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戊戌维新的研究，早在它失败之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以其亲历亲见亲闻写下了《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等历史性著作，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由于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导者，自述不免感情用事。其后，孙中山、章太炎、冯自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穆、蒋廷黻、侯外庐、何干之等人都有涉及戊戌维新的论著行世，但始终未形成一部全面的科学的戊戌维新史专著。
为戊戌维新研究奠定正确理论基础的是毛泽东。他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论著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明确指出：（1）戊戌维新和近代史上一切进步运动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2）戊戌维新是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发展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3）戊戌维新的领袖康有为和洪秀全、严复、孙中山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4）维新和革命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这些原则性的论断不仅代表毛泽东的看法，而且代表了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看法，它是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
建国40年来，戊戌维新研究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大跃进，这10年间，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下，我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进行了重建工作，其中关于戊戌维新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范文澜先生修订再版了他在解放区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该书列有《戊戌变法》专章，给予维新运动以高度的评价。第二件事是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4巨册出版，广泛收集公私藏家各种版本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戊戌维新史的研究提供了比较详备的资料基础。第三件事是1958年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时出版了吴玉章等《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侯外庐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两本论文集，集中对戊戌变法的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意义进行宏观的研究，充分肯定了戊戌变法的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戊戌变法的历史局限性，并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说明，不苛求于前人，因而为史学界所理解和接受。
从1958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内政治上、经济上掀起了一系列运动，因此在学术领域里借题发挥，对维新派主张“渐进”反对“躐等”的循序渐进观念，主张“改革”反对“革命”的保守观念进行了批判，这些学术文章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感情色彩。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10年是中国当代社会的非常时期学术研究成了“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婢女，戊戌维新领域的学术研究留下了一片沙漠。
从1977年拨乱反正开始至今，经过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贯彻，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戊戌维新研究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一样，出现了百卉昭苏、万象更新的气象。针对“四人帮”搞乱戊戌维新研究的状况，肖黎、李炳清率先以《戊戌变法的积极作用应当肯定》为题，对戊戌维新的性质、地位进行重新评价，许多作者在对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进行批判后，认为把戊戌维新判为改良主义运动也是不妥当的。这期间戊戌维新研究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戊戌维新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维新思潮及其传播、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戊戌变法时期湖南区域新政研究、戊戌变法与科技教育、维新派与洋务派、革命派的关系、戊戌维新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戊戌政变考证等，突破了把戊戌变法视为改良主义的旧框框，开拓了维新变法史研究的新领域，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一批新意迭见的研究成果。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把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并列进行编撰，对两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层透视，是我国近年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尤其是1983年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戊戌变法8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东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论文集；1988年又在广东召开了第一次“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对戊戌维新的研究；同时，山东青岛成立了青岛康有为研究会、广东成立了广东康梁研究会，作为戊戌维新研究的群众学术组织，在培养学术梯队、筹集研究经费、召开学术讨论会和出版研究成果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而推动了戊戌维新研究向纵深的发展。这表现在：
（1）在研究的宗旨上，已逐渐摆脱了“立足于批”的旧做法，树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把戊戌维新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审视，注意维新派的主张和思想比他们的前辈为历史提供的新内容，不以现代政治标准苟求古人，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判继承的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
（2）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见解，反映了新时代的一种创新意识。例如，许多论著引经据典论证了改良、改革与改良主义的不同，肯定戊戌维新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而不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运动，它的指导思想不是传统的今文经学，而是从西方寻找来的进化论学说，在形体上不独采取“托古改制”而且采取“仿洋改制”；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它是一次失败了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首次尝试。
（3）在史料发掘、史籍辨伪、史实考证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找到了康有为戊戌变法期间奏稿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以及《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诸书的进呈本，这对研究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世界意识以及他们对各国改革经验教训的借鉴程度，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可以纠正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的篡改成分，恢复历史的真相，避免了以讹传讹的弊端。孔样吉穷数年之功力，检阅了大量的清官档案资料，钩沉辑佚，辨误订谬，著成《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二书，发掘了维新运动的新史料，订正了有关这一运动的许多讹误，提出了许多不同凡响的新见解，进而从史料的突破导致了研究的突破，打开了戊戌维新研究的新局面。
（4）在方法上仍以中国史论结合的优秀传统方法为主，但不排斥引进和借鉴外国有价值的方法论，宏观微观，纵横比较，中外交融，相得益彰。近年戊戌维新研究开始打破公式化、简单化、概念化的枯燥说教，把高深的史学理论化为雅俗共赏的哲理性语言，形象生动，发人深思，从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
三
戊戌维新研究40年最重要的成果，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戊戌变法史》（汤志钧著）、《维新运动》（王栻遗著）的出版和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传记《康有为大传》（马洪林著）、《梁启超传》（孟祥才著）的问世。为了推动戊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人民出版社中国史编辑室于1985年5月邀约北京的部分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戊戌变法史》，并就如何深入开展戊戌变法史研究发表意见，会后由张亦工、徐思彦整理成《深入开展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一文在《历史研究》发表，有力地推动了戊戌维新史研究的发展。1989年3月，上海史学会邀约上海历史学界专家教授举行《康有为大传》评论会，并就如何撰著历史人物传记进行探讨，会后沈渭滨在《历史研究》发表题为《为近代中国革新派巨人画像》长篇书评，既充分肯定这本传著的学术成就，又严格剖析了它的不足，极富有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对戊戌维新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张元济、文廷式、宋伯鲁、汪康年、王照、张謇、唐才常、樊锥、熊希龄等以及翁同龢、李端棻、陈宝箴、光绪帝都有传论问世，有的还出版了文集，成立了研究会，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出版论文集，从而拓宽了对戊戌维新人物群体的研究。同时，台湾学者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康有为戊戌真奏论》，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沈云龙《康有为评传》等也是各领风骚很有功力的学术专著，与大陆学者的戊戌维新研究交相辉映。
与国内对戊戌维新研究深入开展的形势相映照，海外用各种语言文字撰写戊戌维新的著作也出现了新动向，出现了许多材料丰富、观点新颖的大部头著作。日本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对曾经承担了时代的使命、震憾了时代的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作了精辟的分析，深受学界的重视，已由林明德、黄福庆合译成中文，在台湾作为学术丛书之一发行。苏联齐赫文斯基《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认为，1895—1898年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整个说来是具有进步性质的，因为这个运动为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但又说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明显地证明了维新派所选择的道路，即企图通过皇帝的权威“自上而下”在国内进行改革的道路是错误的，这反映了苏联学者对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基本看法。在美国出版了罗荣邦《康有为传记和论丛》、萧公权《近代中国和新世界——改革家和空想家康有为1858—1927》，尤其罗著不仅深刻剖析了维新运动和康有为的思想本身，而且对世界各国研究这一课题的各种流派进行了广泛的评论，是一部有深度、有广度、又有力度的学术巨著。原文为英文撰著，现已由汪荣祖译成中文风行世界。萧著以“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作为贯通全书的两大要义，前者意指对国家富强的寻觅，而后者则在大同理想的追求，作者时而把康有为的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范畴来观察，作广泛的宏观比较研究，时而在纵横议论中，对重大史实进行必要的微观考证，所以每能见微而知著，这部书为我们提供了康有为改革中国道路的全图。
用论文集形式把研究成果汇集成册，除上面提到的以外，比较引人注意的还有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该集所收论文，由于运用了一些新发掘出来的史料，提出了一些突破性的新论断，文章写的活泼而有朝气，给戊戌维新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提交“戊戌变法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结集为《戊戌维新运动研究论文集》，承香港石景宜先生赞助出版，这是一部主题明确，立意新颖的论文集，它主要是讨论了近代化的含义以及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地位。此外，山东的《康有为研究》、广东的《梁启超研究》都是具有论文集性质的刊物，具有连续性和传播性的学术功能。
戊戌维新研究40年另一重要的成果，是发掘整理出版了大量关于戊戌维新的原始资料，为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除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外，近年有关戊戌维新的史料陆续印行，比较重要的有：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海市文管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戊戌变法前后遗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康有为论文选》、陈永正编《康有为诗文选》、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方志钦、刘斯奋编注《梁启超论文选》、朱维铮编校《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曾近义主编《康有为论著与研究丛书》等，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对进一步繁荣戊戌维新史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建设。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现居台北的天游学院康门弟子蒋贵麟先生，晚年致力于收集整理出版康氏遗著已达30余册，搜罗虽尚未赅备，但堪称康氏著作整理出版最有力者。康有为是清末民初的大书法家，因此申松欣、李国俊编辑的《康有为先生墨迹》，在莫斯科国际书展和莱比锡博览会上受到各国汉学家的青睐；江苏古籍出版社用珂罗版精工影印新发现的《大同书》手稿，由于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在香港书展上被誉为“精品中的精品”。
有关戊戌维新的著作，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界的重视，被译成各种语言文字在世界上传播。例如1958年伦敦出版了美国学者汤普森（L.G.Thompson）博士所译的康有为《大同书》英译本，盛赞《大同书》是西方和东方古今一切著作中最杰出的一部书；1974年联邦德国科伦出版了德国学者赫斯特库贝（Horst Kube）教授所译的《大同书》德文本，指出《大同书》虽包含着西方的理想痕迹，但它的特征是中国的现实，这本哲学基本教程对认识新中国是不可缺少的。1977年南朝鲜三省出版社出版了权德周博士所译的《大同书》朝鲜文本，该书于1月25日初版发行后，旋即销售一空，在同年2月25日又再版发行，可见朝鲜学人对《大同书》的兴趣非常浓厚。1983年日本东京出版了坂出祥伸教授所译的《大同书》日文本，从中国古典名著的视角，对康有为叙述的大同学说理论体系进行了详细的注释。自然，把《大同书》说成是西方和东方古今一切著作中最杰出的一部书，不免有溢美过誉之嫌，但确切地说它在世界各民族关于乌托邦著作之林中也毫不逊色，
四
近年来，对戊戌维新研究深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多学科的研究，从而开创了戊戌维新研究百花齐放的新格局。例如：
从近代民族觉醒的角度看戊戌维新。许多论著在谈到戊戌维新的积极意义时，都承认它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但最集中论述这一问题的是杨立强《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一文，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分析入手，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当时尚处于在野的、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尝试。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是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
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看戊戌维新。张江明、丁宝兰、徐光仁、黄明同在《戊戌维新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首次尝试》中论证非常全面。近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所有开化的半开化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历史上都追求过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由于主客观的历史条件不同，有的近代化成功了，有的近代化失败了。自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力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实际上就是追求中国的近代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看，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有力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
从近代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戊戌维新。救亡、革新与启蒙是近代中国三大急迫而突出的课题。陈旭麓《“戊戌”与启蒙》、金冲及《救亡唤起启蒙》等论文，以激扬的文字论述了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起点及其特征和意义。“戊戌”启蒙作为一个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开官智”、“开绅智”和“开民智”，它比之洋务运动，不仅是政治革新的超越，更因其在思想上的启蒙做出了贡献。
从近代文化史的角度看戊戌维新。戊戌维新作为一次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载入史册，而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也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李侃《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龚书铎《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认为，戊戌维新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它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
在众多的戊戌维新研究的论文中，还有从救亡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新学与旧学之争、经今古文流派、社会思潮的演变、自然科学技术的引进、教育改革的构想与实践、知识分子群体的剖析、与列强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失败原因的探讨等方面进行研讨，宏论蜂起，盛况空前。
五
40年来，戊戌维新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
一、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但就研究现状来看，与近代史上其它段落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来说，仍然是学术研究中比较簿弱的环节，参加的人员少，出版物也屈指可数，即无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起统筹作用，更无专门研究实体为依托，往往逢五遇十开纪念会时才成为研究的热点，过后则又处于散漫无计划的研究状态。所以40年来只有一二本以政治变革史为骨架的维新变法史，而缺乏一本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结构、思潮变迁等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专史奉献给读者，这需要更多的史学家的投入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戊戌维新研究中理论色彩淡薄，有的著作还停留在材料的堆砌或具体描述的阶段；有的结构死板、用语陈旧，缺乏活力和时代气息。
三、戊戌维新的史料虽然发掘了不少，但有些重要资料并未整理出版，还深藏在档案馆或博物馆里，不利于历史研究和繁荣学术。希望这一问题早日得到妥善的解决。
今天，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研究革命的历史经验固然重要，研究改革的历史经验尤为迫切。因此，我建议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学”，编写一部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改革史》，更好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服务。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