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伴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起伏变化，中国货币流通领域里的银钱市场比价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向上波动，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为止，这一百多年间几乎没有相对稳定时期。除了由于战争等原因引起的暴跌与暴涨外，银价不是持续不断地上涨，便是大幅度地下跌。银钱比价的这种激烈波动极大地困扰着当时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必然引起朝野上下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关注。清朝的理财家、经世派的学者、洋务派的官员与维新派的人士，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导致银钱比价波动的原因都进行过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由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休谟那样，仅仅看到了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而忽视了以贵金属为材料的货币的内在价值，既不懂得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首要职能，也不了解金属货币的贮藏作用，总是以货币绝对数量的增减来思考和解释货币的价值和商品价格的变化。这样根本不可能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提供的各种救济方案和相应采取的措施，自然很少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按照货币数量的增减来解释货币价值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是一种错误的货币理论。这种理论是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重点批判的对象，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否定的东西。然而，十分令人遗憾的是，货币数量学说在中国近代历史学中尚未得到应有的批判和彻底的纠正，在所有有关近代货币的论著中几乎毫无例外的沿袭着这种错误观点，依旧用货币数量的增减来描述晚清银钱比价的波动，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为此，有必要对晚清社会流行的“货币数量说”进行简略的叙述和批判，以便澄清由此引起的种种误解，清除人们头脑里的错误观念。
一 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形势下的货币数量学说
与制钱相比，银价的相对增昂，就清朝全国来说，比较确切的时间是从乾隆1765年前后开始的，当时每两纹银的市价大约在800文左右，到1790年银价增昂至1000文上下。这一时期银价的相对增昂是在官定比价之下悄悄进行的[1]，没有引起王朝理财家的重视。此后，全国银价继续增昂，大大超过了官定比价，1820年涨至1300—1400文，1850年超过2200文，1854年高达2600文以上。随着银价的飞速上涨，“银贵钱贱”便成为天朝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议题。最初，由于银价上涨幅度较小，人们只是从金属主义观点出发，认为银价日昂是由“官局制钱不能如式”和民间盛行私铸造成的，也就是说，制钱本身的减重和质量变劣（即含铜量减少）是银价相对增昂的原因。为此，清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平抑银价，可是收效甚微。后来，人们感到制钱减重的因素远远不能抵偿银价上涨的幅度，于是开始把目光转向白银的数量，试图从中寻找出导致“银贵钱贱”的真实原因。
我们现在知道，最早用“白银外流说”来解释“银贵钱贱”的人是户部左侍郎苏楞额。他在1814年就认为，“银贵钱贱”由于银少，而银少则由于“洋钱”私易纹银出洋所造成[2]。1820年，经世派的著名学者包世臣更进一步指出，银价上涨由于鸦片走私透漏白银。他说：“惟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每年国家正供并盐关各课不过四千万，而鸦片一项散银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赋。夫银币周流不息。何以近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3]。这里已把“银贵钱贱”问题与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联系在一起。显然是用货币数量的增减来解释货币价值的变化。
19世纪30年代，人们目睹鸦片烟毒流传日广，银价日益上涨，普遍认为鸦片透漏白银是“银贵钱贱”的主要原因。这种看法特别是得到了林则徐、黄爵滋等人的肯定和宣传，遂成为一种不可怀疑的观点。林则徐认为：“银贵”在于鸦片输入引起国内大量白银外流，“银之所以贵者，无他，岁去五千万有数可稽，其以洋银入者不及一也。”又说，“鸦片流毒中华，每年外溢金银数千万，漏卮不塞，足以贫民”[4]。很明显，这是用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来猜测银价的变化。黄爵滋在《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同样也是按照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数量的观点思考问题的。他认为银价增昂与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成反比例，指出：“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5]。
鸦片战后，从酣梦中惊醒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货币的价值究竟由什么来决定，几乎全然不懂。他们依旧沿袭自管子以来传统的中国货币数量学说，以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绝对数量。侍读学士朱嶟应诏筹议银贵钱贱问题，尽管当时他已经意识到“银价日益贱”是一种“自然之势”，却不懂得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贵金属在货币流通领域排斥不太贵重的金属。他认为银贵由于“银之日趋于少”，建议用调剂铸币的数量的办法来限制银价的增昂，指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6]。这段话是道光时期人们观察和解释货币价值变化的最为流行的观点，也是清政府调整货币比价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货币价值观点与生活在2500年前管仲的货币思想相比，如出一辙，并无任何发展[7]。
关于货币价值的解说，鸦片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仅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点，就连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多年潜心货币问题的专家，也都未能突破货币数量观点。魏源是鸦片战后中国思想界的泰斗，思想方面有很多建树，在货币问题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关于货币价值由什么来决定，他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在他看来，任何一种物品的价格都取决于数量的多少，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物”（特殊的商品）也毫不例外。假如黄金的生产数量达到与土同样多的程度，那么金与土就可以以同等的价格相交换[8]，贵金属的价格高昂是因为数量的相对稀少。基于这种认识，很自然地推出银贵由于银少的结论，“使无鸦片之毒，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之银且日贱”。[9]显然，他也不知道货币价值的大小是由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的。
许楣作为一个货币学专家，在道咸时期是反对王鎏的代表人物，影响很大[10]。1846年他写成《钞币论》，专门批驳货币名目主义者王鎏的观点，对于货币流通，提出了不少正确看法。关于货币的价值，他认为，与其它物品一样，贵贱是由它的绝对数量来决定。按照“物多则贱，少则贵”的观点，他分析指出：“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淘沙以取金，金有尽而沙无尽也；凿石以出银，银有尽而石无尽也。天下之至无尽者莫如土，烧土以为甓，范其文曰一两，人必不以当金当银”[11]。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银贵钱贱”问题，他具体分析说：“银贵，一事也；钱贱，一事也”。“泉府充溢，贯朽沉积，而银不加多，是谓钱贱而银贵”。这是说，在银的绝对数量不变情况下，由于制钱数量的增多，导致钱价下跌，银价因而相对增昂，这叫做“钱贱而银贵”；相反，在制钱数量不变情况下，由白银绝对数量减少而引起的银价增值，钱价相对下跌，叫做“银贵而钱贱”。根据这种看法，他认为当时的“银贵钱贱”主要是白银外流，绝对数量的减少造成的。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道光时期人们一致认为“银贵钱贱”是由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引起的，白银数量的减少是由鸦片大量走私造成的。
诚然，鸦片大量透漏白银出境，使国内的白银绝对数量急剧减少，势必加重国内商品市场上对白银求大于供的矛盾，因而成为导致“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把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看作是“银贵钱贱”的决定性原因则是错误的。货币价值的变化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纵观晚清银钱比价和白银输入输出的变化，我们发现，白银的价值并不一定随着国内白银数量的增减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撇开人们已经公认的光绪时期国内银价跌落受到国际市场上银价大跌落的影响之外，乾隆、嘉庆时期的全国性银价上涨便是在白银大量流入情况下发生的[12]。太平天国时期的全国性银价暴跌也恰恰发生在鸦片输入量急剧增加，白银继续滔滔不绝流出情况下[13]。这些事实证明：货币价值的变化与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增减并无必然的联系，所以用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无法揭示“银贵钱贱”的真正奥秘。采用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银贵钱贱”的资料，就会发现，首先是国际市场上“洋铜”（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购入的铜斤）价格的下跌，也就是铸造制钱的主要金属材料的价格的跌落起着重要作用[14]；其次是当时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货币流通领域里出现了白银排挤制钱，向银本位过渡的趋势，社会对白银与制钱的不同需求从而影响了二者比价的变化；复次，鸦片透漏白银，使国内白银流通数量紧缩，加剧了社会原已发生的供求矛盾，间接地影响着银钱比价的变化。上述三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导致了银价上涨的幅度。所以，不能把鸦片透漏白银（也就是白银数量的减少）视为当时银贵钱贱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鸦片战争前后，人们在分析“银贵钱贱”时，大都是从货币数量出发的。他们把“物多则贱，寡则贵”视为一种法则，把“银少则贵，钱多则贱”奉为铁律[15]，不加怀疑。他们不考虑白银作为货币的内在价值，不懂得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也不考虑商品市场上供求矛盾的变化，更不了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产生贵金属排挤不太贵重金属的现象。他们的基本看法应当归属于货币学上的“货币数量说”。
二 太平天国时期银价暴跌形势下的货币数量学说
1854年，全国大部分省区的银钱比价已经上涨至2500-2600文，或2700-2800文，有的省区一度高达3000文[16]。然后发生突然变化，银钱比价大幅度暴跌，富庶的江浙地区在短短3年时间内，每两白银的价格跌至1100-1200文；湖南、湖北等省同时亦猛然跌至1400-1500文，与原来的2500-2600文相比，跌落了1000余文；其它各省亦都处在一片银价暴跌的惊呼声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结束为止。银价的这次暴跌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震动都是十分强烈的，此所谓“旦夕顿异，万姓骇然”。很多人都认为，银价暴跌是一种变化莫测的力量造成的，“非商人所能操纵，非国家所能控制”，对导致银钱比价突然变化的原因感到困惑不解。
当然，也有个别人试图揭破这次银价暴跌的谜底。1857年8月，浙江大儒李慈铭在他的国事日记中记载了当地“番钱”与制钱的比价下跌情况后，分析说：“大军（指清军）驻江南，浙省为外府，税银尽以给军，而即变价易钱于浙中，及内发帑银者亦然。又，铜钱极少，估舶多有私载铜钱出海及潜销为器物者”。于是“铜贵而金银俱贱矣”[17]。这是说，白银数量在当地相对增加和制钱流通总量的减少是这次“银贱钱贵”的基本原因。同年11月，多年潜心研究货币问题的兵部左待郎王茂荫亦上奏指出：“江浙银价向来每两换制钱二千有零，自英人收买制钱，钱即涌贵。以银易钱之数渐减至半，现在每两仅易制钱一千一百余文。兵民交困，而洋人竟据为利薮”[18]。李、王二人所提出的银价暴跌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即外国人在华收买制钱和民间潜销制钱为器，使国内制钱的绝对数量减少，从而导致钱价增昂，银价相对贬值。一言以蔽之，制钱数量的减少决定了银钱比价的变化，“钱贵而银贱”。非常明显，这也是从货币的绝对数量大小来推测货币价值变化的。
与李、王二人观点相近，冯桂花芬认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暴跌是由白银在国内绝对数量的增多引起的。他说：“咸丰五年，泰西诸国大水，桑尽仆，中华丝市骤盛，一年中卖丝到六七千万两，各货及鸦片不足抵，则运银偿之，银遂骤贱，以迄于今”[19]。这是说，由于自然灾害的原因，西方的生丝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国的生丝于是大批进入世界市场，西方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包括鸦片价值在内）不能与中国出口的生丝价值相抵，大批白银因而注入中国。白银在华绝对数量的增加，决定了它自身价值的相对下跌。事实上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推断。
五口通商时期，由于海关管理混乱，没有留下中国出口茶丝值的精确统计。现在我们知道，在太平军攻占了南京、苏州、杭州等重要丝织业城市之后，织工与业主四散逃命，数万架织机突然停歇，大量生丝不能进入织造厂，被迫抛向国外市场，生丝出口在咸丰年间突然增加，这就是冯桂芬所看到的“中华丝市骤盛”。但须注意，同一时期，鸦片走私贸易更加猖獗，西方的各种工业产品也在中国极力扩大市场，外国的输华货值（包括鸦片价值在内）也在急剧增加。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有关茶丝和鸦片的统计资料，按照当时市场价格加以推算，可以得知：约占中国出口总值90%左右的茶丝值，与占西方输华货值40%左右的鸦片值相比，在太平天国存在的16年内，只有3年的茶丝值略大于鸦片走私值。如果加上西方的输华工业品价值，可以断然否定，太平天国时期有大量白银进入中国的说法[20]。在白银并无人超的情况下，以白银绝对数量的增加来说明当时银钱比价的变化，当然是靠不住的。
至于太平天国时期制钱流通数量是否减少，笔者在《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问题》中已经作了分析，认为制钱数量并无大的变化，它不是银钱比价变化的决定因素，我们无须就事实方面在此详加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慈铭、王茂荫和冯桂芬等人，对于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问题的探索是建立在假想基础上的。他们从货币流通的现象来推猜货币数量的增减，又由货币数量的增减说明货币价值的变化。他们既没有深入研究在动乱年代货币运动的特殊规律，也没有考虑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体现的劳动量，更没有考察战争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破坏，人们对货币供求的变化。由此得出的论断必然与事实有很大的距离。
三 清末银贵形势下的货币数量观点
1865年，随着太平军、捻军以及其它各地农民斗争的失败，清朝又恢复了它对全国的统治。政治动乱局面结束，社会经济复苏，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使同治中期又出现了银价上涨的势头。尽管这次银价上涨时间较短（只有六年），上涨幅度不及1854年前，全国主要省区上涨至1800余文，比战时高400-500文，也受到了朝野人士的密切关注。不过经历了先前银价大起大落变化的人们，只是觉得“银钱交易，贵贱时殊”，不能操纵，无法解释，茫然不知所措，很少有人去认真探索这次银价上涨的原因。清朝的官员们也提不出对付的策略，只能被动地随着银价上涨的幅度，来确定征粮纳税的比率。
光绪时期，世界白银产量急剧增长，发达国家相继改行金本位，白银的用途日渐减少，大批白银被抛向国际市场，白银的价格急剧下跌。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自然遭受到猛烈冲击，货币流通领域里再度出现所谓“银贱钱贵”危机。关于这次银价的变化，当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世界白银价格下跌造成的，很少有人用货币数量观点来解释中国银钱比价的变化。
可是，到了1905年，中国货币流通领域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惊人变化，由先前的“银价日渐下跌”，一变而为“银价异常飞涨”[21]，随之而来的便是财政金融的空前混乱。几年之后，深深陷入“银贵钱贱”困窘中的爱新觉罗王朝便被政治革命的浪潮所吞没。清朝最后7年银价的上涨，就区域而言，尽管不是全国性的普遍上涨，但也波及到了经济比较发达的大部分省区；就银价上涨的幅度来看是不平衡的，江苏、江西、安徽、直隶上涨幅度最大，均由1905年前的“一千一二百文”，上涨至“二千数十文”；湖南、湖北、浙江、山东、察哈尔等处涨至“一千八九百文”；而甘肃、陕西、四川、河南等省则上涨幅度不大。银价在清末的飞速上涨像先前那样，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震动，各级官吏的政治心理上由此蒙受了严重损伤，纷纷要求辞官归里。人们在研究这次银价增昂的原因时，没有觉察到世界市场上银价暂时回升，也没有注意对外贸易的巨大差额和巨额赔款所导致的国内银根紧缩。他们在看到机制铜元数量急剧增加情况下，尽管已注意到制钱数量并无明显增加，却把“银贵钱贱”和银元相对铜元的升值归因于铜元数量的增加。几乎一致认为“银价之贵多由铜元充斥”[22]。
居于清末论坛重要地位的梁启超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梁启超接触了不少货币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几乎成为一个货币学专家，加之政治上的声名，他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看来，梁启超的货币理论亦如其他思想那样，相当驳杂不纯。关于货币的价值，他说：“盖货币价值之腾落与物价之贵贱成反比，而货币流通额之多少又与价格之腾落成反比例”[23]。这是非常典型的货币数量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他在《各省滥铸铜元小史》中分析说，铜元是祸国殃民的元凶，“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而其惨过于凶荒兵燹”；“数千万人之财产生命与国家数百年所培养之元气”都被铜元所断送。在他看来，滥发铜元是清末银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他说，铜元铸造之初，由于需求大于供给，铸造发行铜元有余利可图，各省督抚为了争夺余利纷纷向国外购置铸币机器和铜斤，“如饮狂泉，与影奔走”。“于光绪三十一年内，向外国购入铜二十五万七千担，铸成十七万万枚；明年，更购入铜七十四万九千担，铸成四十六万万余枚。于是供给远过于需要，而价值遂一落千丈矣”[24]。这是说，铜元发行量过大，导致了它的价值的下跌；铜元价格的下跌，又引起制钱价值的贬低，“钱贱而银贵”。这种观点不仅在清末相当流行，即是到了现在，有的论著仍持类似看法。
然而，认真考察一下清末铜元的发行情况，就会发现，铜元发行量尽管很大，尚未满足社会的总需求，因为在州县等较小的市镇中尚未普遍流通，它在流通过程中相对银元价值有所下跌，但还没有跌到它的金属价值实际水平之下，不存在铜元充斥问题；各省竟相购置“洋铜”并顺利发售铜元，亦说明铸造和发行铜元仍有余利可图，这在事实上证明铜元尚未满足社会对它的总需求。退一步说，即使是铜元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社会的总需求，它的多余部分也会像其他金属货币一样，会被栏蓄在货币的蓄水池中，它的价值的跌落自然是有限度的，至多贬到它的金属价值水平附近。再退一步说，铜元充斥只能影响其自身的价值，不可能导致制钱价值的变化。因为，铜元与制钱在流通过程中谁也不是谁的辅币[25]，二者的比价取决于它们的实际含铜量和社会的供求关系。确切地说，清末铜元与制钱相对于银元与银两的比价下跌是同时发生的，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银钱比价在清末波动的真实原因是，国际市场上银对金的比价短时期的相对升值，决定了中国货币流通领域里白银价格的回升，由此产生“银贵钱贱”和银元对于铜元的升值；同时，由于中国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导致了社会对白银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制钱作为交换媒介愈来愈不适应流通需要而遭到白银的排斥，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内影响了二者比价的变化；此外，对外贸易所出现的巨大差额和战争失败的巨额赔款使国内银根空前紧缩，势必加剧社会对白银的供求矛盾，也会多多少少影响银钱比价的变化。这三种因素的合力决定了白银价格的增昂和铜元、制钱价格的下跌。
清末人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正确解释货币价值的变动，众口一词地把铜元与制钱价值的下跌归因于铜元数量的增加，令人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货币学的基本训练，也不具备当代货币学的常识。不过，今天的一些论著仍然株守货币数量观点说明清末货币价值的变动，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了。
四 晚清货币数量学说批判
通过以上简单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关于货币价值由什么来决定的问题，晚清人士的回答大多停留在货币数量的观点上，以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国内货币的绝对数量，认识水平依然停留在管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更为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传统的货币数量观点至今仍对科学的研究中国货币史起着障碍作用，干扰着人们的正常思维活动。在分析晚清货币比价波动的原因时，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错误观念的纠缠。例如，在分析鸦片战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时，几乎所有论著都把白银价值的上涨归因于国内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26]。人们为了证明白银数量不足与银价上涨的关系，花费很大的气力去搜集统计鸦片走私入境数量，用鸦片透漏白银的严重程度来说明银价的上涨幅度。甚至有的人干脆用银钱比价上涨的幅度来反证白银绝对数量的减少程度[27]。很少有人从市场上“洋铜”价格的变化和国内商品市场发展需要来思考问题。这里我不是说搜集统计走私透漏白银数量资料没有多大意义[28]，而是说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和解释货币价值的变动没有多大帮助，错误的货币数量观点有可能把人们的理解力引入岐途。再如，人们在研究清末银价相对铜元、制钱升值问题时，既不注意国际市场上银价的相对回升，也不考虑中国对外贸易巨大差额和赔款造成的银荒对社会产生的压力，更不深入研究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需要，像梁启超那样，把铜元的贬值归于其数量的增加[29]，甚至把制钱的贬值也归罪于铜元，当然是不正确的。乍一看来，已经接受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训练并按照马克思的货币原理分析货币问题的人，仍然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观点，解释货币价值的波动，显得有些荒唐。但在人类生活中，一种错误的理论一旦形成传统的观念，便会顽固地干扰人类的正确思维。这正像科学启蒙思想家培根所说的那样，“现在劫持着人类理解力并在其中扎下深根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不仅围困着人们的心灵，以致真理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即使在得到门径以后，它们也还要在科学刚刚更新之际聚拢一起来搅扰我们”[30]。
今天，人们在分析金属货币问题时，既然尚未摆脱中国传统的货币数量学说的束缚，因而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做进一步分析。
前边已经说过，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是晚清社会非常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物多则贱，寡则贵”的认识基础之上。晚清货币数量学说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休谟的看法非常近似而又有所不同。休谟认为，货币的价值与商品的价格，是由货币的数量与商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决定的。货币和商品的数量发生变化，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就会涨跌。即货币数量增加，商品价格腾贵；货币数量减少，商品价格下落；商品的数量增加，价格就会下跌，货币价值昂贵；商品价格下落；商品的数量减少，价格就会上涨，货币的价值就会贬低。他还认为，货币价值和商品价格不是取决于一国货币和商品的绝对数量，而是取决于实际进入流通的货币和商品的数量，贮藏不用的货币和保存不售的货物对商品的价格和货币的价值不发生作用。针对休谟的这种观点，马克思评论指出，休谟所考察的货币价值是贵金属本身发生革命时代（即价值尺度发生革命时代）。在这个时代，随着金属货币量的增加同时发生了商品价格的提高。休谟把片面观察到的事实不加批判地变成为“一般原理”。他的错误货币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荒谬假设之上：即在进入流通过程时，货币没有价值，商品也没有价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交换，货币价值“是由它们自己的数量和商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决定的，因为这两个数量是必定相抵的”[31]。按照这种假设，贵金属在进入流通之前是没有价值的，只是在流通过程中作为商品的代表获得了一个虚拟的价值量。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休谟“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
晚清货币数量论者与休谟相比，共同存在的错误是：他们都按照货币数量的多少解释货币价值的增加和减少，而不懂得货币价值是由物化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同时社会的供求关系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都忽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首要职能，而不懂得作为货币材料的贵金属也是劳动产品，它们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他们都不真正了解货币贮藏手段的意义，而不懂得货币的贮藏会像蓄水池那样自发地调节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通过这种调节，流通中的金属货币数量不会发生过多的现象，因而不可能由此引起货币价值的跌落和商品价格的上涨。
晚清货币数量学说与休谟观点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休谟的货币数量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假设之上，即认为在进入流通过程之前，货币没有价值，商品也没有价格，然后通过流通过程，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交换。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加入流通的货币数量和商品数量。而晚清货币数量学说的理论前提是：“物多则贱，寡则贵”，即认为货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自身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这种货币学说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货币材料的多与少，贵与贱是通过劳动量的转化实现的，不懂得贵金属之所以贵，主要由于其自然蕴藏量相对稀少，人们开采时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和较多的劳动时间。
其二，休谟在研究货币价值时，不仅考虑货币的数量，而且紧密联系商品的数量。在他看来，货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国内货币的绝对数量，而是取决于加入流通的货币和商品数量。晚清货币数量论者在研究货币价值时，不是从商品价格的变化考虑货币价值的涨落，而是从两种货币的比价变化来解释货币价值的波动。不能使用足够的商品价格资料来考察货币价值，就很难判定货币价值是如何变化的，甚至在两种货币的比价发生变化时，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种货币价值变化引起的。在“银贵钱贱”时，不知道是由银贵引起钱贱，还是钱贱导致了银贵；在“银贱钱贵”形势下，通常搞不准究竟是银贱引起了钱贵，还是钱贵导致了银贱。
晚清货币数量论者还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国内货币的绝对数量。并且设想在商品市场上流通的银两与制钱之间应当存在着一个合适的固定的比例，即每1两银子可以兑换制钱1000文，超越或低于这个比例都是不正常的。银两与制钱之间比率的任何变化，都意味着其中一种或两种货币的数量发生了变化，与商品的流通量的多与少没有直接关系。假定制钱的数量增加或减少，就意味着制钱价值的下跌与增昂，相应引起银价的上涨与下落；同样，白银在国内绝对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必然导致白银自身价值的贬值与升值，由此引起制钱价值的增昂与下跌。这在当时被称为“银贵钱贱”，或“银贱钱贵”。因此，人们在寻找币值变化的原因时，要么考察铸发制钱的绝对数量增减情况，要么从白银的流入与流出中寻求答案，都是从货币的绝对数量变化思考问题。由于考察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们的努力总是徒劳的。
其三，晚清货币数量论者与休谟都不懂得货币贮藏手段的职能，不知道贮藏的货币可以自发的调节商品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不懂得多余的金属货币通过贮藏手段的调节一般不会引起贬值。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休谟认为不加入流通的货币是没有价值的（贮藏不用的货币没有价值）；而晚清货币数量论者则认为，贮藏的货币属于国内货币总量的一部分，贮藏货币数量的大小，影响着流通的供给和需求，贮藏货币是有价值的。不过，他们对货币贮藏的调节机能不甚了解，有的人还误以为货币的贮藏加剧了社会的供求矛盾，把它看成是影响货币价值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的“银贵钱贱”问题时，有的人就误认为富商大贾藏银是当时银价升值的原因。
五 余论
由上观之，关于货币的价值，晚清货币数量论者所提供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们不可能正确揭示货币价值变化的真正奥秘。颇为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古典的货币数量学说至今仍被沿袭，在许多论著中，依然采用这种错误的理论分析货币比价的波动，认为道光、咸丰时期银价上涨是由鸦片透漏白银造成的；认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暴跌是制钱数量减少和大量白银输入的双重因素造成的；认为清末银价的增昂是铜元铸发过量造成的。我们并不否认，货币数量的增减在一定条件下会对货币的价值产生一定影响，因为货币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然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就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出现供大于求或求大于供的矛盾时，金属货币的价值就会受到一定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不可能低于它的金属的实际含量水平之下，所以它对货币价值的大幅度变化不起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研究晚清货币比价时，十分重视货币数量变化对社会供求矛盾的影响，肯定鸦片透漏白银是“银贵钱贱”的重要原因之一，肯定清末“银荒”对银价上涨的影响，但明确说明，货币数量的增减对晚清银钱比价的大幅度变化不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还明确肯定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的变化对国内货币比价的波动起着决定作用，因为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的变化通常表现出生产贵金属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还密切注视着与货币运动相关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及其对货币流通的影响，把货币流通看成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并透过货币比价的变化把握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货币运动的方向。
当代一些史学家在分析晚清货币比价变动的原因时，之所以囿于传统的货币数量学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法较为陈旧，没有从史料堆中站立出来，受到了晚清人士的思想影响。由于思考问题的方法不正确，在探寻货币比价变化的原因时，无论花费多大气力，寻找到多少有关货币数量的宝贵资料，对于正确回答货币价值变化的原因都无济于事。这里我想引用科学思想史上一位哲人的话作为本篇论文的结束语。“若是使用冒测的办法，纵使尽聚古往今来的一切智者，集合并传递其劳动，在科学方面也永远不会做出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在人心里早已造成的根本错误不是靠机能的精良和后来的补救能治好的！”[32]
（文章原载：《南开史学》1989年第2期）
注释：
[1] 清朝“定制每钱千直银一两”。《皇朝掌故汇编》卷19。
[2] 苏楞额说：“近年以来，夷商贿通洋行商人，藉护夷兵盘费为名，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卷27，第3页。
[3] 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26，同治壬申（1872）注经堂重刻本。
[4] 林则徐《复邵蕙西中翰书》，《云左山房文钞》。
[5] 《黄少司寇奏疏》，《鸦片战争》第1册，第464页。
[6] 《清史稿》卷421，列传208，第12157页。
[7] 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管子·国蓄》，见《诸子集成》卷22，第261页。
[8] 魏源说：“使黄金满天下多于土，则金土易价矣”，又说，“及至汉世，金无耗减，惟恐过多则贱，矿无事于采”。《元史新编·食货志》卷87。
[9] 魏源《筹海篇四》，《海国图志》卷1，道光丁未（1847）古微堂刻本。
[10] 许楣（1797-1870）字辛木，浙江海宁人。道光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后因病回家，从事著述。
[11] 《钞币条论第一》，参见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0，第42页。
[12] 《乾嘉时期银贵钱贱问题探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3] 《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跌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4] 乾隆中期100斤“洋铜”价银十七两五钱，嘉庆时期一度跌到十二两，道光时期为十三两五钱。参见《清会典》卷218，钱法；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林则徐集》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7页。
[15]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5页。
[16] 陕西每两银可兑换3000文，河南可易2700-3000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183页。
[17] “番钱”，即西班牙银元。按每元相当于0.72两纹银推算，每两银价为1351-1385文。又因银元比银两略有升水。可以断定银价当在1300文左右。《越缦堂国事日记》第1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66页。
[18] 贾桢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7，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4页。
[19]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11，光绪二年（1876）校邠庐刻本，第30页。
[20] 《论太平天国时期银价下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21]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察哈尔都统庆勋奏应征厘改钱为银片》，《政治官报》第105号。
[2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64页。
[23] 梁启超《管子传》，《饮冰室合集》第28册，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第58页。
[24] 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21。
[25] 清政府在发行铜元之初，曾规定铜元一枚当制钱十文，但在进入流通渠道后上述规定形同虚设。在市场上铜元一枚只能兑换六文或七文制钱。
[26] “外国侵略者把杀人的鸦片运到中国抢走了中国以千万计的白银，就使中国社会愈来愈感到银荒的威胁。首先是因银子减少而引起银价高涨”。林增平《中国近代史》第27页。
[27] “从银之价格看，在道光以前每银一两易制钱1000文，道光初年每两易1200文，鸦片战前亦不过1600文。至咸丰时银价则更高，且成全国普遍的现象。此种现象要即证明现银的缺少”。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版，第51页。
[28] 利用精确的鸦片走私统计资料，谴责英美鸦片贩子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破坏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是十分有力的，同样可以说明中国禁烟行动是正义的。
[29] 魏建猷在分析铜元价值下跌时说：“无限制的增铸，这是第一个重大因素”。《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38页；石毓符也说：“铜元无限制的铸发是产生各种严重问题的直接原因”。《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30] [英]）培根著，许宝騤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986年第2次印刷本，第18页。
[3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4页。
[32] [英]）培根著，许宝騤译《新工具》，第15页。
