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讨论也颇受学界注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90年代至今，直接研究这一思潮的论文已有20余篇，而其它相关文章也有上百篇。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所以不断升温，其动因有三：首先，海外学者的倡导，主要是指三本书，第一本是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傅乐诗、史华兹等人编著的《变的极限》（《The limits of Change》），第二本书是1980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三本书是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美籍学者艾恺以中文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上述著作在海内外均曾引起轰动，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其次，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现代化在某些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日渐凸现，现代化与人性、现代化与环境、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等之间的冲突加剧。在反思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的背景下，学术界把目光转向过去，重新“发现”近代思想家对现代化所作批评的某些合理价值，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再次，9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1989年后，受多重因素的驱动，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出现重大转向，从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否定走向全面肯定，“国学热”“儒学热”方兴未艾，尤其是现代新儒家以及与此相关的东方文化派、国粹派的有关思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概念、发端时间、基本特征、与其它思潮的关系以及在近代中国的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讨论中所提出的主要观点有：
一、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含义
1.维持现状说。美籍学者余英时认为，所谓“保守”，就是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保守主义”，就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一种态度或者倾向。（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2.特定价值取向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保守主义并非不要变，或是要求变革较少，而只是要求使变革范围限制在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有政治及文化两个不同层次。政治层面的激进与保守，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要求根本解决，重建一个新的是为激进，主张在现存系统内作技术性调整和修补的是为保守。文化层面的激进与保守，主要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主张全盘推倒的是为激进，而文化阐释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内的是为保守。（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见《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3.有限变革论。这种观点认为，保守主义可以定为是以维护相对的有限的政治为目的，以调和、平衡和节制为内容的政治艺术。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是相对于彻底的改革与全面进步、产生于权力集团和知识阶层中间的一种有限变革思潮，它反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域文化的关系、态度和准则。（马庆钰：《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检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4.反现代化说。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多以美籍学者史华兹、艾恺等人的有关论述为依据，认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现象，是对实际或隐含的威胁和挑战而产生的一种历史性反应。而文化保守主义则是随着西方的现代化运动而形成的一种反现代化思潮，它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西方型的，主要涉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另一种是非西方型的，除涉及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外，还纠缠着本土与外来的矛盾问题。就近代中国而言，判断其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准是：①虽然也承认中国文化还有不如西方文化的地方，但在总体上则认为中国精神文化比西方物质文化优越；②虽然也批判传统文化，但这种批判是以维护为其前提的；③虽然也不反对引进西学，但这种引进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实现“中体西用”式的折衷调和。（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陈少明：《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见《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比较》，中华书局1992年版；俞祖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转向》，《烟台师院学报》1996年第1期； 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除以上观点外，还有人根本反对用“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一类的新概念研究近代文化史，认为这些都是无价值的名词，因为它们之间缺少明确而公认的区分标准。例如，如今有人主张发扬程朱理学，一般人会认他为“保守主义”，但说他是“激进主义”也能成立——从程朱理学出发可以引向西方基督教禁欲主义，由于坚持禁欲主义精神的“清教运动”我们一向称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程朱理学便会导致中国走向近代西方民主主义。（谢遐龄：《变法以致升平——康有为文选》序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二、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端时间
1.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作为近代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产物，它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继之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五四及其以后则有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郑大华：《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见《重新认识百年中国》，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2.19世纪中叶说。持这一看法的人认为，前一说法忽视了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碰撞、交融半个世纪之久而在思想领域激起的巨大波澜，抹杀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实用家在保守主义发生史上的真正先驱地位，认为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为以后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定下了基调，可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端标志。（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
三、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
1.一特征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体西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前后一致的文化主张和本质特征。从张之洞以迄现代新儒家，“中体西用”是他们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共同思维方式。（马庆钰：《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检省》）
2.三特征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如下三个特征：①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②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不完全一致，即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③文化优位意识，即以思想文化而不是以政治为先导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比较》）针对上述第二个特征，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最后落脚点在于以种种借口来防止任何政治文化进步潮流的冲击，维护封建的道统、皇统和已有的政治秩序与利益分配格局，这种表面上不偏不倚、左右逢源的文化策略实际服务的政治目的。因此，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是有内在联系的。（马庆钰：《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检省》）
3.四特征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有四组特征：①民族立场与忧患意识；②人文精神与反科学主义；③道德本位与宗教情怀；④变易取向与中庸准则。（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
四、关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何为近代中国主导性价值取向
1.激进主义主导说。这一观点以美籍学者余英时为代表。他认为，从近百年中国思想发展史来看，就是一个不断趋于激进的过程。在民族危机的影响之下，从清末的谭嗣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以及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社会思想不断趋于激进，而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力量太弱而几乎没有发生制衡作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2.保守主义主导说。这一观点以姜义华为代表。他认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这表现在：①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比较弱小，且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②推进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三大力量（国家资本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和新社会力量）之间互有冲突与内耗，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实力；③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3.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双重主导说。这一观点以许纪霖为代表。他认为，总的来说，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都过于强大，以至于双方相持不下。 相形之下， 以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engineering）为特征的中国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微弱了。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五、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1.基本否定说。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保守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前者服务于后者的统治利益，后者支持前者的理论模型。它们都不习惯和惧怕国内外发展中的新事物、新观念，力图以专制权力的体系为核心，来严格划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价值取向和可行性范围。因此，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一起，算得上是封建传统力量抵制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三道主要障碍。（马庆钰：《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检省》）
2.积极肯定说。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多少年来，在对近代文化和五四文化的研究中，我们总是把主张文化的“西化”和“苏化”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看作是进步的、革命的，而把保守主义简单看作是封建文化的沉渣泛起，并加以全盘否定，这无疑是很片面的。离开了保守主义，上述思潮便失去了文化生态上的平衡。不惟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对立互补要素，而且是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具体而言，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以复兴中国文化为主导，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注重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阐释与理解，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在处理文化传统的承接问题上，有其独到的长处；以国粹派、现代新儒家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者所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在反对满清王朝，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和抗衡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它在承认科技进步是现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注重心性人伦与科技的和谐发展，从一个重要侧面唤起人们对现代化本质的全面理解与思考；文化保守主义对西化派的民族自卑心理、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成熟，离不开这种历史积淀等。（郭齐勇：《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论》，见《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欧阳哲生：《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述评》，《求索》1990年第1期； 郑大华：《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在充分肯定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分析了它所存在的一些理论缺陷。他们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理论缺陷，在于它对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认识不足。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体现在科技方面，又体现在人伦方面。既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又必须改造传统。对这些问题，文化保守主义都注意到了，但它却始终没有意识到，科技与人伦的共同进化，现代与传统的相容相摄，都只能是在全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中，才得以实现。这种创造性转换，是在全新的时空条件下，自然与社会、个体与群体、工艺与道德相互关系的革命性重组，参与重组的方方面面，都必须从内容到形式来一个质的飞跃，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因素尽管还顽强作用于现代化的社会，但它已不再是原本意义、原本形态上的传统了。质言之，文化保守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仁义礼智、内圣外王，尽管其合理成分在现代社会中仍有其存在的积极价值，但从根本上讲，它们已不再是古代历史条件下的仁义礼智、内圣外王。因此，不管是五四前文化保守主义所提出的“中体西用”公式，还是五四后文化保守主义所标榜的“儒家精神＋民主＋科学”的样式，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
除以上问题外，学术界还就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本位文化派以及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张君劢、吴宓、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的保守主义文化主张展开讨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
综前所述可以看出，90年代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取得一定成绩，但讨论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关于保守主义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同时代其它思潮（如封建顽固思潮、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突与交融；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文章来源：《文史知识》1999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