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是近代中国命运起伏颇大的一个社会阶层。晚清的重商主义浪潮曾让一直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大为提升，至民国初期俨然为民众领袖。1927年后，政党权力日渐增强。商人势力步步退落。1949年后，意识形态浓雾曾过度弥漫，私营工商业被取缔竟有二十年之久。商人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阶层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直到1970年代末，商人才又重现於大陆社会，其发展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后来甚至有”全民经商”之狂澜掀起。眼下，随著大陆政经格局的转化，商人正在社会各个层面发解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有此特别背景，近代商人研究自1980年代后在大陆渐渐趋热，虽然各研究者之视角未必相同，但重新审视商人於近代历史变迁中之理念及行为，并力图给予公正评价，此点则是一致。以下笔者试就最近十年之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概述。
一、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与方法
“商人”一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乎包播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1]但大陆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并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著考察时代的更替有所变化。如於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颇为不利。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甚而直接使用”商人”。下面即是三种常见於大陆书刊者，且试作介绍：
1.绅商。此概念多见於晚清商人之称呼。如马敏即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社会形态相适应的绅商阶层”，其标志是”
1905年左右各地商会的普遍设立”。[2]其”社会阶级属性”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3]徐鼎新把绅商阶层视为”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最早出现於我国的民族资本人格化的具体体现者，[4]同时其身上还带有”崇尚名弟、联结乡谊、信义经商、因果报应J等传统价值观念。他认为上海总商会以1920年会长改选为界，其前为”绅商领导体制”时代，其后则为”企业家时代的开始”。[5]朱英则指出：”绅商”实际上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6]至於绅商的形成，则多认为或”由绅而商”，或”由商而绅”，后者被称为”逆向社会流动”。具有消极意义。[7]贺跃夫则不同意将绅商视作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资产阶级。他认为绅商阶层包含不同性质的份子，其社会属性不可等量齐观。[8]章开沅亦曾提醒大家：很难把清末所谓”绅商”群体截然界定於某一单纯的阶级或阶层概念之中。[9]
2.早期资产阶级。马敏和朱英均曾以这一概念为标题著成专书。[10]马敏主要以”早期资产阶级”指19世纪60年代至1913年左右正处於”形成或转化过程中的资产阶级”，尤其是构成其主体之”工商资产阶级”。其特点为：原始统一性、特殊软弱性、严重的不纯粹性。[11]
而朱英在其著作中并未就该概念之使用作具体说明，但他认为”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相继建立，当可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界标”，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之成立则”标志著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12]很明显，以上二位在使用此概念时，所指并非完全同一。
3.资本家阶级。近十年来这个词在大陆史学界颇为流行。其内涵，按丁日初的解释，即”同在华外国资本家集团相封而言的民族资产阶级”[13]，他判断上海的资本家阶级产全於19世纪下半叶对外贸易发达之时。[14]张亦工、徐思彦则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级，指有经济地位的资产者群体，包括金融家、实业家、近代商人等等，而不包括属於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阶层”。[15]马敏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亦采用该概念指构成”资产阶级主体”的工商资产阶级，并以”早期资本家阶级”一词代替了他先前使用的”早期资产阶级”。[16]
与概念的更替使用相似，大陆学者在近代商人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亦日趋多元化。虽然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仍广为使用，但最近十年来，不少学者为解决问题於研究中引进了多种社会科学理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现代化理论。虞和平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提出”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至1949年为早期现代化过程，其核心涵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民主化、民族化。据此，他探讨了近代商会於此进程中的自身现代化及在本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位，并得出”近代商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承担者”的结论。[17]
2.政治文化理论。张亦工、徐思彦曾采用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在《公民文化》（TheCivicCulture）一书中关於”政治文化”的定义及理论架构，对中国20世纪初期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理念及行为作过一定分析。他们认为资本家阶级对政治的认识和介入，往往是以自身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点，这”一方面保证了资产者从事政治的韧性”，一方面”又使资本家阶级缺乏政治眼光”。[18]
3.结构功能理论。如桑兵运用此面社会学理论从城镇社会结构和功能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清末商民罢市爆发频繁这一历史现象。[19]虞和平、朱英等人在晚清商会研究中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通过对近代商会组织结构及功能的解剖，就资产阶级形成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
4.社会心理学理论。马敏曾利用社会心理学结构理论系统论述了早期工商资本家的心理特征。[21]莫世祥、温小鸿等人亦以此角度分析了粤港商人在民初20年中与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关系的嬗变。如温小鸿即认为广东商人”对新的强力中心的企盼”是导致其於不同时期心理变化的主因。[22]
5.市民社会理论。近年来，北美学界围绕”公共领域”（PublicSp[]ere）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两个概念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发生的辩论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其中有不少人对此持肯定态度。如王笛即认为清前期的长江上游地区曾出现社会重建过程，并已初步产生了公共领域。[23]而朱英则认定中国在20世纪初期便开始萌生出市民社会的雏形，主要体现在众多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民间社团的诞生、民间公共舆论的形成以及市民阶层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24]马敏亦持相似观点，他并且强调20世纪初年”刚刚显露出来的雏形”主要出现在若干商业发达的城市之中（尤其是那些作为通商口岸的较大都市）。[25]
可以看出，十年来，大陆史学界关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正趋向多姿，概念的转换、各种方法的尝试，都在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氛围活跃起来。
二、几个主要研究层面及其成果
据笔者统计。最近十年中，大陆学者出版有关中国近代商人研究之专书16部，发表相关论文170余篇，涉及到此一研究领域的各个层面。以下试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1.商人群体。此为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再到商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中商会是论述的焦点，分别有四部专书问世：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马敏、朱英著《傅统和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徐、钱二位之合著以时间为序，对上海商会之发韧及组织演变、其於清末民初的经济活动、与本世纪初30年中国政治变迁之关系等均有较详叙述；马、朱之合著则以苏州商会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苏州商会之创设、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及性质、与清末反帝爱国运动、与捐税斗争、与辛亥革命等七个方面的问题；虞著为通论性的商会研究专著，他把商会置於中国早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论点；朱英新著则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工具，以商会为研究主体，阐释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除了上述专书外，讨论商会的论文还有多篇，如胡光明对清末及北洋时期天津商会之研究、屠雪华对苏州商务总会性质的分析、梁洪生对江西吴城镇商会历史的发掘等均颇见功力。[26]
商帮研究主要集中於徽帮、晋帮及宁波帮。专书主要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之《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10月）及张海鹏与王廷元合编之《徽商研究》（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张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前二种均为集体合作之成果，张著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自明初至清末500余年的发展史。宁波帮迄今尚无通论性专著问世，但有关论文为数不少，[27]虽不及徽帮、晋帮。其他如苏州洞庭帮、江右商（江西帮）等亦曾有论文发表。[28]李华则以”清代地方商人”为主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对湖南、湖北、厂西等省简人有所采讨。[29]
大陆学者对近代行会之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仅见数篇论文。[30]作者主要从行会的近代化、商会与行会之联系及区别两个角度来加以论述。至於被党化权威整合过程中的商人群体，主要有张亦工一篇《商民协会初探》（载《历史研究》1992年，期3）。他考察了商民协会在中国国民党导下成立最终又被其解散的短暂经过，认为”商民协会主要是国民党试控制资本家阶级的一个临时性“党化”工具，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团。
另外，朱英在其专书《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中介绍了各类新式商人社团，他认这些新式社团既具有民主性和开放性，亦残存著某些封建性的落后因素。
2.商人与政治。大陆学者最初是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商人的，因此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尤其对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来进行。但最近十年来，关於这个题目的讨论有了少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1）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张亦工、徐思彦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期正处在政治启蒙时期，刚刚从不问政治，不知政治为何物的状态向关心和参与政治过渡”，1922年的国是会议是资本家阶级政治参与意识初步形成的标志，但政治能力感、党派意识与政治社团、领袖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未获成熟的政治发展。[31]其表现之一便是他们不能有效地运用经济力量来谋取政治权利。[32]马敏认为近代绅商日渐明显的政治参与意识源於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经济斗争。[33]虞和平、朱英指出，只有在商会产生之后，商人有组织的政冶参与才成为可能。[34]但政治文化为质的相对低下，则使商会无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标。[35]
（2）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研究者们讨论得较多的是商人与1912——1916年袁世凯政府以及与1927——1937年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1913年商人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与其政治代表相脱离的”政治大滑波”。[35]至於其原因，徐鼎新指出：商人对袁政权支持与否，”是以这个政权是否体现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37]其他几位学者认为：趋安厌乱，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决定商人们政治态度的首要依据。[38]对袁政府如此。对1937年后的国民党政府亦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有人甚至指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二八”战争期间已从国民党的同盟者或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者，转变为政治舞台上的一股既不附和革命，又不依附反革命的独立力量”。[39]但不少人仍习惯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论述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40]
（3）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大致上在学者们笔下，对商人们在晚清至民国20年之叫政治表现的评价呈“M”型，即认为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的结局，但后来由於反对”二次革命”，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益混乱，商人们的政治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1919年参加五四游动。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甚而有组织“商人政府”之企图。但不久又以自己的经济力量支持国民党反共，建立新政权。这亦未给他们自身带来稳定的秩序和优惠的工商政策，其政治活动能量反倒被一点点榨干，最终丧失了”政治自主性”。[41]
3.商人与经济及社会变迁。与概念的使用密切相关，大陆传统史学著作一般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能获顺利发展。这种提法在最近十年开始有了动摇。丁日初等人即指出应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作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由此出发。他认为应著重论述近代资本家努力奋斗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迹。而马敏根据他对绅商阶历的考察，认为其近代经济活动既有顺应近代化潮流，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依附於传统，使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变得复杂而迟缓的一面”。虞和平、朱英等人则就商会的经济功能作了探讨。认为商会通过参与经济法规的制订、实业教育的提倡、国际交流的开展等活动，维护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於多种因素的制衡，并没有完全朝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走上快车道。[44]
同时，学者们亦注意到商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马敏在其论著中反覆强调：正是过渡型社会结构对阶级发展形态的强大制约，才导致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或称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其承担的近代化主干载体的历史使命。[45]桑兵认为到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传统的城镇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商人比重日益增大，稳定性加强，并取得了超出封建势力的优势，加上其所具有的连锁辐射功能，这便为”城镇商民与封建阶级的公开对抗提供了主客观条件”。[46]虞和平、张海林等人则注意到在民国初年，”士农工商”的座次己大为变动，商人地位上升的标志便是其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及其功能的强化。[47]
4.商人思想与”商人文化”。为了深入探讨商人的角色行为，不少论者从其思想意识入手，做了有益的尝试。如朱英等人认为民族观念的进步、合群意识的萌发与清末民初绵延不绝的反帝运动尤其是抵货运动便密不可分。[48]相有人根据对若干近代商人的个案分析，认为锐意创新、积极进取是企业家精神在他们身上开始得到体现。[49]亦有人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尚武思想等作过一定分析。[50]
近年来，”商人文化”一词经常出现相关著作中。其涵义界定似乎并不明确，如唐力行曾如此表述：商人文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萌芽同质的，它跃动着早期启蒙的曙光，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先导。[51]但他对”商人文化”的探讨主要是建立在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研究之基础上，某些结论颇值得推敲。如朱英即认为唐用胡适的思想来说明徽州商人文化的发展未免使人有牵强之感。[52]他提出”商人文化”的考察对象应包括商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家族与家庭、生活方式、心理结构、文化教育观、思想意识、社会团体、经济活动、政治参与等方面。[53]可以看出，他主要是把商人文化当作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自1987年以来，大陆史学界於近代商人之研究比此前无疑有了较大进步。但全面仔细地观察，却会发现数量颇多的成果中，质量参差不齐。作精深慎密分析者少，泛泛之论者多，甚至低水平的重复制作亦夹杂其中。而於研究格局、视角、方法等更存在不少问题：
1.格局分布不太合理。时间上研究者们的视线多集中於明、清两代（尤其以晚清为还）。在170余篇论文中，属于这个研究区间的占70％强，有120余篇。而讨论1912年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商人的文章不到20％，共32篇。其余为通论性质或综述性文字。大致上，侧重於明清时期的多为讨论商帮或地方商人者，而属意於晚清者多为治商会史者，然而自1912年后的近代中国正是风质变幻、社会急剧动荡之时，考察商人於其间的心态及表现具有重要意义，故亟待加强。
空间上论者们多集中於几个特定区域，特别是对晚清商人之考察基本上以苏州、上海、天津、广东、武汉等几个地方为主。当涉及到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时期，则大多只能举天津、上海等地为证。这种现象固然与资料利用有关，但仅依靠一、二城市的观察，视野未免狭隘。
3.微观考察过於欠缺。研究商人必不能离开对一个个单独的人的微观考察，但大陆学者似乎擅长於从宏观上去把握，於商人个案分析甚弱。除了”南张北周”及几位有名的”官僚或买办商人”（如盛宣怀、唐廷枢、虞洽卿）或被官方承认的”民族资本家”（如刘鸿生、卢作孚、穆藕初）外，别论者每每谈到具体的商人，只好去从”文史资料”中寻求帮助。
对商办企业的个案研究亦极少，几乎找不到正式成果可供介绍，相对於1980年代初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对企业史研究所作的卓著努力，最近几年是大大忽视了这个领域。商人社团研究除了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外，其余地区亦有待加强。而且研究对象除了规模大之商会，宜将触角深入到更小的商人群体。
3.方法仍嫌陈旧。虽然已有若干垃学者开始引用一些新的理论架构来阐释近代商人历史，但就整个研究领域来看，传统的解释框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如关於”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下层论”、”两面性论”等。而受革命史观的支配，对商人在历次政治变助中的表现仍有人动辄以”革命”或”反革命”来作价值评判，离冷静、客观的标准尚远。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说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商人研究在大陆还刚刚起步。1960年代后，商人一直被冠以种种特定名号或贴上形状不一的政治标签，而从中立的学术立场来作客观的研究基本上无从谈起。令人稍觉宽慰的是，最近20余年来大陆的学术研究环境渐趋宽松。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甚至开始影响新的社会价值标准之形成；私营工商业亦正成为大陆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切无疑有利於近代商人研究工作的开展。从众多相关论文的发表我们可以感受此一研究领域正在升温。但研究人员的观念与素质、档案史料的发掘与开放程度、自由讨论空间的大小都在制约著此项研究工作的成效。我们期待著在未来的日子里，近代商人研究能获得更有意义的发展。
注释：
[1]1914年3月2日由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以下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梁、代理业。参看张士杰编，《商人宝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7月初版。1935年5月增订第1版），页425；陶汇曾编：《商人通例释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1O月），页13；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南京书店，1933年4月），页14-25。
[2]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页93——97。
[3]同上书，页206。
[4]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绅商阶层面面观》，《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3期。
[5]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页247——251；徐鼎新，《近代上海新蚕民族资本家深层结构的透视——从二十年代初上海商会改组该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期3：徐鼎新，《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4。
[6]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页35。
[7]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86；徐鼎新：《清末民初上海绅商阶层面面观》。
[8]贺跃夫，（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期4。
[9]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7月），《序言》，页4。
[10]即马敏著，《过渡形态：中团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4月）及朱英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
[11]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28——38。
[12]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21.
[13]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页128。
[14]同上书，页147。
[15]张亦工、徐思彦。《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阳级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采》，《近代史研究》，1992年期2.
[16]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团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期3。
[17]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页4、336。
[18]张亦工、徐思彦，《19世纪初期资本家阶圾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方式初探》。
[19]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5。
[20]虞和平，《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自为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
3；朱英，《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期2.
[21]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实产阶级构成之谜》，页191——206。
[22]莫世祥，《孙中山与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三年》，（近代史研究），1987年，期1；温小鸿，《“商团事变”前后广东商人的心理变化》。《学术研究》，1988年，期6。
[23]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期1。
[24]朱英，《关於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期4。又请参阅氏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5章，页105——162。
[25]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283。
[26]请参看胡光明，《论清末商会对长芦盐务风潮的平息》，《历史档案》，1994年，期2；又《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期3；屠雪华，《论清末苏州商务总会的性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期2；梁洪生，《吴城商镇及其早期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期1。
[27]如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与发展》，《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
年第3期；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学术月刊》，1994年，期5；姚玉明，《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期2。
[28]如范金民，《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史学月刊》，1996年，期2；马学强，
《一个传统商帮的近代变迁——苏州洞庭帮在上海》，《史林》，1995年，期3；方志远、黄瑞卿，《明清江右商的经营观念与投资方向》，《中国史研究》，1991年，期4。
[29]主要有《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期2；《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期1：《清代广西的地方商人》。《历史档案》，1992年，期1；《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期1。
[30]如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年，期5；朱英、马敏，《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期3；唐明锋，《清代行会的性质和作用》，《史学月刊》，1988年，期4；孔祥毅，《晋商行会：自治自束自卫的商人机构》，《文史研究》，1994年。
[31]张亦工、徐思彦，《文史哲》，1992年，期5。
[42]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8——11；154——159。
[43]马敏，《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期3。
[44]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202——275、366——388；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页163——215、587——589；赵洪宝，《清末民初商会对政府制订工商政策的影响》，《学术界》，1994年，期2。
[45]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期3；又氏著《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页234——242。
[46]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O年，期5。
[47]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社团考察》，《东方》，1996年，期2；张海林，《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江海学刊》，1996年，期4；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页159——165。
[48]参看朱英：《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236——237：又氏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页95——99；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页304——328；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页335——365；乔志强、赵晓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心态初探》，《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期4。
[49]徐鼎新，《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论1920年上海总商会改组》，《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4；马俊亚，《中国近代企业家的文化类型和精神境界》，《史学月刊》，1995年，期4。
[50]乔志强、赵晓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心态初探》；朱英，《晚清商人的教育思想及其兴学活动》，《长白学刊》，1996年，期5，又《晚清商人尚武思想的萌发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期3。
[51]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页199。
[52]朱英，《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索——评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历史研究》，1994年，期5。
[53]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页410-422。
[54]”南张北周”即张謇与周学熙。有关周学熙研究请参考《近代史研究》，1991年，期5所刊《周学熙实业集团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一文；关於张謇，请参阅伍贻业，《张謇与南通“近代化”模式》，《历史研究》，1989年，期2；马敏，《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士商”——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近代史研究》，1995年，期1）；林庆元、罗肇前，《比较”南张北周”的实业道路》，《史学月刊》，1994年，期2等。其他，盛宣怀请参考夏东元著，《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唐廷枢可参考余德仁，（论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等；虞洽卿请参考金普森主编之《虞治卿研究》一书（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年5月）。刘鸿生研究如王双，《刘鸿生改革招商局的回顾与思考》、《学术月刊》，1993年，期5、张圻福，《抗战时期的刘鸿生》，《民国档案》，1995年，期2：另卢作孚可参考凌耀伦，《论卢作孚的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期3。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