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人们针对有关经济问题提出的观点、理论、学说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这一学科的研究和创建工作，严格地说是从20世纪初期才开始的。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逐步传入中国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革的现实要求，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建立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其它学科一样，重新焕发出蓬勃发展的生机。研究队伍扩大，各类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通史性著作的出版，专题经济思想史、中外经济思想史和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开拓与深化，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最先是从古代部分开始的。在近代，西方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先后输入中国，中国一些学者发现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某些内容和概念，中国古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过。以此为动因，许多近代有识之士在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激发下，逐渐将目光转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上。1897年梁启超写成《〈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运用近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货殖列传》所载古人的经济思想逐一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之后，梁启超又在他的著作中，单列《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管子之经济政策》等，分别评析了有关人物的经济思想。
我国学者正式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最早著作之一，是1911年出版的留美博士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儒家的经济学说》（The Eeonomies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school）。因以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曾得到美国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但在国内影响很小。因此，国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实际上始于甘乃光1926年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该书简略地评介了先秦各学派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该书缺陷很多，但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李权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小史》，对古代经济思想的论述主要限于先秦部分，按照分配、消费、生产、交换诸范畴，罗列了一些古代人物的经济思想材料。1929年，马君武出版了《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对于中国历代经济政策思想作了简要的评析。
1930年，熊梦的《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出版，着重评介了道、儒、墨、法诸家的经济思想。熊著的出版推动了人物经济思想专题研究的开展。随后又出版了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论著，如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1931）、何大受《孔子政治经济思想》（1933）、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鞠清远《刘晏评传》（1937）、王守直《孔子的经济理论》（1940）、马元材《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1944）、俞寰澄《管子之统制经济》（1944）等。解放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1936年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该书篇幅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期的相关成果。
建国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不但研究成果的数量、种类大幅度增加，质量大大提高，研究范围大大扩展。第一类是通史性著作。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打破了以前主要限于先秦时期的局限。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部三卷、120余万字的巨作，分别于1962、1963、1981年出版。这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西周到鸦片战争前夕长达3000多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首次对从秦汉到鸦片战争之间两千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陈绍闻、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50余万宇，分别于1978、1983年出版。该书简明扼要地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对一些重要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前四卷，分别于1991、1995、1997、1998年出版，180余万宇，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20世纪末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研究模式和体系结构上具有显著特色。就研究模式而言，作者摒弃了“商品—资本”的研究模式而采用“地产—地租、赋役”的研究模式。
第二类是断代研究专著。代表作有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1989）、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秦汉经济思想史》（1989年）、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1991年）、王廼琮等《先秦两汉经济思想史略》（1991年）、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年）、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等。这些断代史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增强了古代部分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三类是专题研究著作。主要有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年）、刘含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年）、严清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9年）、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上册）（1986年）、周伯棣《中国财政经济思想史》（1984年）、何炼成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年）、胡寄窗、谈敏《中国财政思想史》（1989年）、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年）、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年）、叶世昌主编《中国古代管理思想》（1990年）、肖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1987年）、郑学益《中国价格思想史稿》（1994年）、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1994年）、马伯煌主编《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苇韦《走向富强的千年追求——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历史演进》（1997）、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等。此外，还有不少研究古代人物、学派经济思想或某一经济思潮的专题著作的出版，如吴慧《唐朝理财家刘晏》（1963）、李玉彬《先秦儒家经济思想与民生主义》（1982）、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989年）、赵守正《管子经济思想研究》（1989年）、李守庸《王船山经济思想》（1989年）、陈正炎等《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1989年）、张鸿翼《儒家经济伦理》（1989年）、曾兆祥《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和抑商政策》（1983）、李普国《〈周礼〉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1987）、张守军《中国历史上的重本抑末思想》（1988）、叶坦《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1990）、苇韦《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
第四类是资料著作。代表性成果有荆实《〈商君书〉经济论述选注》（1975）、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1979）、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五卷本）、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三册）（1980—1983）、赵靖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1985年）等。
第五类是将古代经济思想与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考察的“古为今用”之作。主要论著有李世俊等《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1984）、杨敏《儒家思想与东方型经营管理》（1990）、王莘耕等《中国历代经济思想今鉴》（1995）、叶坦等《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1997）、《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管理》、路兆丰《韩非与企业经营管理》（1999）、唐任伍《荀子思想与现代企业形象》（1999）、马涛《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2000）等。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相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起步稍晚些。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是李权时。他在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近代部分中对自孙中山以来若干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之后，李权时将上书中的近代部分单独列出，经扩充后著成《现代中国经济思想》。
1926—1927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连续出版了两部《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35年，正中书局出版了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部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专著。1939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出版。赵著将研究的历史时限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夏炎德在赵著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于1948年出版。该书对1840—1940年间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但该书对于此百年内的重要人物如魏源、郑观应、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经济思想并未提出讨论。
解放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薄弱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和改变。首先，出版了数套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著，如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1964—196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1984）、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5）、马伯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三卷本，1988、1992、1993）、侯厚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三卷本1982—1984）、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1980）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是解放后第一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专著。全书详细介绍了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的经济思想。其显著特点是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较原有同类著作有了实质性拓展和提高。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下册，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论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专著。后经作者修订、扩充成《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于1998年出版。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着重叙述了1840至1949年间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其最大的特点是首次提纲挈领地对1919至1949年间经济科学的发展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填补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马伯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有两大突破：一是首次对1840至1949年间的经济思想史作了全面详尽的论述；二是改变以人物为纲的写法，代之以专题的形式，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体例。
其次，涌现出一批专题研究著作。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3）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专题研究的开山之作。80年代起，此类研究开始出现热潮，涌现出一大批论著，主要有胡显中《孙中山经济思想》（1985）、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钟祥财《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1992）、叶世昌《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1993）、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1995）、叶世昌主编《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1998）、周代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说》（1998）、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999）、豆建民《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1999）等。这些专题著作拓宽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在资料的发掘、整理和选编上，亦取得了一定进展。代表性著作有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政策资料选辑》（1959），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1982）、陈绍闻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文选》（1984）等。
（三）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所谓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是指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各种经济理论、观点、学说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所进行的研究。这一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起步较晚，但现已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并已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
首先，出版了多部通史性著作。这些著作分别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或经济学及其分支学科思想演变的不同角度，对新中国经济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初步构建起了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这一新兴学科的框架。代表作有：王毅武《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1988）、《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1991）、张问敏《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1994）、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1996）、张家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与发展》（1994）、于光远主编《新中国经济理论史》（1996年）、胡寄窗、谈敏主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97）、马文奇等《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1998）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中国经济思想史丛书》。这部涵盖新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大型丛书由谈敏主编，主要由《新中国经济理论史》（赵晓雷）、《新中国金融思想史》（施兵超）、《新中国农业思想史》（孙林）、《新中国贸易思想史》（李口庆）、《新中国统计思想史》（徐国祥等）、《新中国会计思想史》（陈信元）、《新中国财政思想史》（丛树海）、《新中国工业经济思想史》（孙海鸣）、《新中国经济史学史》（程霖）等九卷组成。目前前六卷已出版。
其次，涌现出一系列专题论著。一类是对当代人物经济思想的探讨，主要涉及当代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和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对当代领袖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最为深入，而其中尤以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为最活跃，出版的著作也最多。有关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的著作主要有：肖功达《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1989）、王毅武《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1991）、李怀信等《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研究》（1993）、乔宗寿等《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1993）、李晓华《毛泽东战争经济和国防经济思想研究》（1993）、高振民《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1993）、陈湘舸《毛泽东经济哲学与经济思想》（1993）、赵继峰《毛泽东经济思想与当代中国》（1994）、寿思华《毛泽东经济思想新论》（1995）等近20部。研究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论著主要有：郭振英《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1988）、中国毛泽东经济思想研究会筹委会《邓小平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思想研究》（1992）、徐久刚《邓小平生产力思想研究》（1993）、王珏等《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1994）、顾海良等《邓小平的经济思想》（1996）、于保中等《邓小平新时期国防经济思想研究》（1996）、杨圣明等《邓小平财经思想研究》（1997）等近30部。关于其他领袖人物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论著有：马文奇等《张闻天经济思想研究》（1992）、王毅武《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1993）、魏兴《刘少奇经济思想研究》（1993）、李高泉《薄一波经济思想研究》（1993）、李家祥《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1993）、曹学礼《朱德经济思想研究》（1993）、顾士明等《李富春经济思想研究》（1992）、关梦觉《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1984）、邹惠卿《李先念经济思想研究》（1993）等。注重对当代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研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新动向，出版的论著主要有杨欢进《薛暮桥经济思想研究》（1992）、谭慧《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1994）、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评孙冶方的经济理论》（1984）等。另一类是关于当代经济学分支学科思想的研究著作。这方面以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推出的《新中国贸易思想史》、《新中国农业思想史》、《新中国金融思想史》等专著为代表。
（四）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是一种为多数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所普遍认可而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一块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深入发展而开拓出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先驱者梁启超就倡行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他指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搜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较。”1。他明确提出撰写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对中西经济学说进行比较研究。在此思想指导下，梁启超在其有关著作中，对中外经济思想进行了大量的比附，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其作法本身实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先河。
解放后，一些学者在进行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方面继续做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基础工作。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一书，通过近60个经济概念的中西对比分析，说明了17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走在西洋经济思想之前的。他的另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前史》（1988），把中国经济思想史放到世界经济思想史中进行对比考察，充分肯定了其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90年代，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三部代表性著作。一部是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1992）。该书通过对重农学派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相应思想的比较分析，充分论证了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形成受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主要渊源之一。另一部是唐任伍《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1996）。该书通过设立一系列专题对中外经济思想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内容丰富，在体例上有一定的开拓性。还有一部是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该书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两国的有关经济思想与西欧诸国、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和东亚文明圈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
二、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争论性问题
（一）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讨论
1982年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重新重视对研究对象、方法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很多论文，综合起来，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涉及本学科与邻近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思想史是一门研究起自古代产生的经济思想，包括早期的未系统化的原始观念、见解和主张，以及各个时代产生的经济学说。比较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学说史而言，它的范围最广。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以后的发展史，经济学说史则介乎政治经济学史和经济思想史之间，而以提出的观念和见解是否是一种比较有分析的和有系统的知识为准。2另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学说史是研究各个国家经济学说的，而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一国一地经济思想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前者为“比较经济思想史”，称后者为“特殊经济思想史”。3第三种意见认为，经济学说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没有差异。4另一个层面涉及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具体研究对象。其中有很多表述方式，代表性的有如下两种。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有关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问题的思想和学说的科学，它的研究任务是揭示和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5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突出理论分析，即“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是中国经济理论的历史。它是研究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问题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科学”，任务是探讨和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理论的规律。6
2.研究方法。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此问题，从60年代前期到80年代中期，学术界曾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一种意见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近代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传统的“商品——资本”研究模式是受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影响，并不适用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应采用“地产——地租、赋税”的研究模式。另一种意见认为，通过近代习用经济范畴来分析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正是编写经济思想史所必然采取的表达方式，不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框框问题。二是“古人思想现代化”问题。如何准确地解释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讨论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强调防止将古人的思想现代化，意即不应将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现代水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和分析古人的思想，即将“古人思想现代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趋势，否则仍停留于沿用古代的名词术语来阐释古人的思想，将难以明确地揭示和表达其中的道理。三是比较研究问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是否可以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也是自50年代以来就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7。四是对某个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分析问题。对此问题，学术界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结合他的其他思想和观点进行分析”8第二种意见认为：只有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才能得到合理的深入解释。9第三种意见认为：不仅要研究当时的经济事实的影响，还要研究他的经济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对后世的影响。10
以上争议肇端于60年代前期，盛行于80年代初、中期，以后则时断时续。通过论争，许多问题逐渐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二）关于著名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的争议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对古、近代和当代数十位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思想源渊、主要思想内容及其评价。其中讨论最多的人物是孔子、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就学术界关于孔子、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讨论情况作一概述，从一个侧面反映学术界关于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讨论的基本情形。
1.孔子经济思想。对孔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11年出版的陈焕章的《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经济学说》是研究孔子经济思想最早的专著。此后，孔子经济思想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近代以来出版的研究古代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大都涉及到孔子的经济思想。
孔子经济思想的研究也存在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孔子经济思想的阶级性。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又保存了一些封建领主阶级的思想因素。11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代表的是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利益。12还有的论者则认为，孔子的经济思想既有维护旧制度的一面，也有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的一面，既有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也有他自己的创新，在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经济制度转化的时代特点。13二是义利思想。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既把财富与伦理观念严格结合起来，又不完全受伦理所限。14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把符合本阶级整体利益的行为视为义，认为追求私利是造成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所以他罕言利。15也有的论者认为所谓合乎义的求财方式即是旧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所谓不合乎义的求财方式，即是新的封建主义求财方式。孔子贵义贱利论的实质在于谴责和压制新的封建制生产方式。16三是分配思想。一种观点认为，孔子在分配问题上的主张，主要是要求解决“小人”的财富分配问题，而不是主张在全国各阶级之间进行财富平均分配。1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孔子的“均无贫”是对有国有家者而言的，所说的贫富，指的都是贵族阶级。18四是消费思想。分歧主要在于对他的奢俭思想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消费观的总的原则是知足，其具体的消费标准是俭不违礼，用不伤义。而这些标准主要是就封建主阶级的消费而言的。19有的论者认为，孔子赞成俭，只是相对于奢而言，并不表明他主张俭。20有的论者指出，把礼所规定的等级标准与黜奢崇俭思想二者联系起来，明确地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是始自孔子。认为奢和俭都偏离了正当的消费标准，但二者相较，俭比奢好些。21有的论者提出，孔子的消费观是等级消费观。22五是财政思想。主要争议是关于他的薄赋敛思想的性质与作用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孔子对财政开支主张节用，对财政征收则反对聚敛。同时孔子对租税很强调培养税源，反对竭泽而渔，是一种卓越的财政思想。23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提出的“度于礼”的赋役思想，是为了打击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赋税改革，他的轻税主张的具体内容是把征税办法恢复到井田上征税十分之一，即恢复籍法和彻法，并没有进一步降低的要求，更不曾从有利于生产的角度论述过赋税问题。24
2.孙中山经济思想。关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评价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学术界对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讨论愈加热烈。一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主要渊源于西方。25第二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主要渊源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第三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来自许多方面，有我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因素，而更多的是吸取自西方的因素。26二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关于“平均地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这一纲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平均地权主要讲的是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土地问题，而不是具有更为严重性质和关键意义的农村土地问题。27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平均地权的范围是包括全国所有的土地，革命派当时强调宅第，主要目的是和梁启超辩论，并非是忽视农村的土地问题。28关于“节制资本”，论争的焦点集中在节制资本观念提出的时间。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末期提出的。29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他的主张则是节制资本主义了。30第三种观点认为，1924年在《民生主义》讲演中，孙中山首次把“节制资本”纲领纳入民生主义经济改革纲领中，而成为其根本制度。31三是利用外资思想。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利用外资思想的内容。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利用外资理论包括三方面内容：批驳闭关锁国政策，把利用外资开办经济事业作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提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资本主义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时，及时抓住时机，有效地利用外资缩短中西方经济技术上差距的理论；提出了把外资投向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基础工业部门。32
（三）关于重要经济思想、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及社会影响的论争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于一些重要经济思想、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形成、发展、演变和社会影响进行了讨论，讨论涉及财政、金融、管理、人口、商业、贸易等经济思想专题。但这些讨论一般都比较分散，集中而热烈展开论争的问题很少，主要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政策的形成、演变及社会影响，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特点及历史借鉴，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分析评价等。
1.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是20世纪经济思想史学界讨论最多的课题之一，20世纪30年代、60—70年代、80年代形成了三次讨论高潮。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问题。一是重农抑商的范围。从时间上看，讨论的问题有二：一是重农抑商思想与政策开始于何时？大致有四种说法：商代说，33西周说，34战国说，35汉代说。36二是关于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对此，意见基本一致，即鸦片战争前夕。从政策范围看，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重农抑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限制统治阶级奢侈消费的尚俭法令；任土作贡；官营手工业；垄断部分产品经营权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五均、六莞等工商业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除了上述措施还应包括：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对商人加以重税。37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农抑商仅仅表现在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的种种法令和规定上，不应把官府经营工商业也列入抑商的范围。二是重农抑商思想产生的原因。对此问题，学者们大多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进行阐发。从经济上来说。重农抑商的产生主要是为解决“劳动力比例”问题。38。就政治而言，主要是为了防止商人资本对封建统治的威胁。39从思想文化来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儒家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学说为重农抑商政策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40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大商人势力扩大、地位提高的恐惧，对其聚财的嫉妒，是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心理机制。41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农抑商的产生出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42三是重农抑商的性质和评价。一是总体否定。即认为重农抑商压抑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摧残了商业这一封建社会中的唯一促成变化的革命因素，不但使资本主义萌芽不能结果，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43二是总体肯定。即认为重农抑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产生了种种弊端，但总体上讲是合理的，而且在历史实践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4三是肯否参半。具体又分为两类看法：一是肯否参半。认为重农抑商儒家化后，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45二是前肯后否。认为封建前期和中期重农抑商具有合理性，应予以肯定，只是到了后期，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重农抑商的合理性消失，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46
2.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实施情况及重新评价等几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为：在国营经济
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基本经济政策；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并取得巨大经济奇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及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它应该继续实行一个较长时期。第二种观点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关于“过渡问题”上有缺陷，因此它不仅从理论看，尚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难以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47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现实形态，不应继续把它当成不能确立和巩固的暂时的过渡形态。48
三、反思与展望
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为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手段、分析方法也在不断地应用于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49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存在缺陷。第一，在以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第二，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但在“经世致用”方面做得不够；第三，研究过于注重规范分析，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影响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50除了以上缺陷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还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研究范围和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二是学术争鸣风气不浓。三是同国外的学术交流不够。
进入21世纪，政府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和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决策，这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在机遇面前，也面临着内部的挑战与外部的挑战。内部的挑战是指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等方面存在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外部的挑战主要是指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产生的压力。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发展机会的多样化，使许多人离开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相对“冷僻”的学科，而许多青年才俊又多不愿意进入并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从而使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出现危机。再如，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知识的更新日益加快，学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机遇和挑战，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广泛开展学术争鸣，加强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合作，将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术成果更贴近现实，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开阔学术视野。此外，在本学科的研究当中还应大胆尝试构建具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特色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即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范式。
作者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多次与刘甲鹏博士进行过讨论，特此注明井致谢。
注释：
[1]《饮冰室合集·文集》（7），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
[2]巫宝三：《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和前瞻》，《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3]王同勋：《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学周报》1982年4月26日。
[4]《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4年，第436页。
[5]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经济学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6]陈绍闻、叶世昌：《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3期。
[7]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参见程霖、刘甲鹏：《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财经研究》2003年第10期。
[8]陈其辉：《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术资料》1982年第8期。
[9]巫宝三：《谈谈研究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的意义、现状和前景》，《经济研究》1982年8期。
[10]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导论》。
[1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朱家桢：《孔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富民的思想的历史考察》，《平准学刊》1986年第3辑。
[1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5]朱家桢：《孔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8]朱家桢：《孔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0]陈绍文、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1]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2]朱家桢：《孔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4]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王同勋、唐任伍：《论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27]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
[28]赵金钰：《论孙中山早期的平均地权思想》，《辛亥革命史丛刊》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
[29]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页。
[30]胡显中：《孙中山经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31]姜勋朝：《孙中山经济改革论》，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32]骆浪萍：《略论孙中山先生的利用外资思想》，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1986年11月。
[33]启良：《就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答朱英同志》，《世界历史》1990年第4期。
[34]蔡一：《重农抑商思想探源》，《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35]宋超：《试述我国古代重农轻工商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
[36]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0页。
[37]宋强：《秦汉时期：“重农抑商”与“弛商贾之律”两种不同经济政策之比较研究》，《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38]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9]李桂海：《封建主义“重农抑商”思想剖析》，《学术论坛》1981年第4期。
[40]李伏明：《义利之辨、重农轻商与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兼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月刊》1993年第4期。
[41]李德弟：《秦汉“抑末”政策形成的心理文化因素》，《宜春师专学报》1994年第l期。
[42]王敬新：《论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抑商政策》，《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43]沈定平：《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强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原因》，《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启良：《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
[44]黄显功：《论战国“重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影响》，《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刘孝诚：《秦汉重本抑末辩》，《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45]陈正炎：《“重本抑末”新论》，《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46]张守军：《中国历史上的重本抑末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5期。
[47]参见武力、朱莉：《198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48]周为民：《重新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49]王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综述》，《财经研究》2003年第2期。
[50]程霖：《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财经研究》2001年第l期。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