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最杰出的一代革命先驱，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他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尊敬，并有巨大的声誉和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工作者、亿万人民热衷关注和进行重点研究的人物。 50年来，孙中山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近代人物研究中最有特色、开拓最宽、成果最多的课题。出版的专著、论文成倍增加，作者队伍日益壮大，并在广东社会科学院和中山大学建立了两个专门研究所，在北京、广东、江苏等省市成立了十多个研究学会，显示出朝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孙学”发展的趋向。
近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它的发展道路却颇为曲折坎坷，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一直在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不过，总的说来，是逐步深入，逐步前进的。大体言之，50年中可分为初始、复苏与发展、持续发展与前进三个历史阶段。
初始阶段（1949——1966年）
孙中山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孙中山在世之时。黄中黄（章士钊）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是1903年出版的。20年代和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有关论著日益增加。出版了一大批孙中山研究书籍。仅有关孙中山的传记、年谱等书，就出版有45种左右，如果再加上有关三民主义方面的研究，以及各种文集、信札集、翰墨、图册、资料、回忆录之类，更是不胜枚举。但早期的孙中山研究论著，多属于史事的记述，以传录孙中山的事迹为主，一般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有些作者存在着历史偏见或政治偏见，很难说是科学的学术著作。不过，其中有若干种还是写得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充实，具有较多参考价值的。如罗香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使用了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许多原始资料，并经过认真排比、考证，写得相当扎实。又如高良佐的《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体、系统的叙事，剪裁适当，条理清晰。作者不仅宥于局部的材料，广泛搜集中外的大量资料，并作认真考订，在完成孙中山世系、兴中会等专题研究后成书，基础较为深厚。此外，还有胡去非编纂的《总理事略》，许师缜编著的《国父选任临时大总统实录》和《国父〈革命缘起〉详注》等书，均为当时以至今日历史学者所重视。延安和大后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曾给后来的孙中山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其中胡绳的《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1948年香港海洋书屋出版），虽篇幅不大，却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孙中山的最初尝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科学地研究孙中山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此后的17年中，不少的研究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冀望在进行研究的探索中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并歌颂其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立下的丰功伟绩。
1956年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影响给以高度评价和赞扬。与此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也作了很多相关的深刻论述。1961年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活动；特别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重新得到贯彻，既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也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各种报刊上先后发表了近两百篇研究和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出版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以前的孙中山》和王学华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两种著作，并编辑出版了《孙中山选集》上下卷、《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等论文或资料集。此外，在各种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中，大多有专章专节的论述。但这个阶段的研究，总的说来还是初步的，粗线条、轮廓式的，大量的问题仅仅提了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的探讨，有些重要问题如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大发展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等尚未涉及，存在着很多空白点。
尽管如此，仍然是对孙中山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对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革命活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的形成、基本内容、发展过程等问题，还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在孙中山的早期思想方面，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它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体，既含排满谋反的成分，又寓维新变法的因素。但是，在改良因素和革命因素何者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上则有争论。有的文章认为，1895年前“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注：段云章：《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持异议者的文章则说：孙中山要求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虽含有改良主义成分，但已脱离了改良主义的范畴，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不能因为其某些思想与改良主义者类似而断定他在甲午战争以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注：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至于孙中山走过的路线，共识是从改良到革命，但对其革命思想确立时间则意见参商，一种观点认为1895年前孙已初具反清革命思想，兴中会的成立和革命纲领的提出，便是他“革命活动的开始”（注：李时岳：《孙中山的道路》，《史学季刊》1956年第2期。）； 另一种观点则说兴中会成立时其“革命思想比改良思想占了较大比重”，但直到1900年惠州起义“他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才处于压倒性的主体地位”（注：秦如藩：《20世纪前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在三民主义方面，学者们赞同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定性，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明确的资产阶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时期。但在分析、阐释其形成、内涵及意义时，却存在着不少歧见。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问题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有无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如何认识孙中山倡导的“大亚洲主义”？对“五权宪法”和“建国大纲”政治纲领怎样评价，以及“平均地权”的思想渊源及产生缘由等。
在哲学思想方面，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庞杂而又充满矛盾，含有不同程度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但是它究竟是以唯物主义、还是以唯心主义为主的问题上，观点则不一。有的论者认为，其“紧紧接近于唯物主义，虽有唯心主义成分毕竟是次要的。”（注：侯外庐：《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关系》，《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这鲜明地体现在它的方法论、自然观和认识论上， 以及社会历史观——民生史观。而有的论者则说，它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因素并未占到主导地位，这体现在世界观是二元论的，或者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时常倾向于唯物主义的发挥”（注：郑鹤声：《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文史哲》1954年第4期。 ）。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讨论。
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相对地说比较深入，也提出了一些很能发人深思的问题，从而为学者们以后的继续深入研究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
复苏与发展阶段（1976——1989年）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一切正常的学术活动都受到破坏，孙中山的研究也随之横遭压抑，完全处于停滞状态，而无所作为。在这十年间仅有6篇有关孙中山的文章，6篇中除了宋庆龄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之外，其余的大多没有正确的论述，更缺乏学术性。
“文革”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大陆正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大研究工作者精神上获得很大的解放，从而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对孙中山的研究也开始从省思走向复苏和发展。
以1979年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为契机，继之受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推动，孙中山研究枯木逢春，并日渐升温，逐步高涨，一个研究孙中山的热潮随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专著如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张磊的《孙中山论》、刘兴华的《孙中山先生思想论稿》、李时岳和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肖万源的《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等相继问世，大量的论文、档案资料、回忆录等纷纷发表。据不完全统计，十几年中出版专著近30部，为过去二十几年总和的十倍；发表的论文达一千二百余篇，为过去总和的六倍。孙中山的研究出现了热烈的气氛，呈现出空前高潮的新景象。
从已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对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的许多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新的进展，质量有很大的提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有明显的扩大和加深，凡此都超过了以前的二十余年。例如，注意到了研究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所进行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斗争，以及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对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和实业建设，对他在中华革命党时期的表现和历史作用，特别是原来异常薄弱或过去没有注意到的课题，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填补了一些空白。中外学者对此多有赞誉之词。研究者还撰文论述了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共的关系，以及有关的事件和人物，并作出较过去具体细致与深入的个案研究，且敢于畅抒己见，展开讨论，使孙中山晚年的思想发展脉络比较清楚地呈现出来。又如，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孙中山和他代表的阶级的研究，也较以前有明显的进展。至于有关孙中山和他同时代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像黄兴、宋庆龄、廖仲恺、章太炎、宋教仁、邓演达、胡汉民、汪精卫等，以及日本人宫崎寅藏、梅屋庄吉等，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探讨；对孙中山活动的对立面，像清政府、立宪派、南北军阀、帝国主义等课题研究，也有加强的趋势。无疑，这将大大有利于研究孙中山活动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而客观地、公正地论述和评价孙中山，从而就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孙中山中心”的陈旧框架，清除了正统史观的束缚。
在孙中山思想研究方面，表现得更为系统和深入，课题也较过去广泛，其中特别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学者写出了许多探讨孙中山哲学思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一些问题上开展讨论，取得许多有益的成果。研究的重心已从辨析其属性，拓展到具体内容的探析。研究者较过去进一步探讨了“生元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知行观以及民生史观。对其中的唯物和辩证因素作了更多的发掘，提出了有异于传统观念的新见解。过去，比较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自然观、认识论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则主张唯物主义在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认为孙中山的自然观、认识论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二元论的。这一新观点在争论中占了优势。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比较符合孙中山的思想实际的。对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即民生史观，有的研究者认为它的“基本倾向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思想”，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而要具体分析。其实，“民生史观”中包括有正确的、合理的方面，它反映出孙中山这位伟大的先驱者探索复杂的社会问题所表现的理论勇气，以及对人民生活的热诚关注。哲学思想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孙中山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化。
在三民主义的研究上，也有了新进展。研究者在对三民主义做了个案研究后，又把它摆在特定的历史范畴里进行宏观的研究。探究了它来源于何种文化思想的问题。有的文章强调其“主要是用西欧、美国、日本资产阶级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的。”而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则是“吸收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和中共当时的民族纲领”，加以改造而成的。有的研究者阐释三民主义承上启下的关系，分析孙中山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铸新淘旧的工作，指出是继承了传统文化思想和吸收了外来文化思想，对中西文化思想皆有继承，并有所批判、改造和创新，进而独创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且，较前详细地探究了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从而说明了三民主义是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有助于人们真实地认识孙中山的思想。
在家世源流问题上，孙中山的祖籍究竟在何地？1949年以前即存在“紫金”与“东莞”两说。有论者以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香林的“紫金”说不能成立，认定翠亨孙氏是源出于东莞（注：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至于孙中山是否客家人，也是一个长期以来颇有争议又迄今尚未完全认识一致的问题。肯定者与否定者各抒己见，进行了专题深入的探讨，发表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文章。应该说，有的论者根据各种资料考证所得出孙不是客家人的结论，符合历史真实，是可信的（注：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这一阶段的论文，还探讨了过去尚未论及或论述较少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军事思想、法制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妇女解放思想等，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观点。
在编纂出版《孙中山全集》和有关各种资料方面，研究者也给了很大的重视、将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孙中山全集》十一卷，共五百多万字，是迄今为止国内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一部文集。它吸收了已有各种版本的孙中山著作的成果，集过去者之大成，而又有许多新的补充和发掘；并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孙中山生平思想和革命活动的发展过程，改变了以往分门别类的编排方法，而一律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还在底本选择、考证辨伪、文字校勘、注释、题解、翻译诸方面，精心斟酌，花费了相当大的功夫。此外其他如《临时政府公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等有关孙中山的研究资料，也先后整理、出版，这些均对孙中山的深入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段时间中，随着与孙中山研究相关的学术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恢复和增设，一支孙中山研究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其中一批中青年研究工作者正在迅速成长，并崭露头角，他们的新颖观点为开展着的学术争鸣增添了生气。而且，统一祖国的号召也使各界人士更加关注孙中山的研究，从而促使一些从事教学、统战或文艺工作者也越来越热心地投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通过几年中连续举办的多次学术讨论会、报告会等活动的相互切磋和促进，这支孙中山研究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已在发生明显变化。
此外，孙中山研究工作者的海内外学术交流，自1979年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后连绵不断，热潮迭起。先后举行过十多次有关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等的学术讨论会，平均每年有一次。其中影响大者如1984年广州“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1985年3 月涿县“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11月中山市“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论题涉及面广，专题研究色彩颇浓，且采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使一些理论问题得以突破和深化；又总结了研究的现状，对深入研究提出了导向性的建议，促使孙中山研究更上一层楼，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新气象。与此同时，孙中山研究者出国讲学、访问或合作研究、翻译出版外国学者的孙中山著作等，也日渐增多，日趋活跃。这些学术交流，对沟通信息，交流资料，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推动和促进研究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使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有所更新，研究成果增多，并且学术论著开始出现了规模化的方式。
持续发展与前进阶段（1990——1999年）
1990年8月， 在孙中山故乡翠亨村举行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近百篇，选题广泛，涉及面大。这次会议，实现了海峡两岸学者的面对面交流，共同秉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切磋学问，增进理解。会议揭开了新阶段孙中山研究的序幕。
90年代后的阶段，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势头持续高涨，向前推进。对于孙中山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较上阶段更为具体细致；将孙中山思想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论述，视野不断拓展，题材广泛，一些专题研究有所深化，研究难点开始突破；学术氛围也宽松，不同观点能相互切磋。因之，成果显著，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这一阶段的热点及论争有下述诸方面：
1.关于“大亚洲主义”与亚洲观。
孙中山鼓吹的“大亚洲主义”，早就有论者认为它的主要趋向是反对帝国主义，提倡一种与西方列强的“霸道文化”相对立的观念，实质上并不具有狭隘的地域性和种族性，其缺陷是未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对其抱有幻想（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新的论者， 有人将其誉为“孙文学说关于东西文化和亚洲问题的总纲”，“实质上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问题”（注：唐上意：《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论纲》，载《“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其持异议者则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遗产，既有积极意义又带消极意义”，它是孙中山兴亚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有别于日本国权主义者的观点，但其本身并非一个严密完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注：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载《“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至于孙中山的亚洲观，其内涵应包括亚洲的复兴是必然趋势、振兴亚洲是亚洲人的责任、解决中国问题是复兴亚洲的第一步和特别注重“中日合作”与“中日联盟”四个方面。
2.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
1996年广东召开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也都召开了与这一主题类似的研讨会。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结合起来研究，成为90年代一个热点。研究者指出，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它既表现出与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规“从同”，创建民族国家的认识，又包含在社会发展上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端的“超越”思想（注：刘学照：《“从同”和“超越”：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载《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的论文指出：近代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孙中山毕生的革命活动，都是围绕着民族解放与实现近代化，他的近代化思想“是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中最先进的，没有或很少有人超过他。”（注：刘大年：《关于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讲话》，载《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研究者还从近代化这一角度，具体探讨了孙中山在政治、经济、社会、农业、教育、法律、科学、军事等方面的思想。
3.孙中山与日本。
这个问题是研究中的难点。在这一领域中，连续出版了多本研究专著，如俞辛惇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等，说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难点有所突破。它们按时间顺序探讨了孙中山在各个重要时期与日本各界人士的复杂错综关系，认为孙中山“期待日本援助，是利用外援以达到革命目标”，而日本方面，尤其是军部和浪人，“则无疑是妄图利用他们的被支持者，达到对华扩张的野心”，（注：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两者的根本目的始终是对立的。但是，两者在部分问题利害上有时又暂时一致，“即两者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其手段和方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时一致。”（注：俞辛惇：《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这说明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 而在实践上又往往表现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4.其他。
在专题研究日渐深入的情况下，诸如孙中山与近代军阀关系，孙中山的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思想，孙中山与中西文化，孙中山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孙中山与振兴中华，孙中山与21世纪，孙中山北伐与梧州等课题，都取得了程度不一的进展，说明研究视野在不断拓展，又进一步填补一些空缺。在这一阶段中，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和一批孙中山基金会丛书（十册）的相继问世，反映着孙中山研究的继续向前推进，显示了当前研究的水平和新进展。尚明轩主编的《孙中山的历程》（上下卷），则是一部独出心裁、自成体系的汇编，它汇集百家，纠误补缺，是孙中山传记的新尝试，为的是提高孙中山研究的整体水平。
问题与展望
回眸新中国50年来孙中山研究工作的发展历程，尽管有过曲折，确实是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果。但是，这些进展和成果，并非说明孙中山研究已经“大体完成”，很难有更多文章可作了。事实上是，它同应有的要求相比尚有差距，还不能反映应有的学术水平和满足研究、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仅就数量来看，孙中山同世界上一些革命家的研究成果，如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一世等就差之甚远。就质量言，目前的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还存在着一些弱点和不足之处。研究的路程是没有穷尽的。当前在孙中山研究上，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鲜有突破，有一些课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在评价的问题上尚存在偏高偏低的现象，离开历史条件去苛求者有之，溢美的倾向亦有之，且近年有所发展。孙中山的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思想和实践，仍需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和探究。过去畏忌、敏感的问题，如同苏联、共产国际、中共的关系等，近年虽有新的探索，但研究仍不充分，特别是新近开放的史料（如新出版的文献资料与档案文件合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尚未充分利用，致使真正具有较高水平、题材新颖、富有创见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而现有的几本孙中山传记都比较简略，尚未见到一部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相称，又富有创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鸿篇巨著。尤其是有的研究者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出现溢美、抄袭、炒冷饭、翻烧饼等学风不正现象，使某些论著质量堪忧。所以，从现状看，孙中山研究仍须继续努力，在埋头于艰辛的探索时，既要加强宏观的考察，又要加深微观的剖析，并把这一切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其更加深入和扩大。
应该怎样深化和拓展孙中山研究？我认为要注意把孙中山更加紧密地放在历史时代中考察，并需在新的理解中拓展视角，不断创出新意，以求攀登“孙学”研究的新高峰。
历史人物是由时代造就出来的，他们的心路和行迹只有在时代的衬映下，才会显得清晰。孙中山生活的时代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一生联系着中国近代史的整个过程。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主革命，他所走过的道路，又不仅是在中国社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而且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历史现象。只有把孙中山的一切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中，把他同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相对照，把他同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家相对照，把他同今天第三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相比较，才能寻求其渊源，了然来龙去脉，探明相互影响，辨出各自特色，从而透视出孙中山的主要事迹和言行同当时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再一方面，认真地进一步探究孙中山与他相关的社会思潮和运动，譬如孙中山与儒学、与西学、与社会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都有涉及和影响，他们彼此间之关系同作用宜深入研究。至于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特征，迄今尚无一本专著出版，更有系统研讨的必要。
此外，孙中山在亚洲各地、南洋群岛及欧美大陆都留下了足迹，他曾和不同的国家及各国许多人士打过交道，参加或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历史事件。因此，孙中山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涉及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内容丰富，头绪纷繁，范围相当广泛，故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孙中山一个人经历的横断面上，而应把他纳入当时的社会历史范围之内，把他置身于当时中国与世界的特定历史背景中，放在恰当的整体位置上，从纵深的历史发展轨迹里进行研究。不仅如此，还要把他的思想和活动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并同当时中国和世界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研究孙中山的一些主要问题，从而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一人物的言、行诸活动及其作用和影响。
孙中山是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事业和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着众多的课题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究。在新的千禧之年，中国正致力完成国家的统一，并将崛起于世界，研究者面临的工作，无疑会像以往一样，充满艰难，也充满欢欣。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尚明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