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十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广漠的原野上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曾使全世界目瞪口呆。在中外反革命联合残酷绞杀义和团以后，帝国主义分子、清王朝、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从不同的角度以“排外”和“迷信”的“暴民运动”来解释这一页历史。尽管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曾以无比的义愤痛斥了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的血洗和污蔑，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这真理的声音被封锁在国境之外。
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实践为近百年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历史作了总结。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清洗五十年来中外反动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罩在义和团头上的恶谥，义和团历史的研究进入了科学的新阶段。但是，正象三十年的中国历史是走着一条胜利而曲折的路一样，三十来的义和团研究也充满着胜利和曲折，其中既有丰硕的成果，也有沉痛的教训；既有闪闪发亮的科学珍珠，也有被学术谬说装饰着的政治毒箭。尽管学术并不等于政治，但义和团的研究却总是曲折地反映着政治斗争的风云而被歪曲着。
三十年的义和团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十多年间，是义和团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这一时期，史学界组织力量搜集、顿理和出版了有关义和团的大量原始资料，如《义和团》（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1959年中华书局版），《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一、二卷， 《庚子记事》（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第二辑（北京大学历史系编）。此外，《山东近代史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版）、《近代史资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等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和图片。除了文献资料的整理外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如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开封师院、华南师院、四川大学等校的历史系及若干研究机关和文学工作者，分别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等地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义和团的实物资料、故事和诗歌。所有这一切，都为恢复义和团的本来面目提供了重要佐证。
与此同时，我国一大批史学家投入了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范文澜同志的专著《中国近代史》、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翦伯赞、刘大年、黎澍等同志的文章，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的著作和文章，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批判帝国主义、地主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歪曲的同时，科学地说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义和团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观点基本上被廓清了，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恢复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是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走卒疯狂破坏的时期。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仅是一根挥向刘少奇同志的黑棍子，把学术问题硬搞成政治问题；而且无限拔高了义和团的形象，是风行一时的影射史学的标本。这篇黑文，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为“造反”的狂热推波助澜，也把义和团的研究引入了歧途。以此为契机，报刊上出现了一片一味颁扬义和团的狂热。义和团自身的一些缺陷，如迷信蒙昧、笼统排外等等，都被涂以“爱国”和“造反”的玫瑰色受到了礼赞。
一九七六年以后，随着对“四人帮”影射史学批判的深入发展，《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代表的反动倾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文章，不仅揭露和批判了戚本禹等在义和团“研究”中包藏的险恶的政治用心，而且也批驳了他在学术上的一系列谬误，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也有的文章，对建国以后义和团研究中一度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新的探索。尽管有些看法在史学界可能产生很大的分歧意见，但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友好而激烈的论争正可以把研究推向深入。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八十周年，一个义和团研究的新高潮已经到来。山东等地正筹备召开大型的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一批义和团研究的专著，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历史研究所合编的《义和团运动》等正在加紧排印中。
（二）
三十年来的义和团研究，特别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一九六五年一段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归结起来，就是基本上扫荡了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义和团问题上制造的重重迷雾，恢复了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本来面目。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纳入血泊以后，五十年中，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学者在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了无以复加的歪曲和污蔑。他们否认义和团爆发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而归结为中国农民传统的“迷信心理”和“排外心理”。例如：梁启超认为农民“排外心理”遇到了帝国主义瓜分的“间缘”；农民的“迷信心理”遇到维新运动的“亲缘”，于是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未集第十六册》123—124页。）。罗元鲲则认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遗传之心理”—— “排外的”和“迷信的”和戊戌变法造成的顽固派的对外人的“恶感”（罗元鲲：《中国近百年史》上册，239页，249页。）。蒋廷黻和肖一山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封建顽固派的“仇外心理”和民间的“自信有鬼神保佑”相结合的产物（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03—104页。）。他们否认义和团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而将其污蔑为丧失理性、盲目排外的“团匪之祸”。他们抹煞义和团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伟大历史功勋，把八国联军的侵略、辛丑和约的签订统统归结为义和团无端招来的灾祸。梁启超认为义和团运动暴露了中国抵御外侮力量的孱弱，造成了列强共管中国的可能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未集》126—127页。）。陈恭禄认为义和团“违背了国际公法”，破坏了中外“友谊”，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所以没能瓜分中国，根本不是义和团的功劳，而是由于各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互相忌嫉”造成的（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507、525、547、557页。）。
解放后，我国史学界的学者们，根据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实践经验，针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污蔑，着力研究了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性质和历史作用等三个问题，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些经过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和研究得出的结论，直到今天也依然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
范文澜、胡绳、翦伯赞、黎澍、刘大年等同志，在他们的论文和专著中，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武器，通过对大量的义和团史料的分析，令人信服地以历史解释了迷信，使义和团兴起的原因从“迷信的”和“排外”中解放出来。他们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成为义和团运动一切问题的轴心。当广大农民面对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日趋加剧的“领土掠夺”和“经济掠夺”，面对清王朝的暴政所造成的“无情的搜刮”，和“广泛的水旱灾”而无法生存的时候，深入中国穷乡僻壤的帝国主义传教士更是无恶不作。他们“侵犯主权”，“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杀人”，“勒索赔款”，“充当间谍”。由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就在反洋教的旗帜下爆发了。
“六十年来几战烽，推原祸始阿芙蓉。后庚子接前庚子，忍辱伤心到九重”（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补》1页。）。义和团运动时代的一些爱国者，也已经接触到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有些清朝的封疆大吏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如山东巡抚毓贤的奏折中就指出教民“欺压平民”、“日见鸱张”、“横行乡里，鱼内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肆虐太甚”等是“酿成巨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4页。）的原因。甚至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承认：“列国无故分据中土”，“当设铁道时，毁坏坟墓，拆卸民房”，“基督教民倘犯不端，皆极力袒护”（《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报告》，见《义和团》第四册43页。），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义和团的大量揭贴、告示以及他们的实际活动，更集中揭示了这个问题：“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黎民百姓，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义和团告白》转引自戴玄之《义和团研究》，48页。）。“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三，《租界守御》。）。“窃有天主教，……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币，拆庙宇，毁佛像，占民坟，万民痛恨”（《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7、508页。）。“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第507、508页。）。显然，义和团运动是被“洋”和“官”逼出来的。侵略引起反抗，奴役诱发斗争，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根本规律。至于斗争采用何种形式，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尽管“迷信蒙昧”和“笼统排外”的倾向，在义和团运动中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能用历史去对它进行科学的说明。用“迷信心理”和“排外心理”去解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大量的是出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故意歪曲，也有一种是偏重表面形式的皮毛之见。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尽管直到现在对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还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但对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还是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同志的公认。大量的专著和论文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发。一九六○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时的大部分文章都集中在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上。翦伯赞同志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1958年5月号《历史教学》。）。范文澜同志指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侵略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刘大年同志认为义和团“以反帝国主义为己任”，“是它的鲜明特色”（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2页。）。黎澍同志则认为“义和团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黎澍：《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第5页。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纪念论文集》第5页。）。这些论点无疑都是正确的，因为它抓住了义和团运动的本质。这有大量的历史材料做证明：“本义民但诛洋人，非叛国家”（《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这是义和团自己的宣言。“义和团但仇教，不扰民”（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这是目睹义和团运动的封建官吏的记载。“拳民之旗帜，已飘扬于空中，鲜红之布，大书‘扶清灭洋’四字，仿佛吾欧人之血所染也”（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卷二，207页。）。“情形很是危险，义和团运动日见发展，假若天津联军阻止他们失败的话，那么就可以伸展到中国的南部而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以致造成了驱逐或杀害内地所有外国人，和毁坏了整个的国外贸易”（《英国篮皮书——议会文件》，见《义和团》卷三，524页。）。这是与义和团对阵的帝国主义的供状。“京城内外，奉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洋兵麇集津沽，中外衅端已成”（《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甲子谕。），这是《清德宗实录》对于一九○○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整个形势的概括。
当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出“痛剿拳匪”的上谕向帝国主义投降，当洋务派大官僚们以“东南互保”与帝国主义“敦睦友谊”的严峻的历史关头，只有义和团及其影响下的爱国官兵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抵抗。他们以血肉之躯搏击洋枪洋炮的战斗场面，他们那种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是使帝国主义的豺狼们也感到惊惧和震恐吗？如果把这种精神完全归之于“蒙昧”孕育的“迷信”，历史就成了神灵的创造物了。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讲话时指出，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见195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这就洗掉了一批买办资产阶级学者加在义和团英雄们身上的最大的污垢，使义和团彪炳日月的伟大历史功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这使义和团英烈们的崇高形象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的金字互相辉映，永放光茫。事实上，正是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阻止了长期酝酿的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中国在近代之所以没有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是保留着一半独立之权的地位，根本原因既不是帝国主义的善心，也不是由于列强各国的矛盾，而是因为有义和团这样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这个基本事实，是当时手握屠刀的帝国主义分子们也承认了的。联军统帅瓦德西向德皇报告说：“皇上诚然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吾人在此有一事不应忘者，即中国领土之内，除开西、北两面之（蒙藏）属国（按，帝国主义的胡说）不计外，其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之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机，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至于中国之所有好战精神，尚末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失败，只是由于武器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义和团》第三册，86—87页。）。“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左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第三册，244页。）。“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王其榘：《有关义和团舆论》，见《义和团》第四册，249页。）。在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的坦白自供面前，那种认为义和团的历史作用不是那么伟大，甚至给中国带来灾祸的观点，是不攻自破的。赫德的一段话更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盖中国人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醒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出，四方响应，非无故也。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游漫全国，他自必有义和团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之志者”（赫德：《中国实侧论》。）。连这些深知中国内情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承认义和团运动标志着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可见把封建蒙昧主义的概括加在义和团头上是很过份的。起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大骂义和团的蒙昧，但到后来，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也承认了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孙中山说：义和团“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借，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见《孙中山选集》下卷，724页。）。这都说明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运动，而不是封建蒙昧主义的运动。
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义和团的子孙们继承着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终于在五十年后在五星红旗下以及更高的形式完成了义和团英烈们未竟的事业，把近百年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一切侵略者赶了出去，用头颅和鲜血洗雪了我们民族百年的耻辱。以今天的水平看不管义和团运动有多少缺点、错误，充满多少幼稚可笑的东西，但它使中国免于瓜分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那不计成败、生死以之的反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精神确实是伟大的，是永垂不朽的。中国人民虽然应该毫不怜惜地抛掉义和团运动中许多落后幼稚愚昧的东西，但作为它的子孙更应该把那种不朽的爱国精神继承和发扬下去，自强不息，不甘落后，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鼓吹历史的黑暗面来制造现代迷信，制造混乱，迫害革命者是反动的；否定历史的光明面，也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三）
义和团研究虽然取得了以上那些巨大的成果，但也存在不少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仅就三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述评一下史学界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关于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到义和团性质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以范文澜、胡绳和翦伯赞为代表，认为义和团主要是反帝，但也有反封建的性质。范老说，义和团“主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其斗争，“在某些地方也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如“借均粮之名，实行抢劫”。还有“义和团白色一派是白莲教正传，他们一向是反封建，也就是反对清朝政府的农民团体。”（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翦老说：“义和团反对外国侵略者洋人，特别是传教士，这是众所周知。但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它又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它一开始就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最后的口号还是‘扫清灭洋’，只有中间曾一度受清朝的欺骗，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假如因此就认为义和团不反对封建的清王朝，甚至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的农民和清王朝的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那就是大大的错误。”（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1958年5月号《历史教学》。）翦老进而论证，由于清王朝昏庸腐朽，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血腥屠杀义和团，义和团也不能不走向反封建的战场。但是，由于当时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别突出，因而对义和团反封建的性质又不能估计过份，不能把反封建与反帝并提。对此，胡绳同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他说，“义和团运动突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但没有能把这个任务同反封建的任务结合起来。”“义和团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政权观念，没有政权组织”，它的势力虽然进入了北京，实际控制了天京、京畿一带，但却没有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自己的政权。尽管如此，“农民并不是不反封建，问题在于农民的落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恰当的结合起来。”（胡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史学界大多数同志同意范老、翦老和胡绳同志的上述观点。
以杨荣国等为代表，认为义和团是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革命。而且认为“义和团农民群众从开始提出‘反清复明’到‘扶清灭洋’，最后到‘扫清灭洋’的演变，反映了农民群众随着革命斗争实践，在认识上有很大的提高。……‘扫清灭洋’革命口号的提出，是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革命实践的概括，这完全合乎唯物论反映论的原理”（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541页。）。还有一些文章，以义和团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的名字的寓意，说明义和团有推翻清王朝的打算；以“杀了洋鬼子，再跟大清闹”（义和团在天津张贴的歌谣揭贴。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等材料为根据，证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并重的农民革命运动。这种意见在史学界并不占多数。
第三种意见是最近有一部分同志着意论述的。他们认为义和团只反对帝国主义，但不反对封建主义。甚至说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支配其活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义和团是“奉命造反”，义和团运动是“奉旨运动”。而且说“反清复明”的口号，因为有“复明”旗号，就是复明之封建，所以“反清”也不是反封建了。
我们基本上同意第一种意见，因为它概括的是历史的实际。第二种意见虽然看到了义和团的反封建性质，但过份夸大了它反封建的作用。大量历史记载向我们表明，在整个义和团高潮中，它的主要攻击矛头是指向了帝国主义，尤其是指向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教民。除了义和团的个别支派坚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宗旨外（《长崎报》载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密信说：北京“城之内外白莲教匪，居永定门附近馆店之内，近增至二千，以杀君篡位为主义。……该匪胆敢以纸扎成天子及显要肖象至菜市杀之。”），义和团的大部分始终没有采取夺取封建政权的行动。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义和团英雄们的历史局限。尽管如此，义和团还是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性质，它是农民自发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斗争中利用了我国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远在清王朝“恩准”他们公开活动之前，而施以严厉的镇压手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组织起来并同围剿的官军进行过英勇的搏斗，其间找不到半点“奉命造反”的影子。就是在天津、北京一带，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其反帝活动也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吾团民知有师祖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第九版350页。）。义和团“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衙参皆不敢冠带，”也不敢带“仪仗”向老百姓逞威风了。在北京，义和团杀副都统庆恒家属，清政府杀义和团五人，义和团杀庆恒报复。这能是“奉旨”义和团？“奉旨”义和团是有的，那是在义和团高潮时期清政府、官绅、地主们抱着各种不正当的目的，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组织的“义和团”；但它们不是真正的义和团，真正的义和团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正因此，在慈禧太后投降帝国主义下令痛剿义和团时，义和团又打出了“扫清灭洋”的旗帜，与官军做了殊死的斗争，难道这不叫反封建？况且，在中国近代，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错综复杂地纠合在一起的，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然兼及它的走狗封建势力；而反对封建势力又必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它的主子帝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分析辛亥革命时认为它也有反帝的性质。而事实上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现的异常软弱，根本就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与太平天国革命相比，义和团的反封建性质是严重不足的。而他们对清王朝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恰恰使自己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但是，他们毕竟不是慈禧太后手中的玩物，不是顽固派卵育下“奉旨造反”者，他们一旦发现自己被顽固欺骗以后，又用鲜血清洗了自己的错误。作为革命的农民，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到了他们应该作的一切。难道我们因为他们由于对封建顽固派缺乏科学认识而发生错误就把他们看成与顽固派是一丘之貉吗？
至于说“反清复明”的口号不是反封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一是历史上打着类似旗号的农民起义有的是，这些农民起义都不算反封建么？二是农民本来就是皇权主义者，有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最后转化为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么他原来领导的农民起义就不是反封建么？所以农民运动反不反封建的标志不在于其口号的表面意思，而在于实际上是否站在农民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反对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反清复明”口号的实质是反对当权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复明”只是旗号而已。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关于义和团的迷信色彩。大部分同志都承认义和团的迷信色彩，因为这是事实。但是，对这种迷信色彩的估计却发生了较大的分歧。范文澜、翦伯赞同志认为，由于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1958年5月号《历史教学》。）这种宗教迷信正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农民进行反侵略斗争的精神装器。它既对义和团运动的酝酿发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又对农民的精神有着不可避免的麻醉作用。另一种意见认为，“迷信心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神仙符咒”是义和团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倚靠，是义和团领袖们驱赶少年童子到帝国主义枪炮下白白送死的杀人毒药。
我们认为，正确地指出宗教迷信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作用无疑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认为整个义和团运动就是宗教迷信诱发和支配的，把义和团运动描写成一场封建蒙昧运动，就是值得商榷的了。马克思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25页。）。农民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多神主义者。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没有摆脱宗教迷信。有名的黄巾起义、方腊起义，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都是披着浓重的宗教外衣演出了反抗封建统治的英勇壮举的。作为这些起义英雄后继者的义和团，在缺科学世界观指导的情况下，面对披着西方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宗教迷信作为反侵略的精神武器，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简直就是必然的。事实证明，不是宗教迷信引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农民利用宗教迷信组织反抗。义和团的英雄们把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勇敢有为的前人和神灵，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作为向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精神武器；揭开义和团的宗教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不屈精神，正象揭开传教士的宗教外衣，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侵略一样。因此，我们对义和团的宗教迷信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的评价。翦老说的好：“义和团不是用宗教去引导人们等待死后的天国，而是引导人们从敌人手里夺回已经失去的现实世界，鼓舞人们以最大的勇敢与殉道精神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祖国的自由而战。”（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1958年5月号《历史教学》。）事实上，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少年战士的无畏冲锋，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连帝国主义分子都感到震惊的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主要并不是迷信的鼓舞，而是对外国侵略者的强烈仇恨。有人认为赞扬义和团的英勇牺牲无异于对送丧者“恭喜”，难道赞扬用“科学”武器装备的侵略者对义和团的血腥屠杀就可以使中国人赢得欢迎“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荣誉吗？至于把义和团领袖张德诚、曹福田说成故意驱赶无知愚民去送死而自己却躲在后方享福的胆小鬼和骗子，更是不符合事实的瞎说。且不说群众运动的领袖不一定必须事事打头阵最先牺牲（这是一般军事常识就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张、曹也没有临阵逃脱，更没有叛变投敌，而是牺牲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屠刀之下，一个被剁为肉酱，一个被切成肉泥。尽管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千百种缺点和错误，就气慨和晚节说，他们仍然是义和团当之无愧的领袖。为尊者讳不对，违背起码的历史事实辱骂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的先烈难道是对的吗？
第三，关于义和团的“排外”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义和团有“笼统排外的倾向”。范老也曾指出义和团“对于洋人、洋务人员，洋教，洋书，洋货，洋式生产工具，不加分析，一概排斥，说明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同时，范老和不少同志的文章，都批驳了帝国主义散布的中国人野蛮无知、反对欧洲文明的澜言，认为“笼统排外”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而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局限也是产生“笼统排外倾向”的原因之一。
最近有人在文章中提出，帝国主义者以炮舰侵略中国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这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解脱出来，获得独立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切却遭到了义和团的拚死反对”（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这种看法已经超出了“笼统排外”的界限，把义和团看成了疯狂反对社会进步的历史惰力。这样，义和团运动就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反帝爱国运动，而是一场对抗历史潮流、反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排外运动了。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因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就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近百年走向独立和发展的悲壮历程，证明了反帝须反封，反封须反帝的历史必然性。如果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认为中国近代革命必须走“迎帝以反封”的道路，那就不仅要否定近百年的民主革命的历史，而且也必然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先烈在九泉之下都要被打成“阻碍历史进步”的顽固派，而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也就会进入中华民族英雄的殿堂了。
不可讳言，认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把我国变成半殖民地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观点，正是目前社会上一些青年的幼稚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印度是英国在东方的第一个殖民地。有人说印度比我们发展，我们说这不全是事实。事实是：它有比我们发展的地方，也有比我们落后的地方。而且，在印度至今还有一种人，谁要和他们接触就犯法，称之为“不可接触的人。”难道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把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带给它在东方的第一个殖民地国家，而会带给我们么？
第二，帝国主义带进中国的先进生产方式，虽然在客观上有破坏封建经济结构、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但其主导方面是破坏了中国的独立。侵略者有意识地利用和扶持反动腐朽的封建政权，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加深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农民的奴役和剥削。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完全是保卫祖国独立，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的正义行动。农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能抵抗虽然是存在的，但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它只能是反抗侵略的副产物。过份夸大这种副产物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和英国圈地运动时的情形不一样。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血污。而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是要我们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使中国变成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照机械公那种想法，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来了，封建社会的中国就该束手认输，坐而待毙，一切抵抗都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那末，中国除了亡国，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第三，当八国联军利用铁路运兵侵略，利用电线指挥屠杀义和团时，团民们扒铁路、割电线是属于正当的军事行动，根本扯不上什么反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如果这也叫做反对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民的“破路运动”、游击战士们对于日本军工厂、企业的破坏又该怎样解释呢？
第四，义和团运动时期，是无权的中国人民同侵略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垒互峙，两者完全是不平等的。因而当时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者也就不存在一般送往迎来的外交礼仪问题。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是在平等地同世界上一切国家打交道。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无产阶级政策去要求当时的义和团。他们当时没有条件，也不可能执行这种政策。
总之，我们认为，三十年来的义和团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遭到很大的破坏，也有着令人痛心的教训，目前又提出了一些发人深醒的新问题。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努力进行友好而健康的论争，义和团的研究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文章来源：《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