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后出入日本16次，在日本驻留时间累计达9年6个月，是他整个革命生涯的近1/3。他与日本的关系时而亲近，时而疏远；他对日本的态度时而友好，时而排拒；他对日本的援助满怀希望与期待，又对日本的侵华抱有疑虑和警惕；他既羡慕日本的繁荣强盛，又批判日本的侵略扩张；与他交往的日本朝野人士既有肝胆相照的真朋友，也有居心叵测的阴谋家；与他有关的一些中日关系文件真伪难辨，是非难断。正是由于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这种广泛性和复杂性，孙日关系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中国大陆地区的情况而言，1949年以后，孙中山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课题，但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处于停滞状态，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思想方面，专门研究孙日关系的文章几乎没有，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偶有涉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历史资料的陆续发掘和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拓宽，孙日关系研究逐渐成为孙中山研究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若干问题上聚讼纷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发表论文约70余篇，出版专著、资料汇编约10种，成绩斐然。对中日关系素有研究的俞辛成果最丰，除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外，还出版了数种专著：《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与王振锁等编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主要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对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梳理，为研究此一时期的孙日关系奠定了基础；《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与熊沛彪合著，中华书局1991年版）详细叙述了孙氏夫妇与梅屋夫妇的交往；《孙中山与日本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是全面论述孙日关系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地阐述了1894—1925年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与日本的关系，并以政治、外交为重点，叙述了孙日关系建立和变迁的历史过程，探讨了孙日关系的内在规律。下篇由11篇论文组成，就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与日本关系中的若干重大专题进行了深层次的讨论，以国际关系理论及比较法、考证法等历史研究方法考析孙日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及其原因，并评析了孙日关系对孙中山革命运动产生的双重性意义；《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以较大篇幅深入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孙日关系的方方面面。广东学者对孙日关系也倾注了不少心血，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但在关于孙中山生平和思想的相关论著中对孙日关系多有涉及，而且有两部专著先后出版：段云章编著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取材广泛，搜集范围包括日本官方档案，孙中山本人及有关人士的著作、书信、日记、传记，当年的报纸杂志，当时和后来学者们的有关论著等，采撷的图书报刊达300多种，其中仅中、日文报刊就有约70种。书中凡有所引，皆注明出处，便于研究者进一步追寻和探索。作者把孙日关系的有关史事扼要地按年加以记述，并尽量引述原文或关键词句，不仅梳理了众多零乱的资料，而且挖掘出不少罕见的新史料，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基础性工作。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是全面论述孙日关系的一本专著。作者认为，对孙日关系，应当而且只能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考察，既不能神化，也不能回护与掩饰，因为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者，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表现为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明乎此，就能理解他在对日关系中为何会留下不少令后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此外，值得重视的专著还有李联海《孙中山与宫崎滔天》（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俊彦《浪人与孙中山》（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等。关于这项研究，一些学术综述文章已有所涉及，但相关内容在文中所占篇幅都较小，涵盖的面比较有限。本文拟选择几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加以全面和详细介绍，希望有助于海内外学者了解学术信息，掌握研究动态，把这一课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对中日关系史的总体把握有所助益。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孙中山的对日观
关于孙中山的对日观（即他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学者们发表的相关论著比较多，看法颇见分歧。早期对日观。论者多认为，孙中山早期对日本抱有幻想。有学者以孙中山与明治维新的关系为题探讨孙中山早期的对日观，指出，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孙中山对此非常向往，认为中国要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所以他不但自己注意学习日本的“富国强兵之道”，而且鼓励留学生“吸取日本之文明”，积极学习先进科学。他把日本视为“天然同盟者”，对日本抱有幻想，希望在日本的援助下，完成中国革命。有论者谓，1897年以后，孙中山把“寻求援助的眼光”主要“集注于日本”，期待着“日支提携”，共同振兴亚洲，曾多次提出“联日”主张，“对日本抱有莫大的幻想”。有论者分析了孙中山形成这种日本观的思想背景：（1）模式论——主张学习日本，仿效日本维新建设中国；（2）同文同种论——提倡在同文同种基础上的中日联合，与他反清革命的目标相辅相成；（3）命运共同体论——为对抗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孙中山寄望于亚洲各民族的联合，特别是寄望于中日两国的联合；（4）对日本的期待——孙中山长时间里一直认为，日本人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定会实现中日联合，支援中国革命。
孙中山为什么对日本抱有特别的期待呢？有学者认为有如下原因：（1）日本为中国近邻，且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可就近谋划中国的革命；（2）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基因，易于相互了解；（3）孙中山十分向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视其为中国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典范。日本学者藤井升三也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中日在地理上接近，使日本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绝好的根据地；二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民间人士支援中国革命的动向和孙中山对他们的亲近感、信赖感；三是孙中山基于黄白人种斗争观的“亚洲主义”思想。关于对日观“飞跃”说的争论。国内外都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以1919年为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飞跃”：在此之前，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对日本没有进行深刻的批判；在此之后，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了对日幻想，抨击日本的对华政策，其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学者明确指出：“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政策的本质，认识愈来愈深刻，思想上出现了飞跃。”另有学者指出，五四前后，孙中山公开批判和尖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对日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次转变和飞跃的实现，则为他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最终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认识和实践基础。”自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对日本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认识到日本为谋求其在中国的特权，不可能平等对待中国，更不会支持他领导的反对军阀的民主革命，因而“认为日本不必联，也不可联”，开始“对日本政府的政策持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观的转变始于护法战争。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战争（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奉行援助段祺瑞的政策。经此失败，孙中山对日本当局有了新的认识，在五四时期“不断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并愈来愈猛烈”，最终“将外交重心转向苏俄，逐渐形成联俄政策”。有日本学者也认为孙中山对日依存态度的基本的改变，“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以后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从正面批判开始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时期开始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孙中山“根本改变了对日态度呢”？一是孙中山对日本政府及军界依旧支援北方军阀政权的方针感到失望；二是五四运动及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影响。
对学界的这一主流观点，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从亲日到反日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0—1914年，从求援日本朝野到幻想联合日本政府；第二阶段是1915—1919年，从对日本的局部的感性批判到全面的理性批判；第三阶段是1920—1924年，从对日本的公开抵制到坚决反对。孙中山对日态度的转变是由他20多年同日本交往的实践和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际所决定的。“我们不应简单地归结为从联日到批日，也不应该笼统地将1919年作为划分孙中山从联日到批日的分界线。”有论者对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前孙中山的对日观进行剖析，认为此时期孙的对日观既不能用对日本从依靠到批判来概括，也不是直线的、简单的反侵略进行曲，而是常常表现为幻想与策略运用交织、正确与失误并呈、前后相互矛盾的情形。总的行进方向，则是逐步朝着联合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被压迫人民，共同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的目标前进。有学者更指出，孙中山思想中联日是主线，“直到1924年新三民主义思想形成以后，才真正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完成了他一生根本性的转变”。有学者不但不同意以1919年划界，而且认为孙中山始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清醒认识，笼统地把孙中山是否对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当作判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是否有明确认识的标准，并不妥当，因为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盲目地寄希望于日本，二是有清楚认识，从策略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孙中山1919年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对日本进行批判，虽有对日认识提高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日本对北京军阀政权和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政策转变所致，而不是他“对日认识的飞跃，更不是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实际上，1919年前后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变化。运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把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放到国际关系层面进行考察，下面的问题就容易找到答案了：为什么孙中山明确认识到了日本的侵华本质，还对日本抱有幻想和期待呢？一般来说，认识与行动应当是一致的，但在国际关系上，认识与行动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正是由于孙中山对日本侵略中国有明确的认识，所以才利用围绕侵华而产生的日本、欧美列强与中国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晚年对日观。有学者认为，从孙中山1922—1923年的言论看，他在华盛顿会议后的一段时间，“虽对日本侵华行径犹怀愤慨，深表疑虑，但抱有联合日本以对抗欧美列强的明显意向”。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由于苏俄对他的援助有限，他对外仍力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他在高呼反帝、不断谴责和反对日本军阀侵华行径的同时，对日本仍寄予希望。1924年11月他在北上途中往访日本，宣讲“大亚洲主义”，争取日本朝野的支持，就是这种对日观的具体体现。直到临终时，他“仍对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对日本人民寄予厚望”。
二、“满洲租借”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曾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满洲租借”问题遂成为此一时期孙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较早对此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山本四郎、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等人。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学者将当事者之一的森恪留下的函电和相关人士的回忆材料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后指出，这些材料“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即孙中山确曾同意把“满洲”租借给日本。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的长函，是“三井派出人员向其最高干部的工作汇报，从史料价值说，它是无可怀疑的真品”。论者指出，早在1898年，孙中山就曾对内田良平说过，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此后，他一直有以出让“满洲”，争取日本支持的想法，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实行联俄政策之后。1912年2月3日，财力处于枯竭边缘的孙中山在南京与三井物产社员森恪就日本“租借满洲”一事进行了商谈，其主要内容为：“满洲保全”对于日本的安全和东洋的和平是必要的，中国政府不能单独实现“满洲保全”，所以将“满洲”委托给日本，日本则给予革命政府以“特殊援助”。孙中山对此表示赞成，并希望日本及早用现款支付1000万日元借款。会谈之后，孙中山于2月5日和6日致电森恪催促日本方面对此做出答复。在2月6日的电报中说，与袁世凯的媾和协议延至2月9日，恳请日方在2月9日前给予答复。孙中山的这一举措“与当时国内斗争的形势有关”。由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使孙中山幻想从日本获得巨款，以巩固南京政府，停止与袁世凯的和谈”。此事何以未成？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主要原因在日本方面。有学者说这个计划因遭到日本内阁和元老山县有朋的反对而未实行。另有学者指出，日本方面最终没有贷款，主要还是“高层意见不一致”，“日本政府没有支持”。有学者则认为，此事未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孙中山的态度：（1）从表面上看，2月8日森恪致益田函似乎表明孙中山同意租借和割让“满洲”，“可是再仔细分析一下此函的内容，便知孙的态度前后矛盾，含糊不清”，并没有明确表态；（2）“满洲”租借和割让的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等人提出的，“是想借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穷乏之际，趁火打劫，以提供贷款为名，图谋租借和迫使中国割让东三省”；（3）孙中山和森恪在会谈中的主张是对立的。孙始终强调优先提供贷款，力图先得资金，然后再谈“满洲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在‘满洲问题’上的抵抗心理。如果没有此种抵抗心理，若孙同意先赴日缔结‘满洲契约’的话，‘满洲租借和割让问题’也许变成现实了”；（4）孙中山对当时的形势判断有误。他把获得贷款的日期限于2月9日，其原因与旧历年有直接关系，是为了在节前给干部和军人发赏金，以免“军队离散、政府瓦解”；（5）日本不提供贷款还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牵制有关。孙中山在早期对“满洲问题”为什么持这样的态度呢？有论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认为要想获得日本对革命的援助，有必要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力图支配“满洲”、“满蒙”的极强的野心；第二，觉得对于革命后的中国来说，“满洲”并不是绝对必要的；第三，对于发展、形成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认识不足；第四，认为“满洲”或“满蒙”即使一时处于日本的统治下，只要将来革命成功，革命政权巩固了，可以收回“满洲”的主权和支配权，并对此充满自信和乐观。
另有学者指出，要理解孙中山关于“满洲问题”的主张，须从他的思想和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分析：（1）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它同时又是一场披着民族斗争外衣的革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曾使当时的大多数革命家错误地称满族为“异族”或“异种”，从而将“满洲”视为不属于中国的“化外之地”。孙中山的主张显然与这一错误认识有关。（2）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帝斗争，但这一斗争又披着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斗争的外衣。日本与中国同为黄色人种，历史上素有“同文同种”之称，这使当时的革命党人产生了强烈的亲日倾向，幻想联合日本，抵御西方侵略，振兴亚洲。孙中山更长期有着“大亚洲主义”思想，其在“满洲问题”上的主张，显然与此有关。（3）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有其特殊的软弱性，把希望寄托在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援助上。他同意租让“满洲”，正是为了争取这种援助。对于此事，论者多持批评态度：孙中山此举对中国的主权来说，“是要招致重大损失的，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独立的巨大威胁”，“不仅必然要引起革命派而且必然要引起一般国民的强烈反对，同时还有招来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的危险”；孙中山不了解，“如果真这样做了，将不仅不能换取他所期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孙中山“或许认为东三省事实上已处于日俄控制之下，军部与浪人又在积极策划‘满蒙独立’，主权丧失是迟早的事，所以才接受这种‘特殊援助’。但是，这种确定以领土主权的提供，去换取帝国主义援助的办法，不管动机如何，都至少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
三、二次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日本
1913年2—3月，孙中山访问了日本，历时40多天。有学者对孙此次访日的缘由、目的、经过和结局等进行研究后指出，孙此次访日的目的有二，一是“宣传开放政策，争取日本援助”；二是“结成中日同盟，加强亚洲各国团结，抵制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侵略，维护东亚与世界和平”。“由于国际国内的矛盾错综复杂，孙中山的访日言行，既要实现他坚持开放主义，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方向，还要受世界和中日关系现状和他主观认识的制约，这就使得这些言行充满愿望与现实的矛盾，以及正确判断与错觉、策略运用与幻想的交织。”有的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孙中山此次赴日的目的有三：一是与故交重温旧谊，并对他们以往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表示感谢；二是促进中日友谊，确立中日联合；三是考察日本铁路及其他实业。而中日联合“是指作为同文同种的联合和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孙中山提出中日联合的“目的在于对抗俄国”而非抵制欧美列强。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孙中山急返上海主持大局，有学者对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分为6个阶段进行了详细分析：（1）3月25日至3月31日，孙中山想通过国会解决袁世凯辞职问题，未对日本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2）3月31日至4月上旬，孙中山希望依靠日本和列强对袁的劝告和压力，迫使袁辞职；（3）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孙中山准备武力讨袁，并希望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支持；（4）6月下旬至7月上旬，由于日本不积极支持，孙中山又考虑利用国会多数倒袁；（5）7月中旬至7月底，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并关注日本和列强对二次革命的反应；（6）7月底至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赴日，希望日本政府允许他以日本为基地进行新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经济、军事援助。
四、孙中山与“中日盟约”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中的一大悬案是1915年的“中日盟约”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三份文献的真伪：该年2月5日孙中山和陈其美与日本民间人士犬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签署的“中日盟约”及同年3月14日孙中山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及其附件“盟约案”11条，上有“孙文”签名，还有一张王统一的名片。关于这些文件的真伪，目前有绝对肯定说、绝对否定说和暂时存疑说三种观点。
绝对肯定说。有日本学者分析了盟约的内容和缔结的背景，认定盟约确实存在，“中国方面由孙中山与陈其美（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日本方面由犬信太郎（前满铁理事）与山田纯三郎（满铁社员）签名盖章”。孙致小池的密函和“盟约案”也是真的。孙中山这样做，为的是获得日本援助以实现推翻袁世凯政府的目的， “明显有权谋术数的一面”。另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以后再提不出反驳的有力证据，可以认为，其真实性等基本已成定论。”大陆地区也有部分学者认同此说。有学者写道：1915年2月5日，孙中山“与陈其美、山田纯三郎、王统一拟订并草签《中日盟约》”；3月14日，孙中山“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盟约案十一条”，其内容与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同“犬信太郎、山田纯三郎所签盟约基本一样，该函附有王统一名片，估计该函由王统一递交小池张造”。另有学者也认为确有其事，并强调指出：“此事不必否认。孙中山之主张以主权换取外人（尤其是日本）的支援，可谓是一贯的做法，决非孤证。”到1915年，犬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根据小池张造和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秋山真知的意图，“以为孙中山反袁计划寻求经济援助为名，行乘机迫使孙中山承认革命成功后由日本控制中国之实”，乃于2月5日签署了盟约。此外，此事“在中华革命党内部，只有极少数人知悉”，且为日方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所利用”。绝对否定说。有学者著文力指这些文件是伪造的，理由如下：（1）盟约的出处不明；（2）盟约上盖的“孙文之印”和“陈其美之印”都是伪造的；（3）盟约上的“孙文”签名是描摹的；（4）“2月5日不是签署‘中日盟约’”；（5）所谓孙、陈、犬、山田四人缔结盟约，根本没有可能；（6）盟约是日本军政方面的一些人编造的，意在阴谋要挟孙中山。孙中山是坚决反对“二十一条”的，“他决不会以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作抵押条件，去放弃国家主权，更不会接受日本军部所提出的与‘二十一条’相匹敌的所谓‘中日盟约’案”。“中日盟约”、“日中盟约”以及给小池张造信和“盟约案”均为日本军部策划侵略中国的阴谋。1998年1月藤井升三在台北“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仍强调：“‘中日盟约’不是伪造文书，在山田纯三郎回忆录中，有不可动摇的证据。即山田在秋山真之汇编的回忆录中谈到‘中国方面是孙先生和陈先生，日本方面是犬先生与我，秘密缔结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份文件上的孙文签名“虽然确实和大部分孙文签名不一样，但是经过本人详细对比，发觉和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山田良政先生墓碑’上的孙文签名非常相似”。
针对此论，有学者再发文章加以辩驳，并根据史实澄清如下问题：（1）1915年2月5日孙中山“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不是签署“中日盟约”，而是要在颁给郑炳垣、邵元冲等5人的委任状上签名盖章；（2）“中日盟约”日本方面的主导者有军部的影子，是“日本军部在背后耍阴谋，企图要挟孙中山”；（3）“中日盟约”、“日中盟约”、“致小池张造密函”的执笔人是王统一，可证山田纯三郎回忆录中所言三个文件都是“秋山将军执笔”是在撒谎；（4）孙中山不识日文，也未写信，更没有命王统一“担任传达之工作”；（5）“山田良政先生墓碑”是仿造的，非孙中山亲笔，不能以上面的孙文签名作证据；（6）山中峰太郎与王统一联合伪造了三个文件，他的回忆不可靠；（7）所谓孙中山要“给予日本当局好感”是无依据的；（8）孙中山曾对当时的“密约”谣传进行驳斥，说那是“阴谋家倡言”。论者重申：所谓“中日盟约”、“日中盟约”及“致小池张造密函”均为日本军部策划侵略中国的阴谋，其目的是嫁祸孙中山。
暂时存疑说。有学者指出，“中日盟约”问题“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对孙中山的评价，因此，应慎重对待，认真考订。真物或伪物之说虽然提出了重要的线索，但尚缺许多直证和旁证及完整的考订，下真或伪的结论为时尚早。”《孙文动静》中的有关记载、山田纯三郎的回忆、山中峰太郎的记述真伪参杂，疑点颇多。绝对肯定论者以孙中山当时没有公开批判“二十一条”，从而认定孙中山与日方订立与之内容较为相似的“盟约”是完全有可能的，绝对否定论者则强调，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从政治思想上来说，他不会做出签署“盟约”的举动。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论者主观上的推理，是没有说服力的。正反双方都以文件上的“孙文”等签名和图章的真伪作为支持自己立论的重要证据之一，而现在常见到的“盟约”是复印件、缩小的复印件或者两次复印件，有的是用摄像机或照相机拍摄的，与原件大不相同，有的甚至明显变形，以上面的签名和图章为据进行考证和比较，只能是相对的比较，得不出绝对的结论。因此，这些文件的真伪问题，有待循着已有的线索，进一步挖掘史料，加以考订。“关于盟约与密函的事，目前尚不可能定论。”对于此事的评价。部分学者对此事持批评立场，但不少学者采取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有学者较为含蓄地指出，孙中山同意“租借满洲”，签订“中日盟约”等行为，“无不具有损害国家尊严和主权的性质”。“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势力，孙中山的所思所为，一经付诸实践，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即使盟约是伪造的，“孙中山愿意以巨大的代价换取日本的援助，则还有他的言论为证”，这反映出“孙中山缺乏深思熟虑的灵活的谋略，从而政治谋略僵化、简单化。这对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是极为不利的。”有论者虽以列宁为例为孙中山开脱，但也指出应该吸取教训：“列宁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对方获得大量权益，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卖国。为了革命，他不得不这样做，不然就不能拯救俄国的革命。孙中山当时在日本所处的环境同样十分危险，不这么做就难以继续推进中国革命，所以，对孙中山也不必过于苛责，但要指出这是不足为训的。”
有学者则更严厉地批评说，这个十一条盟约，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颇有相类之处。“如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订立的条约，其害将不可胜言。孙中山寻求日本援助不惜以主权为代价不是孤例，但《中日盟约》与小池函件之性质则比较其他尤为严重。”无论如何，“这是处于极端困顿中的孙中山，救国乏术，出此下策，是他奋斗不懈的革命生涯之一大败笔”。
另外一些学者则没有谴责孙中山之意。有论者认为，不能把孙中山此举与袁世凯媚日相提并论：（1）袁世凯是以承认“二十一条”来换取日本对其称帝和镇压革命党的支持，而孙中山则是“为了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最终实现其既定的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的目标”；（2）袁世凯是中国全国政府的代表，与日本签约，是有法律效力的，而孙中山是以在野的身份和日方非官方代表签订盟约，其“主要目的显然是出于策略考虑，即拆散日袁联盟，增强反袁力量，以达到去袁目的”；（3）与袁世凯“一味仰帝国主义鼻息以自存不同，孙中山通过实践，逐渐对日本政府和浪人的侵华野心有所察觉”。
有学者也强调指出：“孙中山签订盟约是服从革命事业需要而采取的革命策略，既不卖国，也不是背叛革命原则，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虽在条约内容上相似，但在根本性质上不能混为一谈。”还有一些学者对孙中山的评价丝毫不受此事的影响，如有学者说，即使这个盟约是真的，“也无损孙中山的伟大，与袁世凯卖国不同。孙中山即使开初有意签订此一盟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革命，为了取得日本朝野从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支持，以达到倒袁、维护民国的目的。”订立“如此内容的《盟约》或其他条款，也无损于孙氏的高尚品格和光辉形象”。
五、孙中山1924年访日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到上海后，未继续北上，而是先行赴日，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关于此次访日，孙中山本人曾说是因为“由上海到天津的船位已经定满了，再过十五日之后的船位，也是定满了。所以在上海等船，还不如绕道日本。”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他的秘书黄昌谷在滇军干部第二届毕业典礼上讲话时也说：“及19日下午，知道了由上海直往天津在两个礼拜以内都没有船位……那日晚间，便立时决定由上海绕道日本往天津的路程。”
从上述言论可知，孙中山取道日本，主要是因为没有船位，火车不通，而且是在19日晚上才定下来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都沿用这种说法。1991年，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孙中山访日“并非临时突然之举，是在广州时就有了准备的”。11月17日到上海后，从日本返国的李烈钧极力劝说，坚定了孙中山赴日的决心，“乃定取道日本之计”。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谋求建立以中、日、俄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方同盟”（亦称“东洋联盟”、“亚细亚联盟”，“亚洲大同盟”），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以救中国；二是谋求日本的支持，以增强与皖、奉军阀谈判的地位。但是，由于北京政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是勾结欧美列强扶持段祺瑞、张作霖，排斥孙中山，建立一个以皖、奉军阀为主体的亲日派政权的政策，致使孙中山的日本之行一无所获。另有学者也认为旧说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孙中山取道日本之事，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在18日就曾和李烈钧谈及，并于19日报告了日本外相；（2）据李烈钧记载，孙中山决定绕道日本，是在李18日返抵上海后决定的；（3）苏联人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中记述孙中山在广州时就决定绕道日本去会“旧友”。“史实表明，他对与日本朝野人士会晤的希望，是绕道日本之行的主因。”
六、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
1924年11月28日下午，孙中山在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演讲，全面阐述了他的亚洲观和革命战略。由于演讲题目与日本流行的大亚洲主义相同，不但在当时引起争议，后世学者的看法也多有不同。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不是大亚洲主义者，“大亚洲主义”不是孙中山的思想。有论者指出，孙中山从来不是大亚洲主义者，他的大亚洲主义，不仅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独霸亚洲的思想——“大亚细亚主义”、“大陆政策”以及“建设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对立的，就是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般的“大亚洲主义”也大不相同，其基本思想是“反对日本侵略亚洲、妄图独霸亚洲的‘大亚洲主义’”。孙中山虽曾谈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人是亚洲的主人”，但这些是解放亚洲民族、反对西方侵略的主张，并不是“大亚洲主义”，也不是亚洲门罗主义。孙中山虽然说了些过分颂扬亚洲悠久历史文化及某些推崇日本的话，并借用过“大亚洲主义”之类的词语来表达其复兴亚洲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依此而论断他是主张或提倡大亚洲主义的大亚洲主义者”。尽管孙中山构想的“大亚洲主义”对日本充满幻想，但它同日本妄图称霸亚洲的“大亚洲主义”侵略政策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能把它视为“猫鼠同笼”。
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思想。有学者断言，主张亚洲各国联合起来的“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的思想，这是“无可置辩的”。孙中山产生这种思想，乃是历史的必然：其一，近代亚洲人民的共同厄运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而湿润的土壤；其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耳濡目染了日本人所谓“日本同中国如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才是”的宣传，这必然会影响孙中山，而宫崎寅藏的“支那革命主义”对孙中山影响尤深；其三，黄白种族之分也是导致孙中山产生“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学者指出，早在1897年侨居日本时，孙中山的一些言论就有了后来“大亚洲主义”的思想成分，后来渐渐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1）日本的强盛与近代化，使亚洲民族产生了希望；（2）以东方的王道文化，对抗西方的霸道文化，以东方文化作为“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3）亚洲民族联合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4）“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是要为被压迫民族打抱不平；（5）亚洲民族应与苏俄携手，因为苏俄是讲公理的，是为弱小民族打抱不平的；（6）希望日本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勿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显然，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核心，是联合亚洲被压迫民族反对西方列强，是以公理反对强权。有学者指出，“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也是他的政治理念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以中、日合作为基础，并联合亚洲其他民族”，“建立平等自由、互助互利、共谋兴亚的亚洲区域主义”。
有论者认为，孙中山晚年摆脱了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消极影响，摒弃“同文同种”一类狭隘的民族偏见，提出联合亚洲及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共同反抗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和霸道行为，将“大亚洲主义”改造成了反映亚洲各国人民共同愿望的真正的大亚洲主义。
不少学者注意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有着不同的内涵。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主张以日本为中心，联合亚洲诸民族以对抗欧美的思想，强调日本的指导地位，并且在把亚洲从欧美侵略下解放出来这一名义下，使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合理化。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却主张中日联盟，并以中日联盟为中心联络亚洲其他民族共同反对欧美在亚洲的侵略，反对任何强权（也包括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并且表现出国际主义倾向。
有学者指出，日本的亚洲主义强调黄、白色人种的种族斗争，而孙中山的亚洲主义则摒弃了以往的黄、白人种论，强调无论亚洲的“黄色人民族或欧美的白色人民族”，都存在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公理与强权之间的斗争，主张被压迫民族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日本的亚洲主义是为了解决帝国主义国家间的问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则是为了解决帝国主义与殖民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学者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政府的“亚洲门罗主义”和汪精卫解释的“大亚洲主义”做了比较，认为它们之间有本质的不同。1934年日本政府借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为名而炮制的“亚洲门罗主义”及随后鼓吹的“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日本法西斯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的代名词。这与孙中山所弘扬的‘大亚洲主义’谋求亚洲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不可同日而语。”在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也利用孙中山的威望，以“大亚洲主义”来掩盖其投降主义的本质。汪说，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核心在于“中日合作、共存共荣”，而“中日提携”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真谛”。实际上，汪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理解是“断章取义的、居心叵测的，是刻意地为日本法西斯的行径作辩护，为他自己卖国求荣作粉饰。他从根本上歪曲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精神，抛弃了孙中山的反帝原则。”二者的本质大相径庭，“前者是从民族投降主义立场出发，后者则是从争取亚洲被压迫民族早日独立自由的革命立场出发；前者的合作是无原则的妥协，后者的合作则是有原则、有前提、有条件的。”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早期的“亚洲联盟”论和“中日提携”论思想，以及由此演绎出的文化亚洲观基本近似，但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最后异化为侵略主义理论是排斥的。有学者对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进程做了考察，认为在日本的那篇演说反映出来的孙中山对“大亚洲主义”和对日本的态度，既是他“以往对大亚洲主义以及对日本态度的合理延续”，又是自1919年之后他在“民族主义”方面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晶。
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1—1916年，孙中山大力提倡中日“提携”、合作，相信通过自己的热诚宣传，日本可以被说服，大亚洲主义完全有可能实现；第二个阶段是1917—1918年，孙中山“对日本大亚洲主义思想表示怀疑、失望同时又采取隐忍、忠告的态度”；第三个阶段是1919—1924年，孙中山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部分学者对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持赞赏态度。有论者谓，孙中山在当时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目的是为了利用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以瓦解帝国主义联合对中国的侵略，是一种策略”。他提出“大亚洲主义”口号，不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着眼点是对日本人民的呼吁与联络”。它是孙中山从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出发，“基于亚洲广大民族被奴役的悲惨事实，针对‘欧洲文化中心论’，以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眼光而提出的独特的文化观，革命性与战斗性是其本质与主流”。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虽然是一个尚未成熟且存在某些缺陷的思想体系，但它“作为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推动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政治主张，仍有其进步的时代意义”。另外一些学者的评价要低一些。有学者分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是亚洲被压迫民族要求联合的反映，又是他对日本存在幻想的折光，二者奇妙地糅合在一起而组成一复合体”，既不能因其后来被汪精卫集团及日本军国主义歪曲和利用而对其苛求贬损，也不能为避尊者讳而对其局限性甚至谬误加以溢美褒赞。“大亚洲主义”虽是孙中山兴亚思想的核心，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严密的反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国权主义者的兴亚思想或大亚洲主义，但它同时存在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两个方面，因此，对它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孙中山在晚年并未对其早年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进行改造，而他在日本的演讲，则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立场的后退。
七、孙中山与大陆浪人
孙中山在革命活动中，为得到日本方面的援助，频繁与日本各界人士往来，与大陆浪人交往尤多。这方面的情况在孙日关系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对大陆浪人基本上持批判态度，认为除极少数外，他们“大都是些为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服务的冒险家和投机家，他们一心想吞并中国，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内田良平等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反满革命，目的在于利用中国的革新势力为日本谋取所谓“满蒙”权益。由于革命党人早期不正确的“满蒙观”最终导致了“满蒙放弃”思想的产生，孙中山曾向日本浪人许诺革命以后在长城以南建国，而“满蒙则任凭日本获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满蒙问题”是大陆浪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援助孙中山革命的直接动因。不应孤立地看大陆浪人的援助活动，因为他们“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在本质上和政府当局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一个侵华目的”。他们同日本政府和军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他们披着“民间革命家”的外衣，其侵略行径具有更大的蒙蔽性和欺骗性，“使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除个别民间人士之外，大部分大陆浪人以至“社会名流”们的所谓民间外交活动，究其实质不过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更为隐蔽、更为强硬也更具欺骗性的实践，不足倚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奥援”。有学者则认为对日本大陆浪人不能一概而论，对具体人应做具体分析。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大陆浪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民权派浪人，他们人数较少，其代表人物是宫崎寅藏。他们深受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希望在中国实现在日本未能实现的自由民权理想，进而实现世界革命。第二种是玄洋社、黑龙会系统的浪人，其代表人物是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他们是想以“帮助”革命为代价吞并“满蒙”。他们还“鼓动财阀侵入中国南方”。他们一方面在精神上、物质上和财政上支持了革命派，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这些支援及其与日本政府、军部间的微妙关系”，给予清政府、袁世凯和欧美列强“以日本支持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强烈印象”。另有学者也指出，大陆浪人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帮助存在两种情况：“极少数人真正同情并热忱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党，如宫崎滔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和梅屋庄吉等人”；“大多数人虽然在金钱和生活上热情援助和接待过留学或流亡到日本去的中国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但他们怀有以此手段来获得中国利权的长远目标”。研究孙中山与大陆浪人的论著还有不少，择要罗列如下：周一良《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兼论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吴乾兑：《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何燕侠《试论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关系的特点》（《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姜义华《日本右翼的侵华阴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日〕伊原泽周《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论与宫崎民藏的土地均享思想》（《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周彦《孙中山与近代中日关系》（《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5期）；〔日〕井上桂子《宫崎滔天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原因初探》（徐万民主编：《孙中山研究论集——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等。
八、结 语
1 从总体来看，大陆学者对孙日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多数论著都摆脱了以往孙中山研究中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注重史料的发掘和运用，注重专题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处于领先水平。（2）多数论著都以扎实的中日文档案资料为基础，破除学术禁区，对以往的一些史实错误进行了订正，对一些旧说提出了质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不但对孙中山与日本以至欧美关系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对全面认识和评价孙中山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启示意义。（3）资料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俞辛等《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和段云章《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是资料方面的代表作，为此项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广东学者目前正在编纂《孙文全集》，相信这部大书的出版定能为孙日关系研究提供更多的新史料。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
2 就研究方法而言，多数论者只是从认识论出发，以孙中山对日认识的发展、变化为线索，纵向研究和解释孙日关系。孙中山对日认识“飞跃”说即为其典型。率先打破方法束缚的是俞辛，他把孙日关系作为一个革命团体与一个国家的关系来把握，认为孙中山代表中国革命党，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是革命党与日本之间的国际关系，所以应以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来观察孙日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俞氏之后似未见到新方法的运用。以后之研究者应着意于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以进一步拓宽孙日关系研究的范围，并对孙日关系做出新的诠释。
3 关于孙日关系的研究范围，学界目前多注意政治、外交和革命活动等实践层面，对思想等其他层面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正如李吉奎所言，孙中山思想受西方影响较大，但“究竟他的思想中有无受日本人影响，或透过日本学到了什么，至今难言其详”。林家有也只是注意到，“孙中山学习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精神”，对明治维新“成功的意义给予肯定，并从中获取教益”。但具体情况如何，未展开论述。还有论者注意到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受到了日本“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论者对孙中山思想中的东学背景还缺乏系统研究。郑匡民倾数年之力研究日本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著成《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对我们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东学背景不无启发意义。
4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从“反清排满”的立场出发，在较长时期内将满族视为“异族”，将“满洲”视为“化外之地”，形成对于“满洲问题”的错误认识，从而在对日交涉中屡有把“满洲”“让与”或“租借”给日本的意愿和言论。对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这一群体性的认知，虽有学者在相关论著中有所涉及，但尚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对其形成的根源、演变以及在对日关系中的实际危害，似有加以系统清理的必要。
5 对孙中山欲以国家和民族部分权益为代价换取日本支持和援助的设想和言行，部分学者持严厉批评的态度，部分学者则网开一面，抱持“理解之同情”。就拿“中日盟约”问题来说，或以列宁签订《布列斯特条约》的成例为之开脱，或以此举“完全是为了中国革命”和“倒袁、维护民国”而为之辩护。这就引申出一个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此外，关于“中日盟约”的真伪，还需要继续探讨，以明真相。
6 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在目前中日政治和外交关系处于低迷状态之际，尤其是“中日关系新思维”引起学术界就中日关系进行激烈讨论和深刻反思之时，重新考察和总结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观察中日关系的当下本质，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都将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