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筹（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号玉池老人，学者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署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兼充出使英国大臣，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郭嵩焘的研究是从他去世之后不久就开始的。1892年，即郭嵩焘去世的第二年，其遗稿就由王先谦等人编为《养知书屋遗集》刊行。内容分为奏疏、文集和诗集三个部分。其中奏疏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诗集十五卷。郭嵩焘赴英途中50余天的日记，冠以《使西纪程》的名称由总理衙门交同文馆“检字刷印，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不久因何金寿奏劾，有诏毁板，但又为《万国公报》在1877年6月2日—8月4日予以连载，流布甚广；它还曾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玉池老人自叙》写成于1889年，1893年在长沙刊出；由俞大纲收藏的《玉池老人自叙未刊稿》则发表在1937年7月出版的《史地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中和月刊》第一卷十二期和第五卷二期则收集了一些郭嵩焘的手札。至于其学术方面的论著，诸如《大学章句质疑》、《中庸质疑》之类，其生前就由思贤讲舍进行过系统刊刻。郭嵩焘有关史料的初步整理和印行，为这一时期郭嵩焘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最早对他进行评说的是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梁启超将魏源、曾纪泽和郭嵩焘并称为“中国首讲西学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则论述了郭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清儒于《礼记》，局部解释之小书单篇不少，但全部笺注，尚未有人从事。其可述者，仅杭大宗（世骏）之《续札记集说》……次则郭筠仙（嵩焘）的《礼记质疑》，对于郑注所匡正不少。”梁还对当时尚未有一本郭嵩焘的年谱，表示惋惜。“余如陶文毅、林文忠、郭筠仙、李文忠等，似尚未有谱（？）颇可惜。”因为“学者之谱，可以观一时代思想；事功家之谱，可以观一代事变，其重要相等。”并再一次称赞郭嵩焘是“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人。其次是蒋廷黻。蒋在其《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对郭嵩焘的出使及遭诟骂等多所论列。他指出，郭嵩焘自跟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之后，就有了“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认识的深刻性远远超过发起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出使英法，“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
上述两位大家对郭嵩焘的研究不光对后来的研究工作做了铺垫，而且颇具启发意义。
此外，在民国时期还发表了几篇研究文章。数量不甚多，倒也论述周详，切中肯綮，值得一叙。柳定生所撰《郭嵩焘传》一文，“举其生平概略，藉窥其赞佐中兴之功，针砭时俗之论。”郭嵩焘的“针砭时俗之论”包括：“论交邻之道，谓当一秉至诚，不可复以夷狄事之”；“论洋务以兴办实业为上，而谓兵制之仿习，不妨稍次”；“其论教案，则尽祛客气，从分别民教之良莠，为根本弭衅之方”；“其论对外交涉也，则不主轻构兵衅，但求于根本能得制胜之术”。彭泽益《郭嵩焘之出使欧西及其贡献》一文，不仅交待了郭嵩焘出使欧西的背景、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详述了郭嵩焘在出使西洋以后对其政治经济的研究，对中西文化的较为客观的比较介绍，“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具有极大的贡献”。他“提倡西洋文化，建设新国家的主张”，虽不为李鸿章完全采纳，但却做了康有为梁启超一般人“思想上的先声”。该文还就中国近代外交行政机构的建立完善、使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外交人事行政三方面谈及郭嵩焘的外交成就。
解放后的30年里，郭嵩焘的研究几近空白，这期间台湾学者倒是走在了前面。著名学者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首次将《玉池老人自叙》、《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诗集》影印出版。郭廷以、尹仲容、陆宝千等编的《郭嵩焘年谱》（上下），引征档案、文集、方志、报刊等中西文献近200种，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应用价值。陆宝千在他的《清代思想史》中还辟有专章，不仅详细论述了郭嵩焘洋务思想的内涵、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也客观地指出“郭氏之洋务思想，正而不谲，持之以肆应于‘无理性’之国际社会之中，实嫌不足”。
就中国大陆学者而言，研究郭嵩焘是从80年代开始的。标志之一是郭嵩焘著作的系统整理出版；之二是学者们对郭嵩焘进行了细致而广泛的研究，发表或出版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就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史料的整理 日记、奏稿、文集。日记、奏稿、文集从来就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郭嵩焘的奏稿、诗文集于1892年首次刊出后，仅在台湾影印过一次，日记中除《使西纪程》发表过外，其余概未刊行过。湖南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组织人力对湖南省图书馆收藏的郭嵩焘日记手稿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点校，将咸丰朝日记、同治朝日记各编成一卷，光绪朝日记则编成二卷，总共四卷，分别于1981年5月、1981年11月、1982年10月、1983年10月由该社依次出版，是为郭嵩焘日记首次面世。1984年11月，岳麓书社将郭嵩焘光绪二年至五年的日记（基本等同于《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的内容）按月分为30卷，起名为《伦敦与巴黎日记》，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十种图书中的一种，正式出版发行。而该书绪论部分的导读性文章《论郭嵩焘》当可视为80年代以来有关郭嵩焘研究的代表作，其作者钟叔河在重新引起人们对郭嵩焘研究的兴趣方面功不可没。1983年7月，岳麓书社出版了《郭嵩焘奏稿》。该书是《养知书屋遗集》的“奏疏部分”，经过杨坚等人的校补后，内容有所增加。1984年10月，岳麓书社又出版了《郭嵩焘诗文集》。该书为《养知书屋遗集》的“文集”部分与“诗集”部分的合集。内容上没有做任何增减，只是采用横排，标点分段并稍加订正而已。这样，《养知书屋遗集》在1892年印行了第1次之后，历经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大陆地区分为两部分又重新出版了。在研究专著方面，迄今为止，仅有曾永玲撰著之《中国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大传》一种问世。这些史料的出版和重新印行，为郭嵩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推动了郭嵩焘研究的发展。
主要学术观点之争论 郭嵩焘之不见容于当世，实肇因于他激进超前的思想，而且也正因为这一点，百余年来人们一直对他兴趣未减。因此，对郭嵩焘思想的研究仍为热点，也是重点。
一、郭嵩焘的富强观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张良俊著文（注：张良俊。郭嵩焘的“富强观”[J].福建论坛，1994，（2）。）认为，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张良俊撰写专文对这一奏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肯定了它的思想价值。“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注：张良俊。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1994，（4）。）吴义雄则从洋务运动批判者的角度，论述了郭嵩焘对“富强”的理解：依靠广大商贾的力量，使民族经济发展起来，这才算得上真正的富强。国家在这中间要做的，只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证（注：吴义雄。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J].学术研究，1990，（2）。）。由于郭嵩焘十分重视商人在发展近代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又反复呼吁封建国家要摆正并改善与商人的关系，使得有学者自然而然地将郭嵩焘的这一思想归入到近代“重商富民思潮”的范畴中，并称郭嵩焘的重商主张是“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价值观念的一次重大更新”（注：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2。）。
二、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对此，学术界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庞世烨不光考察了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总体观，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从宏观上、总体上最早认识到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的人”。而且对郭嵩焘从中西文化器物、理论和制度、心理三个层面所作的微观比较，给予了肯定，认为这些比较分析是深刻的，他的思想“启迪着后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们”（注：庞世烨。郭嵩焘中西文化观初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5）。）易惠莉则认为，近代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郭嵩焘不是第一人，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曾对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过比较。但郭嵩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在广度、深度乃至意识的清醒上远远超出冯桂芬”。接着该文具体从中英两国的道德、中西政治体制、中西政治统治、中西科学与教育四方面阐述了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对于近代中国人实在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启蒙。”（注：易惠莉。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比较观[J].学术月刊，1987，（10）。）吴祖鲲在论述了郭嵩焘对夷夏之辨、体用观等的基本态度和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基本认识之后，得出结论说，郭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注：吴祖鲲。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西学东渐”中的郭嵩焘[J].社会科学战线，1995，（2）。）。丁伟志等人更是认定，郭嵩焘“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创见”（注：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0。）。
三、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钟叔河认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包含两个基本点：“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这种“通情达理”就是赞成开放，赞成向外看，赞成进步（注：钟叔河。论郭嵩焘[J].历史研究，1984，（1）。）。王栻等人认为，郭嵩焘虽然对外支持李鸿章执行妥协投降、一切主和的外交政策，但其“主张尽量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却是非常进步的”。而且其主和的外交思想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只想国家能够得到和平的稳定的环境”（注：王栻、孙应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3）。）。崖丽娟试图区分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和他的外交思想，前者即“通情顺势达理”、“区分本末相辅以致富强”的思想，而其外交思想虽然与李鸿章等人的主和外交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郭嵩焘却绝非李鸿章一样是买办外交官，且其多年的外交活动中，“也无卖国劣迹”。两种思想是“一而二，二合一的过程”，“洋务是外交的基本思想，外交观则是洋务观的外在延伸。”（注：崖丽娟。郭嵩焘洋务思想新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2）。）曾永玲指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和其他洋务思想家相比有四大特点：（1）对西方由表及里有全方位认识；（2）对封建专制与传统文化的全面怀疑；（3）对封建社会“人心风俗”的尖锐批判；（4）反对一切对外战争（注：曾永玲。郭嵩焘思想简论[J].史学集刊，1989，（4）。）。郭嵩焘出使英法，不仅推动了国人外交观念的进步，而且也加快了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建设进程。通常论及郭嵩焘的出使，多是叙述其缘起、经过以及因出使而引发的风波，而对其具体的外交活动及成就则较少涉及。熊月之详述了郭嵩焘在出使过程中做的奏请设立领事馆等10件实事，指出郭嵩焘在两年的公使生活中，虽无彪炳煊赫的建树，但总的说来，郭嵩焘“称得上是一位有胆略、有见识、肯办事的爱国外交家”（注：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J].求索，1983，（4）。）。
四、郭嵩焘的思想属性
郭嵩焘是言语的巨人，他的思想确实也是其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且郭嵩焘思想的属性也直接关系到对郭嵩焘本人的评价。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分歧很大，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郭嵩焘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他也成为士大夫阶层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注：钟叔河。论郭嵩焘[J].历史研究，1984，（1）。）；他与洋务派有很大分歧，与改良派思想也有距离，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注：熊月之。论郭嵩焘[J].近代史研究，1981，（4）。）；郭嵩焘完全可以与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相媲美，是早期维新派的先驱者之一（注：庄竺华。郭嵩焘是早期维新派的先驱者之一[J].求索，1992，（2）。）。支持这一论点的依据主要有这样两点：一是郭嵩焘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二是他不满官督商办，主张商民自办，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有无议会民主思想，是否重视发展民办企业是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思想的分水岭。第二种观点所持的论据一样，但得出的结论却根本不同：郭嵩焘身为洋务派，其思想在某些方面虽超越了洋务派的思想，但这只是表明了洋务派分化的趋向，其本人并没能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注：崖丽娟。郭嵩焘外交思想探因[J].历史教学问题，1991，（5）。）。理由是：郭嵩焘对西方政治制度仅仅是表现出向往，并没有提出要以此改造并取代封建专制体制；他主张发展民营经济，但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其洋务思想中表露出的维新倾向也并非其思想的主流。另有学者虽然同意郭嵩焘的思想“在总体上属于洋务派的思想体系”（注：马春庆。郭嵩焘思想评价[J].文史哲，1987，（4）。）的观点，但却认为上述两条标准有欠缺和不完善之处，主张以“是否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和统治秩序”作为划分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惟一标准。郭嵩焘对内不要求改变封建体制，对外则一味主和，力主维持时局，可见其思想即使某些方面出现了转化，“也终未能跳出洋务派思想的圈子”。第三种观点认为郭嵩焘主张保护商贾利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使得他有别于洋务派；但他又不曾主张改变封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基本没有涉及政治改革的问题，这使他也不属于早期改良派集团。“他是在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郭嵩焘是19世纪中后期在维新派以前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惟一的理论家。”（注：吴义雄。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J].学术研究，1990，（2）。）
五、郭嵩焘人生悲剧产生的根源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钟叔河认为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而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注：钟叔河。论郭嵩焘[J].历史研究，1984，（1）。）。此说最具代表性。有些学者则更加具体地指出，是由于郭嵩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或背叛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注：葛志华：从郭嵩焘的悲剧看近代中国社会[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2）。）。蒋晓丽对该问题的论述颇具新意。她认为特有的人格和气质是造成其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而身陷各种矛盾的旋涡不能自拔则是外在的原因（注：蒋晓丽。晚清洋务英才郭嵩焘人生悲剧根源论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6）。）。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关系，也是郭嵩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总的说来分歧不大，只有个别学者觉得不应当把郭、刘的交恶仅仅归结为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还应考虑其各自性格和政治利益的冲突因素（注：王维江。郭嵩焘与刘锡鸿[J].学术月刊，1995，（4）。）。
此外，史学界还对郭嵩焘与湖湘文化的关系；郭嵩焘出使英国前的矛盾心态；郭嵩焘与肃顺的关系；郭嵩焘与禁烟运动及地方风气的改良；郭嵩焘对湖南地方史料整理所作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由于没形成争论，也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从上述研究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郭嵩焘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基本上还了郭嵩焘的本来历史面目。但要进一步深入下去，尚需做出不懈努力。
首先，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郭嵩焘，端正研究态度。既不要苛求古人，也不必文过饰非。“辩护论倾向”更不可取。尽量少将个人的爱憎情感带到郭嵩焘的研究之中。同时也要打破以往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划分派性归属的旧框框，一切都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这样或许会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其次，应该拓展研究面，不要仅限于郭嵩焘的思想等少数几个问题上。事实上，郭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表现及在湘军集团的地位；郭嵩焘的学术成就与地位；郭抚粤和家居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对郭嵩焘的影响。即使是从思想的角度来说，郭嵩焘的重商富民思想；郭嵩焘提倡实学及其对教育近代化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思想与同期改良人士的比较等都有研究或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再次，重视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对郭嵩焘的研究，起点已不低，要想在研究中有大的突破，如没有新史料的发现，似很困难。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