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产生于70年代初女权主义运动高潮中。二十多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既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与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息息相通。近年来，中国在海外的学者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生力量。限于作者的语言能力，本文仅介绍近年来英美的中国妇女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本文将把这个介绍与女权主义理论的探讨结合起来，以便读者理解近期学术成果的思想理论背景，并进一步探索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前景。
自80年代中叶以来，女权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的许多著述力图追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且有把妇女受压迫的经历和原因作单一的理解的倾向，也就是把妇女的受压迫普遍化，似乎不管何时何地何种状况，妇女是普遍受到相同的性别压迫的。当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反映出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状况时，当第三世界妇女（包括身处第一世界内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妇女）以自己的经历对普遍性的模式挑战时，各种思潮也促使女权主义学者发展更复杂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妇女所经历的复杂历史和现实。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有力地揭示了“普遍论”所掩盖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后结构主义更是提供了考察主体构成的多样复杂过程的方法。在这一背景下，女权主义学者在90年代的共识是：社会性别并非产生于单一的、共同的、非历史的“根源”中；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其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群、国家、文化和历史中，社会性别的变化意义是在同这一系列不同范畴的交叉及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同时，不满于把妇女一概描述为受害者的简单僵化模式， 女权主义学者更多地转向寻找妇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能动作用（agency）。
在这个学术理论背景中，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渠道迅速扩大，英美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70—80年代的主要著述都关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关系，并倾向于把中国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谈。90年代的著述则转向考察中国社会性别多样及多变的构成过程，社会性别话语的多种意义，它同国家、现代化、民族主义的关系，等等。各项研究也以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为重点。从70年代起，社会性别和性文化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关注点。近两年也出现了对中国社会性别和性文化关系的研究。90年代关于妇女和社会性别的专著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时间上分宋代到明清和20世纪这两大部分。20世纪内则有1949年前后和改革前后的进一步划分。从研究对象看，包括了城市女工，农村妇女，明清的妇女，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分子，女共产党员，妓女等等。从主题看，有计划生育，法律中的社会性别，对妇女的暴力，中共早期历史中的社会性别，妇女创作与妇女文化，妇女解放对不同妇女的意义，女性身分的变化，经济改革中农村的社会性别关系，性的话语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性文化、卖淫同现代化话语的关系，等等。限于篇幅，此外也考虑到有些著述已有中文介绍，故在此仅集中讨论尚无中文介绍的近两三年来的主要研究，包括一些尚未出版的著述，以便读者了解这个领域中理论和方法的最新发展。
一、突破中国妇女是被动的受害者的刻板模式，寻找妇女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
高彦颐（Dorothy Ko）的《深闺之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995）是对明末妇女文化的研究，作者是来自香港的一位学者，在书中她向五四以来的一个概念模式挑战。她指出，20世纪初推动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反儒教的需要建构起一个所谓的“封建传统”，但若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传统”。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力图以自己的著述改变西方社会持有的第三世界妇女都是受害者的刻板模式，说明在西方的“我们”并不一定比在第三世界的“她们”更解放。作者主要用17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作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从妇女的自我表现中，作者看到的主要不是抱怨和诉苦，而是各种思想和审美的表达以及愉悦感。她提出，中国的社会性别和阶级等级制的活力有赖于这个制度中存在着的让人获得满足的生活的机会。当时出版业的发展，男女有别的行为规范，以及主流社会对“情”的崇尚等互不相关的社会力量综合起来，不期而然地形成了妇女的文学生活领地。家庭成为知识传播、文学创作和娱乐的中心。上层妇女足不出户，却通过阅读、写作及出版同外界沟通。她们的作品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推崇，才女更是成为当地的骄傲。作者还分析了妇女诗文中对金莲的歌颂，认为17世纪上层妇女用缠足来作为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由她们发展起来的缠足仪式是妇女文化的一部分。高彦颐的这一论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焦点主要在如何看待和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的问题上。
这部著作有力地说明：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现代人为了某种需要构造的。让一个妇女受压迫的单一模式统治了我们对妇女表现的代价是，中国妇女几个世纪里知识和思想的绵延被抹杀了，而妇女的思想史本可以成为现代妇女的一种力量源泉。这部著作有助于打破西方社会持有的单一的中国妇女形象。1984年作者开始这项研究时，许多美国人表示诧异：“在传统社会里的中国妇女竟然会阅读和写作？”作者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也很有意义，她对中国现代性的考察不是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往后看，而是从“现代前”的角度观察，从而揭示“现代性”的文化演变和构成。
曼索恩（Susan Mann）的《珍贵的记录：中国漫长的18世纪中的妇女》（1997）考察了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性别关系。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把妇女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清代的历史会是怎样的？这样做将要求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上做何种改变？她研究了当时人们怎样理解女性的人生历程，用妇女的诗文来分析上层妇女如何认识和体验自己的家庭生活、知识、审美和私人活动等，考察了国家如何提倡农家妇女的女红，分析了作为娱乐的重要内容的性行业，对比了男性对名妓的浪漫描述和被家庭当做摇钱树的年轻女孩的体验，研究了从观音到道教内丹的各种妇女信仰。在她描写的历史画卷里，社会性别关系同那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密切相连。同高彦颐一样，曼素恩也力图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以及多种多样的妇女生活。作者还对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些理论质疑，如认为现代中国社会许多现象是接受了西方观念而获得解放的结果，作者则认为这种观点是没有深入考察中国的历史文化所致。作者还指出西方对公私分离的关注妨碍了学者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理解，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家庭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和道德权威的中心，公与私之间并没有一条界限。
二、考察在同其他范畴的变动关系中，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
9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力图摆脱对社会性别作本质化的阐释，而努力将其置于具体的场景中做历史的分析。这意味着考察社会性别不同的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内涵，并关注使内涵发生变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罗丽莎（Lisa Rofel）《现代意象与“他者”现代性》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社会性别内容的变化。她在杭州一丝织厂进行田野调查，采访了50年代、文革时期和改革时期的三代女工，从三代女工身上观察了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如何同工人这个范畴的变化相交叉和同政治经济变迁的关系。这个分析又同她对“解放”的意义的探究结合起来。她指出“解放”对不同年龄的女工有不同的涵义。50年代女工获得解放的感觉同工人的阶级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连。解放前的女工因处在男女混杂的场所而被看成贞操有问题名誉不好的女人，而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场所，解放后却被赞誉为国家的主人。对这些女工来说，解放不意味着把她们从家庭的禁锢中释放到社会劳动领域，因为她们本来就在家庭之外工作。而是她们被从工作耻辱意义中解放出来了，她们的社会性别身分同她们的工作的意义密切相关。80年代的“工人”和“女人”这两个范畴的含义又有了很大变化，对年轻女工来说，这个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都相对下降的就业领域不能给予她们满足感，更谈不上解放感。她们强调由不同政治运动背景造成的不同年龄的女工的差异，并指出改革时期的社会性别政治依然同国家的作用关系密切。罗丽莎的研究表现了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意义的关注，以及后结构主义对话语和主体关系的探究。作者在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背景中微观地剖析了一个具体群体中的不同妇女，不仅深刻地表现了人同文化意义的关系，也清晰地展示了形成妇女之间差异的复杂因素。从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妇女解放定义固定为参加社会生产的简单片面性和非历史性。贯穿此书的另一论点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源于半殖民主义，而社会性别始终居于这一追求的核心。
伊丽莎白·克罗（Elisabeth Croll ）的《中国妇女变化中的身分：20世纪中国的词汇、经历和自我感觉》（1995）考察了三个历史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中不同的社会性别词语和妇女的不同经历。她的研究主要基于用英语发表的各个时期的中国妇女写的“自我”和回忆录及其他文章。作者将这些文字中表现出来的妇女经历和自我认识同官方的出版物对比，指出国家的妇女解放辞藻常常不反映妇女的切身经历，两者之间有很大距离。但是作者没有深入探究国家的话语对各种妇女主体形成的影响和作用。该书的特点是集中了各个时期大量的妇女写作，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加贺萧（Gail Hershatter）韩启澜（Emily Honig）和罗丽莎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和工作》研究项目里，国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考察怎样影响了类别的界定和参照系数的确立，国家界定的范畴和类别在区域性的社会性别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那些类别的作用是怎样实现的，那些类别是怎样被利用、被转化、被造成、被忽视的。比如，女劳模是怎样产生的，她的意义何在。这几位学者特别关注国家话语同妇女主体的关系，她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索通过三方面的材料进行：一是官方的出版物和文件，二是各类妇女写的描述自己经历的文字，三是访谈，明显地有别于80年代的西方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上述这些研究都不再把共产党为妇女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作为中心问题，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经历上，探究社会性别同其他范畴包括国家的关系。
三、社会性别和性文化与界定现代性的关系
哈丽特？伊文思的《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1997）追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的性文化话语（50、60年代和80、90年代），力图辨明其中同女性相关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从对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的分析上是发现不了的。作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各种出版物的分析上。她发现文革前对性行为的规范是靠诉诸科学权威来实现的，文革后的性文化的材料虽然多样化了，说教性也不如以前强，但有许多延续的方面。比如妇女的社会性别特点被说成是同她们的生育功能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还有，两个时期都用科学来建构性别差异和支持社会性别等级制。50年代的官方说法是：性欲和性差异是生理决定的对立面，它们决定社会性别行为。90年代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两个时期都将妇女的性行为作为性和道德秩序的支点。作者还研究了关于性病、生育健康、优生学、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文字材料，并写了买卖妇女的问题。作者承认关于性的主流话语不一定完全反映日常社会实践，但她同时指出两者相关的一些例子，如自慰的观念和月经期性交的观念同人们实际行为的联系。从性的话语中（包括出版物、习俗、惯例、法律，以及维护实施这一切规范的体制机构）剖析社会性别是如何被界定、被构造的，以及由哪些群体出于何种利益需要来进行这类界定构造的，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女权主义理论将性文化性行为视为形成社会性别的一个重要场所，从而也是同男性中心文化较量的一个重要领域。伊文思的著述是这方面的理论首次用于分析中国的情况的一个成果。她对所谓科学观点的分析有助于打破我们对科学的迷信和窥破时下流行的不少神话。
贺箫的《危险的愉悦：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1997）是作者的一部力作，它既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性别史，又是社会史和思想史，也是中国研究中明确地以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来进行研究写作的开创性著作。作者的中心议题是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是怎样通过对社会性别和性活动的争论来进行的。选择妓女为研究主题是因为妓女在阶级和社会性别这两种等级制中都处于最底层。著名的印度女权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Cayatri Spivak）有句名言：“下属群体不能在话语中代表自己。”“下属群体”（Subltern）是印度下属群体研究团体创造的一个概念，其定义是：“处于底层的人，是对南亚社会中一般从属特征的命名；这种从属性可以表达在阶级、种族、年龄、社会性别、官职和其他方面。”下属群体研究的使命是：把下属群体写进历史去，而这历史以往是由两种精英史学理论所统治的，即为殖民主义统治者服务的理论和为印度民族主义精英服务的理论。贺箫的研究也是同下属群体研究的理论对话。她提出的问题是：由印度等前殖民地国家的学者发展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否完全反映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半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状况？如何来发现下属群体（比如妓女）的声音？怎样寻找来自底层的能动性和抵抗力量？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也作过大量挖掘底层阶级的声音和活动的工作，只是这个过程同时是让底层阶级学习运用党的语言，即政治化的过程。鉴于中国下属群体的这个特殊经历，如何来分析辨别什么是下属群体自己的声音，什么是党和国家的声音？由这些问题所决定，作者在书中不少篇幅还讨论了方法论问题。
作者指出：“像其他非精英群体一样，妓女并不记录自己的生活。她们在历史资料上留存下来是因为别人要对她们欣赏、惩罚、统计、管理、治疗、作病理研究、警告、拯救、取缔或是用作大社会景观中的一个象征。”作者考察的关于妓女的资料包括1949年前的游乐指南、传闻轶事、肖像、诗歌、小报、流言、市政府管理条例、警察审讯记录、对拐卖妇女的报道、中外改革者对卖淫问题的讨论、医生对性病的调查报告等等。作者认为所有的材料都有用处，但总的来说它们是反映了那些作者的状况，而不是妓女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说，那么多丰富的资料并不是用妓女自己的声音来说话的。即使真能得到妓女的声音，那声音也一定是经过了某种媒介发出的，即她们的日常生活斗争和自我看法都已在一定程度上由别的声音和体制形成了。作者因此对历史写作中的“恢复模式”提出质疑，认为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史学家间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并且是从自己局部的关注出发，只能对那些材料进行模糊的理解和猜测，而不可能对历史作出“透明性的重构”，即不可能表现一种固定的、单一的、谁看都有一样意义的历史“真实”。
四、探究男性特征的构成及其意义
由于认识到妇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往往同对男性的规范或男性的特定处境相关，所以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开始研究男性的构成并以此来加深对社会性别过程的认识。钟雪萍对中国当代男性的研究是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中这方面的先例。在《男性特征、焦灼与民族主义：对男人的再表现及男性对社会身分的探求》一书中，她把当代中国对身分、使命和认可的追求同当代文学中表现的男性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她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男性作家最关注的社会性别问题？为什么？假如说这些问题常常突出一种对“阳衰”的焦虑，那么是什么因素构成了这种焦虑？如何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中，尤其是同中国现代性相关的问题中的男性概念？形成了当代中国男性渴求“男子气”的复杂心理的政治、文化、历史因素是哪些？在今日的全球背景中，中国男性的这种渴求具有何种意义？作者的分析材料是文学作品，主题则是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关系。
五、表现妇女自己的解放斗争
仉乃华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与妇女运动》从中国妇女的具体历程出发来反映中国的妇女运动。因看到西方学者很少关注到中国妇女组织，作者致力于调查妇联的历史，以从组织上探讨党与妇女的关系、妇联的复杂性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作者考察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文化，并作了许多访谈，完成了英语世界中第一部史料详实的关于中国妇联的专著，作者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这部专著表达了一个中国学者探究中国妇女独特解放历程的努力。
我本人的《女权主义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则考察了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救星诞生以前中国妇女在干什么？本书中的方法是用历史资料来表现本世纪初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领头建构起来的女权主义话语，用五四新女性的口述史来刻画那个时期出现的新的女性主体。本书探讨了女权主义同民族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分析了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之成为现代精英同提倡妇女解放的关系，展现了那代知识女性非凡的能动作用。本书说明：女权主义在中国远非主流话语所表现的那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幻想和一场失败的运动，相反，作为一个话语，她不仅在本世纪20年代构成了现代中国妇女的一个主体，给予中国妇女进入男子独占的社会领域的力量，在30年代造就了一个现代职业妇女群体，而且她也被主流话语所吸收，成为构成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景观的重要部分。在探究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的同时，本书也揭示了女权主义一词的词义变化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动作过程。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著述不同，本书不是将政党而是将妇女作为历史的主角，目的不仅是表现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的主动积极作用，也是探究在何种情况下妇女拥有社会活动空间。本书也是一个中国学者以中国妇女的实践来丰富女权主义理论的一次努力。
综上所述，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其意义，即现象背后的含义或社会力量和各种利益的动作较量。每项研究都在探究特定现象的意义中，力图去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假定。研究者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现象基于何种假定和“常识”？这些假定和“常识”又是怎么来的？蕴含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谁在促成这种现象的形成？为了谁的利益？此外，从对上述著作的简短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妇女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对妇女的研究，而是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关系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不仅考察社会历史变迁对妇女人生的影响，也注重妇女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看她们是在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中活动的，怎样受到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性别话语的制约，怎样向其挑战的？并十分关注社会性别同其他范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范畴如何通过社会性别来表达的。
同国内的妇女研究相比，国外的中国妇女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性别是核心分析范畴。近年来的研究表现出对此范畴日益复杂的运用和不断丰富的理解。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创立同女权主义在学术界的目标紧密相连，即对男性中心文化提出批判质疑，改造人类知识，从而转变男男女女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正是在这个大目标下，才产生了不甘于接受古今权威设定的结论、勇于开拓创新的丰硕成果。这部分努力尽管没有表现为女权主义学者直接参与对妇女政策的制定，但无疑是女权主义改造男性中心文化的重要实践，其深远意义不可低估。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文化中，都由一定的观念、知识、习俗、惯例构成我们的思维和言行举止。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构成以及自身所处的文化构成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在参与决策时做出清醒的抉择。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例子说明，并非因为我们是女人，便自然而然能为妇女谋利益。我们所主张的东西在哪些方面符合妇女利益？符合哪些妇女的利益？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这样做是符合妇女利益的？我们据以判断的标准或价值准则是哪里来的？这些都是任何妇女研究者和妇女活动分子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换言之，观念、概念、假定这类思想知识范畴的东西是我们每日实践的内容，若不把这部分内容搞清楚或是保持警觉，我们的实践便会有很大的盲目性。女权主义的学术则包含了这部分内容。
国外的中国妇女研究虽然涉及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这些成果大部分还不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影响。而能够在中国直接参与改造文化、改造社会的学术成果还要靠中国学者的努力。
（资料来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