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其人其书，我们所知甚少。他早年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成就卓著；后来从政，晚年居于美国。这种种隔膜造成了国内读书界朋友的遗憾。及至今日有幸拜读岳麓书社“旧籍新刊”版蒋著《中国近代史》，立刻为其清新、畅达的叙述风格，别致、深刻的分析，以及洋溢其中的生动、活泼的想象所吸引；以短短五万余言就明晰地描绘出了中国近代史的轮廓，更体现了大家风范的深厚的把握功力。尤其是著者立足于现实的披肝沥胆的痛切的历史反思精神，即使50年后的我们读来，依然得到了感同身受的共鸣和深刻有益的启迪。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度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许是历史距离的过近，也许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严重干扰，使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以至当人们读到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时，对其近代“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认识，惊叹不已。其实，蒋廷□先生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就是在这种清醒的历史观指导下完成的。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
蒋先生开篇即比较了19世纪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根本差异，醒目地写道：“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落伍了！”“近代”与“中古”，先进与落后，这就是当时东西方世界在社会和文化发展层次的比较上显现出的鲜明而深刻的反差。从此，追求近代化便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但当时的中国人从官僚士大夫到村野市民无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仿佛在西方发生的关乎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历史变革是毫不关乎自己疼痒的。一场旷古未闻的民族厄运就这样降临了。此时此刻，传统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夷夏大防”观念已完全蒙障了我们民族的眼睛，偏狭的独尊意识僵死了民族智慧的头脑。其实，西学渐东并非自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15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逐渐增多的商船的东来即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国正统士大夫集团的反应是根本不知轻重的。明朝后期宫廷中关于是否采用西洋历法的争论，最后竟以即使中国没历法也不用西历的意见做结，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堂堂中华帝国在外国的坚船利炮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从此“夷狄”与华夏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古老的中国文明面临着生机勃勃的外来文化的全面挑战，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危机。这不仅是生存的竞争，也是两种文化的抗衡，更是催促中华民族摆脱传统的束缚，实现自我更新的绝好机会。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天朝的迷梦已被惊破，闭关自守已不可能，唯有进行“高度的改革”，迎接挑战，“在国际生活中寻找出路”。但实际上，当时的正统士大夫非但没有顺应时势图改革、思进取，相反，他们却凭藉着精神胜利法构筑了一道心理上的“不可辱”的城墙，来抵消现实中的失败，从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正如蒋先生所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对外来文化的这种冲击做出相应对策的是20年后出现的洋务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等人对西洋的军事器械有了真切的了解，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明确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的主张。在他们推动下的变革活动被称洋务运动。其实，洋务派的改革是相当有限的，他们自幼接受的儒家文化早已浸透到骨髓之中，他们无力承担起变革祖传家法的历史重任；他们以为不要进行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只在封建统治内部修修补补，就可以使儒家传统万无一失，从而步入近代社会，这无疑是痴人说梦。然而，历史地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比之于封建顽固派，他们的确进了一大步，因而受到了激烈的辱骂；他们那些微小改革受到了重重阻挠，以至当时较清醒的对待西洋文化的有识之士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竟被视为“有二心于中国”的“汉奸”，使得他们只得怀着无限的凄凉和怨望面向苍天发出绝望的呼号：“天下知我心者其谁！”由此，我们似乎理解了蒋先生对洋务派的一段痛苦的分析：“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到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这样看来，洋务派的失败实在是命中注定的。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激起了改良派变革中国政治的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痛苦地反省了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祸害，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现实，主张效仿英、日，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外国的武力征服，激起了我们民族强烈的排外情绪，其结果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列强争取独立自由平等的奋斗可悲地成为抵制先进文明，千百万民众的流血牺牲只换得统治者一时片刻的精神幻梦的满足。爱国竟导致了祸国，正义几至演成荒诞，固守传统却使近代化的追求归于失败，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历史的发展已把过去包治百病的儒家文化逼入了困境，它已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僵死丧失了生机。但旧社会强大的惯性，旧文化深厚的基础，竟扼杀了一代又一代叛逆者与盗火者的生命，酿造了中国近代化的巨大悲剧。这种苦痛即使今天思忆起来，依然是如此沉重，有力地震撼和激发着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
读蒋先生的这本书，我们总是感受到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精神的启示，时时体会到一种宽阔深沉的爱国精神的鼓舞，并不断地受到他强烈的“现实”感的激发。这是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学著作。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一点不足和失误，撇开诸多具体的学术疑点不谈，单是蒋先生对近代中国前途的认识就有很多庐山中人的迷惑。他虽明确认识到中国必须实现近代化，但如何去实现，出路在哪里，他是缺乏信心和远见的。在书中时不时出现的“全盘西化”的看法，恐怕是他开出的一剂药方。但割裂民族传统，唯西洋马首是瞻的主张，显然是不中用的空想。不过，对蒋先生的“西化”论，我们也不应望文生义，一脚踢开。它固然有民族灾难中知识分子的迷惘，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近代化”的意愿，同时也是对那种固守传统的观点和不新不旧的折衷言论的批判和反动。这其中凝积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极大的内心的痛苦和悲哀。
知古鉴今，这是历史学的生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历程的反思，我们感到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关键。令人欣慰的是，这已成为今天我们全民族的共同认识和一致追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正以从未有过的朝气自觉地走向世界，迎接外来文明的挑战。在这世纪更替之际，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孕造着新生。当然，前进的道路是坎坷的，会有风险和失误，但任何阻力都不能改变我们民族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一致追求。为了告慰蒋廷□先生那一代人对“民族之复兴”的热切期望，为了使后人不再有如我们思忆近代史的那许多悲情和苦痛，我们得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勇敢的开拓、创造、前进。朋友，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托起我们心中的祖国太阳，用我们的生命燃起她熊熊的火焰，把这世界照得更亮、更亮。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1988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