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领域已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方面面，实属跨学科研究。由于它的源起是对古代中国的研究，现实和未来的重点是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从宏观上考虑，仍拟将其放到历史科学的研究领域考察。尽管这门学科已从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心走到了边缘。新时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史学工作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有关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学术界人士都十分看好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史学趋势。笔者特对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汉学”乎？“中国学”乎？
学术界一般都清楚，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大体都被称为“汉学”（英文Sinology）。为什么现在又有“中国学”之称？原因何在？两者比较，那一种的提法更合适？
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研究者所以把“汉学”改称为“中国学”，主要是基于其研究内容演变的考虑。有关的学者认为，所谓“汉学”，主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对中国历史、中国问题的研究。那时的汉学家们以对古典时代的研究为主要内容，探讨范围集中于人文学科。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是当时汉学家的颇有成就的代表。法国也一度成为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心。然而，当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成为主要战场之后，古典内容的研究便变得很不能适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的需要。这时的国际社会普遍需要的是一种对现实中国的理解，渴望有最新的科研成果增进人们对大战中这个重要国家的认识。由此，旧“汉学”的研究内容不得不有所改变。以对现实中国社会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汉学”研究，也不得不被学者们改称为“中国学”研究。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客观上推动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侧重于对中国现实进行研究的“世界中国学体系”，造就了象费正清这样一批着眼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新一代的中国学家，“中国研究从此超越了旧汉学家的书斋，走进了各国的议会、政府、军队的研究室。”〔2〕
关于“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分，学术界已有不少探讨的文章了。一位旅美的中国青年学者这样提出问题，他写道：“顾名思义，‘汉学’应该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但在起初，‘汉学’指的是如何从学习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入手，通过阅读中国古书，了解中国文明。”他认为旧“汉学”的兴起，从动机上看是有问题的，是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毋庸讳言，西方‘汉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3〕诚然，他也同意费正清创立了美国中国学的说法。他认为，“准确一点说，费正清之后，美国的汉学研究已为中国研究所取代，其标志是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关系，而对中国古代文明只做背景的介绍。”〔4 〕他阐析说，“从训练学生的角度来看，费正清并不十分强调掌握中国古代文字，因为研究近代中国依靠的是档案材料，而不是古籍。费正清所培养的中国问题专家，并不象传统的汉学家那样博学，却极富现实感，可以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政界。”〔5〕这位学者认为， 费正清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中国学的开山祖，“由于他的努力，美国的中国研究逐步与欧洲的传统分道扬镳，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近代中国。”从以后的发展看，美国的中国学也确实脱胎换骨，“彻底摆脱了欧洲汉学的传统。”〔6〕
此位旅美学者的观点应说是代表了相当数量的持有这方面观点的学者的想法。当然，与之相左的见解仍然有之。有些阐述者思考的角度微有变化，但却表达了一个差异颇大的见解。最近，国内就有这种从新视角提出问题的学者。他们没有从“汉学”和“中国学”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具体的学术分工谈它们的区别，而着重从Sinology这一词汇的本意上分析问题。他们认为，简单地把Sinology翻译为“汉学”，是片面的，也是欠妥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的内容日益扩大，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各类矛盾更加突出。”所以，“汉学”的提法不会比“中国学”的提法更优越。“把Sinology的中译名订正为‘中国学’，其必要性绝不可等闲视之。”为了说明问题，有关的学者还从好几个方面加以论证：其一，“汉学”本来指汉代的训诂之学，又称“朴学”，再用来指汉族学和中国学，易生混淆；其二，中国学研究的对象现在已扩及中国的各个方面，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所有部门，远非“汉族的”一词词义所能涵盖，“有许多问题根本与‘汉或非汉’的问题无关；”其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汉民族为其中最大一支，但不等于等同中华民族，把对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说成“汉学”，显然不妥；其四，“汉学”这一名称时代感不足，而当今世界对中国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中国，“倘若仍然把这类研究称为‘汉学’，把这类研究者称为‘汉学家’，就好象硬要小脚女人充当现代时装模特儿，看起来很别扭。”〔7〕其五， 目前海外中国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多学科发展的地步，绝非一个专门学科单纯研究所能对付。“例如元、清政权，与他们所承续的汉族政权，既有区别，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都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整体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机发展阶段，”“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割裂为只属于蒙古学、满学的课题，更不能称之为汉学的课题，按照循名责实的原则，只能称之为中国学课题，才最为适宜。”〔8〕应该指出，这批学者的观点， 并没有否认我们前面所揭举的那种典型观点，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根据这种见解，“汉学”之说，不仅现在看来欠妥，“时代感不足”；即使过去，也有牵强附会之感。“中国学”可以包括对蒙古学和满学的探讨，“汉学”就难说，而且还有个和汉代训诂之学的区分问题。最近出版的《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一书的编者前言就着重谈了这么个问题。
诚然，目前国内相当数量的史学工作者还习惯于把国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称为“汉学”研究。为了对外交流的方便，甚至把国内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称为“汉学”。有的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以“汉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还筹备召开了建国以来大陆的首次国际汉学学术研讨会。1995年1 月在海南海口市举行的这次国际会议围绕“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文化”、“国际汉学的回顾与展望”等主题进行。80多位海内外从事中国历史、考古、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的学者与会。有关的报道称，“以‘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命名，荟萃众多海内外知名学者，进行多学科的汉学研讨，在中国大陆还是首次。”“‘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堪称中国与海外汉学界学术交流的一次空前盛会。”〔9〕这么一条重要的信息向人们表明， 中国学术界相当部分人还倾向于“汉学”的提法。这种“汉学”主要是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有的专家一面用“汉学”这个词来概述他们对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一面又用“中国学”这个词来表达同样的内容，好象在这部分学者的心目中，“汉学”和“中国学”根本就是一回事，并不存在什么差异。〔10〕这可谓众说中的又一说了。
由以上的诸多情况可以看出，对“汉学”和“中国学”的提法和理解的分歧还是存在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汉学”、“中国学”之间是否有等号可划；其二，“汉学”、“中国学”之间有没有发展的阶段之分；其三，是否有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为主的“汉学”和以其它研究对象为主的“中国学”？看来“汉学”和“中国学”的理解之争足以打一场笔墨官司，当然迄今为止，谁都没有为此作过激烈的争辩。不过争也罢不争也罢，划等号也罢不划等号也罢，“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都照样发展，不会因此而停顿。笔者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让人们引起重视。这里面确实有文章可做，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利于究明“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深入问题的总结和探讨。在这方面，笔者比较倾向于从“汉学”、“中国学”的前后发展阶段说的角度考虑问题。
二、初步的成果和感受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地提到学术工作者的面前。一批初期的成果正在出现。较先出版的工具书是冯蒸编的《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此书1981年6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集中向读者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各类工具书如词典、字典、事典、诸种课题研究目录、索引、引得、百科全书、类书，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的工具书等。作者提及编写目的时写道：“通过本书可以使读者了解近三十年来国外大致编撰了多少种有关中国学的工具书”，“借此可以了解国外研究中国学的一般情况和研究动向，使广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到‘心中有数’，以及在制定科研工作计划和向国外订购图书，开展学术交流时参考”。〔11〕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丛书》，这套书由《国外西藏研究概述》（1979年）、《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年）、《美国中国学手册》（1981年）、《俄苏中国学手册》（1983年）等系列著作组成，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美国、俄国、苏联等国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情况和特点。如《俄苏中国学手册》由上、下两册组成，1050页之多，篇目包括“俄国的中国学家”、“俄国中国学主要机构”、“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俄国报刊和收藏俄国中国学家手稿、档案与所获文物的主要机构名录”，以及“苏联的中国学家”、“苏联中国学主要机构”、“苏联中国学主要会议（1970—1983）”、“苏联发表中国问题文章的期刊”、“苏联中国学书目（1942——1983）”等。最近，又一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的题为《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新著问世。此书对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捷克和斯洛伐克、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荷兰、挪威、俄罗斯、瑞典、瑞士、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1434个中国学家作了介绍。介绍内容包括海外中国学家的原文姓名、译名或汉名、通讯地址、出生时间、出生地点、学历、经历、著作等。全书58万8千字， 是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这些重要的基础性工具书问世的同时，一批看来颇化功夫的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论文也频频刊出。如魏秦《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刊《文汇报》1991年2月20日）、王湘云《中国与外部世界——关于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一些感想》（刊《清史研究》1992年2 期）、陈祖怀《神驰中国六十年的费正清》（刊《联合时报》1992年5 月29日）、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刊《历史研究》1993 年6期）、沈定平《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性著作》（刊《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4期）、 郭忠正《国际汉学领域的一支新军——访法国远东科技史研究组》（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11期）、江桥《德国的满学研究》（刊《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1期）、 陈启能《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刊《中国史研究》1995年1期）、 候且岸《费正清与美国现代中国学》（刊《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 张国刚《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耿昇《法国学者近年来对中学西渐的研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4、5期）、张铠《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5期）、张铠《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7期）等。 《中国史研究动态》积极支持这些研究文章的问世，大力提供发表园地。《中国史研究动态》自创刊来，还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韩国、苏联、荷兰等各国学者关于各自所在国中国学研究的情况。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初步爬梳、整理和探讨，使国内学者对各国的研究情况有了盖然的认识和了解，深切感受到这股学术思潮的气势和前程远大，为此，有关的专家对这股势头健劲的海外中国学的发展特点作了认真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他们认为，其一，这支研究队伍已发展到规模相当庞大的地步。学者们指出，海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队伍的人员总数，估计已不下于万人。“这支高级的万人学术队伍，虽然为数不如我国研究自身问题的专家学者队伍庞大，但也为数可观，堪称伯仲了”。〔12〕千万不可小视。其二，专门的研究机构在迅速扩充。研究者称，“目前世界上至少有4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一定规模的中国研究机构”，“如果把军政界、企业界的中国研究机构也包括在内，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个。”“公开出版过中国研究著作的机构，也至少有五百个”。〔13〕数量可谓不少。其三，包容广泛的资讯系统迅快建立。学者们指出，海外对中国问题各类资料的搜集范围、搜集速度、收藏水准，都相当惊人。以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藏书言，就有中国族谱、家谱各5000种，方志逾6000种，科举名册近5000种，其它情况更甚。其四，广泛的研究领域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介绍说，按时间跨度，不计地质学年代而以人类学纪年看，“从元谋人、北京猿人，到20世纪80年代昆明东郊的撒梅族，上下数十万年，都有专题研究。”“从有史记载而言，从夏商周三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间历朝历代史事莫不问津”。〔14〕要言之，海外中国学已渗透方方面面，不仅对中国的活语言有研究，就是中国的死语言如西夏语，也有研究。“甚至某些‘中国专利’部门，如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和毛著版本研究等，也频繁问津”。〔15〕其五，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出现。论者谓，由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人员的不断充实和素质的提高，分科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大量积累，许多社会科学家包括自然科学家的积极参与探讨，以及现代化电子技术手段的介入，所以一股多学科、跨学科的海外中国学的综合研究的趋势已经并正在形成。其六，国际一体化趋势。学者们指出，由于中国学研究本身的发展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协作和交流，而国际垄断资本为其自身目的，又通过基金进行大量资助，所以国外中国学研究正在出现一种“日益一体化的倾向”，“美国的中国学同英语国家及西欧诸国中国学中心互相交流、协作、结合的过程正在积极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使国外这支成千上万人的研究队伍能够发挥比以往单干大得多的作用”。〔16〕
对海外中国学丰多成果的考察，使国内学者更深切感受到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意义的重大。目前，学者们已就国内如何重视和加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意见。首先，有关的学者指出，现代海外中国学已相当发达，其发展规模与成就，已经达到了绝对不容国人忽视的地步。“甚至达到了足以对国人自己的中国研究提出严重挑战的程度”，“面对具有如此规模和生气勃勃的海外中国学，如果象过去那样采取闭耳塞听的政策固然很不明智，即使我们采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开明态度，也已经不够开明了”。所以必须高度重视，不知情更不行。〔17〕其次，学者们认为，中国学者应认真研究海外中国学丰硕的学术成果并学习和取鉴其经验。李学勤在《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一文中就提出这样的见解。他说，西方对中国古代的研究正朝向更扎实、更细密的方向发展，“不管在观点和方法上有怎样的不同，那些材料丰富、论证周详、敢于提出新见解的著作，总是得到同行的崇敬”，“这种学风是值得我们资鉴的”〔18〕学者们都颇有同感地说：“在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发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19〕由此，即第三点，学者们提出了应以海外中国学学者们治学的精神和方法激励中国学者去作更大的努力和作为。诚然，由于文化与社会制度的隔阂，外国人看中国难免有隔靴搔痒的缺陷，同时，背景的差异，也往往使外国学者有不同于我们的观照、表述角度。然而，“域外的中国学研究热潮，毕竟已从二次大战后的初兴，演变到今天中国学研究的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迅猛发展势头”，国内学术界的同仁，理应从中分明地感受到“一种巨大而无形的挑战”。〔20〕学者们明确指出，严肃的反思精神是推动当今世界中国学研究向现代形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美国中国史研究虽然仍以分解性质的“个案”研究为主，但不久的将来必然会迎来综合研究的高潮，那时，在一些有关中国历史规律的重大问题上，“很可能有所突破”，“切望我国优秀的史学界同仁，勿忘聆听那身后不断逼近的脚步声。”〔21〕末了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学者们特别强调了同海外中国学界加强学术联系和学术交流的问题。大陆首次国际汉学研讨会的召开普遍增强了人们的这种意识。学术界舆论认为这次交流“大有益于国际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推动汉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视，促使中外学者携手共进”。〔22〕学者们并进一步展望称，“我们认定发展科学的中国学最终有利于中外双方”，“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促进中国学的中外交流是明智的和有益的”。〔23〕
三、何以更深入？
首先，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必须连同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背景和中国的整体实力、国际地位作综合的考察和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甚大。例如美国学者的中国观，几十年来的变化就不小。最初的观点是“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西方挑战，中国响应”，意思说中国近代化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西方的侵略所致。费正清就持这么一个观点。到了70年代，这一理论开始让位于“中国中心观”。就是学者们对于“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的开始怀疑和否定，觉察到中国历史并不象费正清等人所说的那种被动的“响应”发展，而是完全有自己的内在动因。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西方中心论”演变为“中国中心论”的结束，对这一历史作了总结。美国中国观的这一变化，学者们作过探讨和分析。〔24〕五、六十年代费正清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背景是当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相当大，“迎合了美国决策者对华战略思想的需要”。70年代的变化，主要是亚、非、拉美地区民族运动高涨和美国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败。西方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使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亲临中国访问的美国学者不能不产生否定以往那种观念的想法。深感历史学家应该充分重视中国内部充满动态的全景的考察，注意中国内部存在的按一定方向发展的长期趋势的发现，注意中国广阔空间存在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的揭示。事实上，不仅美国的中国观有这么一个演变经历，整个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都如此。有学者将80年代前的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划为四个发展阶段，认为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是第一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五十年代是第三阶段，六、七十年代是第四阶段。每个阶段都因特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而有特定的发展内容和发展特点。第四阶段的美国中国学发展最快。原因就是侵朝战争失败，美国政府不得不重视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全国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规划、组织、协调全美的中国学研究。大学也设立了有关中国研究的专门课程和项目。〔25〕总之，美国的中国学发展，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意识形态的发展有关，和国际发展大局以及中国国内形势、国际地位是否提高息息相关，脱离了这些具体因素来看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怎么也谈不到点子上。这是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总结的问题。有史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的发展都有这么一个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任何国家的中国学，客观上都受本国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两国关系的制约。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内在发展逻辑也在顽强地为自己开辟展示的道路。”“这两方面都有客观规律性可循，并有相通之处。”〔26〕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如此，对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中国学研究也如此。
其次，任何学术的发展，也置身于一定的学术思潮发展的影响之下。与诸种学术思潮同步发展的学科建设，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这是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又一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世界各国的中国学研究都会碰到。只有厘清其中的关系，才能对问题作比较好的回答。例如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就很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西方年鉴学派出于对“总体史”的追求，特别讲究课题的综合研究的倾向和分解研究的倾向。这种综合研究主要是指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研究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将社会科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就属于跨学科研究；而将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策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组织一起的探讨，通常被认为是多学科研究。美国中国学研究成果中，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就属于用社会史观点研究外交史的著作。约翰·威尔逊·刘易斯主编的《共产党中国的城市》、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的晚期城市》等则属于由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家学者共同撰成的多学科研究的产物。在美国，通常都要组织区域系统理论、地理学、人口学、水利工程、农业经济学、营养学等方面的专家共同进行关于中国历史上食物与饥荒问题研究。至于年鉴学派“总体史”的分解倾向，一般有“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两种。所谓“横向”，即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单位进行研究；而“纵向”研究主要指对中国社会作有层次的纵向分析。美国70年代以后崛起的新一代学者特别注重于对基层社会尤其是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分解”研究使美国学者看到了中国社会充满变化与差异的特点，中国历史“停滞”说受到了严重挑战。年鉴学派对美国中国学如此深刻的影响表明，脱离了一个国家的具体的学术思潮背景来研究这个国家的中国学是不成的。一位对美国中国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就此指出：“‘全球性’已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出于对此点的深刻认识，美国的中国史学工作者以开放的态度不断吸取和借鉴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尽力做到为我所用，从而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27〕他认为人们从诸种学术思潮发展的广阔视野综合考察中国学的发展势所必然。这种“诸种学术思潮”当然也包括了对象德国社会政治史学派影响的考察。这派史学注重历史进程中具体、独特的事物的研究，主张对具有主观因素的价值及意义的解释，在西方影响颇大，千万不可忽视。总之，中国的学术工作者在各方面都已做了不少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成绩。
最后，谈一下做基础工作的问题。很显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要做。从目前的情况看，有关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门的学术机构和情报机构还是太少了。北京尚有一些，外地则寥寥。这是需要大大增置的。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国家在研究中国问题，我们至少应有一批相应的机构专事于对他们的研究。各地大学和科研机关理应把这一问题摆上议事日程。在对海外中国学的具体研究方面，眼下看来还是要先多做一些介绍工作，尤其是海外中国学的有代表性的学者、著作和思潮，并在此基础上做深入一步的研究工作。由于海外中国学涉及历史、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领域，“它不仅仅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研究的机构总和，也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各种专门学科的机构总和”，各有关专业的学者显然应联手做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就时间段而论，海外中国学涉及古代、近代、现代各个时期的问题，而以现、当代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研究力量的分布也要与之适应，尤其应多化力量于对他们现、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探讨。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国内外学术界的进一步的沟通显得十分重要。包括召开国际学术交流会、学者互访、资料互换、有关信息的电脑联网等。这当中，国际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尤其需要加强。建国后国际汉学会议只开过一次的事实是令人遗憾的。笔者到美国实地考察的最深切体会，就是感到这种交流太重要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海外中外文（包括汉、满、蒙、藏、朝等中国文字）中国学藏书不会少于千万册之数。一般都相对集中，便于利用。仅美国就至少有500万册以上。 ”“海外除大量出版中国学书籍外，还有数百家报刊经常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有国际性、全国性和地区的中国学机构经常召开学术研讨会，促进学者间的切磋交流”。〔28〕这一切都清楚表明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必要和重要。为了推进我们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有必要派遣更多的国内专门家到海外作实地考察和课题研究，邀请更多的海外学者来中国传授信息和经验。与此同时，我们的有关学者也要看清学术发展大势，不断再修练，更新和改善知识结构。作为国家专职科研部门和大学教学机构，也应有意识的做好后备攻关队伍的培养工作，争取一代胜过一代的搞好海外中国学研究。
〔1〕这是笔者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系列论文中的一篇。 目前已完成并发表的“中国当代史学趋势研究”之一为《方兴未艾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刊《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2期；之二、 之三分别为《历史城市学的崛起》和《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刊《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5期和《学术月刊》1995年9期；之四为《1978年以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刊《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3期。
〔2〕〔20〕魏秦《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文汇报》1991年2月20日。
〔3〕〔4〕〔5〕〔6〕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刊《历史研究》1993年6期。
〔7〕〔8〕〔12〕〔13〕〔14〕〔15〕〔17〕〔19〕〔23〕〔26〕〔28 〕参见《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9 〕江梧桐《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综述》（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
〔10〕参见张国刚《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3期），文中两个概念是并用的。 又关于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第1 辑）出版的一则书讯称：“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Sinology，又称中国学）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此书讯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5期）这里的Sionlogy “又称中国学”的说法，显然与一般词典的解释有异。 例如， The Concise OxfordDictionary（1926 ）的有关条目称Sinology 为“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history，customs，etc. ”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1978）称Sionlogy 为“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literature， art， etc.”都解释为“汉学”，不提“中国学”的问题。《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解释此词为“汉学”和“中国问题研究”，也没有正面提到“中国学”。
〔11〕《近三十年来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
〔16〕〔25〕《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前言”。
〔18〕李学勤《西方中国古代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1期）。
〔21〕〔24〕参见张铠《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当代美国中国史的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11期。文章的主要内容为：“费正清与利文森时代的中国史研究”、“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观’跨步”、“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拙文对此文颇有参考。
〔22〕《中国国际汉学会筹备情况简报》（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10期）。
〔27〕参见张铠《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2期）。 此文从“年鉴派史学思想对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启迪”、“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进展给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以强劲的推动”、“华人学者关于中国史的研究给予美国中国史研究以重要、切实的帮助”等三个方面对问题进行了分析。拙文关于年鉴学派一段，主要是介绍他的观点。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