）。解职后，孙中山多次谈到“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耽于和平建设共和国的幻想，不是没有一定的根据和条件。这主要是经过革命埋葬了旧王朝，建立共和制。他并不信任后继者袁世凯，但对他抱有幻想，希望化“敌手”为“朋友”，并准备用《临时约法》、国会、誓言、舆论对袁世凯加以约束。孙中山天真地认为“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袁世凯也会和他一样。
孙中山以及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导者尽管不断妥协、后退，但他们都坚持共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要继续“尽扫专制之流毒”，“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27页。）。应该看到，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在这段和平时期进行的活动和政治主张，是同辛亥革命相联系的，不能把它们完全分割开来。从这点出发评价孙中山解职后到“二次革命”的主张和活动，才能深刻看到其积极意义和历史教训。
二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放弃临时总统的职务，并没有放弃为巩固和建设共和国理想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他在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上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辞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他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致力于“社会革命”。他认为，民国初建，“国基未固，势力衰微，是犹大病之后，不宜遽投剧剂”（孙中山：《致南洋同志函》（1912.10.9）。）。因此，孙中山让权时就对袁世凯以“小康期之”，希望政局“无大故”，使民国逐步得到巩固和进步。一九一二年八月间，孙中山去北京前致宋教仁的信，最能说明这时他的思想和主张：“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志于铁路之建筑。”（孙中山：《致宋教仁书》（残稿），《三民主义半月刊》第3卷第6期。）
孙中山从解职临时总统那天（四月一日）起，他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珠江口岸，到处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平均地权”、铁路建设、引进外资，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活动。仅到该年年底九个月时间，孙中山在各地总共四十多次演讲、谈话中。有关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实业建设等问题不少于二十五次之多。他为“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而到处奔走呼吁，这和他在临时大总统任上没有一次谈到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呈鲜明对照。这是孙中山一生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最多的时期，是他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后，幻想致力于和平建设的时期。
从一九一二年年底，孙中山在杭州特别欢迎会上，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他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列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比同盟会时期又有所前进。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这“四大纲”，“我中华民国之国家”，就会“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页。）。关于铁路建设，孙中山大胆地提出，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借六十亿外债，兴建二十万里的铁路计划。民初名记者黄远庸讽刺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个乐天派”。孙中山的确是乐观的，他说：“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他相当乐观地预期，“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那时国强民富，“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又是主观社会主义者，把他的民生主义说成社会主义。他认为，“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须用武力”。中国没有出现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尖锐对立，实行“社会革命”要容易得多。孙中山主观上是，“一方面国家富强，一方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 “富强”、“防弊”的政策，又叫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他在上海、武汉讲演中说：“并非反对资本，只反对资本家而已”，“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他一方面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和贫苦群众的真挚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垄断资本家的恐惧和仇视。他既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又企图避免欧美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和革命，而要预防大资本家的垄断。
孙中山主张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收益归公，“则大资本大公司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矣”。在他看来，“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实行他的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就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了（见《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页。）。
孙中山在欧美曾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研究。辛亥革命时回国，他带回“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要“广为鼓吹”。解职临时总统后，他被社会党聘请为名誉领袖，并应社会党邀请，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工人群众最集中的上海，连续三天演讲社会主义各派学说。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高度评价了“工人者——人类之功臣”，但他仍主张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精确不磨之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方法》，《中山全书》（黄昌谷编〕第3册，第5—25页。）。孙中山不仅向社会党，而且向各行各业宣传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十分有趣的是，他正如列宁说的以“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向资本家、商会和中国最反动势力的代表者袁世凯也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时，他还不懂得只有正确地从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上，尽量发展农民群众的自动性、坚决性中才能寻找中国更新的途径。相反，孙中山放弃了革命手段和政治斗争，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幻想与北洋军阀合作从事经济建设，“间接使政治基础臻于完固”（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中山全集》第4册。）。这当然是无法成功的。但是，孙中山在经过革命取得共和制之后，要想从事艰巨的社会经济改革，寻找中国“复兴”的道路，实现中国近代化，却表现了他忠诚谋国的苦心。孙中山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对苦难大众的深切同情，对改变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都是可贵的高尚的思想。
孙中山为实现他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理想，一九一三年二月间他作为前总统、“全国铁路督办”赴日访问考察。在日本，孙中山受到“国宾”规格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他在日本参观考察了许多工厂、铁路、学校，同日本政治家、企业家会谈。他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看到中国的未来。他计划着如何学习日本，并赶超日本、欧美。就在二月二十三日即将踏上天洋号海轮回国的时候，接到宋教仁被害的电报，他那振奋的面容立即变为悲痛。宋教仁被刺的枪声，把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幻想中惊醒。
孙中山用自己的实践提供了一条深刻的教训：不能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企图不问政治，搞实业救国，是不可能使中国得救的。
三
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主流派与孙中山政见有所不同。宗教仁一贯主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责任内阁”，打算根据《临时约法》规定的约法实施后十个月内选举国会，制定宪法，来争取大选胜利，组织责任内阁，箝制野心家袁世凯，把他置于虽有总统尊荣而无实际权力的地位。黄远庸说他们迷信“法律万能”，的确他们是企图靠宪法、国会、责任内阁，以和平手段同袁世凯争夺政权（黄远庸：《远生遗著》第1卷，第6页。）。
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日渐右倾”是事实，无须为之辩解。但说他们是“同盟会右派”则是不正确的。以宋教仁为中心这一派，是改组后同盟会和国民党的中坚和主流，是同袁世凯假共和作斗争的主要力量。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取进，而不同意孙中山的退却；在经济上，他们不积极于“社会革命”，但和孙中山同样热衷于发展实业。孙中山对他们放弃《革命方略》不满，但当时孙中山也无法按《革命方略》实行革命的军事专政，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独立地把全国政权夺取在手。宋教仁与孙中山在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实业、巩固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
宋教仁为适应议会政治的需要，扩大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不是为了排斥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和他的民生主义。根本目的在于联合中间党派，造成第一大党，争取国会的多数，以实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一九一二年八月成立的国民党，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妥协的产物，它包括领导人之间的互相妥协，急进派与中间派的互相妥协。由于降低政纲，改变领导体制、吸收大批官僚政客，“龙鱼杂处，真伪不分”，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实际是下降了。但是，怎样评价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国民党呢？是否可以把它简单地说成“堕落的产物”呢？
原来的革命党变成庞杂的议会政党，的确是一个大倒退，但这种倒退早已经开始了。从当时适应议会斗争的形势，为组成责任内阁，建立第一大党，同袁世凯争夺权力来说，又是一个前进，有它的进步性。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明确指出：“在中国国会的两院中，孙逸仙的拥护者国民党，……是民主派政党”（《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列宁文稿》第2卷，第129—131页。）。列宁的评价是正确的。第一，无论国民党多么复杂，它是以孙中山、宋教仁等民主派为核心、为主干的；第二，无论国民党的主张多么温和，但它坚持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引向宪政的轨道；第三，无论国民党对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多么妥协，但它是抵制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唯一大党，而且准备通过大选把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孙中山在辞职临时总统后，曾“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根本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陈其美：《致黄兴书》。）。孙袁北京会谈时，他也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正式大总统，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但是，国民党成立、孙袁会谈后，孙中山对组织大政党和建立责任内阁有了明朗的态度。他在上海一次讲演中指出：健全的政党是民国的基础，“必赖党争，始有进步”；“本党今既得占优势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有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讲话》；柏文蔚：《五十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关于责任内阁制，他说：“政府之组织，有总统制度，有内阁制度之分。……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孙中山：《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讲演》。）。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说，两党政治、责任内阁等并不是他的一贯主张，但在国民党与袁世凯集团的实际斗争中，出于政治需要，孙中山与宋教仁取得了一致。所谓孙中山一贯反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反对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不愿就国民党理事长等等，他本人后来也这样说过，但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宋教仁代理理事长，不过是孙中山赴日本访问期间的事，时间不长，孙中山回国之前他就为中国民主宪政而献身了。
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是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第一届国会的选举，一百零八门礼炮中正式诞生的国会，是当时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后来证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但在当时无论孙中山、宋教仁都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第一届国会成立前后，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一场民主宪政的教育和试验是有积极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55页。）
大选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它虽然是和平的，却包含激烈的夺权性质。孙中山、宋教仁等民生派，无不为大选胜利而欢欣鼓舞；袁世凯反动集团以及国民党的其他反对派，都为国民党的大胜而惊慌失措。梁启超哀叹：“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党人多丧气，吾虽为壮语解之，亦复不能自振”（《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676页。）。袁世凯早就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民国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国民党大选胜利，即将组织责任内阁，这对袁世凯是严重的挑战，实质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买办势力的和平夺权。北洋军阀集团面临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生死存亡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自然要由和平的转为武力的斗争。于是“宋案”发生了，赣宁之役爆发了。
“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发动的，他重新举起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李烈钧将军自传》第30页。）。这是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抵抗北洋军阀反革命暴力镇压的义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任何革命都不能一下子就取得最后胜利，往往第一次革命成功，至少要第二次革命胜利来巩固。可惜，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由于革命已经退潮，国民党的涣散瓦解，党员脱离领袖，阶级脱离政党，政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武力进攻面前，惨遭失败。辛亥革命的成果尽失了，“二次革命”又是辛亥革命的终结。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亲历者何遂在回忆录中反映他那时痛苦的心情：“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何遂：《辛亥革命亲历记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496页。）这不也正是民国的缔造者竟在民国无立足之地的孙中山的心情么？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同反动派妥协，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振兴实业，促进近代化，结果不能不使“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
（文章来源：《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