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学术事业日趋繁荣，学科体系多有创新，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成果丰硕，学术气氛活跃，人才辈出，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显著的发展。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来的曲折历程，总结其特点、规律、经验、教训，展望未来走向，将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
一、学科体系的发展变化
从学术事业发展的基本状态和时代特点来说，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65年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确立主导地位和走向繁荣阶段；1966——1976年的扭曲和停滞阶段；1977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其最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主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1953年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并决定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1。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倡导下，史学界很快兴起了一次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潮。从50年代初开始到60年代，由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领头，整个史学界开展了广泛而持续的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活动，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刘大年、黎澍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指出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经过这番宣传和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观念逐渐获得史学界的广泛认同。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了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和学科结构。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即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关这种观念的论述指出：“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阶级和平，残酷的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3；“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转化的历史”4；“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规律揭示出来，让人们能够认识它、理解它，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要求、根本任务”5。二是人民史观，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这一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由范文澜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日益成为历史研究的又一主要指导思想。吴玉章指出：“研究历史，第一要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劳动人民自己发展的过程。”6不少学者也阐释这一观念，如孙定国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指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是阶级斗争，就会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结论。”7吕振羽也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8三是 生产方式决定论，即以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作为判别社会形态及其转变的标志。这一观念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只是在以生产方式整体为决定因素还是以其中的生产关系为主要决定因素上有所分歧。胡绳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为生产方式，这是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因素。”9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所有制的不同”，生产工具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10。
上述三种理论可以说是1966年之前中国近代史各个方面研究的主体理论解释体系，改变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史料考证和史事叙述为主，缺乏明确的价值评判，甚至混淆是非的状态。与此同时，学术界从上述研究体系出发，特别是从阶级斗争史观和人民史观出发，建立了相应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结构和研究主线。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对此作了系统论述，并“用阶级斗争的表现”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提出了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与义和团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分期问题的讨论。经过讨论，学术界虽然互有异同，但都以阶级斗争史观和人民史观为基本阐释理论，大多赞同胡绳的观点，使中国近代史以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起点，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终结，以三次高潮为主线，以八大事件为主体内容的学科结构由此形成，从而第一次系统地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内容结构，结束了以往中国近代史学科结构模糊不清的状态。
在第二阶段中，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备受摧残，“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影射史学”、“实用史学”横行一时，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处于基本停滞和严重扭曲的状态。这一阶段所发表的约300篇文章（不含中俄关系），绝大多数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射之作，如以“儒法斗争”和儒家、法家的概念和标尺去评判一切历史事件和一切历史人物，把洪秀全神化为完人，把孙中山骂为“牛鬼蛇神”，把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完全视为“卖国”和“洋奴”，等等，不一而足。只有中俄关系这一领域，因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出于边界谈判的需要，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学术研究。到1976年止，共计约发表了100篇文章和几种专著，着重研究了中俄边界遗留问题，驳斥了苏联学者歪曲事实的观点，澄清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这在当时的反对霸权主义斗争和中苏边界谈判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基础。这说明，只有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达到既发展学术又服务现实的目的。
在第三阶段中，由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迅速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禁锢和病态中解放出来，整个学科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而且形成了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特色。
其一，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但也对以往研究工作中所出现的教条、片面、僵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日益注意全面系统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相应，对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革命运动为主体的内容结构进行了检讨。1981年，刘大年从克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出发，发出了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倡议11，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982——1983年间，史学界曾三次集会讨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问题，逐渐形成热潮。1986年初，冯尔康在《百科知识》上发表《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引发了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近代史学科组开始提倡城市史研究，开启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其二，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引进和采用国外其他有利于史学繁荣发展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文化学、统计学、地缘学、现代化理论等，都被陆续引进和不同程度地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应领域。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陆续开发出来，如社会史、城市史、宗教史、人口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史、区域史、现代化史等。一些旧的课题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如阶级和党派的政治文化、领袖人物的心理素质、社会分层结构和流动、经济史的计量研究等。
其三，注意发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功能。1981年，胡绳提出：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研究，有所侧重，有所创新，既要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又要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12。随后，有不少学者就史学社会功能问题展开了讨论，使史学界加深了对史学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认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不少学者逐渐选择那些对现代化建设有较大借鉴意义的新课题进行研究，有的则带着较强的时代意识从新的角度研究旧有课题，乃至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进行反思和调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课题选择，从以往简单地由政治原则出发，逐渐转向兼顾现实需要和历史事实。
其四，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拓“禁区”、反思“定论”。以前因政治忌讳而缺少研究或没有研究的课题被陆续开拓，如关于租界和租借地的社会模式和影响，黑社会和病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功能，胡适、梁漱溟等灰色人物的思想和历史作用，等等。对以前被基本定论为起反动作用的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袁世凯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外国在华资本、买办阶级、中外经贸关系、教会的文化传播等事物，以及被定论为完全正确和进步的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政权、义和团运动等事物，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反思，力图对其客观存在的正负两面性质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或作出新的解释。
二、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开拓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史学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研究阐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各方面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化大革命”以前，除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已如上述之外，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成果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特点之一是从现实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和反帝斗争出发，运用阶级、阶级斗争史观和人民史观重新研究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批评和纠正了外国学者和旧中国史学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片面的和错误的观点。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指出这次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奴役中国人民的一次侵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批驳和纠正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鸦片战争是一次“通商战争”、林则徐禁烟操之过急等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指出它既不是如封建地主阶级所说的是一次暴乱，也不是如资产阶级所说的是一场反满运动，而是一次农民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它除了担负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之外，已经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在义和团研究中，主要是肯定了义和团是一场“以反帝为主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从而批驳了以往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把义和团运动贬斥为“匪祸”、“狂热和反动的”、“中国传统的排外心理的表现”、“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等错误观点。在辛亥革命研究中，最主要的是确认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批驳了外国学者所提出的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很难说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一次“国内民族革命”或反满民族运动等观点。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重点是研究美国侵华史，批驳了旧中国有些学者所说的美国对中国“向尚和平”、“不喜干涉我国内政”、“中美邦交最称亲睦”、“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谋世界公共的平和”、“实救出中国于瓜分场中”、美国参加八国联军“纯粹为自卫”等美化美国侵略的观点。
特点之二是除了对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和作用作深入研究之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开拓还表现在对人民群众和进步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开辟了不少旧中国尚未涉及的新领域，以及对某些重要史实的考察。在鸦片战争研究中，论述了广东三元里和东南沿海地区民众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活动，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抗英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对土地制度有较多的研究，并肯定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和反侵略思想。在洋务运动研究中，着重讨论了洋务军用工业的性质及其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开端和官僚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问题，以及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具有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在戊戌变法研究中，突破了宫廷斗争的范围，从以前的帝后之争、满汉之争、新旧之争研究扩展到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的研究，肯定了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具有代表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意义。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从掩盖阶级斗争实质的孤立的政治活动记述，只研究个别领袖人物和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转变为着重探讨革命的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群众的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活动，以及领袖、政党、群众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会党、新军、华侨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根本动力。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最明显的开拓是对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研究。除了对各次中外战争中的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有较多论述之外，还阐述了近代史上的教案和反洋教斗争、现代史上的省港大罢工、人民收回租界斗争和民众抗日战争等。同时，由于中苏关系密切，开展了中苏友好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进一步突出了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剥削这一主体方向，开拓了有关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市场、华侨投资、企业管理、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新研究领域。
特点之三是出版数量可观的论著，尤以具有较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的论著和史料书为多，表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基础建设扎实有力。“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术界共计出版著作和资料书约250种，发表论文约3300篇。其中，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戴逸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林增平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具有较大奠基和指导意义。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0种资料，既体现了新形成的学科体系，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各分支学科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丁名楠和余绳武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卿汝辑的《美国侵华史》、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的《官僚资本论》、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李新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都是各相关学科的开创性力作。
1979年之前，中国近代史学科结构以纵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序列结构为主，横向的专题序列极为短缺。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继续沿用以前的纵向结构序列，继续对有关领域作深入研究之外，横向结构序列迅速发展，并成为学科发展的主体趋势。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开拓和四种趋向。所谓四个开拓，一是发展和开拓了文化史研究，二是开辟和延伸了社会史的研究，三是兴起和加深了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的研究，四是加强和拓宽了区域史研究。所谓四种趋向，一是各分支学科的整体性研究，二是研究领域上的中外融合，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交叉，四是对旧有研究体系和领域的反思和开拓。
关于四个开拓。文化史研究以前虽有所涉及，但是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总体开拓性研究则是从80年代初才开始的。此后，大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既有关于近代文化的发展阶段、研究范畴、结构特点等宏观考察，也有关于教育、出版、传媒、社会思潮、哲学流派、中外文化交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伦理思想、知识分子群体和重要人物等专题探讨，从而在传统的无产阶级文化与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对垒的主体构架之外，又构筑了一种以现代化进程为依托，以研究传统文化变迁、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中国新文化的产生和成长为主体的新构架。社会史研究以前亦有所涉及，最近20年来则使之成为一个概念比较明确的专门研究方向，并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在实际研究中关于人口、帮会、绅商团体、城市社会、社会风俗、灾荒救济等问题的成果较多。除了众多的个案和专题研究之外，也有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尝试，而且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已延伸到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等领域。早期现代化（即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或称近代化）研究的内容，包涵了从现代化理论，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某一地区的现代化状况，某一阶层或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乃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全过程和总体状况，出版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这些研究论著既引用了外国的相关研究方法，也结合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特点。其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最突出的有：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近代中国争取国家独立与现代化的关系，三是中外经济关系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反双重影响，四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对立竞争性和多变性，如资本主义道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和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并存、对立和竞争。在区域史研究方面，以前大多是行政区域史研究，最近10年中，学术界的研究逐渐向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地域史研究方向发展。在地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已涉及到的有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华南地区、中共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和大后方地区；属于地域文化史研究的有岭南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等。此外，边疆地域史、少数民族地域史、香港史、台湾史、澳门史的研究亦正在不断拓展之中。
关于四种趋势。对中国近代史及传统分支学科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以开拓进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进行全面的整体性研究，各种整体性巨著陆续问世。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章开沅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和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严中平和汪敬虞先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许涤新和吴承明先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70年代初开始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也全部完成，这些巨著都具有较大的国内外影响。在中外学术融合方面，80年代以后，不仅逐渐增加了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的共同话题，而且使中国的不少课题研究跟上了国际步伐，有些课题研究还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如城市史和现代化比较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合作研究时有开展。商会史研究更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影响和推进了外国的同类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方面，80年代之前除了经济史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两种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之外，其余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和专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历史学研究。80年代以后，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及其相应的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日益受到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认同和推广。与上述变化相适应，引发了对旧有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内容结构的反思和创新。从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以前形成的以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以“三次高潮”和“八大事件”为主体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体系和内容结构进行了反思。大多数学者主张突破原有体系，扩大研究范围，丰富学科内容，全面地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别应加强近代化过程的研究。对于内容结构，除了上述以三个开拓为主体的横向发展之外，还开拓了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和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真正涵盖了1840——1949年的全部历史。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
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不够成熟之处，需要在深化研究的过程中加以克服。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外国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题材和史实相结合，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盖全，等等。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有些研究成果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除了克服这些缺陷，还应克服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在新课题研究中已经不再适用的片面认识。我们应该知道，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发展史、现代化、市民社会等方面的思想，这些都适用于新课题的研究。因此，努力发掘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蕴藏的各种适用于指导中国近代史新课题研究的思想方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历史研究时代性的强弱、广窄，与历史科学社会功能发挥的大小密切相关。但是，如果过分注重时代性，甚至与历史事实相脱离的话，那么就会使历史研究庸俗化，甚至沦为比附史学。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代性明显加强，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与现实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有关，其中不乏时代性与科学性统一较好的研究成果，使史学的社会功能，从单一的爱国主义教育扩大到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但是，在加强时代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忽略科学性的现象，如过度翻案，过分肯定外资入侵对晚清开放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滥用“近代化”称谓，过高或片面评价某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作用，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基础的制约，仍然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完善的内容结构。在题材结构上，政治史仍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件研究为主。在经济史研究中，国民经济方面研究较多，社会经济方面研究较少。对生产关系、生产领域、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研究较多，对生产力、流通领域、消费领域、市场结构、金融经济、商业经济、农村经济研究较少。对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企业家群体和经济社会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在文化史研究中，对精英文化、文化形态、政治思想的研究较多，对大众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文化传媒、学术思想的研究较少。社会史研究则刚刚起步不久，整个学科尚处于薄弱状态。从现有倾向看，关于人口、帮会、工商团体、城市社会、社会风俗、自然灾害等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成果也较多，对家族、同乡团体、文化学术团体、农村社会、社会结构、社会治安、社会救济、社会心态研究较少。微观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的综合研究较少。在空间结构上，研究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和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较多，研究内陆地区、落后地区和偏僻地区的较少。在时间结构上，除政治史之外，研究“五四”运动前的较多，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较少。
学术研究发展的取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循序渐进，也就是加强和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薄弱和空白领域。二是根据本国和世界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开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领域。
就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而言，克服和弥补上述缺陷，加强研究内容结构中的那些薄弱方面，无疑是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克服和弥补那些在引进和运用外国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缺陷，也是今后中国史学发展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个方面。要克服这些缺陷，首先，必须要在全面深入理解新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其理论原理构筑研究体系和分析问题，注意采用恰当而必要的模式框架和词汇术语。其次，要讲求理论方法与题材内容的内在一致性和不可替代性。第三，要使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实现优势互补，把理论分析与历史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坚持中国史学的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第四，要根据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引进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讨修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一些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无疑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发展。具体到某一个学科，则应视其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存在的不足之处，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如研究社会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史、区域史等，需要采用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相结合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否则难以取得较好的成果。
城市史研究，目前已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大多限于单个城市的内部状况的研究。在对城市作全面性的、群落性的、外部网络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的研究方面，国外的同类研究明显领先于中国，如美国的施坚雅教授对中国城市的总体状况有较深的研究，日本的滨下武志教授对香港的外部网络颇有研究，中国的学者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研究，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的特色。
人口史研究也是一个成果较丰富、较成熟的学科，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模式上，如人口的数量变动、地理分布、区域流动和自然结构等，而在人口的社会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对人口的城乡结构和流动、阶级和阶层结构虽有所研究，但仍有较多缺口。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职业结构的研究则近乎空白。这种人口社会结构研究的欠缺状况，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可能也是外国同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中外学者今后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研究成果和学科成熟程度与上述两个学科相似。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是一种二元型结构，一方面是在外力影响下仿效和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社会和新型城市的产生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是在外来刺激和内在机制的合力作用下的中国原有经济、文化、社会和城镇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目前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前一方面，对后一方面虽然已有所研究，也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问世，但多限于文化层次，以及少数几个区域、村落和行业，与前一方面相比仍显得相对不足。在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方面，中外学者都已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较多地着眼于现代化实现程度差别和文化、政治条件的不同，较少研究制约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和制度机制的差异。今后对这些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21世纪的中国将更加开放，将大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日益重视科技和教育，进一步实行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1世纪的世界则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进一步走向一体化，在国家地位、利益和国力方面将会有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寻找新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国民外交、经济外交、国际经济圈、法治状况、利益集团、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社会救济等，从而使学术研究不断创新，继续为现实社会的需要服务，为21世纪的中国探寻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视角。
注：
1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参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1955年第3期、第5期；1956年第1期、第11期；1960年第1期；《胡绳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3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4关锋、林聿时：《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5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6吴玉章：《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大公报》1951年9月28日。
7孙定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教学》1958年第2期。
8吕振羽：《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
9胡绳：《中国近代史绪论》，《胡绳全书》第2卷，第212页。
10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
11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
12胡绳：《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
（资料来源：《文史哲》1999年第6期，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