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关键词] 19世纪；英国汉学；伟烈亚力；中国文献
[摘 要] 19世纪的西方汉学界是一个中国文献相对缺乏的时期，不论是在文献收藏还是研究方面。而作为英国汉学之中坚人物的伟烈亚力堪称同时期该领域研究者之翘楚。他编写的《中国文献记略》被誉为“有关汉语书目的第一部著作”。而其《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亦成为后来相关领域学者对这一时期传教士作品进行统计与分析的必备资料。要言之，伟烈亚力以文献学为重心的诸项汉学成就在当时乃至其后的汉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为英国汉学的勃兴作了大量基础性的累积和开拓。
A Review on the Chinese Researches by Alexander Wylie
Hu Youji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Key Words: the 19th century； the British sinology； Alexander Wyli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emporality it was an era of ab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s in the western Sinological study comparatively in the 19th century， both in the collections and in the researches. As one of the elites of the British sinology， Alexander Wylie w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scholars in gathering and studying the Chinese literatures in this phas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written by him had the reputation of “the first literature about the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became the necessary material of the later scholars who collected statistics and analyzed the literatures written by the Protestants in that period. In a word his achievements which was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Philology had had immense influence then even thereafter， and he made a mass of basal accumulation and exploitation for the surging forward of the British sinology.
一、汉学贡献及地位
与同一时期大多数欧洲国家相类，19世纪英国的汉学研究正逐步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和正规化。但就整体水准而言，19世纪中后期尚属英国汉学过渡时期。专业汉学家还很少，大部分汉学家身兼传教士、外交官等身份。汉学教席虽已经设置，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直至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教授的位置大多是由其他领域的仅有一些中国知识的非专业人士所占据。这些汉学教授在大学里的活动“并未超过增添异国情调的性质，并不导致形成确定的学术传统”。[1] （p. 84） 当然这并不妨碍英国汉学也能有它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价值取向，即厚古薄今。所以英国汉学虽先天不足，起步较法、俄稍晚，后天亦受本土实证主义思潮之影响，致使过于偏向实际运用而非学术性研究，但仍不乏蜚声欧洲的汉学名宿及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学术成果。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即为19世纪英国最为卓越的汉学家之一。伟烈亚力在华活动近30年，其贡献体现在诸多领域。[1]牧师慕维廉（the Rev. W. Muirhead， 1822-1900）盛赞伟烈亚力，“是我们中国学者们中一流的和最重要的一位”。[2] （p. 200-201） 著名传教士学者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评价伟烈亚力的代表作《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67）“价值极高”。[3] （p. iv） 所以，把伟烈亚力视为19世纪英国汉学的中坚人物并不为过。然而长期以来，学人对他在中西科学交流中的作用研究甚勤，对其诸多汉学成就则缺乏必要的整理和论述。本文旨在揭示并论证伟烈亚力以文献学为重心的汉学成就，以重新确立他在西方汉学史上应有之地位。
具体言之，伟烈亚力对19世纪西方汉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文文献的匮乏是那时西方汉学界普遍面临的棘手问题。伟烈亚力或赠送或出售，先后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图书馆以及圣书公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中文文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压力。其次，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比较关注中国与其周边地区的交往情况，成果也比较丰富，伟烈亚力1874-1875年从《汉书》和《后汉书》中翻译的有关匈奴的章节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再次，工具书的编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后来也被证明了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汉学成果。而伟烈亚力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编写的《中国文献记略》无疑是这一时期有关汉语书目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的权威著作。伟烈亚力没有在大学里担任过汉语教授，但他众多出色的汉学研究成果表明，他为英国汉学的勃兴作了大量基础性的累积和开拓，在19世纪英国汉学史上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不过有趣的是，中西学术视野中的伟烈亚力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在中国，人们更关心他介绍的西方科技成果，对他《中国文献记略》则不以为然，认为仅仅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单翻译。在西方，人们则更乐于关注他的文献目录学成就，对他的宗教和文献研究十分推重。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并不鲜见。前者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紧迫需求，人们的目光自然会比较集中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与吸收，伟烈亚力作为西方科学的传播使者，当然会引人注目。后者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困惑于中国文献的卷帙浩繁，而伟烈亚力的《中国文献记略》出版之前，尚无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文献的作品。伟烈亚力以一己之力，独自成书。这本身就值得称道。更何况，这部著作对当时西方汉学界贡献良多，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其他著作可以替代它。
二、治学方法之特点
作为19世纪中后期的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没有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研究汉学纯属他的个人兴趣，研究中所需的一切知识和技巧完全是他通过自学所得。因而他并不像同时代的许多学者，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或继承某汉学传统。这样，我们就很难从他的研究中总结出系统而又明确的治学方法和理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著作以及他与其他学者的交往中梳理出他所具有的一些研究风格和方法特点。比如，他在文献学方面的才能在英国时就已经显现出来，其主要编目方法也是英国学界的惯常方式，来华后他又汲取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长处，从而使他的文献目录学作品中西合璧，独具特色。再如，伟烈亚力对基督教内不同教派的汉学家们不存丝毫偏见，甚至对非基督教传教士的汉学家的成果也非常关注。他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法国汉学家主要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亨利·玉尔（Henri Yule， 1820-1889）和高迪爱（Henri Cordier， 1849-1925）[2]，他们研究方法中的法国汉学传统多少会对伟烈亚力产生一定影响。
三、早期目录学作品及其他
与他后期扎实的文献目录学作品相照应，伟烈亚力早在50年代就已经表现出其过人的文献目录学功底。
1855年，伟烈亚力在其所译的《清文启蒙》（T’sing Wang k’e mung）的书末列出了一份满文文献表。相对而言，西方学者更擅长学习字母文字，当时的汉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满文比汉文容易掌握，且许多重要的汉文文献已被译为满文，于是通过满文文献来了解和研究汉学不失为一条捷径。鉴于此，伟烈亚力的满文文献表就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诸多方便。
1857年，伟烈亚力又在上海出版了为伦敦会图书馆编制的书目Catalogue of the London Mission Library。在该目录中，伟烈亚力排列中文书名不按西方人惯常使用的字母顺序，而是以内容分类，这无疑是沿袭中国文献目录学的常用方式，也更能反映出他的文献目录学造诣。
1860年，时任《中西通书》编辑的伟烈亚力又在书中列出了《圣经》中译本的目录提要。顺便指出，伟烈亚力作为墨海书馆监理，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校对《圣经》，且后来伟烈亚力成为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他对《圣经》版本及流布相当清楚。
此外，伟烈亚力还撰写相关目录书的书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汉学家高迪爱的目录著作的品评，包括那部使他享誉西方汉学界的闻名遐迩的五卷本巨著《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伟烈亚力还为法国汉学大师儒莲教授和著名学者鲍迪埃（G. Pauthier， 1801-1873）分别编制了著作目录，刊于1873年的《上海晚邮》（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四、“有关汉语书目方面的第一部著作”[4] （p. 75）——《中国文献记略》
据我们的了解，《中国文献记略》并非汉语书目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在伟烈亚力之前已经有一些类似书目出现，但这些书目多是针对某座图书馆或研究机构所藏中文书籍而编制的，局限性甚大。倘论系统全面地介绍中国文献，编制汉语书目的“第一学者”，伟烈亚力可谓实至名归。
事实上，使他享誉欧洲的也正是其卓越的文献目录工作，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这部《中国文献记略》的编撰。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文献记略》和伟烈亚力几乎是同一个词。翻阅西文书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编者们频繁地使用“《中国文献记略》的作者”这样一个专名词汇来介绍和指称伟烈亚力。
1867年，《中国文献记略》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书基本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共收入1745种中文图书的提要。[3]全书共分六部分：序言、目录、引言、正文、附录及索引，共计260页。
在序言部分，伟烈亚力开宗明义，首先阐明了此书的编纂目的，“大多数中国文献的研究者，工作伊始，在阅读的过程中定会因专有名词和征引文献的出现导致工作常常受到阻碍。……即便不能克服这一困难，提供缓和此难题的方法将是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5] （p. i） 他指出在中国文献目录学领域，西方学者并非毫无涉足，然而已有的成果不是局限于他们有限的主题，就是已经芳踪难觅。《中国文献记略》的出版既非多余，也非前人成果的简单重复。接着，伟烈亚力对前人研究成果分别加以评述。从1742年出版的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为巴黎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所编目录，到1818年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为同一批藏书所编书目均未能逃脱被批评的命运（此目录仅仅删掉了傅尔蒙目录中十分明显的错误），以至于后来Andrew Müller、[4]Jules Klaproth、[5]Schott教授[6]、Avakum[7]、Dorn、[8]Siebold、[9]Hoffmann[10]、Rev. S. Kidd、[11]等人的中国文献目录学著作。序言最后回顾了本书的写作过程，并对其中的坎坷曲折多有叙述。[12]
引言开篇，伟烈亚力从仓颉造字讲起，以朝代为序，洋洋洒洒几千言，对中国文献发展史作了简要回顾。作者还比较了中日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指出西方对中国人特性的误解，认为中国历史悠久，要想理解的不偏不倚，必须追本溯源。在列出中国禁毁书目之后，作者列出一份已被译为欧洲文字的中文作品目录，仍以经史子集分类，共计141部。文末还根据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所译《汉宫秋》（Han Koong Tsew）的序言列出一份剧本目录。
正文部分，伟烈亚力以所藏清刊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为底本，以四部分类法分类，为1745种中文文献撰写提要。提要所据版本多为伟烈亚力的私人藏书，其余则根据相关的中文图书编撰而成。在附录部分，伟烈亚力列出了13种丛书，以介绍那些难觅芳踪的图书，每种丛书均有提要。索引部分则是书名和人名索引，均以字母顺序排列。事实上，《中国文献记略》虽然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但伟烈亚力所录图书有相当一部分是《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没有提到的，[13]这些图书应属伟烈亚力的私人藏书，从版本学上讲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文献记略》初版于1867年，由美华书馆印行，1901年和1922年美华书馆又两度刊印此书。[14]至1939年，The French Bookstore重新发行此书，由北京The Poplar Island Press印行300册。七十年间印行四次，其书的价值丝毫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损，验证了伟烈亚力学术作品的持久生命力。直至1967年，台湾成文出版社还在重印伟烈亚力的这部杰出的目录学著作。1969年该书又在纽约重印。[6]
法国著名汉学家高迪爱盛赞此书“实际上是西方有关全面介绍中国文献的唯一指导”。[7] （p. 363） 然而，正如伟烈亚力在本书前言中所说，此书问世以前西方确有多部关于中国文献的目录书出版，因而说它是“唯一”的，未免稍嫌过火，但《中国文献记略》在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文献方面，的确是后来居上，出类而拔萃。此书对当时及以后学者的帮助甚大，数次被多位著名汉学家征引，如高迪爱之于《西人论中国书目》，李约瑟之于《中国科技史》，卫三畏之于《中国总论》等等。在此书出版后相当长时间里，伟烈亚力的《中国文献记略》一直是汉学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当然，此书并非从未遭受批评。比如辜鸿铭就曾指责“伟烈亚力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即指《中国文献记略》）……仅仅是一部目录，而不是一本带有一丁半点文学意味的书”。[8] （p. 138） 显然，辜鸿铭那种“妄人”式的“诗意”眼光使他根本看不到一部出自西方汉学家之手的本来就与文学毫无瓜葛的目录学著作的真正价值。而实际上，恰恰是此书的目录学性质使它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献的可靠依据。更何况，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一地并不出色的书却能在另一地大有斩获。伟烈亚力的这部《中国文献记略》正是如此。
五、《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
近年来，在华传教士逐渐成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就是搜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而传教士本人的作品无疑构成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但长期以来，由于传教士的中英文作品卷帙浩繁且分布零散，给这些资料的利用带来一定难度，于是工具书的编纂问题逐渐凸显。但早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期，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就开始着手传教士作品目录的编纂工作，且成绩斐然。
就我们所知，在伟烈亚力之前似乎没有一部成规模的此类目录著作出版，倒是在伟烈亚力之后出现了几部目录作品。[15]而伟烈亚力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附著作目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 Shanghai， 1867）则是这一系列书目的奠基之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该书共收录338位传教士的中英文著作，汇集1867年以前在华传教士的第一手资料，主要包括他们的生平及其著作，[7] （p. 363）最早由上海美华书馆于1867年出版。[16] 1876年，应中国海关之邀，伟烈亚力又编制了传教士著作目录的补编（Appendix.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刊于当年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中国海关报告书的附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共收入1036种。[9] （p. 287-288）
需要指出的是，伟烈亚力一直否认自己是这部“十分有用的传记目录书”的作者，这与伟烈亚力谦虚谨慎的个人品质有关。他曾在1872年这样写道：“我曾帮助过姜别利（William Gamble， -1886，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时任美华书馆负责人），并为他提供了几乎所有《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中的资料，但我从未授权他署上我的名字。在他出版此书的时候我就表示过反对，但拒绝的次数如此的多，以至于现在我就由它去了”。实际上这部作品处处带有伟烈亚力的印记，它包括每一位传教士的姓、教名、汉名及其用中文、马来文和其他语言写成的出版物的完整目录。[7] （p. 351-368） 而且该书“是一部目录著作，不同于论著，一般说来，资料收集者即可判定为作者”。[10] （p. 267） 从这个意义上讲，伟烈亚力理应被认定为此书之作者。
《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附著作目录》一书的前言中，伟烈亚力首先提出了编纂目的，他回顾了传教士中文作品的最初成果《圣经》的中译过程，对其中存在大量无益的重复劳动颇有感触。推而广之，伟烈亚力发现“传教士作品信息交流的欠缺，已经给那些想要了解某课题研究现状的人带来了不便，有时他们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重复前人的劳动”。应该说，对不同文化交流中学术信息的高度重视是伟烈亚力编撰此书的主要考虑。[11] （p. ii）
在此书编纂过程中，伟烈亚力得到了当时在华相关领域内大多数传教士的热心协助，“此书被视作囊括止于伟烈亚力所处时代的几乎所有新教传教士的出版物”。[11] （p. ii） 在前言中伟烈亚力统计了这338名新教传教士在华服务的年限，以及他们去世时的情况。这里面特别包括一些自由传教者，即在一定时间内不属于任何修会的传教士。最后，他列出了31个新教在华修会的名称及其在华开教时间。
正文部分，伟烈亚力为每位传教士编写了小传，列出他们用各种语言写就的作品。这些资料的来源多为传教士本人及其家属朋友，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较高。正文之后是补遗部分，补充了前文忽略的作品，共增添40种。伟烈亚力并非简单列出传教士们的著作目录，实际上几乎每本书他都配以适当的内容提要，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每一本已经出版的图书，为使用者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便利。
书末还附有若干极有价值的目录。[17]这些目录的编制者我们并不十分确定，不过从其编撰风格推测应该是伟烈亚力所为，如他曾为艾约瑟的《中国佛教》编制过详尽的索引。这些别具创意的目录分类充分体现出伟烈亚力长期以来在目录编纂学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他编制的目录分类细致详尽，使任何读者都能够凭借书末目录方便准确地找到他们所需的文献资料。良好的分类目录和可靠的资料来源使此书成为后来相关领域学者对这一时期传教士作品进行统计与分析的必备资料。[18]所以这部著作自问世起就受到中外学者的瞩目和赞誉，《教务杂志》称它是“一部珍贵的著作”。迄今它仍然是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中不可取代的重要资料，其“价值无法估量”。[19]
六、结语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正像文章开始所说的那样，伟烈亚力的汉学成就涉及领域很广，对中国文献的研究是他在西方最为闻名的成就，也正是这些成果奠定了他在西方汉学史上重要地位。除此之外，他还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是后来者所不能绕过的，譬如他在中国自然科学以及宗教领域所作的有益探讨，特别是他对中国数学史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深入而有建设性的研究在中西科学交流史和西方汉学史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作者简介】胡优静，（1977-），女，河南焦作人，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及西方汉学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德]傅海波。欧洲汉学史简评[J].胡志宏译。国际汉学， 2002， （7）。
[2] W. Muirhead. In Memoriam—Alexander Wylie [J].Chinese Recorder， 1887， （Vol. XVIII， No.5）。
[3] Proceedings—the forty-fif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J].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3-04， （NS. Vol. XXXV）。
[4] [德]傅吾康。 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J].陈燕， 袁媛译。国际汉学， 2002， （7）。
[5]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M].Peking: The Poplar Island Press， 1939.
[6] Reference works for Chinese Studies[EB/OL].http://www.staff.hum.ku.dk/littrup/bibl.htm.
[7] Henri Cordier. The Life and Labors of Alexander Wylie， Agen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in China[J].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7， （NS. Vol. XIX）。
[8]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M].黄兴涛， 宋小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
[9] [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10] 马军。伟烈亚力与中西文化交流[A].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11] A.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 [M].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文章原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
[1] 对于他在中西科学交流方面贡献，国内已有学者作过专门介绍。具体参见：王扬宗《伟烈亚力》，见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36-1338页；韩琦《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华的科学活动》，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2期，第57-70页；汪晓勤《伟烈亚力对中国数学的评价》，见《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2期，第10-23页；《伟烈亚力与中国数学史》，见《大自然探索》1999年第4期，第113-117页；《伟烈亚力所介绍的外国数学史知识》，见《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2期，第158-167页；汪晓勤《中西科学交流的功臣——伟烈亚力》，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至于对伟烈亚力的汉学研究成果则关注甚少，仅见于上述汪晓勤的专著，马军撰写的《伟烈亚力与中西文化交流》，见《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55-281页，以及熊文华撰写的《伟烈亚力及其〈中国之研究〉》，见《汉学研究》第六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77-86页。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本非常有用的目录书的作者。另外，关于这本书的译名，即《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附著作目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es indexes， Shanghai， 1867）在学界尚不统一，如熊月之译为《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而王扬宗认为“回忆录”一词与此书内容不相符，用“纪念册”更接近原意，赖永祥在2003年3月23日《台湾教会公报》第13版译为《来华基督教宣教师的追求》，也有许多学者在引用该书时不加翻译直接使用其英文书名，如李志刚等人。笔者依据书中内容，效法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认为《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是较为贴切的译法。
[2] 19世纪法国著名汉学家Henri Cordier的汉名学界常作“高第”或“考狄”，但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韩琦考订其汉名应为“高迪爱”，韩琦曾在2002年11月11日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Cordier自己的藏书，现在由日本某大学图书馆收藏，并出版了藏书目录（我在国外见过这个书目），正是通过这个藏书目录，我们才知道他本人所起的汉名（高迪爱），所以‘考狄’、‘高第’等汉文译名，统统不对”。
[3] 目前所见多数文章对《中国文献记略》所载图书的数量多作2000余种，如学者汪晓勤、马军等人，他们的数字很可能来源于高迪爱的那篇回忆性长文。实际上，该数字有些夸大，笔者根据《中国文献记略》所附书名索引，证实了中文图书的数量应为1745种。
[4] 德国著名东方学家安德烈·米勒（Andrew Müller， 1630-1694），曾任柏林皇家图书馆馆长，为馆内中文藏书的核心部分编制拉丁文目录，此目录第二部分出版于1683年。
[5] 德国汉学大师克拉普洛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曾为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编撰目录，于1812年出版。此目录1822年在巴黎再版，题为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6] 柏林大学教授硕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曾为柏林皇家图书馆入藏的中文藏书编制目录，此书可视为Klaproth目录的增补。1840年，以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Eine Fortsetzung Bücher des im Jahre 1822 erschienenen Klaproth´schen Verzeichnisses之名，出版于柏林。
[7] 曾为驻北京神甫，他为俄国圣彼得堡的亚洲图书馆（Asiatic Library at St. Petersburg）的中文藏书编纂了目录，并于1843年出版。
[8] Boris Andreevich Dorn（1805-1881），1852年在法国出版了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et Xylographes Orientaux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publique de St. Pétersbourg。
[9] 德国汉学家奚伯尔德（Phili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其日本研究业绩，收集于所著《日本》（Nippon， Archiv zur Beschreibung von Japan und dessen neben und scbutzländen， 2 Vols. Leyden， 1834）一书中，为日本锁国时代欧洲人记述日本之最详最佳者。
[10] 荷兰汉学家霍夫门（J. J. Hoffmann， 1805-1878），研究日本学。
[11] 英国传教士基德（Samuel Kidd， 1799-1843），一译修德，又译几得，曾编制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 伟烈亚力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着手于此目录的编纂，至1860年作者回国时，将已完成的部分付梓，此后编目工作一度搁置。1864年，伟烈亚力回沪，当时形势十分不利于编目，因之暂时没有重拾旧作的打算。不过，伟烈亚力的一些朋友得到了已出版的部分目录，又不时敦促，此书才得以最后完成。
[13] 这里仅简要列出几种，如《字汇》、《茶笺》、《茶董经》、《斋经》、《招宝山志》、《超宗智禅师语录》、《治虫新方》、《指明算法》、《指月录》等等。
[14] 可参见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
[15] 如：1877年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决定出版一部基督教中文书目，但直到1907年才作为宣教百周年纪念大会刊物出版，由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 1862-1931）独立完成。1916年“中国续行委办会”基督教文字委员部鉴于该项工作的重要，原拟聘请中西各一人，用一年的功夫，专事调查全国基督教书籍重行编辑，卒因人才难得，遂商请汉口雷振华牧师（G. A. Clayton）代理。1918年4月，由“中国基督教出版协会”（Christ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 of China）出版《中国基督教中文图书分类目录索引》，又译《教会书报目录汇编》（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同时出版中英文版，共收入3451种。1930年中华基督教书报发行会打算增订雷振华书目，未果。1933年上海广协书局收集各书局目录编成《中华基督教文字索引》，同时根据广学会的《出版界》所载新书随时增补，1938年增刊了续编，可说是基督教最近而完备的目录。（以上资料主要取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9年）
[16] 时隔一百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又重新影印了《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该书的受欢迎程度从其补编的出版上即可窥其一二。
[17] 其中包括：附录一，传教士姓名索引，该索引按字母顺序排列；附录二，作品题名目录，主要按字母顺序排列，其中包括中文书目（分为有中文题名的和没有中文题名的两部分）、英文书目、德文书目、荷兰语书目、蒙文书目、马来文书目、日文书目和暹罗语书目；附录三，中文作品和各种方言作品的分类目录。前者包括《圣经》译本、《圣经》释义、神学、宗教人物传记、教义问答手册、祈祷文、赞美诗、杂录、教育和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医学、植物学、物理学、年鉴、连续出版物。方言作品目录则包括蒙文作品（《圣经》、和声、神学、教义问答手册、祈祷文、赞美诗）、广东方言作品（《圣经》、神学、教义问答手册、祈祷文、赞美诗、教育）、客家语作品（《圣经》）、潮州方言作品（赞美诗）、厦门方言作品（《圣经》、神学、宗教人物传记、赞美诗、教育）、福州方言作品（《圣经》、神学、教义问答手册、祈祷文、赞美诗、杂录、天文学）、宁波方言作品（《圣经》、和声、神学、教义问答手册、祈祷文、赞美诗、教育、地理学、数学）、金华方言作品（《圣经》）、杭州方言作品（《圣经》）、上海方言作品（《圣经》、和声、神学、教义问答手册、祈祷文、赞美诗、教育、地理学、科学）以及上海方言的阅读发音规则。
[18] 如台湾学者李志刚在其《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中，就以此书为资料来源统计了“早期基督教士中文著述项目表”、“早期基督教士中文著述编年目录表”、“基督教士早期宣教活动区域表”等。（《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4年，第167、185、282页）大陆学者熊月之所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有许多统计目录也是以伟烈亚力《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书目》为其资料来源。（《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 D. MacGillivray（季理斐，1862-1931），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p.613.转引自马军著：《伟烈亚力与中西文化交流》，《上海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