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外矛盾、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总爆发，因此所涉及的社会层面和国际关系最为广泛，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运动骤起骤落，矛盾瞬息多变，再加上义和团自身的蒙昧落后及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使义和团拼死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性和笼统排外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令人是非难明，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难评价的大事变。从义和团研究百年的历程考察，随着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和中外关系的复杂多变，以及政治风云的变幻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潮起潮落，直接影响或左右着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显示出曲折而多彩的历程。
一、“灭洋”思潮与早期义和团研究的政治性与局限性。
“灭洋”思潮是指近代历史上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洋教、反侵略、反压迫和反对洋人洋事物的民众心理、呼声和主张，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舆论与反洋活动。这种社会现象是由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教会势力扩张而引起，并在中国人民中普遍产生笼统排外心理、主张和行动，实质上是中国民众自发形成的一种原始的反帝思想与盲目排外活动相交织的反帝斗争。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掠夺，进而酝酿瓜分中国，一部分传教士和教会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非法活动，引起民众和部分官绅士人的强烈反对，形成“普天率土，谁不恨外侮之强横”（注：《山东巡抚张汝梅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16页。）的局面。1898年在山东直隶交界地区首先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长期以来反洋教斗争的总汇合，也是由原始的反帝斗争形式，走上反帝爱国运动的起点。
义和团运动从酝酿到爆发，立即引起官绅的注目与研究。他们急于了解义和团的来历、成因及其起事的真正目的和性质，以便制订是剿是抚的对策。山东巡抚张汝梅于1898年6月奉命派员到鲁西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得出义和团来源于“乡团”的明确结论，并奏请清廷采取“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拳列诸乡团之内”的安抚笼络政策，成为义和团来源于“乡团说”的创始人和主抚派的代表人物。次年9月，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在查阅有关文献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义和团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是乾嘉时期的义和拳的延续，属于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的离卦教，是历代被取缔的“邪教”，并提出严厉镇压的主张，成为义和团来源于“邪教说”的创始人和主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张、劳为代表的早期研究者，大都是从考察义和团的源流或起因以确定其性质，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抚与剿两种对立的决策。可见他们研究义和团不是做“纯学术”的文章，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手段在当时和以后的政治上、学术上都有很深的影响。这说明义和团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研究，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义和团时期及其失败后的10年间，改良思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猛烈抨击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行径，却无具体的反帝行动，反而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大张挞伐，发表一系列的污蔑义和团的言论。梁启超指斥“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注：《灭国新法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43页。）。改良派所控制的《中外日报》和《清议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抨击义和团运动，提出一些似是而非却颇有迷惑性的观点。他们断言：旧党“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唆使”，故组织义和团“而殄灭之”（注：《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81页。）；“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争也”（注：《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181页。）。这种是非颠倒、歪曲和否定义和团反帝爱国的言论，一时间流布甚广，影响颇深。1902年，李希圣就采用这类观点写出《庚子国变记》，并被时人捧为义和团的“信史”而广为流传。
二、民主革命思潮激荡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促使义和团研究成为热点。
义和团时期及其失败后，民主革命思潮迅速高涨，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家和研究者以及改良派中的有识之士，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冀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注，旗帜鲜明地为义和团伸张正义，盛赞义和团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发扬光大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1900年12月，《中国旬报》第33期发表题为《主权篇》的评论，义正词严地驳斥改良派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盛赞“义和团与外国争权”的爱国精神，深信这种精神“必发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而使支那大陆终成为一民主之大国也”（注：徐绪典主编：《义和团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附录》，齐鲁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303页。）。1900年，《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评论，首先指出：“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也。”这些“所谓文明国”的侵略罪恶，才是引起义和团反抗的根本原因。评论称颂义和团“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评论还痛斥了那种把义和团“目之为匪”，“贻害国家百代之羞”的谬论，并充分肯定了义和团的功绩：义和团“虽未达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的辉光”；它教育了中国人民而使“四万万人始知有国耻矣”，并普遍要求进行“国政之改革”（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58——62页。）；它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孙中山也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质及其“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义和团时期，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改革家容闳赞扬义和团是中国的“民气”，即中国人民誓死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生存的民族革命精神，他深信“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注：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14页。）。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一些向革命转变的改良主义者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从人民中和社会下层中寻求革命力量和支持者，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并在理论上触及到了义和团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关系、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历史所赋予的重大命题。
随着民主革命思潮影响的扩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和民族运动的高涨。觉醒了的人们面对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和国势日蹙的险恶局势，便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探索造成如此危机局面的根源与解救的途径。于是刚刚过去的震憾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自然成为研究的热点。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从1924年开始以《响导》和《中国青年》等为阵地，发表一系列的论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评价义和团运动，得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注：述之：《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响导》第81期。）或“民族解放运动”等鲜明的结论，称赞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头一次充分的表现”，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的”（注：《中国青年》第88期。），并认为义和团所进行的这场民族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此外，他们尖锐地批评义和团“仇杀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斗争手段的拙劣，指出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结果”（注：《义和团与民国革命》。《响导》第81期。）。他们研究义和团的主要倾向是认识国情为民主革命服务；研究的重点是全面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半殖民地化加深的社会背景、民众的力量，以及正确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成因、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他们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对许多具体问题所作的结论，而在于他们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方法和观点。1945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以巨大篇幅和唯物史观全面系统地论述义和团运动，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令人认同和深思的新见解。该书认为，“义和团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并对义和团的起因、源流、历史地位等问题都作了精到的论述。这种以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理论与方法，以其新颖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新中国建立后，形成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
二三十年代，一批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的研究比较客观、公正，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传统”的排外与迷信心理，而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是陈捷的《义和团运动》，他较全面地论述了义和团运动，并作出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他强调要充分认识义和团反侵略斗争的民族精神。他说：“论者责其方法不善可已，至其反抗压迫的精神，则正是中国民族性之表现也”；“而吾华民族主义精神之公然流露，实以此次运动为嚆矢，此又读史者所不可不辨也”。此书论证深刻，主要锋芒是针对一直喋喋不休的污蔑和全盘否定义和团的言论进行驳议，再次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民族精神及其历史功绩。它使义和团史研究的学术性明显地增强。
三、清理极“左”思潮干扰与重新评价义和团。
新中国成立后，在注重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特别是农民战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等新思潮的推动下，义和团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各种有关义和团的史料大量整理出版，大规模的义和团实地调查相继展开，以及义和团研究的论著迅速增多和各种观点论争激烈，推动了义和团研究的健康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有价值、有影响的论著。特别是1956年翦伯赞发表的《义和团运动》，论述尤为精到，并以史论结合见称，成为称誉一时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深刻地论述了义和团兴起的国际与国内社会环境，明确地论断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但在宗教迷信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注：这篇讲演稿发表在《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他认为义和团主要打击洋人和外国侵略者所表现出来的偏狭的排外和仇教是可以理解的，并认为义和团的阶级成分虽然复杂，但它的反帝爱国精神永不磨灭。这些论点不无争议，但基本上成为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观点。值得深思的是，早在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对义和团评价过高和简单化、公式化的不良倾向。
十年动乱和极“左”思潮大泛滥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吹捧义和团、红灯照而为红卫兵造反擂鼓助威。这类政治伎俩当然算不上、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四人帮”的垮台为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铲除了障碍；改革开放和彻底清理极“左”思潮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发展，并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于是在本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了重新评价义和团的学术大讨论。重评的主要倾向是清除极“左”思潮的干扰，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在肯定义和团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的同时，正视它的落后、迷信、神密及其盲目排外等落后性、局限性及其致命弱点，并对义和团的起因、源流、性质及历史作用等老论题作更深入、具体的的探讨。尤为重要的是开拓了义和团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新问题。重评持续10年之久，90年代至今仍在继续深化。
重评初期，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义和团是否“奉旨造反”？义和团是否要横扫一切西方文明？有的论者提出，义和团“在同‘洋人’入侵对抗时，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一横扫的态度”（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并断言义和团是“奉旨造反”。因此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在正视义和团存在蒙昧落后、笼统排外和打击面扩大化等缺点的同时，以充分的史实全面深入地考察、剖析了义和团杀传教士、毁铁路和电线杆等洋事物的原因、背景和具体情况，认为其实质是农民群众不堪忍受洋人的侵略、掠夺和压迫而奋起反抗的必然结果，也是抗击八国联军的必要手段。其实，在抗击联军入侵期间为阻止洋兵入京，清军奉命拆铁路并出现军民合作拆铁路的现象。因此说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主流不是“横扫一切西洋文明”。
1980年10月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国际讨论会是重评义和团进入高潮的标志。80年代至90年代，重评继续深化，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深入探讨“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主题突出、研究领域拓宽、研究方法与理论增新，以及新论题的提出和旧论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等新局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思潮的涌现、学人视野开阔的必然结果。这一新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可从在天津、济南和保定召开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反映出来。1986年在天津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所讨论的重点，主要是以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为主题而探讨新问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大体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较广泛地注重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多层次的探讨，而不局限于论列这场运动的具体情节。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初步运用了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结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深入考察了义和团的社会基础、社会组织等问题；特别是有的论者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下层社会与群体意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1990年在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虽与天津会议相同，但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则有显著的进展，所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灾荒、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这是全面、深入解读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命题，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旧问题论出水平与新突破，是这次济南会议的又一显著特点。最有代表性是对义和团源流研究的新突破。有的论者不仅从组织形态上对源流进行探讨，还深入剖析拳会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在精神，以论证在华北农村形成的，不受外国欺辱也不屈服于封建压迫的刚强民气，乃是义和团的思想源流。1996年在保定召开的“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进一步开拓了新论题，展示了新思路。一是着重探讨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变迁、社会生活和民间信仰，二是探讨几任直隶总督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这两个论题所述的内容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对晚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因此，这是一项富有独特性的研究论题。
四、现代化思潮的驱动与义和团研究中的反复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学习西方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心态和主张迅速建成现代化的强劲思潮，驱动着人们关注现实和反思历史。因此，有关近代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和中西文化关系之类的论题格外引人注目，并在近代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民运动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近些年来，有的论者从探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和中西文化碰撞等论题的角度，思考义和团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中西文明传播中的作用、影响和性质，并提出质疑、辩难或否定。从涉及的内容和基本论点来看，大体上是旧题重论，但在提法与角度上有所变更。例如，有的论者重提义和团排外主义并不是反帝斗争。有的认为清廷与义和团“结成盲目排外的统一战线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有的论者宣称，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走向近代化，但是义和团反对一切洋人洋事物、反对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无疑是阻碍了近代化。甚至有人重述百年前曾嚣张一时的“义和团招致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而导致庚子国难”等陈词和谬误，如此等等。论者自鸣得意，读者为之咋舌而难以认同。如前所述，早在义和团时期，不少开明公正之士以充分的事实根据批驳了这些观点，为义和团讨回公道。百年以来不同时期都有更深刻的评论和精详的论著清理了对义和团的种种误解和不正确的观点。80年代展开的“义和团是否横扫一切西方文明”的大讨论，实质上也是“义和团与近代化”、“义和团与中西文化关系”的辩论。如果这些仍不能说服全盘否定义和团的论者，那就不妨研究一下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拳乱笔记》，其中有一段话更耐人寻味：“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系由华人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敌。铁路建筑将使全体职工阶级谋生之道减少——我们于此最易联想到昔时欧洲方面，亦曾流行之类似思想——更加以筑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致有伤居民信仰情感。此外了解铁路有益于国之明白人士，为数甚少，因而建筑铁路尤易引起不良反映。近年以来，瓜分中国之事，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后更以欧洲商人时常力谋害华人以图自利，此种阅历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至于一二牧师作事毫无忌惮，以及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认疑惑者。”（注：《义和团》（三），第69——70页。）瓦德西这段自白清楚地说明义和团排外是由帝国主义侵略、欺侮和瓜分中国所引起。因此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而不是“横扫一切西方文明”而阻碍近代化的运动。在义和团研究中没有必要再反反复复地探讨其性质及其历史作用等早已不成问题的老论题了，而应开拓与义和团运动相关的新领域、新问题，以便更好地认识历史和国情。
（文章来源：《历史教学》200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