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泱泱清王朝对峙弹丸小国日本，战场失利，渐显败势。此时，正在为战事失利而懊恼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日本将领伊东佑亨的劝降信。信中写道：“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伊东佑亨致丁汝昌书》）其中，“夫取士必以考试”指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考试必由文艺”在这里指的是文章撰述和书写方面的学问。信中一面是劝降之意，一面是对积重难返之“书写”学统的挖苦。撇开是非自有公断的战争、谈判和签约过程，由此探索、反思并重新发现传统书写体例与现代国家走向的关系，的确是横陈在世人尤其是士人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传统社会选拔人才需要考察文章写作，但何以让文章书写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蒙羞，甚至留下了无法承受的罪名，需要我们回到大历史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⒈“学而优则仕”：文章写作与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
就其本质而言，科举制度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如何考试，如何选拔人才，考察的重要标准就是文章写作。科举制度将“选官”和“做文章”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机制。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对中国士人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之时，慢慢使用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当然八股文也并非如后人批判的那么一无是处。考察八股文的源流就会发现，八股文不但与经义、试帖诗、律赋、策论等考试文体有关，还与骈文、古文及经典注疏等非考试文体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正如周作人所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蓄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论八股文》，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当然，中国士人重视文章写作并非始自科举制度，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自古就是文章大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书写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到士人的意识之中。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为知识的承载者和道义的传播者，中国古代士人很早就将立言、立德与立功并列为人生三大不朽之事。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平添了凭文章可以晋身政治，进而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资本与荣耀。封建士子遂把“学而优则任”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标志。在中国古代，唯有士人才有资格接受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的知识获得的。由此，民众对读书的崇拜，士人对功名的热衷，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心理特征。因此，以科举求功名，成为千百年来士人朝思暮想的夙愿、梦寐以求的归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思维渗透到每一位读书人的脑海，渐渐积淀为一种心理定势。
科举制度选择的文章书写程式，直接影响到文风的形成，而文风与士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八股取士而言，深深影响了明清以来的文风、士风、民风。尽管从文章上来说，八股文是一种不错的写作样式。但八股文写作有着繁琐的文法规范，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雷池半步。数百年里，科举考试的文章写作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也潜藏着一种思想规训与思维控制的企图。而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韦伯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3—144页）
⒉“当务之急在废八股”：甲午海战与科举制度批判
八股取士的科举弊端一直存在，历史上也时有人批评，但直到面对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士人才初步达成共识，认为八股取士制度亟待变革。如果说1895年以前的士人们对传统书写体尤其是八股保持着一种眷恋，那么在1895年以后这种情形则有了极大的转变。包天笑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其他该研究的学问呢！”（《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有识之士强调中国之所以战败并割地赔款，不是朝廷无能，根本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思想和能力。这样看来，在日本人劝降的不纯动机背后，那信上所说的“墨守常经”之诟病也算是不幸言中。
1895年，面对“骄嚣”、漂浮的学风，严复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重要政论，发出了“废八股”的强音。他指出：“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甚至说：“时局如此之糟，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严复：《论世变之亟》）他列举了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坠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志，上不足于辅国家，下不足于资事蓄；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并指出当代救亡之道在于废除八股取士而大讲西学（严复：《救亡决论》）。同年5月，康有为等发起《公车上书》，也痛哭流涕地发出了改革科举的声音。但即使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从民间举子的号召到政府的改革实践，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时至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依旧坚持科举革废的观点，并且将甲午战败的罪名放在了以科举为主体的书写体等问题上：“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页）“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第718页）
为什么人们把矛头对准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呢？因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晚清所谓的教育，皆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一切都要围着科举这个指挥棒转。结果便使得读书人除了帖括、制艺、诗赋之外，一概不知。然而，问题还不单单在科举本身，而在于国家只用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0页）这种制度自身既不能造就人才，对社会上所谓没有出身的人才又根本排斥。显然，中国要自强，要改革，要进步，需要大批卓绝务实、不尚空谈、眼界开放、思想锐进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的造就，已经不能指望旧的教育体制和官制。为将来计，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废除八股试帖、科举考试开始，进而改革已有的官制。这是打破固有的体制循环的第一步。
⒊“废科举而建学堂”：知识转换与士人独立人格的塑造
科举制度为利禄之途，至晚清已经历经千年，早已深入人心，为中国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它进行任何改革，势必难度极大。但康有为等维新之士一系列的条陈、奏折，终于促使光绪皇帝下了决心。1898年5月12日，光绪帝下达谕旨：从乡会试到经济岁举，乃至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为策论”。这意味着八股取士被废除，策论成为士人书写的重要体裁。但直到科举改制出现，人们才逐渐摆脱传统的科举心态，关心起八股文写作之外的知识。姚公鹤的《上海报业小史》中记载了科举改制对报章盛行的作用：“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科举为抡才大典……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光绪政要》卷27，上海荣义堂1909石印本）1903年3月，张之洞上《请递减科举折》，诉说科举之弊：“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发古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所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
我们看到，早在19世纪末书写体的变革就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改八股而试策论的改革措施容纳了新学知识，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又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八股考试的空疏迂谬之弊，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当然，真正导致士人知识重心根本转移的还在于1905年的科举制废除。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写文章就是为了做官，既吞噬了教育的独立性和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扰乱了知识传播的纯粹性。陈独秀以亲身经历道出其根本弊端：“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的革废，预示着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自身发言方式的转变。如何调整知识资源，面对新的事物，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一度大为恐慌，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是茫然。
新的传媒、新式学堂、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的出现，西方文化在转型时代空前扩散，而西方知识与思想也在这些载体的支持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士人逐渐突破传统的知识结构，“学”的内涵由儒家经典向时务知识转向。据广学会报道，“现在已有很多人，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要买我们的书；以前即使白送给他们这些，他们也不愿看一看”，而今“各行各业对西学都有极大的需求——不仅是教育方面的书籍，地理、历史、科学、旅行方面的书籍都需要”（《广学会年报（第十一次）》，《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第44-45页）。甲午海战，让士人觉悟到单凭传统的儒家经典已经无法应付现世的变化。正是科举的革废，使得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走科举路的知识人丢掉了进身之阶、立命之梯。他们不得不摆脱传统“稻粱谋”的路径，开辟新的人生道路。新式学堂让具有“中间物”色彩的知识人不断蜕变，身份也随之在知识体系的转换中获得了新的确认。1894，一个坐标式的年代，“一战而人皆醒”，难怪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
作者简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11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