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过程中，对中国实行何种政体，袁世凯究竟持何种态度？历来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始终反对革命，玩弄权术，欺骗舆论，接受共和是假，窃取总统权位是真。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把错综复杂、色彩纷呈的历史简单化了。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一
在政体问题上，袁世凯的态度虽然是复杂甚或矛盾的，但终归是有一个从极端仇视、坚持君宪到接受共和的曲折发展过程。
当武昌响起反清革命枪声时，袁世凯作为“世受国恩”的清朝臣子，其最初反映是极为仇视的。清廷重新起用的任命下达后，袁世凯征询杨度、王锡彤等人的意见，他们力劝其不要应命。袁世凯听后勃然作色道：“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但袁世凯毕竟与顽固守旧大臣有所不同，对于党人举义还是有一定认识。所以，时隔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经过冷静考虑后，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对谋臣们说：“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第517—518页。）并主张明年即开国会，宽容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所以，袁世凯出山后一反清廷“懵然主剿”的策略，决定“剿抚兼施”。于是，南北问开始了议和活动。
南北议和前期，与其“剿抚兼施”策略相适应，袁世凯基本上是坚持君主立宪主张。他希望保存清廷，由他掌管大权，政治上作适当改革来满足革命党的要求，以此了结乱事。11月2日他派随员刘随承恩、蔡廷干至武汉，三次发函黎元洪，试探和议，并明确表示：“项城出山。以劝抚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相助办理朝政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78页。）11月11日，刘、蔡又身揣袁世凯亲笔手书往见黎元洪，宣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第263页。）以后，袁世凯也多次发表政见说：“清政府……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比较而言，“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
南北议和后期，袁世凯的“剿抚兼施”策略由于南方民军的不断抵制而一再受挫，而此时的革命浪潮却犹如江河决堤，迅猛向前。独立省份的纷纷增多，清海军的倒戈，陆军的力不从心，原立宪派和列强罢兵息战的强烈要求，这些都为他所始料不及。形势的逼迫使得袁世凯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即由“言抚进而言和”。（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当得知共和不仅是革命党的原则主张，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向时，袁世凯也逐渐明白，君宪之路难通，再死抱清室无疑自寻末路。因此，他确实在考虑如何接受共和的问题。袁世凯在议和后期的所作所为恰好证明了这一点，11月底袁世凯授意其子袁克定密遣故旧朱芾煌出使武昌，表示此来的目的在于“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惟应举袁世凯为总统。（《李国镰自述》，《辛亥革命资料》第507页。）12月17日，袁世凯急调并未领会其深意的冯国璋赴京，由较识大体和了解他心意的段祺瑞接任第一军统领。段代冯后，“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黎副总统历史》，《宪法新闻》1913年第10期。转页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第2页。）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推袁为大总统。（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77页。）12月20日在袁氏父子授意安排下，时任保定陆军小学堂总监的廖少游代表北方与黄兴所委任的代表签订了和议密约。大体的内容就是：“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和举袁为大总统。（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66页。）与此前后廖少游等奔走南北，游说北洋将官接受共和，并劝说冯国璋等人不反对南北密约。12月18—31日，袁世凯正式委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上海，与民军先后五次谈判，最终也达成了“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但“南方须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协议。（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79页，刘厚生《张骞传记》第182页。）同时，袁世凯加强了与原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联系。他急切了解这批对政局有巨大影响的“东南人望”的举措，以此决定自身的进退。
袁世凯在准备接受共和时，对革命党仍怀有戒心，对南方答应举其为总统事更不放心。当南方成立民国时，袁世凯的态度又出现了极大反复，情绪“非常冲动”，“投著而起，声言……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议本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第17页。）他一面宣布唐绍仪“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表示概不承认，一面责难南方，“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伍迁芳：《共和关键录》第60页。）同时，他又授意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电请内阁，“主张维持君宪，极端反对共和。……谓若以少数意见采用政体，必誓死抵抗。”（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第336页。）
袁世凯态度的动摇和反复，一方面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流露，另一方面显然是向南方施加压力，从而使南北议和一时陷于停顿。对此，南方民国政府反映强烈，斥责袁世凯违背前议，指出：“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并积极备战，准备北伐。同时，又全力向袁世凯解释，一再重申相让之意。孙中山也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袁世凯在看到南方对共和问题的激烈反响和得到南方对总统问题的一再保证后，决定“专从清室着手”，加快了逼宫步骤。（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8页。）1912年2月12日，在举国一致反对声中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世凯也随即向全国公开宣布政见：“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
二
袁世凯为什么能够接受共和？这是人们不愿承认或有所避讳的命题。我们认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里，袁世凯具备接受共和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在清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在迅速膨胀的同时，它的阶级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封建地主阶级性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性转化。在经济上，袁世凯通过巧取豪夺，全部接收了盛宣怀的路矿轮电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又着力扩充和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一些北洋官僚积极参与投资，成为大股东。企业的借款和收入也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袁世凯与民族大资产阶级如号称“南张北周”的张謇、周学熙关系逐渐密切，思想也逐渐开明。戊戌变法时，他倾向维新，曾列名“强学会”，后又积极倡导预备立宪。在立宪运动中，他对杨度的“宪政讲所”和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给予了一定支持。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北洋新政”，颇有建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资产阶级的推重。张謇、严复，甚至革命党人对他都极为称道。（见《张季子九录·年谱》卷七第17，20页，《张九子九录·政闻录》卷三第13页；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16页；寄生《安抚恩铭被刺事件》，《民报》第16号。）由此可见，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尽管仍存在着极为浓厚的封建性和反动性，但它毕竟在向资产阶级接近和转化，不管袁世凯的阶级属性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或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对于共和制这个资产阶级政体，两者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相反，却有着一定的相吸性。这正是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接共和的内在因素。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南方革命党人始终坚持共和，不惜为此而流血一战。议和前期，袁世凯几次提出的君主立宪主张都遭到南方的严词拒绝。以后，朱芾煌暗使武昌与民军的接洽，段祺瑞在武汉与民军的接触，廖少游与南方所订之密约，南方无一不是以实现共和作为前提条件。上海谈判时，南方也坚持“非清廷承认共和，不能开议”。（钱基博：《辛亥南北仪和别纪》，《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03页。）孙中山也一再强调：“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38、42、62页。）民国成立时，袁之态度出现反复，南方立刻群情激昂，一片讨伐之声。对此，袁世凯自己也说：“民党坚持共和，毫不通融”。“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袁世凯：《请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馆案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743号；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00页。）同时，北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日益活跃，使袁世凯十分担忧。1月16日，党人杨禹昌等人截路炸袁，事虽未成，但袁世凯已饱受惊吓，深知党人于共和已矢志不渝，长此迁延性命难保。相反，革命党人在推让总统一事上却十分心诚和忍让，这使权欲甚重的袁世凯感到接受共和于己有利。
要求共和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向。首先，原立宪派人在经过徬徨犹豫后已深知清廷大势已去，共和已成必然趋势，所以纷纷转向革命。张謇就致电袁世凯说，全国舆论，“大多趋向共和”。望他能趋时趁势，“采众说以定政体”。以后又说，为全国各族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北方少数将官，恋私忘国，坚持君宪，“此等谬论，举国非之，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并拒绝袁内阁的农工商大臣和宣慰使的任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9、992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第41—44页。）张謇等人乃“人望所属，函电四出，各省多闻声相应”。（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74页。）各地谘议局也纷纷表示拥护共和。另外，清朝一些封疆大吏在革命潮流冲击下也倾向共和。江苏巡抚程德全幡然易职，并嘱人进说袁世凯赞同共和。四川总督岑春煊也致电袁世凯，要求“采取多数”，实行共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91页。）驻外公使也纷电北京，要求俯顺民情，承认共和。（《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70—171页。）除此，一些华侨也连电国内，敦促清廷早行揖让，实现共和。（《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43页。）在要求共和的历史潮流中，更为重要的是北洋官兵开始倾向接受共和。不仅一些下级官兵“多被感化，释甲来归者踵相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第1408页。）就是像段祺瑞等较为开明的高级将领对于共和也“甚韪之”，（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58页。）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即电告北方将士，劝其反正。一时如顽固守旧的冯国璋等也“皆有复电，赞成共和。（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92页。）北洋军乃袁世凯命根所系，在前方将士军心瓦解，倾向共和的情况下，他内心极为矛盾，以至“日夜焦虑，须发顿白。”（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二十六，第20页。）袁世凯内心十分清楚，虽然北洋军比民军装备较为优良，实力也较强大，假如他以此为其争夺总统权位而战，也许会一呼百应。但他想逆整个军心、民心而动，要靠这支武装去为清廷的尊荣而喋血疆场并无足够把握。因此，他也不得不表示，如果“国民”的多数主张共和，他也“必服从多数。”（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7页。）
另外，列强态度的转变对袁世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列强是偏袒袁世凯的，希望他出山来收拾残局。对于中国究竟实行何种政体，态度不一。但总的意见是：中国最好维持君主政体，不过也不反对采引立宪政体，甚至共和政体。（王曾才：《英国与辛亥革命》，《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十八）第995页。）特别是南北议和后期他们认为，“不论中国人民喜欢哪一种政体，我们所要求看到的是一个巩固统一的中国”，从而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42、1192页。）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列强也逐渐认识到，袁世凯固守君宪已非上策。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就说过，袁世凯“必须正视现实，改变他维持清政府的政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90页。）因此，列强经过权衡后，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并停止向清廷支付业已谈妥的贷款。这样，就使需款甚急的袁世凯更加窘迫，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财力。袁世凯自己也说：“洎入都后，筹计饷需，蒐简军需，无一不形匮绌。借款屡议，迄无所成。”致使“军事至今迄无起色”，“奉职无状”。（袁世凯：《请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743号。）尽管列强的态度是围绕着其利益这个轴心运转，但袁世凯不能不考虑在此状况下的政策取向和立场态度。
三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整个南北议和过程中，对于共和政体，袁世凯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反对，而是基本上顺应了时局的发展变化。正如曾参与议和活动的张国淦所说：“项城最初表面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民主君主，又其次则偏重民主。”（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33页。）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历史潮流，任何人无法抗拒，袁世凯也是如此。
虽然他接受共和是被迫的但接受总比抗拒要这是他一生中一个进步的举动，客观上有功于历史，无疑也值得称道正如时人所谓：“南北统一之易，禾可谓袁氏无功于其间。”（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沈若婴序，《近代稗海》第三辑。）
诚然，袁世凯接受共和是以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为先决条件的，这反映了袁世凯权欲熏心的本质。但是，从表面上来看袁世凯接受共和与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好像互为因果其实毕竟是两回事。就当时而言，如果不是举国上下各派势力竞相拥袁，而单靠袁世凯接受共和，是难以换取南方拱让总统宝座的；同样，如果不是共和已成大势所趋和袁世凯的明智识体，单靠总统权位也难以换取袁世凯态度的转变。应该说，两者都是客观形势使然，并非袁世凯权术操纵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在议和过程是善弄权术、屡施手段，以及他以后破坏共和就否定他曾接受共和的事实。袁世凯终究摆脱不了形势的制约，他是在民心所向前提下被迫接受共和的；同样，他也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摘取总统桂冠，得以满足权欲的。当然，两者的最终实现，确实互为契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在公开场合仍一再表示拥护君主立宪政体。当他的议和政策遭到皇室亲贵等人的激烈指责时，他说：“议和是一时权宜之计，岂能忘恩于清室？”（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24页。）又说：“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18页。）就在唐绍仪准备动身南下时，他约各代表谈话说：“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页。）是否就凭此言而断定袁世凯始终反对革命，根本不可能接受共和呢？我们认为，一、评论人物不仅应看他说了什么，而更应看他做了些什么。如前所述，袁世凯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主要的活动是在准备接受共和。二、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地位确实使他除君宪外难以言及其他。当时，也确实出现了时人所说的“项城居于被动地位，心中已以为然，而口不能言”的局面。（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74页。）三、其时袁世凯所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皇室亲贵等人的激烈反对，宗社党威胁的存在。把持禁卫军指挥权的载涛、良弼等人就认为：“袁是心腹之患。”（《中华民国史事纲要》（1912年）第131页。）他们百般阻挠和议，密筹除袁之策。这些不能不使袁世凯格外小心，讲些甜言蜜语安抚他们，否则性命有虞。当然，袁世凯自己态度仍有动摇甚或反复，这也是可能的。不管袁世凯的心态如何，而他终究是在一步步地走上接受共和之路。这个事实不应轻易否定。
袁世凯接受共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当时，他具备接受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袁世凯接受共和，与其说是虚假，不如说是客观局势的作用。为什么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条件下，其他许多疆吏将臣能接受共和甚或投向革命，而袁世凯却一定相反呢？当然，即使袁世凯接受了共和，袁氏集团具有的封建性和反动性使他多么留恋旧制度，使他对于共和新制度时时产生难以合拍之感。而且，这种劣性确实使他存在着怀旧复古的恋情和基因，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旧情复萌和死灰复燃。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一步步破坏民主共和，并最终演出洪宪帝制丑剧即是一个佐证。但是，两者毕竟是发生在不同条件下的两回事。一个是大势所趋下的从流举措，深受国人所赞赏；一个是得意忘形后的逆流行动，终为国人所唾弃。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评论历史人物应该立体地、动态地和分阶段地进行。不能因为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违反历史潮流于后，就否定其接受共和顺应历史潮流于前。总之，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他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