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会党运动，绵延数百年，活动范围遍及二十余省，会众难以数计，声威震动寰宇，而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其高峰。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间，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和领导下，会党被纳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出现了大联合、大统一的趋势，在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中，会党几乎“无役不与”，且不少次起义是以会党为其主力的，会党已经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而活跃于中国近代政治舞台，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运动无疑是史学工作者一项迫切而又重大的课题。
一、会党研究的历史回顾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出于斗争的需要，已开始调查和研究各地会党的活动，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和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浙案纪略》初稿曾在缅甸仰光《光华日报》上刊载，所有革命党人姓名皆用甲乙丙丁等字代之；1910年，陶将其书稿重新整理，分成三卷：上卷为纪事本末；中卷为列传；下卷为附录；又外纪一篇，名《教会源流考》。稿既成，拟付梓，但同人恐机密泄露，反不利于革命，因将中卷列传及外纪《教会源流考》先刻印于日本，余稿悉藏于东京，至1916年全稿才得以正式出版。该书对以浙江地区为中心的各地会党运动作了详尽、真实的记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会党史著作。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系由他偕毕永年于1899年调查长江哥老会组织的基础上写成，于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对白莲教、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的活动均有翔实的记载，同时汇录和保存了不少会党的秘密文件，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会党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史料。
辛亥革命后，还陆续出版过一批有关会党史的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肖一山所著《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李子峰的《海底》、戴魏光的《洪门史》等等。《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的史料原件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932年我国学者肖一山“奉命赴欧考察文化史迹于英伦”，“发见晚清粤人手抄之天地会文件颇多”，皆英国波尔夫人“在香港、广州购得者”，“惊为秘籍，从事抄录，费时两月，得稿数百页，置书箧中。”回国后，将所抄资料“因加编次，归类汰繁，附以说明，另补源流数章，成《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六卷，又插图及起源考一卷。”（肖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自序，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原书于1935年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印行，实为天地会传世秘密文献汇编。李子峰所编《海底》，于1940年出版，本为洪门秘籍，“举凡洪门之一举一动，一诗一语，无不详晰记载，得此一书，对于洪门之一切秘密，甚至隐微细节，莫不洞悉无遗”。（李子峰：《海底》序，1940年版第1页。）全书概述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源流，开山立堂文件、腰凭票布及职位名称，开会会场陈设及入会仪式及誓词、罚则、茶阵、隐语、传贴、隐字、手势、符录等等，是收录介绍哥老会和三合会秘籍较为详尽的一本书。戴魏光所著《洪门史》着重叙述洪门的发展与流变，该书将会党的发展分为萌芽期、培养期、灿烂期、大成期。灿烂期是本书的重点，分别将三合会、哥老会、汉留、致公堂发展的过程详细论列，此书于1947年由和平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国内所见到的第一部较完整的会党专史。
需要指出，解放前虽然已出版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研究的资料和著述约二十余种，但这些出版物多为资料罗列、辗转传抄，如前引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严格说来，“只能算作一部史料而不能称作史。此书对于各个秘密结社的信仰与组织并没有加以探讨”，“而只在于叙述各教会的活动及汇录会党的秘密文件。”（罗尔纲：《中国秘密社会史》《大公报》1935年2月28日。）另外，在章节安排上，把不同源的上帝会列在三合会一章中，把同源的天地会与三合会又分成两章，把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拟于白莲、洪门一流的结社等等都是不妥当的。该书于1912年出版后，又于1924年以《中国之秘密结社》的书名再次出版，作者署名为“古研氏”，实系平山周化名，本书乃节录原著之部分章节，仅及原著内容的百分之二十而已。至于前引李子蜂所著《海底》一书，据笔者所知，就有陈培德主编的《海底》、群英社编辑的《江湖海底》、博爱山人校订的《改良真本江湖海底》等数种，而凡此盖源于《金台山实录》，亦名《金不换》，但《金不换》一书又有多种版本，内容几乎雷同，令人读不终篇。由于当时缺乏学术讨论的环境和气氛，书中很少有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于学术论文为数极少，水准较高的论文则更是寥若晨星。
新中国成立后，会党史研究才真正兴旺发达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底，共发表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论文和回忆文章400余篇，出版专著及资料30余种，这些成果的取得为会党史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华中师院历史系为研究湖北地区的会党运动，于1961年上半年先后两次组织人员赴鄂北就江湖会响应武昌首义问题作了详细调查，整理成《江湖会资料选辑》，对江湖会响应武昌首义的主客观条件、经过及其失败，特别是关于李秀昂发动老河口起义、光复襄阳、襄阳军政分府和总司令部的成立及其瓦解均有详尽的记述，书末附有张国荃的身世、经历和革命活动以及张玉衡的《十年见闻录》等等，是研究鄂北江湖会完整而系统的资料。由杜迈之等人整理的《自立会史料集》共辑录有关资料100余篇，包括专著、清官方文书、人物传记、书牍诗词等等，这部资料集的出版，对于史学界长期以来在自立会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关于自立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都提供了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史料。由萍浏醴三市县政协合编的《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以文献资料为主，辅以口碑资料，全书分始末、档案、文电、传记、日记、回忆、时评、其他共八大类，从不同侧面反映起义全貌，是迄今为止研究萍浏醴起义最完整的资料。
其次是有关会党史研究的工具书、专著相继出版。由魏建猷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于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1983年底以前国内出版和发表有关会党史的论文、著作、资料近900种，辛亥革命时期的内容，约占一半左右，大部分论著都作了内容提要，是研究会党史必备的工具书。蔡少卿所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为之作序，该书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对哥老会的源流、自立军起义、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的离合、南洋华人中的秘密会党等均有系统的阐述，是我国当代研究中国近代会党史最有影响的一部学术专著。此外，我国台湾省于1981年出版了庄吉发所著《清代天地会源流考》，专章介绍了天地会与清季革命运动，运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军机处档案，资料翔实。同年又出版了庄政所著《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着重探讨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会党的关系，全书征引了中外文书籍170余种，是一部专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学术专著。
复次是论文的撰稿数量与日俱增，质量明显提高。直接推动会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是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和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而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又分别于1984、1988年连续两次组织了中国近代会党史学术讨论会，把会党史的研究推向了高峰。而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研究的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从发展的趋势看，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不仅涉及会党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等主要问题；而且与会党相关连的下层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自立军起事、萍浏醴起义、抢米风潮、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东南沿海武装起义、保路运动等等都有不少文章论及。与此同时，有关会党区域性研究、各会党组织的研究、会党领袖人物的研究等均有所加强。
二、会党研究的主要分歧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不满足于一般史料介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争鸣的气氛比较浓厚，在会党研究的学术园地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现将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概述如下。
1.会党的成分和性质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援引大量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例如《鄂州血史》中有“散则为民，集则成伙，当时之所谓“会匪，实际上都是人民”的记载；《浙案纪略》在谈及会党成员服从统领命令的情形时亦有所谓“会中兄弟”一闻命“市者无不弃筐笞，耕者无不弃耒■”的说法；萍浏醴起义中，反革命方面一片惊呼，一则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可恨之至”；再则说“萍醴至宜万一带，到处皆有伏莽，平日昌言无忌，兵到则散为民，兵去又结为匪。”因而得出结论：“会党的基本群众是小生产者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4期。）有的同志进一步提出，应当对会党的成分作更具体的剖析，“四川会党的主体是农民、城镇平民等下层劳动群众。”（隗瀛涛、何一民：《论同盟会与四第会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5页。）虽有“一部分散兵游勇、流氓无产者”参加，而“农民占85％以上”。浙江的会党分成两类，“第一类即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在浙江是多数，第二类即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他们的基础仍然是农民或其他小生产者。（胡国枢：《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会党》，《杭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鄂北江湖会也“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并包括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和无业游民等成分的会党。”（陈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鄂北江湖会》《江汉学报》1961年第4期。）因此，会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群众的秘密结社。第二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无业游民。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同样援引大量文献资料加以驳难，如《中国秘密社会史》中有云：“湘勇撒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另一本民国元年出版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亦云：哥老会“谓随所至可得衣食，以故无业游勇趋之若鹜。”再者，会党的隐语、暗号，也多数带有江湖习气，会党成员之阁会晤问答，常有“茶碗阵”，意味着一般往来在茶楼酒馆。又哥老会的首领在四川称“舵把子”，名派自立“码头”，表明它们的江湖气息，不象农民的习性。共进会将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纲领改为“平均人权”，更足以说明会党不是农民的结社而是游民的团体，因为“游民大多数虽来自农村，但和农村的关系已日渐疏远，他们关切的已不是土地，而是要争取摆脱社会地位低下、不齿于编氓的卑贱处境”。（林增平：《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从各地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广东会党“其骨干分子，主要是游民无产者，而不是农民群众”。（陈剑安：《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页。）江西会党其“基本成分或骨干力量，则是长期脱离生产的无业游民，即流氓无产者。”（杜德风：《怎样看待李烈钧镇压江西会党》《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会党的构成，认为愈到后期，游勇游民愈益增多，因此，近代社会畴形的经济生活使会党日益成为游民阶层的集合体。（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第三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无业游民。他们提出，毛泽东当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把“三合会”、“哥老会”等一类秘密结社看作是以“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为主的组织，反映了近代会党的发展，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符合当时这个组织的实际情况的”（吴雁南：《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还有的同志进一步指出，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与无业游民还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划等号，尽管无业游民在会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相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无业游民再多也只能是少数。第四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会党的成分随时间、地区的不同而有不同，在农村中的会党，农民成分多一些；在城市中则贫民和游民多一些；在中国近代社会前期，农民和手工业者居多数，愈到后期，游民成分愈多，不能笼统地说，会党的成分主要是农民，或主要是游民，或主要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会党没有统一的阶级属性，它只是一种被统治的社会集团所组成的秘密会社，不同的阶级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抱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动机去利用这种秘密会社”。（石羊：《关于会党问题的讨论》《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
2.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其评价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会党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前者是主要的。其作用可以归纳为组织群众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参加辛亥决战和募饷筹款等四个方面。（蔡少卿：《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群众论丛》1981年第5期。）而发动武装起义和参加辛亥决战是主要的。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由于会党参加武装斗争，“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且“在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最后一击中，会党也发挥了颇大的作用，会党成员基本上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军。”（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4期。）有的同志提出，“共进会把长江流域各省哥老会各系统联合起来，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这对长江中上游和两湖地区的全部活动起了巨大的作用，武昌起义就是在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组织的机构指挥下发动起来的。鄂西北一带的很快光复，也完全依靠了会党的起义。”（汪贻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页。）即使1908年以后，革命派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新军，但是，“军队中大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是会党分子，军队工作和会党工作是密切关联的。”“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后军队的活动，而忽视了会党的作用”。（魏建猷：《辛亥革命前夜浙江会党活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539页。）还有的同志甚至提出，“应该为会党立一块历史丰碑——‘辛亥革命时期民族民主革命旗帜下的马前卒——中国会党’”（陈辉：《论辛亥革命中会党的性质和作用》《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第二种意见认为，在肯定会党对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充分揭示会党的消极作用，不应将会党的积极作用估价过高。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所发动的武装斗争来看，1908年以前主力是会党，但都失败了；之后，主力是新军，会党一般只起着配合和辅助作用。“在辛亥光复时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役中，即武昌起义和攻克南京，冲锋陷阵的是革命的新军士兵，而很少会党分子。”“会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似乎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逐步降低。”（林增平：《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有的提出，会党起初以“反清复明”为职志，很难说是进步的，后来的斗争，反封建的意义也极有限，即使在辛亥革命中，会党也不是守纪律的队伍，游勇游民的野性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改变。（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还有的提出，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并不是在所有的省分、地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各地新政权建立之前与建立之后，会党的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民国成立以前，会党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活动的内容主要不是积极的方面而是消极的方面。”（蔡少卿：《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群众论丛》1981年第5期。）例如，贵州哥老会在辛亥革命前起过积极作用，“但在辛亥革命后的主要是消极作用”。（杜文铎：《哥老会与贵州辛亥革命》《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江西会党在辛亥革命后也投入到立宪党人、旧军人、袁世凯走卒门下，“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历史的事实说明李烈钧镇压江西会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杜德风：《怎样看待李烈钧镇压江西会党》《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因此，对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派对会党进行镇压的得失，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骂倒。第三种意见认为，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对会党的作用要具体分析，会党与新军是辛亥革命的两支基本队伍，但是各省的情况又不完全一致。例如，在湖南、四川等省会党发挥的作用较大，而湖北革命党人主要是依靠新军士兵赢得了起义的胜利的。到武昌首义前夜，湖北革命党人可以说是集中全力在新军中活动，这样，“多数革命党人放松甚至放弃对于会党的领导，毕竟使这部分群众基础相当广泛的社会下层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结合的实质和基础
对于革命派与会党结合的实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党不能充当革命派与农民间的联系媒介，因而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并不体现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而且，“就某些场合看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或联给了会党，似乎是反而疏远了广大劳动人民；一定条件下，会党不但没有起‘中介’作用，反而堵塞了革命派和劳动群众的联系，原因在于会党那种游民的习气和作用，同广大农民的好恶终有所不同；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曾引导会党克服它的盲目破坏性的时候，更易使革命派失去和农民取得联系的机会。”（林增平：《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还有的同志提出，与革命派争取会党的同时，改良派保皇党也在力图控制会党，如果说革命派与会党取得联系，就是发动了农民，就是和农民建立了合作的关系，那么，保皇党人曾与会党联系过，是否可以说保皇党与农民结成了联盟呢？另一种意见认为，革命派“联合会党，依靠会党去发动农民，这应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联盟。”虽然，会党中游民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其前身大多是农民，他们离开农民队伍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之中很多人‘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他们与广大农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旦阶级矛盾尖锐化，革命风暴掀起时，他们就会把广大农民群众卷入斗争的行列。”至于保皇党“联合”会党，“目的在于抵制革命，反对革命”。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况且，革命派在领导会党进行斗争的同时，还要对会党进行改造、“帮助和指导”，而“保皇党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联合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一种意见认为，会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最初是作为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工具；后来，当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他们“愤耶教之跋扈”，于是“仇洋”，这就具有反抗侵略的内容，因此，二者联合的基础是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邵循正：《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和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00页。）。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天地会带有市民的要求，在组织形式上染上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色彩，正是因为“天地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一些特点，使它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容易发生沟通”。（戴逸：《关于天地会的若干问题——答魏建猷先生》《文汇报》1961年1月20日。）有的同志不同意上述两种意见，他们认为，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重视天地会组织，主张联络会党，是基于天地会的‘反清’斗争这一点上。天地会在辛亥革命时期其所以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正由于它坚持的‘反清’斗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在‘反满’这一点上一致的缘故”。（袁定中：《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文汇报》1961年11月10日。）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